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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觉寺旧影


    关于真觉寺(五塔寺)兴建的缘起,文献中没有明确而详尽的记载,现在最常见的说法是——明永乐初年(1403—1424),尼泊尔高僧室利沙(也称为板的达、五明板的达,哈里麻、葛哩麻)来到北京,向明成祖进献了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图纸,明成祖与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遂封其为大国师,授予金印,并亲自选址,为他在西关外二里的长河北岸建造驻锡之地,赐名真觉寺,并下诏为金佛建塔。至明成化九年(1473)金刚宝座塔建成。
    清乾隆二十六年,在真觉寺为皇太后祝寿,盛况空前,成为该寺的最鼎盛时期。现在还有描绘当时盛况的《釐延千梵》图传世,从图上可看到真觉寺当年数重院落的全貌。
    
    乾隆为给其母做寿曾两次重修真觉寺。清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第一次重修真觉寺,重修后为避雍正帝胤禛之讳,改名为“正觉寺”。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为皇太后七十大寿祝寿,将真觉寺作为祈福的主要场所之一,进行了全面修葺,将所有殿顶改用黄琉璃瓦,并改名“大正觉寺”。祝寿时,上千名喇嘛被请来真觉寺念经,同时吹奏长筒短角,一时鼓饶齐鸣,经声如潮,各国使臣都进贡了寿礼,顶戴花翎的大臣们奔波在殿前塔后,盛况空前。当时热闹繁华的场景都被绘制在《厘延千梵》中的《胪欢绘景》彩画之中,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标志着真觉寺作为皇家寺院的威严气势,同时也展现出了真觉寺最鼎盛时期的景况,堪称当时等级最高的寺院。
    
    但是,到了清末,真觉寺建筑毁于一场大火,只有金刚宝座塔和它前面的两棵古老的银杏树保留下来。
    对于真觉寺全盛时的状况,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绘画来了解了。
    此后,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用影像记录下中国的山川大地,城市建筑,社会风情,使我们能够得以看到清末以来中国大地上发发生的变化。通过他们的照片,了解真觉寺在近现代的历史状况。
    
    这是1900年,德国人恩斯特·柏石曼拍摄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选自《中国建筑与景观》摄影集。
    
    这张同样是恩斯特·柏石曼于1900年拍摄的金刚宝座塔,不过换了一个角度。
    
    1901年,真觉寺金刚宝座东北面,选自穆默( 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摄影日記》。
    阿尔方斯·冯·穆默(Alfons vonMumm)是庚子时期德国驻华大使,这位侵略者在华一年多时间,拍摄了大量记录中国地理风俗和反映中国近代史的照片。
    
    1905~1910,,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面及塔侧的银杏树。 [(法)菲尔曼·拉里贝
    
    191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利塔西面 [(日)山本讃七郎]。
    
    191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舍利塔东面 [(日)山本讃七郎]。
    
    191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东南面 [(日)山本讃七郎]。
    
    192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面。
    
    1924~1927,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北面。[(美)西德尼·甘博 Sidney D. Gamble] 。
    
    同上,拍摄的是金刚宝座塔西侧面。
    
    同上。
    
    193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东南面。(日)山本赞七郎拍摄。
    
    1933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可以看到塔下石雕须弥座前排列的香炉。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真15
    1933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细部。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Hedda]。可以看到,原先塔檐和金刚宝座檐角悬挂的梵铃还在。
    
    同上,从这张照片可看到塔上的细节。塔上的浮雕,塔檐的梵铃历历在目。
    
    1946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侧面。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1946年,真觉寺迆东,农事实验场(现北京动物园)北墙外长河北沿。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He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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