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6岁的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之一。他积极投身党的活动，遭法国政府追捕，于1926年1月从巴黎转移到柏林，又从柏林、波兰抵达红色之都莫斯科，先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和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
在苏联莫斯科的一年多，邓小平经历了许多人和事，感受深刻的，无疑是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纪律，此外，他担任党小组长，是同为中共党员蒋经国的直接领导。
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按照中共旅欧支部决定，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17人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苏联，火车于1月17日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车站迎接邓小平一行，并把他们带到苦行广场（今天的普希金广场）那儿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月17日那天是周日，但学校派专人值班，并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为了保密，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新来中国学生起好了俄国名字。起名字时比较随意，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是233。邓小平的叔父、中共党员邓绍圣则取名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学校给学员分配了宿舍。
中共和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俄文名叫拉斐尔，即叶青，先于邓小平两个月来到莫斯科。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小平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就在邓小平到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党的军事化管理纪律，1月19日任卓宣给所有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志办理了重新加入中共组织的登记手续。
同学们被分成几十个小组，每组4-5个人。党支部每周开1-2次大会。每次会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四个小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兴奋、热烈。苏联风格的会议大部分内容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相互交织的，不留情面的“思想斗争”，互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形成了开会时不留情面、面红耳赤的“思想斗争”之“激烈”状态。党支部书记任卓宣全盘接受了苏联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铁的纪律和行事风格，并内化于心。他笃信自己的这一做法。他认为，“我们的方式是符合列宁关于党的自我批评原则的……所有大学生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强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情调。”
尽管他与邓小平在法国相识，革命友谊深厚，个人交情也不薄，但任卓宣还是马上拉下脸来，公事公办，要对邓小平进行“思想改造”。到莫斯科一周后，邓小平按照党组织要求，在党支部大会上做了严厉的自我批评。邓小平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他同时向党支部递交了书面声明：“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
来到中山大学
中共莫斯科支部总部并不在东方大学，设在另一所大学，即坐落于沃尔洪卡街16号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简称“中山大学”）。
邓小平、邓绍圣和傅钟等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只停留了不长的时间。期间，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共党员派到这所“中国”大学更为适合。邓小平等人在东方大学还没来得及熟悉和适应环境，校长格利高力・伊萨克维奇・布莱托就已经把他们的档案全部转交给了中山大学校长卡尔・别加尔多维奇・拉狄克。
1926年1月29日，邓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他的学号还是233，俄文名也保留为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中山大学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邓小平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邓小平除了紧张地学习俄语外，主修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课程。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
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学习方法是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
如果说在法国“勤工俭学”主要是在做工参加革命活动，那么，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国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
在中山大学就学的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受过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础比较差。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远。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小组。对程度较差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中山大学把学生分为30个小组，每组25-40人，邓小平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分在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将来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内都是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和邓小平同在一个组学习的有傅钟、叔父邓绍圣，还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有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陈璧君的远房侄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的谷正鼎，后来成为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的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以及谷正纲。第七组又被称作“理论家小组”。
中山大学是用俄语授课的，这让才到苏联的邓小平及他的同学们感觉学习负担非常重。这当然也影响了中山大学的教学进度安排。上课时一半时间要用于口译，但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别无选择，中山大学没有中文授课的师资力量，有法语授课的小组，邓小平没有去法文小组，因为他虽在法国生活长达5年时间，但主要在勤工，只上过很短时间的法语课，会简单的生活会话，并没有真正能够熟练地听、说法语。
尽管俄语是极难学的语言，成为学习的最大障碍，但邓小平并没有气馁，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维持生活的压力，没有军警追击之忧。这使他能够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学习中。他心态乐观，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每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孜孜不倦顽强地学习。对他来说，尽管学俄语像学法语一样，感觉非常艰难，总是学不透，但社会学科课程，如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课程他都得了优秀。大学里有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这些书邓小平都特别重视。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关注这些理论书籍。
在莫斯科的生活，与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法国，邓小平为赚一点点生活费而拚命打工，或是靠失业救济金勉强度日。而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整个苏联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国家和个体并驾齐驱生产，使苏联的市场更加繁荣。新的商场、饭店、咖啡馆纷纷开张，宾客熙熙攘攘。中山大学里的生活供应丰富，从没缺过鸡鸭鱼肉，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比如早餐，有鸡蛋、夹着奶油的面包、牛奶、红肠和红茶，有时甚至还有珍贵的鱼子酱供应。学校的后勤服务也极为周到。中国学生有吃俄餐或中餐的选择。 学生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各种活动组织得很认真，有参观博物馆、各种展览，去剧院等。1926年夏天，学校还组织邓小平和他的同学去列宁格勒游览，领略了这座北方水城的风情。
党小组长：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占用了邓小平大量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七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
由此，他也被卷入了尖锐的派系斗争中。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会议第一，学习第二；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口号。学生中出现了关注党务会议的一派，和将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的一派，后者被公开抨击为“学院派”和“个人主义”，而那些在漫长的无休无止会议中没有坚持到会议结束、就去食堂吃午饭的学生，则被批判成“小资产阶级”和“利己主义者”。许多老师对此不满，校长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强烈的愤怒。他虽曾是列宁近卫队成员，但他也是这世界上最珍视个人自由的人。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学全体党员会议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者进行了讨论。此后，他亲笔草拟了支部的工作计划，包括号召中共学生党员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扰学生自由思考和讨论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任何问题。
拉狄克的号召找到了富饶的土壤。许多在莫斯科怀有政治抱负、富有激情的中国青年公开反对莫斯科支部。时年22岁，来自安徽农家的团员陈绍禹（即王明）深得拉狄克赏识，成了学生领袖。他批判任卓宣的理论和实践方针。到了1926年春，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这里也充满了自由的空气。陈绍禹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论。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夏，任卓宣回国。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由校党委领导的完全从属于领导学校党委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竞争领导岗位。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中山大学党务工作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所有党、团成员还像以前一样要参加冗长的党的会议，还有其他形式，如分组讨论、“现行政策小组”会，会上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党的领导的忠诚。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谢德尼科夫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灌输：党内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谈党内民主。1926年8月12日，思想不断发展的谢德尼科夫写道：“中央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必须完全服从首长的指令……民主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扩大或是缩小民主取决于周围环境的变化。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国不可能扩大民主。在现今的中国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小平。他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中山大学党支部定期给邓小平做出积极的评价。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发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党的大会和组会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同志们关系密切”；对功课“很有兴趣”，“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小组的鉴定，勾画出了一个22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小平的基本形象。
在另一份中山大学党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鉴定中强调：“多佐罗夫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候补党员）。是校团委的优秀组织工作者。遵守纪律，自制力强，善于学习，多佐罗夫同志在校团委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在邓小平担任党小组组长的第七学习小组全体会上邓小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这是一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大学时代，尽管如此，邓小平很好地展现了自己的道德素养。学校几百名男生才有二三十名女生，邓小平不像大多数男同学那样“数数然”对女生肉麻纠缠，表现得非常保守内敛大方。他这时恋上了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姑娘，姑娘苗条、可爱，短头发，细而黑的双眉，微微丰润的嘴唇。但邓小平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白，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用来学习和做党的工作。他只知道这个姑娘的中国真名叫张锡瑗，
张锡瑗生于1907年，在莫斯科时正好19岁。比邓小平小3岁，她的原籍是河北省房山县良乡，父亲张镜海在铁路供职，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大约于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邓小平到莫斯科前两个月，她和陈绍禹、蒋经国等一起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张锡瑗在另一个小组，同邓小平一样，进入了校团委组织局。她的学习并不是很突出，常得3分。党务工作做得也不是都很顺利，有一次她甚至得到“没完成党交办的任务”的评价。
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中山大学是同学、同志、战友，相互欣赏，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又因有缘，1927年，他们又相遇于武汉，并在上海结为夫妻。
与蒋经国同窗共学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时与蒋经国同窗共学。蒋经国当时是学生会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专门负责墙报稿件的组织、编辑与出版事宜，他时常要忙到深夜。他本人也常常亲自写稿。在蒋经国的提议下，墙报以《中国革命与我们的任务》为主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材料，大部分是共产党人撰写的。邓小平也经常给蒋经国编辑的墙报写稿，讲述他在法国的留学经历和心得体会。邓小平的文章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蒋经国很是欣赏，常放在头条刊发。
邓小平和蒋经国不在一个组。上大课时，往往是邓小平与蒋经国并肩坐在一起。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因为个子不高，排队时常与年龄最小的、当时个头只有1.55米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上大课时还有杨尚昆、廖承志、乌兰夫，也是在一排坐。到孙逸仙大学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的蒋经国就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蒋经国家中寄来的钱多些，常请同学吃饭。
有时上专题课，邓小平、张闻天、左权、乌兰夫、屈武等二十多位同学与蒋经国在一个小班讨论。邓小平在第一排，蒋经国与乌兰夫同桌。一天上八节课，其中很多课时是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纪念堂。学生们还常到集体农庄和工厂去访问、劳动。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莫斯科河结着厚厚的冰，如一条银白色的缎带。饭后，蒋经国总是与有着革命经历的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一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既领略异国风光，又增长见识。当左权、徐君虎、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格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是个书呆子。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是，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们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告诉他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满足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啊！
蒋经国钦佩邓小平的经历，把他看成“大哥”“学长”。邓小平对蒋经国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传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大学生的无比愤恨。学生们对蒋介石口诛笔伐，蒋经国也成为众矢之的，同学看他时眼睛都像要喷火。蒋经国感到很委屈，就去找邓小平。邓小平严肃地说：“广州‘三二0’事件，说明你父亲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政治事件，同学们对他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要和你父亲划清界线，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邓小平的这番谈话，使蒋经国感到，邓小平不但原则性很强，并且很有人情味，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从此，他对邓小平便更加肃然起敬了。向邓小平汇报思想后，蒋经国写信给其父蒋介石，一开头写道：“介石同志，我今天要站在革命的立场和你讲话……”信里，他严厉且直率地批评蒋介石反共就是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
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几十年后，会成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手呢？
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6年7月开始北伐。1926年5月初，支持北伐的冯玉祥举家前往苏联―――进行争取苏联扩大军事援助的谈判，并“静待中国事态发展”。
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与联共（布）领导人签署了苏联向他提供超过430万卢布补充物资援助的协定。列宁格勒军区第一步兵团团长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桑古尔斯基（介绍给冯玉祥时用了别名：乌斯曼诺夫）为冯玉祥军事顾问团军政领导人。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回国，即刻投入到为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最后出路的斗争中。他声明，他的全部军队加入国民党，并再次向莫斯科求援。这次莫斯科给他派来了补充顾问组。共产国际向冯玉祥全面地推荐了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学生，从中选拔了20人，其中包括邓小平。邓小平从中山大学退学，与冯玉祥同日启程回国。他经过南西伯利亚、蒙古，最后到达西安。
邓小平的一年旅苏经历也随之结束。中山大学党委在邓小平的总结鉴定中写到：“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沉着守纪，学业名列前茅。训练有素。”邓小平在苏联的一年，并没有白白度过。在这期间，邓小平看到、读到和学到的一切都影响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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