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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岁飞虎队老兵戴自瑾逝世 戴自瑾生前自述一生抗战经历(2)


    一心只为抗战——一个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飞行员的自述
    我叫戴自瑾,1916年2月27日(阴历)生于上海,父亲开了几家杂货店,家里虽不算富贵,却也丰衣足食。1936年5月,我在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肄业,1937年5月,经朋友介绍,我到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科做实习生,有心钻研电影洗印技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只有21岁的我,血气方刚,再也不安心工作,一心想报效祖国,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人。那时,国内只有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我来不及与父母联系(我是独子),便前往,录取后到山西运城民族革命大学分校上课,课程有民族运动和军事两部分。
    当时的教育长是李公朴,任教的有丁玲等共产党人。当年12月,日本人打倒临汾,局势混乱,学校宣布解散。李公仆去了西安,我随即跟赴,但到了那儿一看,无所作为,我只得返回汉口。
    约在1938年一二月间,我在报上看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收飞行员,便去报了名。通过体检和笔试,我被录取为该校第十三期学员。当时,空校要求入伍生必须在陆军军官学校(即黄浦军校)学习半年。
    
    5月,我赴广西柳州陆军分校报到,年底学业结束,本应回空校开始进行飞行训练,但因日军频频轰炸柳州航空分校和昆明总校,致使九至十二期的学员无法正常训练和结业。我虽心里万分焦急,却也无奈,只得随队转至昆明陆军第五分校继续学习。
    直至1939年底(共在陆军学校呆了一年半),我们才从黄浦军校陆军十六期步科班毕业。全体学生被授予准尉军衔,转至昆明航空总校待命。
    终于,在1940年二三月间,我们在云南的云南驿正式开始接受初级飞行训练,接着,又于1941年初,赴云南沾益进行中级飞行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一再遭到日军的轰炸,只得辗转于沾益、四川宜宾和昆明,坚持训练。直至1942年初,我们的中级飞行训练才告结束。
    那时,我们的飞行是聘请美国教官(志愿者)和中国教官进行严格的考核,而最终的考核决定权在美国教官手中。
    我们这一批(十三期)学员,当初入伍时共180多人,都是18—23岁,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是航校历届学员学历最高的,有来自清华、北大、重大、浙大和齐鲁大学、南京体院,以及上海的大学生,最低文化程度也是高中生。可是,当陆军学业结束,回航校再体检,就被刷下了40多人;当初级飞行训练结束,又淘汰了50%,最后剩下70多人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尚未参战,但已有《中美租界法案》出台,即美国可租界飞机给中国,并接受中国飞行员赴美训练。那时,中国已有两批学员前往受训。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1942年5月,几经辗转,我作为第三批学员,终于在印度的孟买,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因太平洋有日、德潜艇不时袭击,极不安全,故我们的船绕道印度洋、好望角,转南美洲。经过40多天的航程,我们终于在1942年6月抵达美国亚利桑纳州凤凰城威廉姆斯机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飞行准备工作,我们又在雷鸟机场、土生机场分别重新进行初级和中级各两个月的飞行训练。接着,1943年3月,我终于毕业了,被授予空军准尉飞行员(见习官)。我选择了参加双发动机的高级飞行训练,因为当时我听说我们可能会飞P38战斗机(双发动机,是当时最好的飞机)。但是,我被分配飞轰炸机,另有一部分学员飞驱逐机。
    此时我们仍不能立即参战,又到墨西哥州接收B-25轰炸机飞行训练。一个月后,再到克罗拉多州进行“专门”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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