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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昇:激活历史:重读史料与另辟蹊径


    历史研究要寻求突破,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新发掘史料隐藏的信息和价值,发现新意,我称之为陈酿新品;二是另辟蹊径,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获取证据,重写历史,我称之为旧瓶新酒。所谓旧瓶是说历史的外壳不能变,例如中国史、世界史、中古史等,在这个框架内做出全新的研究。如果把旧瓶打破了,那就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或者新学科,例如文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二〇二二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斯万特·佩博所开展的人类进化研究,以及我们近十几年一直在建设的“历史人类学”,即是此类。
    一、陈酿新品
    中国历史记载相当丰富,一直在历史研究者的审视之下,似乎像被榨干的残渣。对于中古史而言,本来史料留存有限,被一遍遍地爬梳,更是价值难觅。于是研究者蜂拥发掘新史料, 从二十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书,到近二十年大量出土的墓志。因为需求旺盛,颇有造假混迹其中,此先不论。回顾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墓志的研究,非常突出的现象是众多引用者没有仔细品读理解,而是匆匆圈占,一心拾取为我所用的材料。读书讲究品味,从读到,到读透;找材料则是采撷花草,对号入座。前者无多,后者甚众。
    中古史的传世史料颇为有限,许多史料是史家凝练浓缩的记载,既是对事实、法规等的浓缩,也是史观评论的凝练,相似的数据往往包含着时空、性质的巨大差异,用找材料的手法把这些数据网罗在一起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经常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同质的材料是不能作为统计数据的,堆砌材料的论证大多没有意义和价值。用功利的眼光寻找材料,获得的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碎片,却与砂石中的金玉失之交臂,或者视而不见,买椟还珠。
    因此,必须对史料进行辨析与解读,这就退回到历史研究的入口处。辨别史料的真伪、性质,缀合考订,属于文献批判的路径;还原场景,共情思考,出入古今,则是历史理解的路径。二者相辅相成,交替使用,不可偏废。如此审视历史,仿佛身临其境,时刻同行,不停给人借鉴,历史被激活了,成为良师益友。史实文献的整理考订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而通过丰富的历史积淀去探明人与社会的本体性质,循着漫长的足迹理解存在的意义和方向,从思辨到现实的启发,被激活的更是内在于自身的文化基因,展现出历史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搜寻史料可谓看见,辑比考订可谓看全,还原史实可谓看懂,理解思辨可谓看透。看懂并读透史料,陈酿新品,是激活历史最常见的途径。 刘邦建立汉朝,光宗耀祖,尊其父为太上皇。如此盛事,天下皆知,然而鲜有人留意太上皇名讳,仿佛是不言而喻之事。查《史记·高祖本纪》,仅见“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寥寥八字,换用现代汉语则为“父亲名叫刘太公,母亲名叫刘大妈”,明显是乡村妪叟的通称。以太上皇之尊,恐不至于此吧。汉兴至司马迁仅数十年,太上皇名字竟已失传,以致后世索隐,杂说纷陈。
    刘邦与其父的关系,《史记》略有记载,颇值留意。第一条说未央宫落成,刘邦置酒高会,向太公敬酒,当着群臣的面问道:“从前你总责骂我无赖,不务正业,现在我赚下的这份事业不是要大得多吗?”由此窥知父子关系并不亲睦,刘邦的口吻颇含轻蔑,发泄胸中积怨。第二条说汉兴之初,刘邦每五天晋谒父亲,太公仍像小时候一般接待刘邦。太公身边的汉臣对太公说道:“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刘邦虽然是您的儿子,却是人主;您虽然是父亲,却是人臣。
    怎么可以让人主拜人臣呢?”一番正告,说得刘太公心生悚然,从此对儿子刘邦毕恭毕敬。这番劝说是不是刘邦暗中授意,无从考证,仅仅知道刘邦非常赞赏,赐其金五百斤。太公懂得政治规矩之后,刘邦才尊他为太上皇。综合起来看,刘邦出生的家庭,以及生活的乡里,看不出受到儒家孝道家规和礼仪文化的影响,风气粗犷。刘邦不务生产,常被父亲训斥,故心生愤懑,发达后对其父并不恭敬,尊为太上皇乃政治需要,颇为敷衍,连名字都没好好记录下来。
    刘太公训斥其子为无赖,并非气话。刘邦的特长得以留在史册的无非好酒与好色;原来的上司萧何对他的评价是:好吹牛,少成事;他娶吕后的经过,迹近行骗。故“无赖”应是时人对他的风评,至于不少人说他是流氓、痞子,恐怕相去不远。没有一些匪气,大概难以管控天高皇帝远的乡村。
    刘太公不喜欢刘邦,或许不仅仅因为他不务正业。刘邦的身世颇为离奇。正史记载某个雷鸣电闪的幽暗日子,刘太公到大泽之陂,目睹妻子刘媪正与龙交合,回来遂有身孕。刘太公对此能无芥蒂?关于此事,常见的解释是刘邦当上皇帝后的自我粉饰,证明他乃龙种。这似乎很有说服力,鲜见怀疑。然而,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刘太公相传也是龙生的。这恐怕不是刘邦粉饰的吧。父子两代的出生如出一辙,从现代基因的调查可知,淮河沿线的基因交换十分频繁,乡里野合亦属常见。自古以来,淮河流域诞生的杰出人物甚多,与南北基因融合密切相关。其人物不南不北,兼具有北方人的体格与豪迈,亦有南方人的精细与务实,楚汉双方的精英多出此地。
    若说刘邦为无赖痞子,其性情还有另外一面。秦施暴政,苛酷役民。骊山修墓,征发劳役。刘邦身为亭长,执行公务,押解役丁前往骊山。一行人才走到县境,已经跑走多人。刘邦自忖到骊山时役丁所剩无几,自己死罪难逃。当然,如果采用残暴的手段押送役丁不会落到这等田地,可是虐待百姓的事情他做不出来。善待百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是个人的善恶选择,而是体制的罪恶,个人虽然无力扭转大局,却可以不作恶,甚至行点善,给灾难深重的人们透一口气。这口救人之气必将成为自救之基,社会就因为许多行善力量的汇聚而冲破万恶的牢笼赢得进步。劉邦的经历便是例证。刘邦当时或许没有想得那么远,但他去过骊山现场,肯定知道那里简直就是地狱之门,不忍心把乡亲送入虎口。反正自己难免一死,干脆死得有价值。到了夜晚,刘邦解开所有役丁身上的绳索,统统放他们逃生。舍己救人的举动激起役丁们的热血沸腾,他们愿与刘邦同生共死,不弃不离。于是这群人逃入大泽之中,成为推翻秦朝的星星之火。
    这件事反映出刘邦虽表面上有匪气,内心却滚动着一股悲悯和温情,侠肝义胆,不惧生死。这就解答了为什么推翻秦朝的最后胜利者是刘邦的问题。自私独占、刻薄寡恩、残忍阴毒的人,可以附着于社会的戾气而一时成功,飞黄腾达,但结局无不悲惨,甚至连累家族,这是历史一再展示的真相。刘邦这种雄豪的气势,给人以堪为靠山的希望,侠义好施则能够团结人,急人所难舍命相救,更让部下甘愿为他赴汤蹈火。他身上散发着包容广阔的领袖魅力,早已从“流氓”升华为“豪杰”。
    光靠个人魅力尚不足以成大事,刘邦身上还有一个方面值得重视,那就是“亭长”的特殊身份。古代政权仅建到县一级,只有几个主官具有体制内官吏身份,此外胥吏直至乡里差役固然为官府工作,却没有体制内编制,可以称作“体制内编外人员”,干衙门的活,吃乡里的饭。正是这种人真正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也看透道德伪善的内里。例如秦朝究竟收多少赋役,如果就朝廷规定而言,算不上繁重。然而,民不至死,何以揭竿而起?只有刘邦这种最底层的胥吏差役才知道。层层加码到荒腔走调,集权的极致便是各级执行官吏的各自为政,不容分说。凡事物极必反,专制的结局是权力的支离破碎,处处露出破绽,这就有了社会革命的机会。秦朝便是如此崩塌的。
    个性的魅力加上体制的训练,锻造出刘邦这种草莽英雄,其豪爽的性情可以鼓动群众,团结群众;官场磨炼获得组织群众的手腕;对民生的深切了解得以领导社会革命,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正确把握革命的方向。刘邦这股势力恰好处在社会革命力量的中间,这里且称之为第三股势力。
    与之相应的另外两股势力,处在两端。第一股是反秦起义的首倡者,由陈胜、吴广等人所代表。陈胜是雇农,一贫如洗,代表着最底层民众。他们这群人因为迟到要处斩,走投无路才临时生变。他们没有文化,更缺乏对于未来的构想,豁出去后不敢奢望胜利,故急于享受胜利成果,哪怕一时半会儿,捞一把是一把,诚如马克思分析的流氓无产者。陈胜起义成功后分兵出击,结果带兵出去的将领纷纷闹独立,割据称王,很快被各个击破。所以,这股势力能闹却无法成事,只起到点火的作用。
    第二股势力是继起的贵族官僚,由项梁、项羽所代表。他们当中既有六国旧贵族,也有秦朝官僚。前者乃亡国余孽,心怀旧恨;后者委屈于秦始皇专制而生新仇,多股反秦起义竟是秦朝体制内官僚挑动起来,如项梁和刘邦等。这股势力有组织和管理能力,把乌合之众组织得声势浩大,骁勇善战。然而,他们高高在上,对社会弊病的了解流于表象,没有切身痛感,所以不能解决导致王朝灭亡的社会弊病。兹举一斑以窥全豹。秦朝掠夺大量土地设置园囿,造成农民无立锥之地,可知解决土地问题是当务之急。然而,项羽胜利后把秦朝的园囿直接收归西楚王朝所有,农民贫困如故。所以,项羽虽然尝到了反秦胜利的第一口果实,却昙花一现,实属必然。再看刘邦,在同项羽作战的过程中,把秦朝连同西楚的园囿全部无条件分配给农民,通过战争解决了土地问题。因此,他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三股势力,平衡两端,针砭时弊,能够正确引领未来的就是刘邦所代表的第三股势力。从刘太公没有名字,到刘邦何以胜利,所有的道理都在史料之中,读懂了,历史也就被激活了。
    二、旧瓶新酒
    历史研究是最为古老的学问了,早在没有历史学的远古时代,人类就不断根据既往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决策判断,从而逐步确立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对象、规范和基本范畴,亦即我所称的“酒瓶”。瓶内装的是什么酒,经常难以判断。例如东汉末年的大宦官曹腾,为何有子孙曹嵩、曹操呢?岂非咄咄怪事。于是有好事者、抹黑曹操的政敌等群起解释,把故事说得引人入胜。吴国人痛恨曹魏,用曹操的小名写了一本《曹瞒传》,看书名便知绝非公允之作,内里揭露曹操不姓曹,而姓夏侯。袁绍讨伐曹操,发檄文称曹嵩是曹腾从路边“乞丐携养”,不知何姓。这种市井喜闻乐见的编造,后人也不断添砖加瓦,冒出了根据曹操名字改姓的“操”氏等等,不一而足。曹腾和曹嵩什么关系,成为千年历史疑案,虽然时有新论,却无一定论。为什么呢?因为缺乏不可动摇的证据。这提醒众多研究者,在文献记载里打圈圈,不管如何努力,绞尽脑汁,也只能在传闻之外再添推测而已。陈寅恪曾经根据曹操之子曹彰黄发卷曲,联系其母卞氏曾经流落倡家,推测卞氏为鲜卑。后有论者误将“倡”字认作“娼”,又增加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推测。不知道陈先生是否想过,卞皇后四个儿子,除了一个黄色卷发外,其余都是黑发,若依发色推断族属,岂非一母所产,俱有胡汉?
    文献考证无法获得确证,反倒是留下许多不解之谜。如何破这个局呢?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日,完全可以另辟蹊径,走出迷宫。就上述曹氏血缘问题,可以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通过基因检测获得确定的证据。从个人到家族、族群,乃至民族,只要有遗骸留存,皆可通过提取基因,获得证据,做出科学性的解说。基于新证据展开的新史学,犹如旧瓶装入新酒,池塘导入活水,清新鲜活。
    二〇一〇年初,河南安阳发现一座大墓,考古队宣称是曹操墓,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质疑声浪此起彼伏。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随即宣布,启动大墓主人遗骸的基因调查,判明是否为曹操。如果当时我们能够获得墓里出土的遗骸,这条路会简捷得多。但是,希望落空了,拿不到遗骸,只好再辟蹊径,走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用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的记载,同大量的家谱参照比对,勾勒出古代以来曹氏宗族的分布与迁徙的轨迹地图,再结合当代曹氏的主要居住区,选定在全国进行基因采样的点,确定随机采样的人数规模,组织多个小组分赴各地采集基因。概括地说,我们试图通过历史、考古与分子生物学的跨学科合作,不依靠遗骸而从当代曹氏人群中找到其古代以来的血脉传承,确定代际时间,再现其传承过程。这同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提取遗骸基因做检测相比要困难得多,工作量巨大,如果成功,便可闯出一条学术的新路。
    对于运用分子生物学寻找历史证据,并非没有质疑之声。就说寻找曹氏家族基因这个例子,有人问曹操家族在魏晋嬗替中被灭族,如何寻找?曹氏实乃夏侯氏,要验哪支?操姓自报为曹操后裔,是否纳入研究范围?更多的疑问是传承了一千多年,经历这么多代的基因重组,曹氏血统已经微乎其微,还能找到吗?
    我在启动这个项目时调查了历史记载,发表了《曹魏皇室世系考述》( 《复旦学报》二〇一〇年三期),证明曹魏皇室未被灭门。至于曹氏、夏侯氏和操氏,我们全部列入调查范围。最后的疑问涉及遗传生物学的基本原理。粗略地说,人类绝大部分遗传信息保存在细胞内染色体的DNA 序列中,为双股螺旋结构。除了二十二对常染色体,女性还有一对性染色体(X X),而男性为另一对性染色体(X Y)。其中,Y 染色体为男性特有,在传递给后代时不发生重组,基本稳定,故男性Y 染色体一直保存着远祖以来的遗传信息。这就解决了代代通婚混血后遗传基因是否消失了的问题。只要在血亲男性身上,不管多少代,也不管和什么民族的人通婚,Y 染色体依然保持着父系的遗传信息。这就是人类可以追溯起源和血脉的依据。
    然而,如果染色体完全不变,那就成为简单的复制。真实的情况是每一代染色体的碱基都会因突变或者重组发生变化,在四种核碱基(A、T、G、C)中进行,由此决定每个个体的特征,例如曹彰与兄弟不同的黄头发。总体的不变与具体位点的变,构成了人类的多样性,让世界更加丰富。
    根据上述原理,以及中国现有七百七十万曹姓人口的情况,我们向全国征集曹氏志愿者,筛除可知的血缘关系者,随机采集一千多份基因样本,加上我们已经拥有的曹姓基因库数据,比对出与历史文献、家谱传承一致的一对对基因组,通过生物统计学计算,在二〇一〇年底发现并公布了曹氏家族基因,其类型为O2F1462。
    此后,我们到安徽亳州,从二十世纪考古发掘曹氏宗族墓群的库房里,找出当年出土的曹操叔祖曹鼎的前臼齿,提取基因检测,同上述曹氏基因类型完全一致。至此,曹氏家族基因获得了科学的证据,破解了千年遗留的历史谜团,成为今后判定是否为曹氏后人的依据。我们闯出了一條在现代人身上追踪溯源的科学探索路径。
    根据这项成果,曹氏家族这只旧瓶装进了新酒,证明曹嵩是从曹氏宗亲内部过继而来的嗣子,从曹腾到曹操血脉相连。
    此外还证明了操姓与曹氏无关,所谓夏侯氏出身或者乞丐携养,都是抹黑之词,不足凭信。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却也产生了新的课题,我们发现《三国志》确信不疑的曹腾出自曹参后裔之说,竟然不真实。曹参属于典型的汉族O3类型基因,而曹操家族则是O2类型,相去甚远。由此可知,曹腾家族成功地混入了曹参家族之中,不知何时甚至成为家族代表,鸠占鹊巢。这个问题的发现,必将带来新的研究。旧瓶不断装入新酒,推陈出新,源源不断。
    从家族血脉到民族融合,都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华民族在各个时期都有新的民族融合进来,像滚雪球一样壮大。可是,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的各支古代民族,我们确切知道他们的基因类型吗?拿不出证据将失去很大的话语权,而这正是中国史必须另辟蹊径的关键方面。我从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三至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起步,希望能够积累跬步,给历史上的民族建立基因样本。
    重读史料与另辟蹊径,让历史常新,与智慧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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