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顾颉刚及其“疑古史学”再释——试从父子情感的角度分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26 爱思想 王晴佳 参加讨论
摘要：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地反抗父命。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违背其父亲的意志，进而发动宗教改革的精神分析，颇有可比之处。1918年，顾颉刚妻子吴徵兰去世，他又奉父命于次年再婚等事情，促使他反省封建父权，在《新潮》发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的长文。1920年秋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一方面检讨古史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与父亲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使他在三年后与父亲分道扬镳。顾颉刚对其父的抗拒和反叛，为我们理解他之抨击古史的真伪，批判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情感分析的视角和情感史研究的实例。 关键词：顾颉刚（诵坤、阿双、顾诚吾）；顾柏年（贞白、子虬）；古史辨；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青年路德》；情感史 今年是顾颉刚诞辰130周年。在40多年前他去世之际，其弟子杨向奎曾撰文纪念，针对顾氏发动的“古史辨”讨论，写下了这么一段评论： 顾先生说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不会向消极方面走去而至信佛求寂灭的，他总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人之所以为人，本只要发展他的内心的感情，理智不过是要求达到情感的需求时的一种帮助，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不幸，人类没有求知的力量而有求知的欲望，要勉强做不能做的事情，于是离了情感而言理智，但这仅仅是一种虚妄而已，实际上何曾真能探得宇宙的神秘。 杨向奎的评论，主要指出了两点：一是顾氏发动“古史辨”的讨论，与辛亥革命之后知识界对袁世凯复古风气的不满有重要的关联；二是顾氏在开启和从事这一被胡适称作“中国古史学上”继崔述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既有理智的探寻，更有情感的驱动。 其实，顾颉刚在回述个人这段早年经历的时候，也屡次承认自己的作为中掺杂了不少情感的成分。比如，他在洋洋洒洒6万多字的《〈古史辨〉自序》中说到，自己在中学的时代，“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涌”。而上述杨向奎有关顾氏情感和理智关系的评论，原本就是顾颉刚自己的说法。换言之，顾颉刚之推动有关中国古史真伪的讨论，与其情感波动有很重要的关系——他甚至认为人在做事的时候，主要为的是满足情感的需要，而理智只是一种手段。他本人研究古史、在古书中流连忘返，一方面享受了“真快乐”，另一方面则又因为“我的心中只压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毋庸赘言，快乐、痛苦和悲哀都是十分常见的人之情感。 可是，为什么顾颉刚在1920年代，会同时经历快乐、痛苦和悲哀，然后通过“古史辨”的讨论而借此抒发、解脱呢？以前者而言，许多的读书人或许都可以理解在学海遨游、偶有所得的时候，的确可以享受其中的快乐。而有关后者，顾颉刚与当时所有的进步人士一样，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文化倒退行为，自有深恶痛绝的感受。但笔者认为，顾颉刚那时的苦痛和悲哀，还有一层重要的个人成分，表现为他对他父亲和家庭的一种反叛与反抗。本文的写作，便是想以此为主题，讨论顾颉刚与其父亲的紧张和对立的情感关系，进而为他发动“古史辨”的讨论提供一个情感考察的视角，同时亦为情感史的研究补充一个实例。 一、父亲的“缺席” 上面已经提到，顾颉刚曾经对自己发起“古史辨”的讨论及以后的治学生涯作过多次回顾，同时也乐意将自己的思想变化、治学经验和情感起伏坦诚地告诉读者。多卷本《顾颉刚日记》出版之后，我们更能一窥顾颉刚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譬如，他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钱穆等师友的交往及其对他们的多重情感变化，还有他对谭慕愚长达几十年始终不变的情愫。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在这些自述中经常提到自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富有反叛精神。比如，他在《〈古史辨〉自序》中回顾自己的少年、青年时代，就直陈 “我是一个生性倔强的人，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的”。然后，他在下面又再次强调：“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1926年，他的北京大学同学和老友傅斯年回国之后在中山大学任教，延聘顾颉刚与其共事，一同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前身），两人一度合作无间。但傅斯年虽有领导才干，却脾气急躁，而顾颉刚也个性倔强，所以两人终至闹翻。顾颉刚在1928年4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 从顾颉刚留下的多部自传来看，他出身苏州一户书香门第，虽然很早失去了母亲，自己从小也有点儿体弱多病，但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其嗣祖母的细心呵护，一直到结婚和上北京大学读书为止。顾颉刚自己也承认，他有着“苏州人的性格”：“苏州人是最和平的，怕起风波，但求安安逸逸地过生活”。他在《〈古史辨〉自序》的起始写道：“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所以，读者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桀骜不驯、富有反抗精神的人。但上述这些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如顾颉刚自己指出的那样，他其实一直有一种“二重人格”，表面上柔和，但内心刚强。他在《〈古史辨〉自序》中作了生动的描述：“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把我的外貌变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我的内心的分毫。所以我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不听人家的指挥。”笔者以为，顾颉刚发动“古史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丢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将那时中国人对古代历史的认知几乎拦腰斩断，显然与他倔强不屈、敢于反叛这一个性侧面有关。而这一个性的形成，如果从他和其父子虬公的关系来看，或许可以略见其中的端倪。 饶有兴味的是，顾颉刚虽然乐意回顾自己的生平，但在提到他父亲时明显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譬如，他在《顾颉刚自传》（原名《玉渊潭忆往》）中，未对其双亲特别作一回忆。顾颉刚的母亲早逝，未予回忆或许情有可原，但其父亲子虬公在抗战开始之后才过世，得寿69岁，而顾颉刚又是其独子，两人之间应该有足够的交往可以让顾颉刚写一富有情感的回忆，但他没有。《顾颉刚全集》中收入了他有关其父亲的两篇文字，一是为子虬公六十大寿写的贺词，二是为子虬公写的讣告，后面附有“先父行述”。前者用文言文写成，题为《家严事略》，其中对其父有这样的形容：“盖家严为人，处己以俭，服务以勤，对人以诚，一夫不获常若歉然，人有侮犯则漫然置之，宁屈己而不肯屈人，宁逸人而不可自逸，故为上峰所倚重，属僚所爱戴。”他虽然在这里赞美其父亲，但语气有点公事公办。后者提到了子虬公退休之后他们父子之间的交往：“颉刚前年迎养北平，每伴游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及厂市诸肆，顾而乐之，精神转觉康强。”但他的口吻仍然带有一点儿旁观者的味道。顾颉刚在日记中所有提到其父的地方，一律尊称为“父大人”。这一称谓在当时应该颇为常用，但也可从侧面看出他对其父亲显然是尊敬大于亲密。 值得指出的是，顾颉刚虽然尊敬其父亲，但并不一定遵从其意志。如同下述，两人之间发生过数次冲突，导致矛盾激化，最后分道扬镳。如果顾颉刚说他自小就有不甘屈服甚而竭力反抗的一面，那或许首先就表现在其对长辈和父亲的态度上。当然，顾颉刚对其父亲，自然还有较深的父子之情，他也愿意承认在某些方面受其父亲影响，比如性格上的“强烈的责任心”便认为是来自父亲。子虬公去世的时候，顾颉刚正在云南考察，因为战事的缘故而无法回苏州为其父送终。后来，他在与其女儿们讲起此事时仍然“泪下盈睫”。不过，他最终没有与其父作最后的道别，表明他在情感上有着某种抵触情绪，值得在下面再作讨论。这里先引顾颉刚女儿顾潮对其父和祖父关系的分析：“在他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子虬公自是爱他的，只是他从小就被子虬公的积威所压服，现在成了习惯，自己的心思无从与其沟通，何况父子两人所处社会有新旧的差异，观念上自然多有冲突，又加上继母的谗言，因此他对于其父甚为疏远。”笔者认为，顾颉刚与其父亲既疏又亲、既从又抗的复杂情感联系，或许有助于理解他“双重人格”的渊源：表面温良、恭顺，实则倔强、自主的特征。 顾颉刚为其父子虬公写的回忆虽然简短，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现有的材料，基本了解其生平事迹。顾颉刚之父名柏年，字贞白，号子虬，1870年生于苏州。顾颉刚的家族，亦即顾姓人家在江南地区历史悠久，属于苏州地区的大户人家，以前出了不少名人。他家直系的家谱自明成化年间就已开始，未有间断。顾颉刚在自传中用三次“大转变”来叙述其先祖的事迹。第一次是从昆山旁边的唯亭迁到苏州城里，成了城里人。第二次是在清朝初年时，其先祖中了进士，由此入仕，其后的子孙基本上都有功名，由此而成书香门第，被康熙帝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第三次则是在之后遭了厄运，家道中落，从富宦之家降为平民，搬到了悬桥巷的宅院。总结起来看，他们家曾有辉煌的历史，清朝开始之后一路向上，但后期遇到了挫折，走向了衰落，需要他们重振家门。 虽然家道中衰，但还是诗礼之家。顾颉刚祖父辈的两位兄弟均中了秀才。在太平天国期间，一个从事药铺，一个成了幕宾，逐渐而艰难地恢复了家业。顾颉刚的父辈也有两位兄弟，子虬公年长，因为他的伯父没有子嗣，所以在16岁的时候便过继成其子。顾颉刚所敬爱的祖母，实际上是他的嗣祖母，亦即他父亲的嗣母，而他笔下的祖父，则是他的亲生祖父（他称为“本生祖父”），因为他的嗣祖父在为子虬公娶了媳妇之后，很快就过世了。子虬公读书也好，像顾颉刚的两位祖父一样很早就中了秀才。但因为父亲过世早，他必须挣钱养家。对此，顾颉刚这么形容：“我父正在少年，无力养家，勉强托人介绍到蒙养义塾教书，一年工资才得三十千文。苏州有三个书院——紫阳书院、平江书院、正谊书院——我的父亲拼命作文应考，虽然名第很高，可是奖金有限，无力应付家用。”所以，在顾颉刚出生时，其父戒掉了嗜酒的习惯，离家去了山东，在苏州同乡潘子牧任知府的武定府做幕僚，薪酬涨至七十千文。 换言之，如果清朝一仍其旧，继续科举取士，那么子虬公凭其才学和用功，很有可能学而优则仕，还是会走上仕途的。1898年，清朝实行变法，成立了京师大学堂。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有所中断，但之后清朝实施“新政”，京师大学堂恢复招生，到各省招考。顾颉刚回忆道，“我的父亲是一个禀生，被府学里招去考试，取上了，要他即刻到北京读书，但他觉得家庭的一副担子放不下”，写了一个“亲老待养，子幼待教”的禀贴，希望免行，但未获得批准。于是，子虬公去了北京，上了京师大学堂。他选择的是师范馆，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偏大，“算学和外国文字学不好”。但笔者认为他的选择还可能与其所负的家庭责任有关，因为师范毕业生就业相对容易和稳当。 子虬公后来从京师大学堂退学，亦表明他看重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顾颉刚记道：“大约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父亲回来了，回来的理由是学校里的膏火金不多（那时大学中每个学生都受政府津贴，名为‘膏火金’），不能养家活口，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弃掉学堂，另寻出路。”回到南方以后，子虬公在常州等地担任教师，但很快就看到，教书并无法让其家庭过上富足的生活。后来，他以秀才身份经选拔成了优贡，并赴京通过了朝试，候补安徽知县，成为一名科员，收入相对有了保障。之后，子虬公去了南京，任南京造币厂文牍。后来，又去杭州任仁和场盐运署的课长，做了二十余年，直到1936年退休。而不到三年，子虬公便于1939年1月与世长辞了。 从顾颉刚父亲子虬公的一生来看，他自小背负着父辈的期望，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改善其家族衰败的命运。经过自身的努力，他也几乎成功，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功名，但因时势变动，造化弄人，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另寻出路，不再以教书、学术谋生，而是选择从事其他行业来求富。用顾颉刚的话来说，他父亲虽然“好揅索经史，旁及词章”，“然家贫，常虑升斗之养，未能纵恣于学海也”。子虬公一生勤奋努力，为家庭作出了牺牲，到了晚年颇有收获。顾颉刚回忆道：“我父收入多而开销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这点积蓄。”子虬公在晚年的具体积蓄或财产是：“有亩400亩，屋50间，现款4万元。”如同顾颉刚自己所说，“这份产业也不算小”。所以，顾颉刚出生之后，其家境虽不能说富裕，但绝对是小康之家，足以供养他这位独子的求学之路。而子虬公付出的代价是，常年在外，将儿子交与嗣母培养。顾颉刚成年之后，父子有机会共同生活过一些日子，但都为时不长，所以顾颉刚在回忆其生平时没有像怀念祖父、祖母那样回忆、描述自己的父亲，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子虬公基本上是“缺席”的。 二、父子间的矛盾和冲突 前文所述顾颉刚提到他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时说，“这份产业也不算小”，后面还有半句，“但与我无干”。他的解释是，因为他是独子，而且母亲早逝，所以他的继母和叔父联合起来，挑拨他们父子间的感情，觊觎他们家的财产，让他只想远离这个家庭。这应该是实话，因为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其继母宋绮，而且几乎每次都对她表示抱怨和不满。 那么，顾颉刚对他父亲又抱持怎样的情感呢？毫无疑问，顾颉刚对他父亲，好感大于其继母，而子虬公对这个儿子也同样持有爱心。譬如，他在晚年告诉顾颉刚他留下的家产时说：“你做到55岁，就归家来专心著述吧，我积下的产业是够你养老的。”显然，子虬公一生在外谋生，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顾颉刚在其父去世前后，也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感情。在子虬公去世差不多一年前，他从妻女那里听到他生病，便担心地写道：“父大人衰态如此，恐已不久，我父子未知尚能会面否？”未料一语成谶，他们父子的确没能再见上一面。子虬公在一年之后去世，顾颉刚这么写道：“先父既赍恨九原，颉刚亦负疚没世，痛哉痛哉！”他虽然未回到苏州为其父送葬，但在之后的四十九天，每到逢七之日都在日记里记上一笔。其间，他收到女儿来信，“报告父大人逝世情景，又不成眠，起服德国药而睡，时已上午一时许矣”。到他父亲逝世百日那天，他又写道：“今日为父大人百日。”上述种种，均可见顾颉刚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两人的父子之情或许深厚，但并非亲密无间；顾颉刚对子虬公也并不是言听计从，而是有过数次冲突和反抗。如他自己所述，顾颉刚幼时家教甚严，子虬公在他很小的时候即送他去私塾，读了不少古书，如《左传》（由于私塾老师的严厉，顾颉刚认为还造成了他的口吃），而且还亲自给他附加作业，令其读《古史翼》。顾颉刚曾对学生说，自己幼时“家长强迫读没有句读的古书，教他自己断句”。这一训练十分有效，培养了他的“治学能力”，以后“任何难读的古书难不倒他”。但可以想见，经历如此严格的训练，幼年的顾颉刚一定是战战兢兢，没少挨训。子虬公不仅言传（强迫他断句），而且身教。顾颉刚回忆道：“我幼年看父亲圈书，每一册都从第一页圈到末一页，心里也很羡慕。”顾颉刚写的第一篇作文《赵盾弑君论》，也是11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要求下写就的。成年之后，顾颉刚仍然钦佩其父点校古书的本事：“一天点一本，真使我望尘莫及。” 子虬公对顾颉刚的严格要求也使其产生了反叛的心理。顾颉刚虽然“为许多长辈所逼，不敢向他们当面说话”，亦即不敢当面抗命，或因自己已经口吃，更不愿说话，但私下里则常常自作主张。顾家是读书人家，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有不少藏书，而且各有偏好。他祖父喜欢金石学和小学，父亲爱好文学，叔父偏重史学，顾颉刚放学以后，在他们的书房里到处翻阅，引起了他叔父的反感，但他依然故我。用他自谦的话来说，他读书的特点是“汗漫掇拾，茫无所归”。其实，这也正好说明他好奇心、求知欲之旺盛。他在12岁时，写过三篇题为“恨不能”的文章，其中之一就是“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为此目标，他将祖父给他的点心钱省下来，去书肆买各种各样的书。他父亲从外回家，带回的一些新式书报杂志，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史记》《新民丛报》等，他也爱不释手。他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家人特别是他父亲的反对，因为“这样的读书，为老辈所最忌，他们以为这是短寿促命的征象”。疼爱他的祖母温和地劝阻他，笑他“买书就像瞎猫拖死鸡一般的不拣择”，而他父亲则一开始就告诫他不要随便买书。11岁时，顾颉刚买了人生阅读史上的第一本书《西洋文明史要》，便受到父亲的指责：“这是你不懂得的，买它做什么？”但顾颉刚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实有买这本书的要求，至于懂不懂乃是无关重要的”。后来，他还是一仍其旧，买书、读书随心所欲，不听长辈的劝阻，因为他的“心中坚强的执拗，总以为宁可不精，不可不博”。一言以蔽之，子虬公虽然对顾颉刚有很高的要求，希望他努力求学，并言传身教，尽可能对之加以辅导，但两人在求学的志趣方面其实是相当不同乃至冲突的。 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更表现在顾颉刚上大学的时候。上面已经提到，子虬公曾以禀生的身份进入京师大学堂读书，但因为“膏火金”不多，无法养家而辍学。顾颉刚在自传中对此事作了多次描述。首先是他父亲入学京师大学堂之后，让他这个自小就嗜书如命、“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的少年兴奋不已。他看到父亲从北京寄回的家信，信封上写的是“北京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斋舍天字一号”，引起了他的想入非非。他“幻想那开设马神的庙里的大学堂，心想我的父亲每天总经过这位马王神像吧？这个像该是怎样的伟大呀？‘天字一号’是第一的别名，莫非我的父亲在学校里考了第一，所以住在那里？这一切一切，都够得我吟味的”。子虬公辍学回来之后，顾颉刚对他带回的行李十分好奇，特别是其中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京师大学堂的江苏省籍人士，其中有不少人本来已经是进士了。顾颉刚对此由衷敬佩：“他们好了再要好，又该做怎样的敬仰！”换言之，子虬公虽然没有完成学业，但他的这段求学经历激励了少年顾颉刚。 更重要的是，子虬公对顾颉刚去北京大学上学有着直接的影响。顾颉刚中学毕业之后，曾在上海的私立神州大学上了一年，但因为不满其生活和教学的状况，退学回来了。顾颉刚去上海上大学，与他在中学期间参加中国社会党的活动应该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社会党创立时的本部在上海，顾颉刚也主要在苏沪两地参与其活动。子虬公从京师大学堂退学之后，便将求学深造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顾颉刚后来曾多次讲述子虬公对他的强烈期望：“大学堂的书，我是读不成了，我只望你好好用功，将来考得进这学堂，由你去读完了它罢！”在他写的《家严事略》中，他用文言文记道：“【子虬公】命颉刚曰：‘吾困于家务，半途而废，今汝可无虑此矣，吾之所志，将于汝乎成之矣！”这两段话的意思大致相同，但后者更为强烈，因为不但有“命”这个字，而且子虬公还说了“今汝可无虑此矣”这句话，其意很明确：我为了家庭也为了你这个独子，弃学就业，让你能安心求学，因此你必须替我完成这一学业。 子虬公希望儿子努力求学，完成自己未竟的学业，本无可厚非，天下很多家长或许都对自己的儿孙有类似的心愿。但他竭力让顾颉刚上北京大学深造，为的是学而优则仕，从而光宗耀祖，重新撑起顾家的门面。顾颉刚在他的自传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记载，说他祖父中了秀才之后，屡次试图成为举人，但没有成功。后来，他成了一个幕僚，而因此之故，使他“有机会保举功名”，得了一个五品蓝翎。于是“一遇到婚丧和祭礼，就戴起水晶顶子，后面插了花翎，穿了箭衣和外套，怪威风的”。这一行为，显然对子虬公有很大的影响。在顾颉刚10多岁的时候，科举已经停了，“可是我父亲必要我有些功名，替我到北京捐了一个监生，加捐了一个五品衔，18岁结婚的时候也就戴起水晶顶子来。我那时也觉得很光荣，为的是可以继承我的祖父的功名了”。由此可见，子虬公对儿子的期望，还是传统社会望子成龙的心态，而顾颉刚在18虚岁结婚的时候，也难免受其影响，同样抱有些许读书求功名的心理。 顾颉刚18岁的那年是1910年，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激荡岁月，顾颉刚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和组织了不少政治活动，显示其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仅嗜读《国粹学报》和谭嗣同的《仁学》等进步书刊，而且还“多次在校会上听袁校长讲述清政府之腐败，他要学生切记宦途不可入，虚荣不可求，振作精神，力求进步，并剪指甲，去发辫”。这些教导对顾颉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开始将学习抛在脑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假借其妻子名义写的《妇女与革命》，刊登在《妇女时报》上，强调妇女的解放方能体现革命的彻底性，其思想之激进可见一斑。顾颉刚那时在行动上也同样激进。1911年，江冗虎在上海创立中国社会党，宣传社会主义。顾颉刚为之所吸引，加入之后与同学们于翌年在苏州创建其支部。至1912年底，他又以北京有人要他做编辑为名，骗过了祖母，离家赴北京，参加了江冗虎在北京建立的支部工作。接着，他又与社会党的骨干陈翼龙去了天津，在那里帮助建立支部。 顾颉刚高涨的革命热情，很快被其父发现并严厉阻止。子虬公知道儿子北上之后也赶赴北京，找到了顾颉刚。他虽然流着泪劝说顾颉刚，但语气十分坚决：“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不能让你办党。”子虬公知道儿子喜欢读书，因此这么说道：“我并不能强迫你脱党，只是要你升学”，然后命令他考北京大学。在父亲的软硬兼施之下，顾颉刚貌似屈服了。他不仅听从劝说，脱离了社会党，而且这么形容：“我再不敢轻易加入哪个党会。”可见此次与父亲的冲突，对他影响至深，让他终生难忘。一个多月后，他即去上海报名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之后成功地被北京大学预科所录取。毋庸赘言，顾颉刚与父亲的这次冲突，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子虬公在1913年的坚持和强迫，顾颉刚的人生道路就会不同——我们所知道的史家顾颉刚或许就不复存在了。 在这场父子交锋中，子虬公显然占了上风，顾颉刚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不仅考了北京大学，脱离了社会党，而且在那以后与所有党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在中年以后，曾对自己的性格作了分析，说自己“缺乏政治性”，然后分析道：“综合我一生的事实看来，学问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则始终走不上去，这就因为知识欲太强而政治欲太弱的缘故。”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我们自然应该相信，因为不可否认，顾颉刚的确有着很强的知识欲。但从他早年参与社会党活动时激情澎湃、全身心投入的行为来看，很难说他从来就是一个“政治欲”或“政治性”弱的人。换言之，如果他后来变得“政治欲”和“政治性”弱了，我们有理由认为那是因为他在1913年与其父冲突之后，在后者的逼迫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性格。 但是顾颉刚真的屈服了吗？其实并没有，因为如果他真的心甘情愿地放弃政治，依照父亲的愿望一心向学的话，他就不会自编辑《古史辨》第一册开始，便在其自序和之后的其他自传文本中不断地强调自己外柔内刚的“二重人格”了。顾颉刚上了北京大学之后的行为，也从侧面表明他内心并没有听从父亲的话，一心读书以求光宗耀祖。他全没有子虬公所期待的学而优则仕的心理，相反，他听从了中学袁校长的教导，读书不求进入仕途，而是起初打算学农科，因为“学了农，即可自给自足，不靠人家吃饭，不侵入这恶浊的世界”。另外，他也十分关心社会党，特别是他钦佩的朋友陈翼龙的活动。袁世凯复辟之后，社会党被禁，革命党人积极开展“二次革命”，陈翼龙也不例外。他准备舍身成仁，并将自己的家信留给了顾颉刚保存。袁世凯将陈翼龙枪毙之后，子虬公从报上看到了这一消息，“手中的水烟筒不知不觉地跌到地上”。他一再叮嘱、规劝顾颉刚“千万小心”，不能“做了革命党”。由是之故，顾颉刚在北洋政府的严查下，只能将陈翼龙留给他的家信烧了，“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 顾颉刚内心没有真正屈服于其父压力逼迫的另一个表现是，自从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以后，每天沉溺于看京戏，并不好好读书。他痴迷看戏的程度是，每天中午不到12点就吃饭，旋即进入戏场，一直要到天黑才出来。看戏之余，他偶然光顾一下书市和市场，“在地摊上捡几本破书”。陈翼龙死了之后，他更是沉沦，旷学而看戏，自己承认：“好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我终究做了他们的俘虏”。如何做“俘虏”呢？那就是顾颉刚将父亲给的生活费中的差不多一半都花费在了戏院，导致吃饭都成了问题。其解决的办法是停了学校营养不错的包饭（“鸡鱼蛋肉经常有，馒头米饭随意吃”），每天靠吃烧饼度日。“那时烧饼有大小两种，大烧饼值小铜元一枚，小烧饼一枚两个。”他每天花四个铜元买八个烧饼，边吃边走去戏院。“到了戏院，泡一壶茶，渴也解了。”天黑从戏院出来，他又如法炮制，花四个铜元买八个烧饼作晚饭。 顾颉刚对于在北京大学预科不读书而听戏的自我解释是，袁世凯篡夺了国民政府的权力之后，让他们这些青年人大失所望。他写道：“时代只有倒退，决无前进的希望…… 好在那时我已听戏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为我的麻醉剂罢。”但笔者认为，他那时沉溺于看戏，还有一层反叛家庭和父亲的意涵。在顾颉刚顺利考上北京大学、赴京读书之后，子虬公可能觉得自己对家庭负担的责任更为重大了，于是去杭州担任运署课税科长达20余年，直到退休为止。顾颉刚显然清楚父亲和长辈对他的期望与付出。名义上在北京大学“上学”、实则听戏一年之后，他有这样的交代：“暑假期到了，家中催归，我又乘了海船回去。可怜家中长辈只知道我到北京读书，那会想到我除了两三星期之外尽沉溺于戏园子里的呢？”这段话，颇有点儿耐人寻味。首先，他用“家中催归”，表明自己并不想回去，而是家里催促的结果。其次，他的言语之间明显表现出了一点儿内疚。但内疚归内疚，在假期结束回到北京之后依然故我，再次沉醉于戏园子里，说明他明知故犯，就是不愿按照父亲的愿望行事。学期结束的时候，他没有好好学习，自然考试考不出。于是，他竟然向父亲提出不参加考试，还要休学一学期，而子虬公可能因为自己已经到了杭州，鞭长莫及，便答应了儿子的请求。子虬公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这么写道：“你从前不该不自量力，贸然选读你不近情的功课，以致吃这躐等的亏。”子虬公说这番话，可能基于自己在京师大学堂的经验，没有选科学和外文而是选了师范，而顾颉刚则在预科学习时选了数种外文及演算和绘图课。但其实他对于儿子沉迷于京戏的事情，还是有所知道的，因为顾颉刚那时还在报上发表了他听戏时写的捧角的诗。他对顾颉刚的祖母说：“阿双（顾颉刚小名）要变坏了，怎么好？”但他望子成龙心切，仍然寄钱供顾颉刚读书。不过，对于子虬公的“宽宏大量”，顾颉刚反而变本加厉，“在这休学期中，我的戏瘾更大了，戏园子变成了我的正式课堂，除非生病，没一天不到”。顾氏此举应是对父亲心理和情感上的一种反叛，因为他明知父亲和长辈对他的深切期望，但就是不愿沿着他们教导的方向前行。 当然，顾颉刚最终走出了沉溺于戏院的日子，不过与子虬公的规劝或付出没有关系。正当他到处听戏，“混一天是一天”的时候，同学毛子水告诉他：“章太炎先生讲学了，你去听吧。”前面已经提过，他10来岁的时候就读过《国粹学报》，而章太炎是该刊的创办人之一，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文章。顾颉刚少时读了这些文章后，“仰慕章先生已历八年，如何肯放过这个机会呢？”饶有趣味的是，他的这些记述还是让人觉得他敬仰章太炎的学问，与他此前追慕京剧名角谭鑫培的心理可以相比仿。不过，他听了章太炎数次演讲之后，开始重拾自己钻研学问之心。他甚至有决心想今后在学问上超过章太炎，所以给自己取了个名字“上炎”。毛子水除了鼓励和陪同他去听章太炎讲学之外，还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顾颉刚。上面已经提过，顾颉刚自小喜欢乱翻书，即所谓“汗漫掇拾，茫无所归”。但他看到毛子水有秩序地读书，深受其“严正的态度”感染，于是动手将《左传》从头至尾圈点了一遍，并说自己开始有始有终地读书，“实在是子水在无形中给我的恩惠”。 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顾颉刚去听章太炎的演讲和开始认真求学，与子虬公的期待并无关系。甚至可以说，他那时决定投身学术，仍可视作对父亲的继续反叛，因为子虬公期望的是儿子能学而优则仕，而顾颉刚之转向读书，已经有了以学问为学问、以学问为生命的志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章太炎被捕、停止讲学之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那么，顾颉刚想走的是什么路呢？请看他在《〈古史辨〉自序》中所给出的解释。他说原来只是像普通人一样，思考学而致用的问题： …… 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做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是成功的根源。 所以，顾颉刚虽然改掉了自己听戏的癖好，回到了学习中，但他对求知的理念和人生的态度，与其父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他后来回顾自己生平的时候，将父子之间的不同追溯于儿时，说他父亲不喜欢保存旧物，而他很小就有“史料学”的癖好——“父子之间的性格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显而易见，他强调自己与父亲性格的不同，正是他反叛和反抗父亲的一种自我心理投射。 三、与马丁·路德的比较 前已述及，顾颉刚在1920年代中期发动的“古史辨”讨论，是震动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他自谓是对中国的历史认识投出了“一颗原子弹”，参与者胡适更直言，如果清代崔述“考而后信”的准则是一把大斧子，“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那么“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子，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舜、禹）都送上了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胡适当时对顾颉刚的评价也是十分中肯贴切的。顾颉刚那时似乎只是改变了国人对古史的认识，但因中华文明素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感闻名于世，改变中国人的历史观念等同于对中国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亦即改造了中国文明本身的特质。无怪乎在顾颉刚生前身后以致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对他领导的“古史辨”运动仍然念念不忘，评价屡屡不绝。国际学术界也同样如此。他洋洋洒洒写就的《〈古史辨〉自序》，被美国汉学家恒慕义译成了英文，并由此获得了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位。1971年顾颉刚还在世的时候，另一位美国学者劳伦斯·施耐德还出版了顾颉刚的学术传记，成为最早的顾颉刚传记作者之一。1992年，德国学者吴素乐也写了有关顾颉刚晚年的传记。 如果将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置于世界文明发展史中进行考察，其意义应该不亚于16世纪欧洲由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兴起了人文主义的思潮，其宗旨是复兴和重建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文化。那时，很少有人会想到的是，这一复兴文化的努力也会影响教皇的声望乃至教会的生存，因为一些教会的有识之士也试图重建1000余年前早期天主教会的历史。他们发现，当时为教皇所认可或鼓励的诸如兜售“赎罪券”等行为，并不见于或属于早期教会的传统。当教会人士积极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马丁·路德这样熟知教会历史和传统的有识之士便起而挑战教皇的权威，指出这些做法并不符合基督教的传统。换言之，马丁·路德所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重塑了近代早期许多欧洲人对过去历史和文化的认知。那些认同这一新认知的教会人士组织了新教，在部分政治人物（国王和诸侯）的支持下，与天主教会分庭抗礼，最终结束了天主教皇在欧洲大部长达千年的一统天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民族国家。 无独有偶的是，马丁·路德作为一位饱读经书的神学教授，其挑战教皇和反叛教会的行为，亦是从少年、青年时代对其父亲意志的反抗和反叛开始的。1958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出版了专著《青年路德》，仔细考察了路德早年与其父亲的关系，分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指出路德对其父亲的反叛，与他之后挑战教皇和反对教权的行为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埃里克森是心理学家，所采用的是精神分析的路径，但书中也一再提到情感，因为心理、情感虽然是不同的层次，但两者密不可分。马丁·路德和顾颉刚不但身处不同的时代，时间相距有500年，而且时代和文化背景也有巨大的差异，但两人的成长经历及其与父亲的情感联系则存在相当多的可比性。埃里克森这么描述马丁的父亲汉斯对儿子的期望：为了让路德在埃尔福特大学获得修士学位，“他那野心勃勃的父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他接受了多年严格的学校教育，他的父亲想让他学习法律，因为这个专业在当时是进入政界的跳板”。汉斯之所以野心勃勃，对儿子期望甚殷，因为他自己出身农民，经过多年奋斗成了一名家境小康的矿工，而且娶到了一位出身相对高贵的妻子。由此，他希望儿子能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埃里克森如此形容汉斯为培养儿子所作的付出：“路德的父亲送儿子上拉丁语学校和大学，并期望他成为一名法学家，或许会挤入中产阶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任何代价都愿意付出，钱的问题总有办法解决。”这与子虬公为了养家，从京师大学堂辍学回苏，接着外出做事，然后命令顾颉刚考北京大学，以求其学而优则仕，十分类似。 饶有趣味的是，像顾颉刚一样，路德不但有一个对他不善的叔叔抑或“邪恶的叔叔”， 其母亲也像其父亲一样，对他十分严厉。路德说到，有一次他偷吃了“一颗坚果”，结果被母亲痛打了一顿，“直到我流血为止”。顾颉刚的母亲早逝，但幼年的顾颉刚记得的母亲，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尿床而“被母亲扔下床来，忍不住大声哭叫”。后来，他就一直与嗣祖母同睡，直到18岁结婚。相比之下，路德没有那么幸运，他的童年似乎除了严厉的父母，没有其他爱他的亲人作为其庇护伞。尽管路德的母亲没有早逝，但埃里克森写道，当他“浏览了成千上万页关于路德的文献时，所有这些都萦绕在心头；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这个路德到底有没有母亲？” 换言之，在路德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是缺席的，而父亲则对他期望很高，管教严厉，动辄鞭打。相比之下，子虬公虽然也望子成龙心切，但似乎没有体罚的行为。顾颉刚回忆他双亲和长辈的时候，只记得母亲打他，他愈讨饶被打得愈凶，或许恰能反证他父亲对他没有这样的行为。 如果路德的幼年、少年时代比顾颉刚受到的管教、束缚还严，那么他的苦痛和反叛也表现得更为激烈。埃里克森《青年路德》的起始便描写了路德的一次“精神崩溃”事件，那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在埃尔福特修道院的唱诗班中突然跌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我不是！”（Ich bin’s nit!）或“不是我！”（Non sum!）。埃里克森对此的解读就是路德经历了一个“自我认同危机”（self-identify crisis）。要知道，路德进入修道院已经违背了其父的意愿。与他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的愿望相反，路德之前在一次暴风雨中被吓得惊慌失措的时候，祈求上帝救助，“当时他大喊道：‘我想成为一名修士’。然后我们发现，这位青年修士站在了十字路口，一条是服从于他父亲——一种对异乎寻常的固执和迂回的服从；一条是服从于他自己的修道誓言——当时近乎荒谬的竭力服从”。所以，路德尽管进入了修道院，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经历了强烈的心理挣扎。长期下来，他积郁成疾，由此而衍化成了上述事件。与之激烈的表现相比，顾颉刚似乎没有经历如此剧烈的事件，但他1913年以降所记的日记中也多次说到自己“升肝阳”“神经质”“竟夜不眠”，感叹自己“堕落”，浪费光阴，等等，以此表明了他的苦闷和烦躁。而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期间不好好上课，整天泡在各家戏园，也表明他像路德一样，在情感和心理上不想、不愿成为父亲所期待的人，同样经历了一个“自我认同危机”。 1916年，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一同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18年《新潮》杂志创办，他给该杂志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旧家庭的感想》，之后意犹未尽，于1920年又连续写了两个续篇，其整体篇幅不亚于他后来写的《〈古史辨〉自序》。他写这篇文章，针对中国的家庭制度来检讨、批判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可以视作他对父亲意志抑或父权的一种正面挑战。此处用“正面”而非“公开”，是因为顾颉刚发表该文时所用的笔名是“顾诚吾”，原因就是怕其父看见，引起纠纷，可见他对父亲仍有不少敬畏之感。但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他对旧式家庭的态度称得上是深恶痛绝，从三个方面加以竭力鞭挞：“名分主义”“习俗主义”和“运命主义”。不过，他虽然发表了两个续篇，但还是没有写到第三部分“运命主义”。这篇文章的主要价值其实就在于第一部分，因为“习俗主义”是想解释为什么家族制度如此顽固不化，长期以来钳制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却没有实质的改变和改造。 顾颉刚指出，中国家庭制度的弊病在于强调尊卑有序，让家长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与否，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提升家族的名分，目的是光宗耀祖。由是之故，顾颉刚认为中国家庭制度带来了三个主要恶果：一是泯灭了个人的人格，儿辈活在世上的首要责任就是“继承先志”，亦即按照父亲的意愿行事，不允许有“自由的意志”。二是毁灭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情或亲情，代之以各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三是压迫家中的女性，只把女性看作生育乃至泄欲的工具。总之，讲究名分是中国家庭制度的万恶之源，“因为他们的真理即是名分的理，权势的理，无理由的理”。 顾颉刚针对和批判的三个方面，其实都与他那时的亲身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所用的“顾诚吾”的笔名，猜想也有“真诚倾诉、直面自我”的意思。他的这篇《关于旧家庭的感想》，因此可以视作是他《〈古史辨〉自序》的前身。除了他被子虬公要求考北京大学，继承其未竟的学业之外，他在这篇和之前发表的《妇女与革命》中均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情，特别是女性在家庭中的遭遇，与他自己的两次婚姻密切相关。顾颉刚于1910年底第一次结婚，妻子吴徵兰比他大4岁，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旧式妇女。顾颉刚未及18岁，中学未毕业便结婚，与他嗣祖父在前一年的去世有关。子虬公从安徽回家奔丧，在办完顾颉刚的婚事之后立马就回去了，可见这次结婚的主要目的是尽快延续顾家的烟火。用顾颉刚的话形容，吴徵兰“无才无貌”，对他“亦颇落寞，无儿女之情”。吴徵兰还嫌他不挣钱，没有给她买衣服，不能让她在亲戚和娘家那里显得“光宠”，所以两人之间一开始就没什么感情。顾颉刚谓之没有“精神之融合”。结婚之后吴徵兰连续生了两个女儿，后来生病达半年之久，而顾颉刚遵父命在外求学，无法在她身旁一直陪伴，这让他于心不忍，所以他曾发誓：“妇苟死，必不娶”，抑或即使再婚，也只会纳妾而已，以表示他不负吴徵兰的心愿。他发这个誓言，其实也是对父权的一种反抗：“吾之得竟学业，长者所赐也；吾之得有妇，长者之所与也。妇逝不敢怨，使吾得竟学业则必报，如此则吾责尽矣，对长者其无愧矣。舍此之外，吾其可以自主乎。”顾颉刚的意思是，求学和结婚都是为了“长者”。为了尊父命继续学业，导致他没能照顾好病妻，情感上对不住她，所以就发这个誓言来表示对她的忠贞和怀念，希望自己在再婚和纳妾方面应该有些自主权。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为了重振和光大顾家的声望与门面，子虬公不但要求顾颉刚求学深造，而且希望他能为顾家传宗接代。吴徵兰生了两个女儿，让其不满意，因此便将顾德辉过继给顾颉刚做嗣子。在顾颉刚不在家的时候，吴徵兰因为没有生出儿子，估计在顾家的日子颇为难过。她很可能因此抑郁成疾，最终一病不起。1918年8月1日，年仅30虚岁的她便撒手人寰，丢下一双女儿，让顾颉刚深感同情和悲痛。他在妻子病重的时候赶回家照顾，曾要求将其送医院抢救，但被认为“有命在天”的家中长辈阻止，他为此写信给子虬公抱怨，而后者的回答却是：“不知你读书廿年，所学何事，乃敢辄兴怨怼。”在吴徵兰去世之后，子虬公又不顾顾颉刚丧妻之痛，立刻就要他续弦吴徵兰的五妹，之后又频繁安排其相亲。顾颉刚曾写有《说亲忆录》一文，记录了他在妻子去世后的半年间被说亲几十次的经历，并指出“父大人急于成事”。最后，他屈服于父亲，在1919年1月便与殷履安订婚，随后两人在5月21日结婚。如果说顾颉刚在再婚一事上稍微有了一点儿自主权，那就是他在不少提亲的人中间，选择了生长于苏州和昆山之间甪直的殷履安，因为她受过小学教育，顾颉刚的好友和曾在甪直小学任教的叶圣陶也说她“好学不倦”，所以他决意娶她。不过，两人的联姻最终还是由顾颉刚致信父亲征得同意之后才办成。 因此，顾颉刚于1918—1920年间在《新潮》连载《关于旧家庭的感想》，虽然没有像吴虞那样直接挑战其父亲，但他此文的写作本身及其内容，几乎每一个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旧式家庭中父权的不满和怨恨，期待家庭革命能成为五四学人所期待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他还用顾诚吾的笔名，于1919年在《新潮》发表了一首半文半白、题为《自你殁后》的诗，其中提到吴徵兰去世之后他被家中长辈催婚的苦恼： 自你殁后， 媒人来了数十起： 不是东家知算能书，就是西家貌美娴家事。 闹得我意绪神昏，苦无从遣止。 老人责望，总是“有妇侍高堂；有子延宗系。” 家庭养育，恩情高厚，我何忍别异？ 又旁无兄弟，下无男子，我何能径情率意？ 从前的早婚，和将来的续弦，都似一工人，为东家服务；我亦拼做工人，不敢说自由意趣。 但可怜我在你病榻旁边，重重申誓，而今何似？ 我不敢问你，我到底是有情无义？ 我愿将你入殓时睁睁的双眼，且安心的合闭。 我总信黄泉有路，待相会那年，把此情细理。 这首诗真切地描述了顾颉刚的两次婚姻及其给他带来的切身之痛。尽管他痛苦非凡，心里强烈挣扎，但还是觉得自己无法“径情率意”或追求“自由意趣”，已经决定向长辈屈服，“为东家服务”，然后写此诗祈求亡妻的宽恕。 子虬公对顾颉刚的管控，却没有到此为止。他再婚之后，子虬公从杭州来信教导他：“媳妇接回后，应教以持家各务，并不得常在房中，置家事一切于不问。”顾颉刚不敢回怼父亲，只是在给殷履安的信中对父亲的观点一一批驳，殷切希望他的新妻不会像吴徵兰一样，被旧式家庭中长辈的意志所吞噬。不过，如果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预科期间以听戏荒废课业作为对父亲意志的一种消极反抗，那么他从此时已经开始寻求与父亲的正面冲突和挑战了。 而这个“此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顾颉刚屈于家中长辈的压力，在吴徵兰死后不到一年便与殷履安联姻，因此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他不在北京。但他在1918年便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共同编辑《新潮》，对这些同学领导五四运动，十分关心。他曾在5月9日给傅斯年和罗家伦写信，希望“扩大”风潮，“在根本上改动一回”。可见，他们之间气味相投，同仇敌忾，希望与传统文化做一根本的决裂。9月初，他动身回到北京大学，心里已经决定不再按父亲的期望而是根据自己的想法投身学术。那时，罗家伦提出“只钻研学问，不问外事”，让顾颉刚深感钦佩。同年，他又写了诸如《说亲忆旧》之类有关他婚事的文章，其意显然是借此检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问题。 而他反抗父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1920年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不回苏州谋职，而是继续在北京大学工作，先是做了助教，后为图书馆编目员。但编目员的月收入只有50元，而他要负担家中四人（殷履安和他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的开销，至少需要80元，所以他在经济上遇到了困境。但他“宁向朋友借钱，不向父亲伸手”。此时，胡适向他伸出援手，每个月借给他30元，让他能渡过难关，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对其父亲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的抉择有过这么一段评论，足以表现他之留京做事，与子虬公的期待大相径庭：“父亲（顾颉刚）认为，他能在大学毕业，完全是子虬公所赐，对此当然是感恩图报，但子虬公对他的期望，不过是在功名资格上面，仍旧是个科举意识，也即是说，家里只要他有学问之‘名’——大学毕业的学士，而不要他有学问之‘实’——自己研究。”换言之，顾颉刚之不愿满足父亲的意愿，为顾家光大门楣，而是在北京从事自己的学问，领取微薄的薪资，甚至都无法养家糊口，表现了他反抗父权、与学而优则仕传统决裂的决心及意志。 四、矛盾激化——分庭抗礼/分道扬镳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走向结尾了。但读者或许仍有疑问，顾颉刚反抗父权与他之后发动“古史辨”，两者之间有无具体的联系？在对此作出解释之前，笔者还想回到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的研究，因为相似的问题似乎也存在：青年路德违背父亲的意愿成为一名修士，后来成为神学教授，这一违逆父亲意志的行为如何导致他发动宗教改革？埃里克森对此作了相当复杂的分析，结合了不少精神分析的方法。譬如，他曾这么描写路德的求学之路：“当小马丁在离开父母家的时候，他已经被过于沉重的‘超我’（superego）压抑住了，这个超我只有他在顺从地运用他的优越天赋的时候，只有他是马丁而不是路德的时候，身为儿子而不是男人时，身为追随者而不是领袖时，才被允许有自我认同的余地。”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人都知道，“超我”大致指的是束缚“本我”或自我的社会规范。路德与顾颉刚身处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世界，但他们两人的成长道路都被当时所认可的社会规范所严控，以致让他们近乎窒息。像顾颉刚一样，路德在婚姻问题上与父亲产生了冲突；他毕业之后最终进入修道院，与其父逼迫他结婚有关，由此导致了他们父子关系的破裂。 埃里克森同时又分析道：“马丁对父亲压力的反应，是路德专注于个人良知的开始，这一专注远远超出了当时宗教的实践和标准。…… 后来他反叛了：先是反抗父亲，加入了修道院；然后反对教会，建立自己的教会。”当然与路德相比，顾颉刚没有分庭抗礼，建立自己的教会，但他做到的是让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他们从反抗父权到挑战传统的逻辑转化就是，如果说路德和顾颉刚都受到了父权的压迫，那么这一压迫是一种“超我”的表现，为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所强烈支持。如果他们要对之进行反抗，必须诉诸自身和个人的良知，然后挑战和颠覆这一约定俗成的、被认作理所当然的宗教抑或历史的传统。 顾颉刚在1918—1926年间的言行——前者包括他发表的《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等文章，后者表现为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决意从事学术工作等——都能帮助展现从反抗父权到发动古史辨、“斩断”古史的内在关联。如上所述，《关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很长，原来包括三个部分。顾颉刚花大笔墨写了“名分主义”作为第一部分，大力声讨尊卑有序的家庭制度。然后他在第二部分“习俗主义”中，试图对这一家庭制度的顽固不化作一分析，但没有尽兴。他在其末尾写道，此文“只说了旧家庭的思想，和思想下所发生的恶结果，还没有说到旧家庭里的制度”，所以他下一步的打算是写一部《中国家族制度史》。换言之，顾颉刚想深入探讨和批判支撑那个折磨他的父权的历史根源，找出它的来龙去脉。 顾颉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留美归国的胡适在北京大学接替陈汉章上“中国哲学史”，教授了他进化论的理论和方法。胡适在顾颉刚毕业之后，为给予他经济上的资助，又让他帮助自己找书，从而使得顾颉刚的治学兴趣从追寻中国家族制度的渊源发展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顾颉刚在那一时期做这些事情的主要动力，与其两段婚姻所带来的切身之痛不无关系。他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等文章中对中国女性的诸多关注和同情，他对吴徵兰早逝的愧疚以及与殷履安再婚之后竭力希望她不再重蹈覆辙的努力，都可以视作一种良心发现的行为。如同他的笔名“顾诚吾”所示，顾颉刚那时希图呼吁人的良知，因为他看到了个人良知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他在1918年吴徵兰得病之后，开始在北京大学加入收集歌谣、民歌的工作，并坚持了多年，对此或许可以作两方面的解读：一是他从这些朴素直白的歌谣中看到了人们的真情实感；二是他从憎恨家庭制度中的尊卑有序延伸到反对学问的高下之分，借此宣泄他的愤恨并挑战这一文化传统。顾颉刚曾表明这样的态度：“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 顾颉刚在收集、整理歌谣的同时，又对之前的所谓高等文化——古人有关三皇五帝的系统——发起了挑战。1920年12月24日，他给殷履安写了一封信，描述他辨伪书的工作，其中有这样的字句：“这一篇如能做得好，便是在中国史上起一个大革命——拿五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自周以前，都拿他的根据揭破了，都不是‘信史’。”也正是在这时，他接受了胡适每月30元的帮助，由此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不必向父亲低头。顾颉刚那时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到，他知道其父“不愿我到北平”，但他“为学问计固不肯舍北平”。所以，顾颉刚批判古史与他反叛父亲，两者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 但他与父亲之间的尊俎折冲，却因祖母的去世而又生枝节。正当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辨别伪书，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从小养育他的祖母病重，使他不得不在1922年3月离京返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请了长假。顾颉刚在与傅斯年的信中说到，如果在小时候没有祖母的照顾，他可能都不会活到现在，因此与她有着“特别的情谊”，只能“归家侍养”。但他心里还是相当犹豫，所以又向李大钊倾吐： 但我做了半年多的事务，引起头的不少，若是舍去不顾，我心里也是十分恋惜。况且我因为不愿在南方任事，所以在北大里找求了这个职务，若是归去以后，为经济所迫，就了南方的事，到后来家长便不许我北行，岂不是使我陷在“习俗”的泥潭里，拔不起来！ 这一段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他担忧父亲会借此机会不让他回京做纯粹的学问；二是他用了“习俗”两字，正是他之前探讨的家族制度在中国顽固不化的原因——他生怕自己也无法将之摆脱。 而他的担忧却成真了！在南方的时候，他应邀为位居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写了《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其中指出“谣言野史等出于民众”肯说实话，而“正史、官书”则会“敷衍门面”，可见他不仅坚持学问无高低的立场，而且还对之前为人所尊崇的官方史书提出了批评。他还指出，向来被视作“黄金时代”的三代，其实并不理想。顾颉刚藐视权威、挑战传统的态度，使他在那时逐渐形成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1922年7月，他的祖母去世。办完丧事之后，顾颉刚准备回北京大学复职，并欲将他全家搬到北京，但他父亲坚决不允许。顾颉刚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对这次父子之间的抗争有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自己“向来立下志愿，祖母一死就行搬出”，因为祖母走后，他已经不再认同这个家了。但子虬公则认为他必须为祖母守灵，否则便是大逆不道。顾颉刚与其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指出守灵并无必要，而且即使要守，也应该是儿子而不是他这个孙子的责任。子虬公看来气急败坏，用“非孝”“家庭革命”“枭獍”“毛羽丰满”等词来骂他，最后还威胁说自己要“寻死”。由此顾颉刚只能让步，答应不回京，去了商务印书馆正式担任编辑，之后又与朋友们成立了朴社。与此同时，他与胡适、钱玄同等人在《读书杂志》等刊物上积极讨论古史的真伪。可以说，父亲的强势压迫，让他更坚决地批判传统的史观。 其时，顾颉刚表面上似乎对其父屈服，心里却十分不耻他的作为，因为“我父所以要我守灵，是要便于他自己做官”。而且，因为他为商务印书馆编书，每月有50元酬金，让子虬公觉得“无须得他的供给，留我在家，真是一得两便”。然而，顾颉刚虽然在商务印书馆正式任职，但心不在此，“无法定心做事”，反而“弄得失眠症大作”，可见他心里之老大不情愿，反叛心理强烈。而子虬公见他在商务印书馆做不下去了，又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不积财”，“不体谅他的年老远游”。最后，他们父子分道扬镳——1923年10月，顾颉刚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只身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研究。1926年，在担任朴社总干事时，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论战文字编成《古史辨》由该社出版。为了这第一册《古史辨》的出版，他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长序，生动细致地描述了自己的生平和治学道路，其中几乎不提其父子虬公。也是从那时开始，他们父子分居两地，直至子虬公去世。在这段时间内，两人聚少离多，只是因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顾颉刚滞留杭州，父子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但之后直至子虬公去世，顾颉刚再没有与父亲在一起。而据顾潮的回忆，顾颉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便一直自主养家，不想也不愿在经济上再与父亲有所往来。 原文刊于《河北学刊》2023年第5期，第69-82页。注释略，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学刊》杂志。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