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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立时党员有几名 为何只有4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2)


    如何认定是58人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陈独秀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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