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展与趋势：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专题讨论）(4)
http://www.newdu.com 2025/02/11 01:02:33 《河北学刊》 李俊领 参加讨论
六、社会文化史研究 社会文化史是新兴交叉学科，虽然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但目前在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上仍面临需要突破的瓶颈。李长莉回顾了25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科走过的历程，将其分成“兴起奠基期”、“发展兴盛期”、“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她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关注民间社会等学术贡献，同时该学科也存在着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等局限，并建议研究者关注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等论题[30]。梁景和、武婵回顾了2010-2014年间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认为该学科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但也存在一些明显局限，比如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对接不够，学术研究重镇过少以及资料搜集整理与典范研究专著的阙如[31]。左玉河指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必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成为史学新观念与新方法的重要增长点，但这一学科要取得突破性成就，还需要形成一套规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方法[32]。吕文浩认为，对于世纪之交传入国内的西方新文化史，国内学者除一部分青年学者热情接受以外，绝大多数学者对其采取了选择性吸收的态度，即排斥其后现代意识而接受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完善自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促进了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33]。对于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朱浒在讨论清嘉庆年间成书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时指出，要准确把握该书的历史定位和存在价值，必须深入挖掘其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在脉络。这不仅是践行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必要路径，而且有助于反思以往文献认知方式的不足[34]。 七、透视与反思 2015年大陆学术界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丰富，展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但也存在着一些尚有待克服的问题。其一，对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仍明显滞后，未见相对集中的探讨、争鸣及深度思考。其二，历史叙事与问题意识的贫乏。诸如1919年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等问题的以叙事见长的文章为数不多。像历史叙事的贫乏一样，问题意识的贫乏很令人担忧。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为研究者如何在当下“接地气”，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脉络中寻求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学术依据与历史智慧。 未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需要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上积极探索新的增长点。为此，以下问题理应引起进一步关注： 其一，鼓起理论建构的勇气，增强抽象思考的底气。社会史研究理论的建构，不仅要从史学理论本身出发，更要从历史理论出发，从历史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高度，尝试创造新的历史“宏大叙事”与诠释体系。有学者倡言，“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上来，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变革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做”[35]。就社会史研究而言，可以考虑将“日常生活方式演进”提升为兼顾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历史分析工具或某种“中层理论”，以此作为探索本土化理论的一个突破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赵世瑜将“社会史”视为是新的史学范式的主张[36](P438—468) 其二，社会史的研究实践既要进行跨学科的交流，还要与政治史进行对话。十年前已有学者就此问题作过深度解析[37]，而今重提此点，缘于近年来相当多的论著并未沿着这一学术理路进行综合性的精深探讨，仍旧停留在浮光掠影式的浅层研究水准上。一些新入门的社会史研究者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史的联系。社会史与政治史对话，不是将自己化作政治史的延伸或附庸，而是深度拓展自身研究视野与解释能力。前面提到的卜正民对抗战时期江南五城底层民众生活的研究，就是将政治史与社会史融为一体的研究案例。仅仅在已有的社会史研究模式中就事论事，无疑是故步自封。 其三，微观史将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生长点。微观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走向田野，走进历史现场，融入现实中的民众生活环境，努力去发掘形式和载体更为丰富的“无意识”史料。此外，研究者需要在铺陈细节的微观叙事中，呈现出具体历史场景中的鲜活的个体生命，达到“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研究水准，以此弥补过度社会科学化对历史学造成的缺憾。 当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虽然已经成果累累，数量可观，但在深度和理论性方面还有待大的提升。未来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上均大有可为，只要学术界同人认准方向，持续开拓，必将会收获更丰富、更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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