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光、段红云
【内容摘要】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致力于学术研究。在他1920年前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民族史研究论文中，对民族史研究的目的与任务、理论与概念、对象与内容等都做了阐述，对早期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基本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性的中国民族史学的学科思想，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
【关 键 词】梁启超；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王文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段红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著述，并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史界革命”，对近代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文体的革新、史学研究的发展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史学研究而言，针对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梁启超先生从1899年开始发表民族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到辛亥革命为止，属于他前期的民族史研究。这期间，梁启超先生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1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2年）、《新史学》（1902年）、《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1902年）、《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年）等论文以及若干中外人物的传记。这一时期，梁先生对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①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先生批判传统的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②的弊端，将进化论的观点引入史学研究，运用进化史观看待客观的历史、解释撰述历史，并对“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一些观点和言论今天看来虽不乏偏激或错误之处，但对于民族史学由传统政治史的附庸向独立完整的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等方面具有首倡之功。
辛亥革命以后，经过护法运动、护国运动，梁启超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致力于学术研究，是为其民族史研究的后期。这一时期梁先生的历史研究论著主要有《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历史统计学》（1922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3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中国文化史》（1927年）等论著。其中《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对前期民族史研究的相关概念、民族的来源、民族的分类和民族间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修正和进一步的论述，并对民族史研究的对象、基本任务、研究内容、学科名称及特点都做了规定和阐述，已经有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合理的结构，基本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性的中国民族史学学科思想，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本文主要以《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为基础，重点讨论梁启超先生后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一
在民族及相关概念问题上，梁启超先生仍以民族概念为中心，对种族、国民、民族意识做了深入分析。在其前期的民族史研究中，民族的概念常用“人种”、“部族”、“人群”、“种族”等含义不太确定的词语来表达，如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用“人种”一词表达“民族”之义，而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则“民族”与“种族”又相互混用。但在他后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已经完全不同，较为准确地使用和区别民族及其相关概念。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③主要研究了与民族概念相关的问题：第一，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是从骨骼及其他生理上的区别作为标志，一个种族中可以包含无数民族。第二，民族与国民不同，国民是法学研究的对象，共同居住在一个国家之中，以国籍作为区别国民的标志，同一民族的人可能是两个国家的国民，反之则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的民族。
与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的认识不同，梁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认为，尽管血缘、语言、信仰是构成民族的重要条件，但还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要素，最重要的是民族意识：“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④对于什么是民族意识，梁先生有这样的形象比喻：“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例如“‘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一遇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⑤这一学术观点至今仍在学术界得到公认。
梁先生不但强调民族意识构成民族的重要性，还进一步深入论述民族意识的产生过程，即最早是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中，在相互的刺激与反应之中，心理交流越来越多，发明了共同使用的语言、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⑥由于民族意识是整个民族共同体长时间共同发展形成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其核心就是具有民族意识，在与他族的交往中“自觉为我”。
在讨论了民族的概念及相关问题后，梁先生开始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问题。
首先，梁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或者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本不是问题，而欧洲人则认为中国民族从西方来，并且众说纷纭，有中亚细亚说、美索不达米亚说、新疆说、外蒙古说、马来半岛说、印度说、埃及说、美洲大陆说等等。对上述各说，梁先生明确表示：“吾以为在现有的资料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中国古籍所记述，既毫不能得外来之痕迹，若摭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并且还针对中国民族广泛使用玉，以麟、凤、龙为灵物等事实进行论述：“外来说之较有力者，则因有数种为此地稀乏之物，我先民习用而乐道之，例如玉为古代通宝，而除于阗外，此土竟无产玉之区；麟、凤、龙号称三灵，而其物皆中亚细亚以西所有。然此等事实，认为古代我族对西方交通频繁之证，差足言之成理，经指彼为我之所出，恐终涉武断也。”⑦
既然中国民族非西来或外来，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对此，梁先生以当时最新的科学结论作为论据，认为“据近年地质学者发掘之结果，则长城以北，冰期已有人迹；即河南中原之地，亦新发现石器时代之遗骨及陶器多具，则此地已有住民，最少亦经五万年，若不能举出反证，以证实此骨非吾族远祖所遗，则不能不承认吾族之宅斯土，已在五万年以上”。⑧这样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其次，梁先生对中国民族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来看，唐、虞、夏、商、周、秦、汉都共同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似乎中国民族内部只有一个纯粹的血统，但梁先生认为《史记》所载前后矛盾，使人难以相信，“且如商、周之诗，颂其祖德，曰：‘天命之鸟，降而生商。’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使二代果为帝喾之胤，诗人何至数典而忘。乃反侈陈种种神秘，以启后世‘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怪论？”梁先生抓住《诗经》中关于初民产生的记载，来反证《史记•五帝本纪》中认为夏商周同一始祖的不可信。其论证相当有力，使人信服，即认为夏、商、周是三个存在于不同空间的三个民族。虽然古代最初的情况难以考证，但最初的人群，彼此之间没有所谓的系属关系，“盖黄河流域一片大地，处处皆适于耕牧，邃古人稀，尽可各专一壑，耦俱无猜，故夏、商、周各有其兴起之根据地”。因此，夏、商、周是同时并存的三个民族，先后分别建立夏朝、商朝、周朝，他们所统辖的民族也不止一个，“诸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在‘群后’中戴一‘元后’，遂以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⑨
再次，梁先生在对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神话传说时代的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都分布在黄河下游，但有史时代的尧、舜、禹却呈现分布上的一个逆向态势，即从山东、河南、山西向陕西发展。对这一现象，梁先生从地理环境变迁来探讨民族发展中的迁徙问题：“吾确信高等文化之发育，必须在较温腴而交通便利之地，黄河下游为我文化最初枢核，殆无可疑，尧、舜、禹之移居高原，其唯一理由，恐是洪水泛滥之结果。”⑩不管梁先生的推论是否准确，但他能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多维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这本身对后学就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二
梁启超先生后期的民族史研究已经具有十分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即在讨论了民族及相关概念，在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问题之后，在前期对民族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从古代与现代的学术视野对古今民族进行分类，讨论民族的源流及分布问题。
梁先生首先从现代民族识别的角度把境内民族分为六大类：“中华族（即汉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同时，他认识到民族的源流关系不是简单的事，存在着多源多流、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等情况，指出：“若一一寻其历史上之渊源，则各族所自出及其相互之关系，殆复杂不易理，即如我中华族（此处指汉族——引者），本已由无数之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11)从现代的角度对民族进行分类之后，梁先生对中华族（即汉族）以外的五个民族有更为详细的说明。
蒙古族，有广义蒙古族和狭义蒙古族，广义的蒙古族指历史上出现过的山戎、乌桓、鲜卑、吐谷浑、奚、契丹、室韦、鞑靼等，(12)显然这是指东胡系统的民族；狭义的蒙古族专指建立蒙古帝国和元朝（含北元）的蒙古族。前者仍然是指古代民族，后者则指现代民族。
突厥族，从梁先生的叙述来看，突厥族似乎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突厥是从古代民族的角度来看的，主要是“史籍上所谓獯鬻族、玁狁、匈奴、柔然、铁勒、回纥、葛逻禄、乃蛮、黠戛斯等，皆属此族。此族自远古后期至近古中期约二千年间，为祸甚剧，但未尝一度入主中夏”；而从狭义的、现代民族角度看，突厥族则是“大部分今居于中亚细亚及欧洲东部，其小部分则明清以来号为回回，散居新疆与甘肃、云南之一部”。(13)当然，这儿的“回回”并不单指回族，当还包括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其他民族。
东胡族，梁先生认为东胡族与广义的蒙古族有些重合，甚至是融合“广义的东胡族，如前文所说，实可谓为蒙古族所自出，与现在之蒙古族分子混化甚多”。而狭义的东胡族“专指古来居于今东三省及朝鲜半岛者，史籍中之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高句丽、渤海、女真等属之。最近满洲入主中国，可谓为此族之全盛”。(14)
氐羌，广义氐羌指汉代的月氏、唐代的吐蕃、宋代的西夏、元代的乌斯藏、明代的西番，这些都是古代民族；狭义的氐羌族专指云南的罗罗、川西的土番。
蛮越族，梁先生所指的蛮越族几乎包括了中国南方的所有古代民族，以及现代的苗瑶语民族和壮侗语民族。连他自己都认为“此族极复杂，三代之苗蛮濮，汉之南越、瓯越、爨、僰，唐之六诏等，皆属之。此族在今贵州、云南、广西一带，犹存苗及摆夷等名，以示别于吾族；其在境外者，则安南（苗）、罗（摆夷）其胤胄也”。(15)从现代研究的结论看，蛮越族至少包括了蛮族群和百越族群，而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一个民族。
在对中国民族进行区别的同时，梁先生还以春秋时期的民族为着眼点，将先秦时期的民族分为八个组：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群貊组。这八个组与他从现代角度进行分类出来的六组相对照，其内在联系为：现代的中华族与古代的诸夏组和东夷组有关；现代的蒙古族与群狄组有关；突厥族与群狄组有关；现代的东胡族与群貊组有关；现代的氐羌族和古代的氐羌组一脉相承；现代的蛮越族和荆吴组、苗蛮组、百越组有关。
此外，梁先生还对先秦时期古代民族八个组的分布进行了论述：
诸夏组民族以河南、山东为根据地，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的大部分地区也是诸夏民族的分布区；荆吴组民族以湖北、江苏、安徽为根据地；东夷组民族（包含夷、岛夷、徐夷等）分布在山东半岛，安徽、江苏的淮河流域；苗蛮组民族（包含苗族、黎族、南蛮、卢蛮、濮人等）分布在湖南、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百越组民族（包含东越、瓯越、闽越、南越等）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氐羌组民族（包含巴、庸、蜀、骊戎、阴戎）分布在四川、甘肃、河南、山东；群狄组民族（匈奴之前身）分布在山西、直隶；群貊组民族（东胡之前身，又名山戎、北戎）分布在辽东、河北。(16)
今天看来，梁先生对民族分布区的研究，似乎不算什么创新，但在当时却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因为将古代民族的分布区用现代的政区来一一对应解释，有利于对古今民族的发展变化做对照性研究。
三
如果说对民族从古代和现代角度进行分类是梁先生的开创性研究，那么梁先生后期民族史研究中更重大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古代八个组的民族逐一进行民族分化与融合的研究，从而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最基本的学科内容。
1.诸夏组民族的分化与发展。梁先生认为在神话传说时代就开始的文化接触，给尧、舜、禹时代诸夏民族意识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当夏、商、周王朝建立后，诸夏迎来了一个民族大发展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夏族开始大量融合吸收秦、楚、吴、越等民族，分布区也由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四方扩展。在文化特征上，诸夏族已经与其他民族产生清晰的文化边界，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具体有三点：第一，发型差异，与西北民族被发、东南民族断发、西南民族编发和锥髻相比较，诸夏族是冠笄民族。第二，语言差异，“似各组中多复音语系，与诸夏之单纯用单音语者不同也”。第三，诸夏族尊天敬祖，有一神教的色彩，而其他民族则信仰多神。(17)
2.东夷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东夷在古代文献中支系众多，故有“九夷”说，在春秋时期最大的群体有莱夷、淮夷、徐戎。对他们的分布与发展，梁先生第一次做了系统研究。
莱夷分布在山东半岛，对他们的来源，梁先生认为：“不知其所自来。以情理度之，或自海外漂流而至。”(18)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思路。从西周开始，华夏就与莱夷有关系，如齐太公初封营丘，莱夷来和他争地，后来齐国的名相管仲也是莱夷之后。正因为与齐鲁文化频繁接触，在战国时莱夷融入华夏族。
淮夷最早见于《禹贡》，其与华夏族的往来较多，但多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进行，《尚书•费誓》、《诗经•江汉》、《诗经•常武》记载了周穆王、周宣王时淮夷与华夏族的斗争。徐戎在昭公十三年被吴国所灭。至于原因，梁先生认为：“徐戎强于淮、莱，而衰亡亦较速者，殆以逼近诸夏，不如边远者之能苟延也。”(19)
对于东夷族，梁先生还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华夏族之所以没有从黄河中下游南下进入长江下游，主要是由于淮夷、徐戎挡住了华夏族的南下之路，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所以如此者，或缘淮域一带，湿量过重，夏期酷热，非古代诸夏所克堪，惟土著之民习焉，而其人又悍不易驯，故江、河两带之联属久衍其期也”。(20)即是由地理环境和东夷的民族性格所决定。第二，东夷融于华夏族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是秦始皇并六国之后，把当地民众纳入编户，故“自汉以后，此一带无复夷之名也”。(21)
3.荆吴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荆吴组民族实际上指的是春秋时楚国的楚族和吴国的吴族，二者虽同是长江流域的民族，但前者在长江中游，后者在长江下游，并非同族。不知梁先生为何将之列为一组。对于楚族的融合情况，梁先生认为楚人在西周时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在对华夏的众多军事行动中最后融入华夏。吴族从其先祖泰伯到西周晚期是独立发展的，但春秋战国以后便沿着与华夏或友好交往、或矛盾斗争的历史轨迹，最后在战国晚期融入华夏族。
4.苗蛮组的分化与融合。梁先生所说的苗蛮组民族主要是中国西南、东南民族。他们与华夏族自古就有交往，内部又有苗、摆夷等。梁先生的上述观点与今天学术界的认识有所不同，今日学术界认为上述各族只是同样属于汉藏语族的民族，而分别为汉藏语族之下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的民族。对于上述民族的起源，梁先生有一个大胆的推测：“此族来自何地，无可考，惟现在尚有安南、暹逻、缅甸三国，代表彼族之三派，而皆在南服，或者彼族竟来自马来群岛。”(22)虽说不可考，但目前部分学者确实认为中国南方民族中有来自马来群岛民族的成分。
至于苗和蛮，梁先生认为苗族的先民即远古的三苗，首领为黄帝讨伐的蚩尤，这个民族群体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徙过程：“经累代放逐之后，其族愈窜愈南。”(23)蛮则是中国南方的另一个民族群体，百濮为其中之一。在梁先生八个组的民族之中，苗蛮组中的一部分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但也有许多融合到汉民族之中，其融入汉民族的途径有几条：第一，与汉民族发生矛盾冲突，进入汉族分布区“留而不归，后遂散为齐民”。第二，汉族进入苗蛮族分布区，后成为首领，“抚有其众，因率以内附”。第三，被汉族掠入汉族分布区为奴婢，“渐滋殖成偏氓”。如历史上的“僰僮”、“僚奴”。第四，在被汉族武力征服的过程中，被强迫同化。(24)因此，中国南方汉民族之中，包含有大量的苗蛮组的血缘。
5.百越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对于百越的发展情况，梁先生有一个观点，认为“从人种上观察，百越与群蛮，可云同系”。(25)故有的学者将苗与越合为一族，这种观点的考察基准是百越民族与苗蛮民族同是南方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上有一些类似性，故如此言。但实际上苗与越并非同源民族，因为百越系各支共祖夏少康，而苗蛮则共祖蚩尤。
百越组民族内部又分为越、瓯越、闽越、南越、山越，这是对从春秋到三国时百越组民族分化与融合的一种动态认识，这些民族都是同源异流的民族。越分布在以今浙江为中心的地区，因建立过越国而得名；瓯越、闽越、南越则因在秦汉时曾积极参与当时的各种政治斗争而人们认识；山越则是百越各支大都融入汉族后，退入山区的部分，故称为山越。以上至今都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对于各支的情况，梁先生仍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越人历史上的文化特征是断发文身，与华夏有明显的文化界线，其在战国后期融入华夏。瓯越与闽越到汉代时发生巨大变化，一部分被汉武帝强制性迁到江、淮间融入汉族，留在当地的大部分也融入汉族，故对于福建的汉族，梁先生认为“含有极诡异之成分”，(26)这为汉民族多元合源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对于南越，梁先生认为南越是广东在汉代的名称，其民族是摆夷，而广东汉族是华夏与摆夷的混血。这一认识与今学术界的看法颇有出入，因为南越不光是地名，还是民族名和民族政权名；民族名不叫摆夷，而是和摆夷具有同源共祖的南越族。山越是三国时才出现的，梁先生疑其与中国境内的小矮人有关，实际上这是分布在山区的越人，南北朝以后融入汉族。
6.氐羌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梁先生对氐羌组民族的分类较为细致，一些观点与现在的结论差别较大，如认为氐羌民族中杂有苗蛮等。此外对于氐羌民族与现代藏缅语民族的源流关系，梁先生也没有提及。但他认为氐羌内部“种类繁多，其同化于诸夏之年代，亦先后悬绝”。这是较为客观且准确的。除了从微观上对氐羌组民族分别分析外，梁先生还从宏观上对氐羌组民族的发展做了归纳，指出氐羌组民族曾建立过四个大国：“一曰汉时之月氏……本居敦煌，为匈奴所迫西徙，度葱岭，曾征服中亚细亚及印度……二曰六朝时之吐谷浑，国主虽为鲜卑人，其统部皆氐羌族，唐时灭于吐蕃，其地即今青海也。三曰唐时之吐蕃……四曰宋时之西夏。”(27)梁先生上述观点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7.群狄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在群狄组民族中，梁先生又细分为匈奴、东胡、杂胡、其他诸异族四大类，每类下边还有众多具体的民族，涉及了整个广义上中国北方的古今民族，因此可以将这一部分内容作为整个中国北方民族发展的纲要性论述，对研究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源流发展史、民族关系史、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意义重大。
匈奴是梁先生论述最多的一个北方民族，他认为匈奴与华夏族交往时间最早，对华夏族的冲击最大，古代文献中的玁狁、鬼方、昆夷、犬戎指的都是匈奴。到了汉代，由于匈奴与汉族多以矛盾斗争的形式来表达民族关系，所以匈奴也处在分化与融合之中，南匈奴大部分融入汉族，北匈奴则在公元88年“为窦宪所攘，越阿尔泰山北遁，开西方民族大迁徙之局”。(28)
东胡是汉初与匈奴并存的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较为复杂。梁先生认为“纵观二千年史迹，外族与我族（按：指汉族）之关系，以东胡最频繁，其苦我也最剧，其同化于我亦最晚……东胡民族，全部变为中华民族之成分”。(29)其内部又分为汉以前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渤海及女真、满洲。汉以前的东胡，被华夏称为北狄，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华夏有众多的交往，燕昭王时被击破，始居塞外。
乌桓，汉代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退保乌桓山的东胡称为乌桓，曹魏时开始融入汉族，但梁先生认为《旧唐书》中的室韦是乌桓后裔。(30)
鲜卑也是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退居鲜卑山的部分，内部又有拓跋氏、宇文氏、慕容氏等，并分别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绝大部分融入汉族。所以，梁先生说：“盖中世诸夏民族之化合，鲜卑人实加入诸成分中之最重要者。”(31)
梁先生认为没有进入中原的东胡分化为库莫奚、契丹等民族。唐安史之乱，大量借用契丹士兵平乱，契丹由此强大并在五代建立辽朝。辽朝灭亡后，契丹消亡，但梁先生没有对契丹的去向做出交代。
对于杂胡的解释，梁先生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胡以匈奴族之自称得名。因此凡塞北诸族，皆被以胡号。其在最初，与匈奴对峙者，惟古代之山戎，故盟曰东胡。匈奴奚徙之后，复有与彼类似之族出现，其族大率抚有匈奴之旧部，而与匈奴不同系，我族因统名之曰杂胡。诸史所谓杂胡，除蒙古外，大抵皆突厥民族，与匈奴同干别支者也。其主要者曰柔然、曰突厥、曰回纥。”(32)在这段论述中，梁先生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胡”是匈奴的自称，所以凡是塞北与匈奴有亲缘关系的民族都泛称为“胡”，因而分布在匈奴之东的民族群体也就称为“东胡”；第二，与匈奴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民族群体被汉族统称为杂胡；第三，蒙古族也属于杂胡之中的民族，与柔然、突厥、回纥同为杂胡中的四大民族。
梁先生认为属于杂胡的四个民族群体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民族是突厥和蒙古，前者进入中亚，定居于小亚细亚，占领东罗马故都君士坦丁堡，形成了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民族；后者曾“据中国为中心，以武力统一欧、亚两洲，建设空前绝后之大帝国……故其帝国瓦解后，仍保持其民族性，居漠南北故地，至今为中华民国五族之一焉”。(33)
8.其他诸异族。梁先生所说的其他诸异族主要指汉代分布在今新疆伊犁河两岸的乌孙、分布在葱岭的塞种，以及唐以后的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34)虽然梁先生没有对这些民族进行深入论证，但他从世界民族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民族的学术视野给后学以很大启示。
以上是梁启超先生对几组古代民族分化与融合情况的论述，但不知何故没有谈到群貊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情况。
四
在对中国所有民族分化与融合的历史发展做了条分缕析后，梁先生从学科的学理角度，以汉民族作为民族融合考察的基点，对中国民族的融合过程、融合方式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关于民族融合的综合理论研究。
历史上当两个及以上的民族由于相互接近、相互影响而最终成为一个民族，这种现象被称为民族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的特征而融入其他民族中，这个过程是民族同化的过程。民族同化又可分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梁先生根据中国民族分化与融合的过程特点，将中国民族的同化过程分为三类：
属于自然同化的有：各少数民族以平等的方式和汉族接触、交流，渐渐融入汉族；汉族在军事上、政治上战胜少数民族后，“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渐渐同化（于汉族）”；汉族以经济上的优势，到少数民族地区经营，因此产生民族同化。
属于强迫同化的有：“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支配之，感化之，使其逐渐同化”；汉民族凭借“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的范围内，使我族同化力得占优势，向其地发展……秦徙民万家于蜀，发谪戍五十五万人开五岭之类是”。
属于特例的情况：“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进而融合于汉族；海外居民“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35)
正是由于不断的同化与融合，中华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并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精力所耗虽甚多，然根柢亦因之加厚”。(36)对汉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历史原因，梁先生有如下的分析：
其一，从地理上看，汉民族发源于大平原地区，“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难于别成风气”。(37)实际上应该将梁先生的这一观点理解为农耕的稳定性在民族融合中凝聚力很强，所以进入农耕区的民族才会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此外，当时中国地广人稀，能够让各民族有迁徙移动的空间，这也在客观上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其二，从文化上看，由于汉族具有象形特点的汉字，所以语言各异的少数民族便借用汉字作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下，渐形成一本科分裂之大民族”。此外，在汉民族文化观念中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所以“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而表现出汉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的尊重……同化自能奏效”。(38)当然，汉民族宗教观念中同姓不婚的原则也使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产生民族融合。
其三，从政治上看，北方强大的民族进入汉民族农耕文化区，“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39)而中原汉民族数次南渡，也使南方民族发生融合。而从经济上看，汉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也对民族融合产生作用。
在对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民族的融合过程、融合方式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梁启超先生认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40)
结语
综上所述，梁启超后期淡出政界潜心学术之后，经过对西方史学思想体系和社会状况的进一步了解，对其前期所倡导的进化史观、治史目的、治史方法以及史学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对前期的一些观点、理论重新进行了阐述和界定。
对于梁启超先生民族史研究的这一转变，史学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梁先生放弃前期进化史观、回归传统史学，是清算西洋思想，提倡中国文化，转向复古主义；(41)也有人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是由政治家转而为学者的梁启超在史学方面做了更为全面系统梳理和研究的结果。他积极吸收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且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42)对于前、后期史学研究思想的变化，梁启超先生在其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已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真正做学问的人，晚年与早年不同。从前错的，现在改了；从前没有的，现在有了。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得长进。”(43)其后期民族史研究的变化，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本身，还是对民族史学科的发展，都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肯定。
梁启超后期对民族史的研究，对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及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等方面有了新的思考和更加深入的论述。其中虽然在对民族分类及古今民族的发展演变等方面存在不够准确之处，但其对民族基本概念的阐释，对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整体把握和一些精辟的论述，对于今天的民族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梁先生所开创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理论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为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成书的几部《中国民族史》不仅将梁启超的相关论著列为参考书目，在基本理论体系、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也基本延续了梁先生民族史研究的体系和内涵。可以说，梁启超对于促进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研究的转变，以及民族史学科作为一门具有完整体系和内涵的独立学科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4-1635页。
②《饮冰室文集》，第1629-1630页。
③《饮冰室文集》，第3211-3231页。
④⑤《饮冰室文集》，第3211页。
⑥《饮冰室文集》，第3212页。
⑦《饮冰室文集》，第3212页。
⑧⑩《饮冰室文集》，第3213页。
⑨《饮冰室文集》，第3212-3213页。
(11)(13)(14)《饮冰室文集》，第3214页。
(12)参见《饮冰室文集》，第3214页。
(15)《饮冰室文集》，第3215页。
(16)参见《饮冰室文集》，第3216页。
(17)参见《饮冰室文集》，第3216-3217页。
(18)《饮冰室文集》，第3217页。
(19)《饮冰室文集》，第3218页。
(20)(21)《饮冰室文集》，第3218页。
(22)(23)(24)《饮冰室文集》，第3219页。
(25)《饮冰室文集》，第3220页。
(26)《饮冰室文集》，第3220页。
(27)《饮冰室文集》，第3223页。
(28)《饮冰室文集》，第3225页。
(29)《饮冰室文集》，第3227页。
(30)参见《饮冰室文集》，第3226页。
(31)《饮冰室文集》，第3226页。
(32)《饮冰室文集》，第3227页。
(33)《饮冰室文集》，第3229页。
(34)参见《饮冰室文集》，第3229页。
(35)(37)(38)(39)(40)《饮冰室文集》，第3230页。
(36)《饮冰室文集》，第3215页。
(41)参见［日］神谷正男：《梁启超的历史学》，《历史学研究》1942年12月。
(42)参见张越：《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河北学刊》2001年第6期。
(4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23页。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栏目编辑：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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