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知和解决民族问题必须拥有足够的情怀，这种情怀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意味着尊重、包容和坦诚。因为民族情感是各个民族都最为在意的内容，它可以转化为赤诚的“歃血为盟”，也可以表现为义愤的势不两立。煽动民族情绪、助燃民族仇恨是古今中外民族冲突必不可少的环节，而释怀执手、以诚相待也是化解嫌隙实现民族和谐的既有经验。
研究民族问题、认知民族政策应该拥有两种情怀。一种是对民众的情怀，一种是对相关民族以及民族成员的情怀。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研究民族问题、进而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但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词汇，或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由多个民族成分组成的国民集合体，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民众。进行研究和辩论不应简单地举起国家主义的旗帜，而要将国家化身为所有国民的利益和福祉，少数民族当然利在其中。因为，在抽象的“国家”和“国家主义”的词汇背后往往隐藏着主流民族做主的潜意识。评价一项民族政策，不能简单地从政策预期开始，而是要从了解这项政策受益民族的实际情况开始，从了解这项政策所发挥出的实际成效开始，这样才会理解民族政策的初衷、效果与价值。只关注政策预期无疑会夸大政策执行的实际效应；只关注政策附着的经济利益成分无疑会缩小政策的综合效应（包括增进各民族互助、亲和的情感效应）。一位长期援藏的干部曾经说过：“从事民族工作如果不带着诚挚的感情，其整个过程就会是冰冷而生硬的，其工作对于促进民族关系发展也是收效甚微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研究。
对待认知差异应怀拥包容与尊重的情怀。由于人们在视角、经历、学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观点不同、意见相左实属正常。而学者由于具有深刻的专业洞察力和主题敏感性，因而其言论能够在社会上发挥较大的影响，甚至成为舆情的引领者和民意的代表。面对学术争论，有的人会退而去思考、去阅读、去调研、去佐证，会对争论的问题越来越清楚。有的人则会进而附应，并通过跟帖、表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支持意见，由此，学术界的争议就会向实务部门和整个社会扩散，进而会形成政策修正、执行的顾虑和压力。从一个角度讲，学术争议体现着学术民主和言论自由，但刻意聚力于争论的观点往往会厚己薄人，主观上可能扩大自己的正确性，而忽视对方观点的合理成分。因而，在学术争论中应秉持包容与尊重的情怀，争论是为了解决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学术影响考量。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很长的时期，由于东、中部的人们缺乏民族接触和民族交往体验，加之认为民族问题过于敏感，因而猛然接触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难免会出现一定的主观认知偏差，并急于从专家、学者的争论中寻找答案。包容地看待争论以及争论向社会的扩展，就会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尊重不同的争论主体人格，理解认知差异缘由，就会客观地看待认知差异，就有可能找到共识的空间。
做到情怀至上还需要换位思考，分享角色体验。在过去的时段里，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学者主体是少数民族学者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学者，而随着民族因素的日益全社会化，更多的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民族问题。由于不同学者的民族身份和学科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视角就会不同，会出现不同的侧重。一般来看，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会更多地从民族的视角看社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民族的效应；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则会更多地从社会的视角看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弱化民族的效应。因而为了实现学术理解和共识，就需要一定的换位思考和角色体验分享。为了适应民族工作的全社会化趋势，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学者要进一步扩大专业涉猎，拓宽认知和研究视角；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要关注社会问题中的民族因素，并获取一定的民族常识和民族理论储备。
笔者之所以将情怀至上视为相关研究者应予秉承的原则，是出于对民族认同的解读。从本质上说，民族认同是一种情感认同。有位学者这样总结：民族认同说透了，就是一种感情，这就像我爱我的母亲，并不是因为我的母亲比别人的母亲更漂亮、更有钱、更聪明、更能干，而就是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能够向别人介绍说我的母亲多么伟大，但不能让别人也来认她为母。 我们都爱我们自己的母亲和我们的民族，但也要理解别人的母爱感受和别人的民族情感。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根基在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定势，它必须得到承认、尊重。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个民族的内部认同总是时而强，时而弱，但其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当民族外部关系友好时，民族内部认同就会趋弱，民族的边界就会打开，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就会增多。
责任编辑：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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