新中国田野考古范式的确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20 人民日报 孙庆伟 参加讨论
二 田野考古培训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如何发掘古代遗址，二是如何编写发掘报告。这两项工作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辉县发掘报告》的出版，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在一定时间内尽快出版考古报告的先河，这一条在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被不断地重申、强调，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惯例和硬要求。 发掘团中负责指导的三位老师都有各自的发掘经历。夏鼐自不必多说，郭宝钧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却是“老殷墟”，早在1928年，他即以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参加了史语所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从此与考古结缘。殷墟之外，他还参加了史语所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并以河南古迹研究会名义主持了濬县辛村卫国墓地、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墓葬发掘方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苏秉琦先生1934年夏自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当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可以说，夏、郭、苏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准。 三位指导老师有明确的分工：夏鼐全面负责发掘，并辅导几位年轻人的田野工作实践；郭宝钧参与指导并做实际田野工作，同时负责与地方交涉；苏秉琦负责业务管理，掌管墓葬钻探情况，负责墓葬的编号和分配，以及向考古所写工作汇报等行政事务。上述分工，既与他们三人的工作经历和业务专长密切相关，也是中国考古学当时所处阶段的必然结果。 考古报告的编写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核心环节。辉县发掘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报告只有两本——梁思永主持编写的《城子崖》和苏秉琦独立完成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部发掘报告的质量，主要有两点决定性因素：一是田野发掘的水平，二是报告编写的体例。《城子崖》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斗鸡台遗址是北平研究院田野发掘的第一站，在1934年至1937年间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受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方法了，但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所揭示的相关内容来看，当时的发掘水平无疑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如对墓葬的描述都比较简单，很多墓葬缺少平面图，更无剖面图。但由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是由苏秉琦一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所以他结合发掘材料的实际情况而独创了一套不同于《城子崖》的报告编写体例，特别是他为解决墓葬的年代和分期问题而撰写的附录——“瓦鬲的研究”，更是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研究的先河。 从1950年冬到1952年春，发掘团先后在辉县的五个地点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结束后不久，梁思永和夏鼐即开始筹划《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报告编写由梁思永主持，他亲自拟定体例，与夏鼐商量后再交由发掘团成员分头撰写。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工作作风的培养也是田野考古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期间，夏鼐自己负责发掘难度最大的战国车马坑。当时已经是隆冬季节，车马坑被冻成了冰土块，夏鼐每天利用炭火盆慢慢地消融冰块，再一点一点地剔出车的残痕，一边清理，一边记录和绘图，双手冻肿也不管不顾。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夏鼐不仅将车马坑完整地清理出来，而且在发掘结束后不久，就根据发掘记录将车子复原出来。这种专注的敬业精神和以身示范的榜样力量对几位年轻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并由此塑造了中国考古人不怕吃苦、严谨踏实、乐于奉献的基本品格。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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