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史学遗产与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59 爱思想 瞿林东 参加讨论
2007年12月，由龚书铎教授和我共同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凡3册，604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历经13个年头的编纂工作后，终于面世了。我作为主编之一，惴惴不安地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是因为这项费时费力的工程终于完成了。所谓“惴惴不安”，是因为它总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此种心情是常常都会产生的。 这里，我讲几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清理史学遗产的重大意义 1961年，白寿彝先生发表《谈史学遗产》一文，指出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据我的肤浅理解，作者提出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作者受到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诸多领域的整理工作的启示。他指出： 建国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1] 作者的这一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整理工作的密切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对史学遗产之重要性的自觉意识以及开展史学遗产整理工作的迫切要求。 第二，是作者对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有深入的和全面的思考。对此，他提出了三点认识。一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作者从西周的“有册有典”讲到清代的“历史书狱”，说明“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2]。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强调历史观对历史著作的重要，同时又指出对历史观进行阶级分析时又是一个复杂的工作，这种辩证地看待历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态度，确乎难能可贵。二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作者列举了这样几条规律：“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是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3]。对于这几条规律，作者都略做举例予以说明。大凡承认任何事物都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者都知道，探讨并阐述某一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研究工作中最为艰难的事情。近五十年前，作者提出的这几条规律，以至于还可能存在的其他规律，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一定深度的和有说服力的研究论著问世。写到这里，笔者本人甚觉汗颜。三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4]。作者认为，不论是做个案研究、综合研究，还是做比较研究，都会起到这种作用。作者举《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较，举《史通》和《文史通义》的一些篇目所讨论的问题，用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看，作者对史学遗产问题，确有深刻的和系统的考虑，其中许多见解在今天仍值得有关研究者的重视。 第三，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这也是作者提出史学遗产问题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白寿彝先生这样写道：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段话是针对着文学艺术遗产说的。从对待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来说，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应该认真地学习、体会。[5] 从作者的这段引文和说明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关于开展史学遗产研究的问题，正是作者在上述理论指导下所做的关于学科发展的前瞻性思考。诚如作者所说：“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6]作者好像是一个辛勤的园丁，把史学遗产中的一些珍贵品比作一个个“花圃”，分析它们的性质，描绘它们的状况，指出研究它们的路径和方法，洋溢着自豪之情和充满信心的前瞻。 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应当强调的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家第一次明确地、有系统地提出研究史学遗产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卓越见识；另一方面也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以及此后史学界开展史学史研究大讨论的学术环境使然。对于新中国的学术史上这绚丽的一页，我们这些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后学、后进们，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阅读它，去感悟它的历史价值。 1981年，整整20年的历史沧桑，丝毫没有消解白寿彝先生的“史学遗产情结”，他在这一年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然而，言犹未尽，1982年夏天，再次发表一篇此类文章。[7]作者广泛而深入地阐述了历史观点方面的遗产及其现代价值，历史文献的分类、剖析和利用，史书编著的体裁、体例及综合运用，史书文字表述的艺术性传统及当前与今后发展趋势等。谈论间，作者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容而风趣，比之于20年前的《谈史学遗产》一文，更显得雍容大度、平实自信。 历史已经证明，关于史学遗产的研究，确已到了适逢其时的时候了。从1980年至今，平均每年都有一两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8]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文献整理工程《中华大典》的启动，随着《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立项，又为史学遗产的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二、史学遗产与历史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有关历史学的理论著作大量涌进国门，这对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即在一些史学工作者中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甚至用西方近代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来反衬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的苍白。笔者对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曾撰文予以批评。[9]当然，产生这种误解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些同行在这方面还缺乏应有的自觉和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世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些已注意到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的发掘和阐释，而这种趋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立项，用通常的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我们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体例把有关的文献钩稽出来并加以梳理，成为学科建设中的便于参考、使用的一部大型类书？显然，“竭泽而渔”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退一步说，即便能够做到，似也无此必要。唐人刘知幾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10]，何况我们也实在难以做到“博闻”。因此，我们的方法，只能是以所知的部分而连类列举，推及所未知的部分。当然，采用这种方法，一是要对已知的部分做整体上的梳理，列出纲目，制定体例；二是要有一个具备一定知识基础和学术素养的研究群体。学术前辈的开拓性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发，而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以及历届的博士研究生，正是这样一个学术群体。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包含三个分册：历史理论分册，史学理论分册和史学史分册。按照《中华大典》编纂体例的要求，这三个分册也被称为三个“总部”，它们的内容和编纂各以自身的特点，构成全书的整体风貌。 这里，先说史学遗产与历史学的理论问题。我们认为，史学遗产所包含的历史学的理论遗产，大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人们对客观历史认识的见解和理论，一是关于人们对史学本身认识的见解和理论。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11]一般说来，人们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并不十分注意到它们的这种联系和区别，但是当我们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则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这种联系和区别。 我们对历史理论分册（即历史理论总部）的“提要”做了这样的说明：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史学遗产中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进程之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论述，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这是关于断限、内容及资料来源之总的说明。“提要”进一步写道： 本总部包含论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时势、论华夷、论国家、论正统、论分封、论兴亡、论鉴戒、论风俗、论人物等12个部。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对当代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研究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其中，天人、古今自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地理、时势、兴亡、鉴戒，涉及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追求，国家、正统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华夷之论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紧密联系，重视风俗移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和标准亦历来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有其内在的联系。[12] 这里提出了12个方面的问题，至于说“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因为这都是从史学遗产的积累中概括出来的。 譬如，至晚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天人关系、古今关系，便成为历代史家一再关注的基本问题；《史记》中的《河渠书》《平准书》涉及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自《汉书·地理志》以下，直至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有许多评论地理条件与生产资源、社会经济、户口多寡、水利事业、战略攻守等精辟论断；从司马迁说时势到王夫之论势与理， 历代史家多有探讨历史环境与人的活动的关系及其内在之理；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华夷之辨的争论，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华夷”观念的变化，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不同的“正闰”之说到不同的“正统”之论，反映了历代史学家、政治家关于某些朝代之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在其深层的含义上则是中国历史之连续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历代正史的志，直接间接地反映了史学家对国家职能的认识，其志序则是这种认识的集中反映，而杜佑的《通典》，兼记制度和议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国家论”巨著；贯穿于西周至明代的分封之制，尽管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却引发了历代史学家、政治家的不穷的辩难，直到明清之际顾炎武作《郡县论》，才对此种辩难画上一个句号；风俗既是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反映，又是一方水土、人情、风习、信仰和传统的五彩缤纷的画卷；至于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故，治国安邦之鉴戒，历史人物之评价，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始终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既不乏巨制而又鸿篇累累，其议论之可采者，在在多有，其中自亦闪烁着理论的光辉。 为什么说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 这里说的特点，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有其发展中的不同之处，从而造成了理论上着重点的差异，如论华夷、论分封、论正统等。因为各国的史学家、政治家各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存在，因而他们提出的问题，虽有相同的地方，但也必有相异的地方，从而形成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也包括思想家、政治家，一般说来，都有“未尝离事而言理”[13]的风格和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历代正史的史论中，也表现在《通典》《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巨著中，还表现在《读通鉴论》《宋论》这样的史论专书中。章学诚总结出来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生成状态、表现形式，确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例如，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论》，有事略，有评论，采用问答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帝王论”专书。又如，对于《贞观政要》这部书，我们把它看作唐太宗君臣论政之书，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作者吴兢的视角去看待这部书，尤其是从他所设计的40个标目来看，它何尝不是一部“贞观之治论”或“治国论”呢。再如，对于《唐鉴》这部书，强调以唐为鉴的思想，但从作者范祖禹一面列举唐代重要史事、一面加以评论的撰述形式来看，这也可以被看作继贾谊《过秦论》、曹冏《六代论》、朱敬则《十代兴亡论》之后的一部“唐代兴亡论”著作。这些实例表明，中国史学家“未尝离事而言理”实可被视为一个特点，甚至也可被视为一个优点，即注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发空论，表述平实而便于理解，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突出的风格。 当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具有另外一些重要特点。例如，探讨问题的广泛性和连续性，这同中华文明之连续性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探讨的问题多以人事为中心，这同先秦时期轻“天命”重“人事”思想的发展、同司马迁《史记》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有密切的联系，等等。 中国古代史学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撰写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理论著作？这要对有关的史家和史著做具体分析，而经世致用当是他们的共同主旨。这里，我们不妨举王夫之在读了《资治通鉴》后，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论”为例，做一说明。他这样写道：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14] 这是王夫之说明他之所以“有论”的几个方面，以及他对于“论”中所含之“道”的价值的认识。读史者“有论”如此，著史者亦当有类似的思想认识。而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这种认识及其丰富的历史理论遗产，确有深入反省和研究的必要。如果此言不诬，那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的历史理论分册，或许可以提供研究上的一点参考。 三、史学遗产与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还涉及另一个理论领域问题，即史学理论。对此，该分册的提要是这样说明的：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门学问的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与撰述，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本总部包含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四个部，有广泛的涵盖面。其中，史学功用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史家修养，反映了中国史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思想、道德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修养和学风建设多有借鉴之处。史学方法，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桥梁之一，而关于批评之标准与方法则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气度、见识与风采。[15] 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史学的认识，最初当始于对史书教育作用的认识。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史书的教育作用，可以被看作中国历史上较早关于通过史书进行历史教育的言论。[16]楚国史官左史倚相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辅佐楚国国君，被时人称为楚国之“宝”，是指史学在治国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有关史学社会功能的记载。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胆识而称赞他为“古之良史”[17]，这是涉及史家修养的较早记载。其后，《左传》作者称颂《春秋》，说是“非圣人，谁能修之”[18]，具有同样的性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则展示了这两位史学家在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上的多方面创造。唐人刘知幾《史通》一书的面世，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批评这一领域已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史学理论分册正是循着中国史学的这一发展轨迹进行编纂的。 史学理论分册的4个部类之下，又都划分为若干小类，以囊括每个部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以史学功用部为例，它包含了史学与畜德、史学与彰往察来、史学与惩劝、史学与资治、史学与经世、史学与历史这6个类别，其中不免有所交叉，但基本含义是可以界定的。这里，我就“史学与历史”这一小类讲一点认识。一般说来，人们都很重视对历史的认识，因为从历史中可以得到知识、借鉴、智慧等。但是，人们可曾想过，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怎样才能认识它呢？这是非常简单而又极易被忽略的问题。其实，人们认识历史，主要是通过阅读史书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工具或主要途径。这个简单的道理提示我们：对历史有真诚态度的人们，应当对史学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价值有恰当的认识。在这方面，先贤留给后人许多真知灼见，都是值得重视的。举例来说，“通古今”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得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的起点。自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作为撰写《史记》的主旨之一以后，历代史家都对此十分重视。宋人郑樵对作史当有“会通之旨”[19]再三致意，虽有偏激之嫌，而其深意不可忽视。清代史家王鸣盛就“通古今”的重要，引唐人韩愈诗并发表议论说：“韩昌黎诗：‘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欲通古今，赖有字，亦赖有史，故字不可不识，史不可不读。”[20]“通古今”对深入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清代史家王夫之结合《资治通鉴》的内容以及他读《资治通鉴》所发表的议论，这样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1] 从古代的价值观、人生观来说，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即以今天的认识来说，所谓“国是”“民情”“边防”以及怎样做人等问题，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进而认识现实的重要性，是其他任何学问所不可替代的。 史学理论分册的“史家修养部”包含直书、曲笔、书法、史才三长、史德、史法、史意、信史、良史9个小类；“史学方法部”包含文献、采撰、史体、史例、叙事、考证、论赞、经与史、文与史9个小类；“史学批评部”包含史学批评标准、史学批评方法两个小类，连同上述史学功用部的6个小类，史学理论总部共有26个小类，大致上覆盖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问题。我们是否应当有这样的自信，即对于其中每一小类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做综合的研究，都可以写成内容充实、洋洋洒洒的理论文章。 四、史学遗产与史学史 中国古代史学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对于史学的认识，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史学遗产的悠久的历史积累本身，即展示了它自身发展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学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史学史分册，即“史学史总部”的提要是这样表述的：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及丰硕的史学成果，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本总部包含史学通览、先秦史学、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等三十六个部。其中，史学通览反映了中国史学悠久的历史和恢弘的气象，先秦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产生的过程，其余各部涉及史书的性质、体裁等诸多方面，历代皇朝关于修史的认识、政策、措施和制度，历史教育以及诸多史学家的生平及其著述活动，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意识。[22] 这里说的36个部，除文中提到的6个部以外，还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训诰、方略、传记、谱牒、方志、民族史、地理书、边疆史地、域外史地、历史蒙求、杂史、笔记、学术史、史论、史注、史考、史表、史官、史馆、史钞、类书、目录、史评、史家传记这30个部。各部之内不再划分小类，而是分别以事目按时代先后编次，使之各从一个方面反映史学史的进程。其中，“先秦史学部”是一个例外，因为在史学产生的早期阶段，难得做细致的分类，我们根据有体例而不拘于体例的原则和前人关于“六经皆史”的见解，则以具体的史书标目，以显示这一时期史学的面貌。这些史书是《周易》《诗经》《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礼》《礼记》《竹书纪年》《世本》《国语》《战国策》《山海经》。这种灵活地看待和运用体例的方法，得到不少同行的认同。 其实，《史学史总部》的开篇《史学通览部》也是一个变通之例。按全书的体例，它应名曰“综论”。但考虑到“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以“综论”标目，似难以表明历代史家论史学中所贯穿的“通”的意蕴，故以“史学通览”标目。根据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史学通览部”之下， 列举了如下事目：汉班固论说前代史学，南朝刘勰纵论史学，唐高祖论修前代史，唐太宗论史之为用，唐初史臣论史官职责，唐刘知幾论历代史学，唐刘知幾论史书流变，唐刘知幾论历代史馆之制，宋朱熹论读史，宋郑樵论史书之会通与断代，元马端临论文献之史，明胡应麟评历代史书，明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清王夫之论论史读史，清章学诚论史德，清龚自珍论史职之尊等。这些事目及其相关内容，一方面反映了历代史家、学人关于史学的论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所论说的不同侧面，故能于纵通之中彰显史学的丰富内涵。当然，对浩瀚的史学遗产来说，这里说的“史学通览”只是前者的一个缩影罢了，这是专业工作者所能理解的。 《史学史总部》的“史家传记部”收录自先秦至清末约340位史学家的传记。这里也存在两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一是怎样确定“史学家”的身份，二是跨越朝代更迭的史学家之朝代归属问题。我们的做法是视其与史学之关系的程度来定其身份，视其史学活动主要发生于何时来定其归属。同时我们深信，还有一些史学家没有被收入“史家传记部”，一来是有些史学家没有留下传记；二来是我们的阅读范围有限，自也会遗漏一些史学家的传记。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际数字当超出我们所收录的范围，自无疑义。 《史学史总部》的其他33个部，所列事目及相关文献，都有确切年代作为依据，充分显示出作“史学史”之“史”的准确性。在这方面，参与编纂者费力甚多，为的是尽可能揭示史学遗产中那些有确切年代可考的珍贵事实。仅从这一部分来看，我们可以自豪地认为，这是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所仅见的奇观。这里，仅举“实录部”为例，从首条“唐房玄龄等修成高祖太宗《实录》（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到末条“《穆宗毅皇帝实录》撰成（清光绪五年，1879年）”，1200多年间，历经唐、辽、宋、金、元、明、清诸朝，关于“实录”的修撰未曾中断。中国古代史学之发达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于此可见一斑。 应当提出的是，关于《史学史总部》这种编年记事的方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翼骧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此，并先后出版了3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23]，这为我们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编纂的范围，丰富了编纂的内容。由于有关文献资料的浩繁，涉及事项头绪众多，我们采取了以类相从、分列事目、按年编次的方法，以便于编次和查阅。同时，这更加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当然，《史学史总部》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即因受到以类相从、分列事目、按年编次的体例上的限制，致使史学史上有些重要的人、事、著作因年代失载而无法收录编次。[24]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常常因此深以为憾。 五、余论 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比较起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缩影，遗漏和缺陷是在所难免的。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中国史学关于自身在理论方面和发展历程方面，对于已有遗产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因而在学术上自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里，我想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第一，关于学科建设。记得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大学本科历史系，学习中国古代史时，有《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1～8册）作为参考，授课教师有时就直接引用，以期说明某一历史问题。学习中国近代史，也有《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上下册）作为参考。同学们有了这样的参考资料，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就来得具体一些、深刻一些。近年来好像大家都不太关注参考资料的重要性了。其实，在学科建设中，指导思想是重要的，学科理论是重要的，而本学科的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纂、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这一历史学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是新时期伊始设立的学科，故学科建设面临许多新问题，可以说任重道远。 我们知道，不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史学史，都离不开历史文献，而研究史学史在这方面显得更突出一些。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老一辈的学者提出了一些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史学史专书，间或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见解，对学科建设具有指导的意义。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作为《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的主编，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的封面上，明确地标明它是“关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这很突出地反映了历史文献对于史学史学科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地位。正如他在《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迷失了研究的方向，并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正为的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那是很不合适的。我们老一辈的历史家，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学有一定的修养。但是，如果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他的成就是很有局限的。反过来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理解，而不下功夫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历史文献学工作，建立起来科学的历史文献学，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任务。[25] 这里说的理论指导和文献资料的关系，是史学工作者都应当遵循的原则。中国史学史研究同样“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和出版，是为史学史研究者做了一件文献资料积累的工作，也是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建设做了一件基础性的工作。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自始至终都把编纂《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工作，既看作是国家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予以高度重视；同时，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学术前辈们提出的中国史学发展方向，他们并为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时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提出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从自身治学的经历和治学的特点提出这一共同认识的。 以治中国社会史、思想史著称的侯外庐，他治学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这是他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里所表明的。他这样写道：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例如，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因了个人能力和水平所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也存在着缺点。[26] 一位享有盛誉的学界前辈，在他晚年的时候，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做出这样的总结，自有其震撼人心、启迪心智的力量。侯外庐不论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即一般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中国的历史文献，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同时，读了侯外庐所写的这段话，使人不禁想起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表示要把此书作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续篇”看待。这一比喻或许并不十分恰当，但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旨趣和追求，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见，郭、侯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在思想上的相通，是多么的密切。 这里还要说到尹达从考古学和史学史的研究出发，也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民族特点的问题。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这样说过：“今天，在我们祖国历史文献和出土材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写出高水平的中国《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27]前文所引用的他关于“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实质也是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写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著作，这也正是尹达“心向往之”的事业。 1983年，白寿彝在一所大学发表了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就历史资料的二重性问题、史学遗产的主要内容及其继承问题、借鉴外国史学的问题、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问题、历史理论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以及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等，做了分析和阐述[28]，其主旨也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又彰显中国史学的特点。 不论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还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同一个含义。这一含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标签”，而是研究问题、研究历史的指南；一是表明中国史学不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脚，而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资料。所谓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这一指南和资料的有机结合，使它既有普遍性的品格，又有自身的特点。这样的史学，不仅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还应当在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之下的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显示出自身的风格和气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产物，是和20世纪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此，人们都有明确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讲到关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尹达先生和白寿彝先生都强调史学传统和史学遗产问题。依我的理解，这是表明要把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史学遗产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资源。 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史学传统和史学遗产在继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人们只有重视这种作用，才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以史学理论为例，早在孔子时代就提出了“良史”的标准；至晚在战国时期史学上就产生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9]的原则；两汉之际，史学家和思想家就把“善序事理”[30]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之一；8世纪初，更有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问世，等等。这些传统和遗产在当今的史学发展中，还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近年来史学界受西方学人的影响，研究“叙事学”或历史叙事者蜂起。而这种研究，如果不是在细察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如果对文与直、文与质的关系、文与义的关系、事与核的关系、事与约的关系、繁与简的关系、晦与明的关系等，没有比较全面的和深入的认识，只是在“理论”上去呼应外国学者的观点和说法，是不可能彰显出中国史学在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的固有特色的。如果不区别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而泛泛地讨论“叙事学”，那就脱离中国史学传统更远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和外国学人平等对话的基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在分类汇集相关文献方面，对史学界同行在思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事业中，或许可以提供一点文献资料方面的参考。 第三，关于锻炼和培养人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在编纂的全过程中，先后有一些本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参与工作，这对锻炼与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有多方面的益处。一是有益于培养他们在对待文献资料上的严谨的学风；二是有益于提高他们把握有关文献资料精髓的能力，尽可能准确地从文献资料中提炼出确切的主题；三是有益于陶冶他们在学术群体活动中的和谐协作的精神，凡参与这一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大多反映称，他们在科研能力和学术底蕴上有所提高、有所丰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对于《中华大典》这一浩大学术工程来说，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对于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来说，是执行国家使命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执行学术前辈遗言的一个方面。尽管我们尽心尽力地来从事这一工作，并得到了史学界的一些师友的帮助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些资深编辑的支持，但限于我们自身的学术水平和某些客观条件，其中不足之处以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1]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4]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4页。 [5]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6]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6页。 [7] 这五篇文章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再谈历史文献学》，分别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2、3、4期及1982年第3期。以上，并见《史学遗产六讲》。 [8] 参见瞿林东：《新发展 新成就 新境界——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见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7～299页。 [9] 参见瞿林东：《历史地看待历史》，载《人民日报》1987年8月24日。 [10]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7页。 [11] 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12] 龚书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4]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4～2555页。 [15] 龚书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6] 参见《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529页。 [17]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8] 《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19]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2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七“通古今”，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94页。 [2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4页。 [22] 龚书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3] 杨翼骧所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第1册（1987年）、第2册（1994年）、第3册（1996年），均系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24] 有些年代失载的人、事、著作，可以采用考证的方法加以确认，但本书的体例亦限制这种做法。 [25]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26]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9页。 [27] 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 [28]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7～321页。 [29] 《春秋穀梁传》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以下引“十三经”未注明其他版本者，均据此。 [30]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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