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胜：史学研究应重视理论探索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33 爱思想 刘大胜 参加讨论
在当今学界，有一种忽视理论的倾向，尤其是在一些强调考证的领域、专业、方向表现得更为严重。学界需要对此倾向有足够的重视和清晰的认知，因为这不但与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平相关，也与整个学界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相关。 理论是学术研究的智慧结晶 判定学术研究有很多标准，其中一个标准是是否达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即是否提出一套原创的理论、假说、体系。知识的生产和智慧的生成前后递进，也存在根本的不同。智慧来源于具体的知识，超越具体的领域、专业和专题，可以体现为一种理论。 理论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遵循知识生产和智慧生成的规律。学术研究首先从具体的学科、领域、专业入手，选择具体的专题，阅读相关和相近学术专著及论文，不但读出真意，更要读出深意和新意，发现以往研究的核心缺失。 以往研究的终点将是个人研究的起点，开始个人理论的创建之路，然后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经过严谨的论证，完成一部或几部研究论著及多篇学术论文。中间经过多次的理论探索，甚至多次推翻个人的研究所得，逐渐提出个人全新的理论建构。最终由学术成果上升为一个全新命题或一个全新概念，所以说理论是学术研究的自然结果，也是体现一个学人学术水平的标志之一。 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同样符合这个学术生成的规律。马克思早年学术生涯中，也经历了一个批判他人学术、突破他人理论进而成就个人体系的过程。1841年，他以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完成初步的学术积累，进入学术研究和智慧创造的殿堂。 接下来的几年，马克思陆续完成几部手稿，出版部分文稿，其中部分内容与恩格斯合写，学术体系逐渐建立、完善和成熟。马克思走过了一段智慧的探索之路，具有理论的深刻性和指导性。此后他的研究均是围绕这个理论体系展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修正。由此可见，原创、深刻、成体系的理论建构是学术研究自然发展的结果。 理论对具体研究有指导意义 学术研究包括现象层面和本相层面。现象指具体的研究事物，本相指具体研究事物具有的共同特征。现象层面是本相层面探讨的基础，本相层面是现象层面的超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如果学术研究仅停留在现象层面，无法上升到本相层面，研究水平和研究境界始终在低端徘徊；本相层面也需要现象层面的支撑，如果本相层面没有现象层面的坚实基础，任何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一种理论从学科内部产生，必然对学科内具体的专业、领域、专题产生影响。无论这种理论是主流还是支流，均对学科发展产生影响。经过学界认可的核心理论还会影响学科很长时间，成为学派产生的学术根源，一代或者几代学人传承下去。凝练为一个全新命题的理论体系是对现象世界的超越，必然影响其他学科。 比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师徒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一直是日本史学研究最重要的范式之一。无论是东京学派还是京都学派，均承认“唐宋变革论”的合理性，只是对于具体的分期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已经超越历史学科，因为唐宋之间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单一学科，各个学科的研究范畴均有这一特征。这种理论建构对日本学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对整个东亚和欧美学界的中国史研究提供借鉴。 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理论都有其学术价值，会在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中被反复探讨，成为历代学人汲取智慧的源泉。比如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和近代哲学兴起初期的笛卡尔和培根等人，他们的理论已经不再是后世学术界的主流理论，后世学人却无法绕开这些人类智慧的高峰。 如果否定理论的指导意义，具体的学术研究将成为断线的珠子，散落一地，无法拾掇。最近史学界探讨学术研究产生中的碎片化问题，直接与理论的重视与否、理论有何价值相关。具体现象层面的研究有具体价值，这一点没有争议；包括史学在内的具体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一点也基本没有争议。现在学界普遍讨论的碎片化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 理论能够提升研究的思辨性 思辨本身是一种能力，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能够提升一部分。如果想得到根本的提高，还是要阅读理论书籍。运用某种理论实现学术研究，不但提高对理论本身的领悟力，也可以实现具体研究论证的合理性。所以，多读理论书籍、多研究理论生成的模式、多注重学科内和外科外的理论探索，有助于提升学术研究的思辨水平。 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过程中，很多学人通过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述，提升了个人的理论素养和思辨水平，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争得了话语权。郭沫若的甲骨文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起步很晚，取得的成就却让学界为之惊诧。虽然具体的观点不一定的认同，但是理论的建构和逻辑的思辨让人无法否定其价值。郭沫若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有一套理论上的建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学术实践相结合，严密的论证中带有极强的思辨性。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遴选第一届院士时，郭沫若荣膺院士殊荣，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对于理论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很多学科的研究者从事具体的研究，缺乏一定的思辨，也缺乏宏观论述的能力，微观和宏观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结合。思辨性恰恰是区分学者水平境界的重要方面。现在的很多论文更像资料的堆积，缺少思辨性，一部分源自作者缺乏思辨能力。 学者对具体的微观研究着墨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理论的学习，从而造成学术研究像冷冰冰的积木搭建，缺乏内在的生机和活力。论证过程较短，依靠大量的材料填充，但繁复的材料不能替代逻辑的思辨，因为材料的排比和递进终究不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逻辑本身是递进式而且带有思辨性。 有学者认为，微观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具体人物、时间、过程、影响的考证，不需要宏观思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多么微观的学术研究，都要放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进行探讨，具体的时空背景如何在具体的学科发展史中呈现，就需要宏观思维。宏观本身不但是一种思维，更是一种视野、一种理念、一种方法。宏观和微观需要逻辑进行连接，从微观到宏观或者从宏观到微观，都是层层推进，进而实现现象层面和本相层面的转化。 没有原创，就没有理论建构；没有理论建构，学术研究就没有灵魂。没有材料支撑和史实支撑的论证，确实不是科学研究。但驾驭不了材料，迷失在材料的汪洋大海之中，沉浸于具体事物的繁复论证，抓住了一根稻草就好像掌握了真理的一束光芒，体现不了学术研究本身的尊严、价值与意义。中国学者需要增强理论探索的兴趣，了解他人理论进而创造理论，才是实现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