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环境史研究发展的思考(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5:10:00 《学术研究》 刘向阳 参加讨论
二、世界环境史研究发展的理想路径 世界环境史的书写难度之大不仅在于它是全新的和跨学科的史学领域，需要史学研究者在历史观、史学方法和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全面创新，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经受着自身内在多重逻辑矛盾的制约。 第一，在理论与实证的张力中厘定叙事主线的问题。世界史、全球史乃至普遍史，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是史学家观念构建的产物。柯林伍德认为：“关于这些体系，真实情况乃是它们是些预言，并且大体上是相当准确的预言，预言的是到往后几代人从事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路线……普遍史的普遍性并不存在于将它组合起来的众多单个性的专论中，而是存在于构想它的观点的一致性当中。”[23]在世界史编纂范式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环境史欲有所突破，明确自己的叙事主线和核心原则，即“预言”未来的主调和视角，必然遭到学界的批判与质疑，必然经历叙事主线的确认与微观事实拣选的考量。如何从理论逻辑到历史事实层面厘定合理且令人信服的叙事主线，环境史研究者势必经受一番考验。 第二，基于观念的叙事主线和环境史领域史学书写实践之间的矛盾。用环境史创新世界史的编纂范式作为一种全新的尝试，生态要素的加入必定与既有的世界史范式表现出巨大不同。生态过程、协同演化、人类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流和人类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⑥等概念作为世界环境史的叙事主线，对历史学家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环境史学者必须拓展视野，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与完全来自于传统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不能等量齐观。 第三，生态界域与主权边界的矛盾。传统的世界史研究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范畴，而世界环境史研究很多完全跨越了民族国家和主权边界。一则生态的自然边界与行政边界不可能完全重合，有时甚至严重冲突。二则在当今世界格局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仍然没法游离于主权国家之外，因此环境史研究者必须克服生态因素的统一性与行政边界的人为分割性之间的矛盾，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二者的契合。 第四，环境史视域下“人”的矛盾性与多重性。[24]人具备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类和种，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和有差异的个体；既是全球视角下的“地球村民”，又是不同民族国家的国民。因此，人既要遵循生态规律，又要考虑社会法则。既有的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呈现的更多是类和种概念上的人，对社会中的具体的人的多重属性尚缺乏清晰的分析与认知。 在世界史和环境史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的趋势下，欲完成环境史对世界史的改写，确立环境史视域下的世界史编纂范式，推进世界环境史研究，必须突破上述矛盾的制约，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实现全面超越。目前值得借鉴的路径是世界史和外交史领域出现的跨国史学(transnational history)或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自20世纪90年代跨国史学成为一种新的学术热点以来，尽管其初衷和主题不限于环境，但纵览反思跨国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它们几乎都涉及跨国史学与环境史的内在联系。它们要么从实证角度论证二者的研究对象存在交集，要么从理论角度探讨二者的耦合。 杰伊·塞克斯顿对跨国主义做出了如下定义：“简而言之，它们是那些起源和影响不限于任何民族国家的理念、商品、人员、制度、趋势和事件。这种跨国主义对多样性、世界性的美国史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充当起了不同人种、理念和商品的交汇点，最近几年已经向海外传播其政治和文化系统。”[25]埃雷兹·曼尼拉指出跨国史学开启了以前未被注意的诸多研究领域，其中“全新的人类活动领域的一体化，如家庭规划、食物生产、疾病控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入了处在世界之中的美国的史学史”，[26]这些主题和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天然合一。迈克尔·麦克格尔在对跨国史学的反思中更加鲜明地指出：“第三种类型的跨国史学聚焦环境……环境史关注生态变迁，它不纠结于国家边界……环境史昭示着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地球本身，而不是人推动着叙事。”[27] 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刊发跨国史的讨论专栏，参与者多次提到环境和环保运动对跨国史学的影响。马修·康奈利在解释跨国史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必然性时，“将移民和环境变迁视为天然的跨国性现象”，[28]同时将“人权、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泛民族运动(pan movement)、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和环保主义视为典型的全球性理念”，并认为“只有对推动世界政治的最重要概念和制度有历史的把握才能勾勒新的跨国性制度”。[29]温迪·科佐尔认为，“我们需要对推动跨国政治的理念和制度展开更多的历史研究，如人权、反种族主义和环保主义”，[30]可见他视环保主义为推动跨国政治的重要理念之一。 王立新指出：“跨国史学不是关注民族国家疆界内发生的事情，而是关注那些超越领土疆界的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和人员的流动”，[31]在其文章中，信息、商品、技术的流动、疾病传播、人口变迁、环境变化和国际范围内的环境运动等主题都成了跨国史学的关注重点。由此可见，从他者的视角关注历史，打破民族国家疆域的束缚，实现跨国史学的基本主张，环境主题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凭借和选择。 显然，跨国史学将环境史的研究主题视为其实现学术诉求的一种路径，反过来环境史又可以借鉴跨国史学的视野构建自己的世界史和总体史，⑦相关启发性思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民族国家视野，克服行政区划的人为片面性、政治性与生态区划的天然整体性、有机性之间的矛盾。生态系统有着自己的自然分界，特别是不同政治主体接壤的边境地带，同一生态系统常常被行政区划人为分割，而不同的生态系统有时又被整合进同一政治单元。目前以国别史为主的环境史叙事尚未克服这个问题，跨国史学提供更为宏大的视角使我们能够将整个地球视为有机的生态系统，从而更好地观察与认识这个世界，推动世界史观和环境史观的共同创新。 第二，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政治主体，立足地球生态系统，为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可以促使主权国家打破狭隘的民族意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建立合理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国际性机制，实现生态规律与政治规律的契合。这既考虑了自我，又顾及了他者，实现了自我与他者的有机统一。 第三，跨国史学为环境史和新的世界史叙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南。世界环境史研究者可以选取具体的生态因子，追踪它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传播，及其对生态系统和主权系统的双重影响，最终实现政治与生态的有机统一。这有助于跳出自我，从他者的角度更好地反观自我。 第四，超越民族国家，从生态维度审视世界的普遍联系，不仅可以运用有机论、互动论、整体论等环境史的基本理念增强其与世界史乃至全球史叙事融合的合理性，而且作为世界史的本质要求，能够更好地透视地球生态系统的复杂关系场域，符合当今“大历史”(big history)的发展趋势。 跨国史学路径引入世界环境史研究，推动世界史和环境史书写的创新，一方面可以满足对整体性和一致性的追求，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既有研究对区域差异性和多样化忽视的缺陷。二者的统一取决于编纂者对生态边界的把握，因为生态边界客观存在的层次性决定了不同面相的世界环境史。对那些区域生态系统，政治边界与生态边界相邻而又重合的地区，跨区域研究能实现以小见大，呈现多样性。对那些超越区域和国家边界，立足于更大规模，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系统，跨国路径能超越政治边界，实现宏大规模的研究。总之，跨国史学路径与生态边界层次性的结合，可以调和政治边界与生态边界的矛盾，在兼顾民族国家的前提下，重塑生态和权力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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