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 史珮琪：新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基于《史学月刊》的分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33 爱思想 李恒 参加讨论
《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创办于1951年1月。创办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在国内期刊界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大力宣传“新史学”，率先推进史学研究的范式革新。创办者所打出的“新史学”旗号，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成为《史学月刊》刻在骨子里的印记，砥砺沧桑，历久弥新。2021年，《史学月刊》编辑部召开“70年来史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学术研讨会，百余位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聚首开封，总结7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变迁。21世纪以来，《史学月刊》很好地回应了国家提出的话语体系建设要求，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了贡献。“如果把《史学月刊》置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视域内来认识的话，它就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就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史学史。” 笔者以21世纪以来《史学月刊》所刊发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文章为基本素材，管中窥豹，尝试勾勒20余年来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总结该领域的基本发展情况。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耕与掘进 《新史学通讯》的创办者，嵇文甫、郭晓棠、黄元起等早年都有参加革命的经历，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史学研究当然也要推陈出新。作为史学工作者，他们创办了《新史学通讯》，以此为阵地，肩负起在新中国史学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庄严使命。历经风雨，《史学月刊》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旗，这是深植于刊物血液之中的显性基因。 （一）深刻介入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讨论 自2000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文章，莫过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该文开启了在21世纪研究唯物史观的新阶段，其后相关研究和讨论文章陆续见诸各大报刊，余音绕梁，其中迅速与蒋大椿先生展开深度对话和探讨的无疑是庞卓恒先生与吴英合作的文章。 《史学月刊》有幸参与了21世纪初蒋大椿先生与庞卓恒先生的那场唯物史观的讨论，先后刊发了两篇评论性文章。2003年，当时还是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张立达分析了两位先生论战的根本原因，认为他们在“物质”“意识”两个最基本概念的理解上产生了分歧：“两个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必然会导致它们关系的模糊性，蒋、庞二位的分歧正是这种模糊性的表现。”张立达认为，尽管两位先生在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观点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都强调人的活动才是历史的中心，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历史的基础，而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所在。张立达建议：“结合这两种眼光，兼顾抽象与具体，开展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对话以及跨学科的理论吸收，建构中介层次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作为唯物史观新的增长点。”2004年，河南大学周祥森发表评论性文章，基本涉及了蒋大椿先生大作发表之后的所有回应文章，并对其中的观点进行了评论。此文是一篇体大虑周的综合性评论文章，不仅从逻辑上梳理了争论的焦点所在，而且从整体上对它们进行剖析，深刻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推动了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和研究。周祥森认为：“在史学评论方法上，现有的评论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向壁虚造评论对象的问题。” 蒋先生的文章以及庞先生与吴英合著的文章对于21世纪之初的中国理论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打破了自20世纪80年代史学理论热以来十余年的沉闷状态，活跃了学术空气，刺激了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兴趣；另一方面燃起了人们在全新的时代语境和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认真研读经典作家文本、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 （二）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全面发展 唯物史观必将得到发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人类社会历史运动本身所决定了的。那么，那些习惯抱守传统观念的人们，是墨守成规，继续自己优哉游哉的“快乐”生活，还是与时俱进，通过艰苦的、扎实有效的理论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地基上建构新的理论大厦？笔者以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这个问题。在新的世纪，在新的时期，中国的史学从业者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史学月刊》以自己的担当，一直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刊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自2000年以来，《史学月刊》刊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仅以2004年为例，这一年几乎每一期都刊发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的是纯粹的唯物史观阐释，有的讨论唯物史观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有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进行研究，有的则是将唯物史观与当时的研究热点结合，等等。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共同推进了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繁荣，尤其是在2022年第7期以及2023年第11期推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两组笔谈，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三）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话语 世纪之交，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和江湄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这个主题，对林甘泉研究员进行了访谈。在这篇访谈中，林甘泉全面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提出要科学地看待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提倡不同学术思想的学者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百家争鸣，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坚持实证研究。如此，我们有可能在21世纪培养出真正的史学大师。林先生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开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而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园地不断深耕与掘进，成果不一而足。若是考察2000～202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会发现，《史学月刊》所刊发的这些文章，不论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从宏观层面展开的思考，还是对具体概念的剖析，从微观层面展开的研究，几乎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些文章大体涉及有关史学流派与史学实践的演进、史学理论方法与学术形成机制等问题，试图廓清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演进路径、主题领域和思想自信，最终从根本上有助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精神家园，助力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文化软实力及国际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惊叹，这只能用奇迹来概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不减当年，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 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理论创新 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一般体现在材料、观点和方法三个方面。在推动史学研究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方面，《史学月刊》一直在探索。“新史学”是《史学月刊》办刊的基本方向，当时的新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办刊过程中，编辑部鼓励和提倡在历史研究中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更多地关注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这就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 2001年，时任主编李振宏借“《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笔谈”组稿之机，在新旧世纪赓续的时间节点上，阐发了自己对新史学的认识。李振宏认为：“21世纪新史学，应该在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上有重大的发展和突破，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21世纪新史学，应该拓展研究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选题思路，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21世纪新史学，应该以博大的胸怀，欢迎非专业的学者加入到史学研究中来。”“21世纪新史学，应该不再拘泥于著作形式的传统模式，使其在体例、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变得更活泼，更生动，更具有文采。”“21世纪新史学，应该提倡宽容精神，欢迎不同学派的对立和争鸣。”这是李振宏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史学创新的理解，也可以看作《史学月刊》编辑部在21世纪的宣言，是一份新的“发刊词”和“倡议书”，期待中国史学在21世纪能够继往开来，努力推出更多、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21世纪以来，《史学月刊》更是致力于中国的史学繁荣、理论创新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已经被学界认可。《史学月刊》在国内期刊界率先开辟“电脑与史学应用”专栏，推出专题论文讨论计算机和因特网的介入对史学研究可能带来的影响。路振光以自己上网查阅史料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对因特网上的史学信息和资源进行了粗略的描述，展示了网上史学信息的分类情况，介绍了获取网上信息的三种有效途径；程美宝从电子族谱的角度探讨数码时代在万维网衍生的历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以及其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刘伟和胡海香介绍了有关《史记》的电子资源，并对电子版《史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金观涛与刘青峰在新旧世纪之交开始运用数据库的方法进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他们认为数据库方法不仅可以为观念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基础，还可以对以往某些公认的观点作出修正或质疑。 由《史学月刊》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的首届“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和史学”于2016年11月在南开大学召开。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利用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大型数据库获取史料越来越便捷，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宝藏，在一定范围内“穷尽”史料也可能实现。因此，史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辛苦爬梳寻找史料，而是如何利用技术手段，科学鉴别、筛选和分析史料，从占有史料到驾驭史料，既需要知识更需要见识，融会贯通，扎实的学术功底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当代史学研究遇到的新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研究范式的变革可由多种因素开启，新材料的发现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学者们更多地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突破，尝试从新的论域和角度观照已有的材料，从而得出新的结论。这一点可以从21世纪以来《史学月刊》组织的笔谈主题得到印证。《史学月刊》历来重视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总结和反思，21世纪以来，围绕这个大的主题先后组织了多次笔谈，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同时，也可以将赵梅春的文章作为旁证。赵梅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变迁，她在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经过艰难的探索，实现了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到以‘两个重大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转换”，推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飞跃式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推动了新的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形成。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不能盲目地为了创新而创新。黄敏兰曾经讨论学术转型与理论创新问题，提出了“改造/创新论”：“你可以不理睬旧专题，也可以否定那些命题，但是你不可能回避它们背后的理论体系。要实现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当然不可能绕开这个历史解释系统。由于它在传统史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十分关键的作用，中国历史学应该，而且必须将改造这一系统作为史学转型的突破口。根据笔者的初步探索，中国史学也完全有可能将这些旧课题改造成为新课题。”黄敏兰立足当下国情和研究现状，瞩目如何做出具有特色的学术成果，她强调：“当前创建新课题应注重原创性和独创性，不能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人家现代化，我们也现代化；人家后现代，我们也赶紧后现代；人家研究市民社会，我们也拼命寻找中国有无市民社会。中国历史学应当有自己民族原创性的东西。” 早在2002年8月，关心中国史学发展的部分学者云集北京，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展开讨论。会议云集了文学、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宗教学九大学科的学者，会后出版了由杨念群等主编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称这是“一部中国史学界首次多学科交叉研讨会的全景记录”。《史学月刊》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并开辟专栏对此展开讨论。黄敏兰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笔者注意到，这次会议后，以“范式”之名产出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不论范式如何转换，史学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学的基本特性，都离不开对历史意义的追寻。黄敏兰指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新史学之新，就在于要发现历史的真意义。”这篇文章在世纪之交时刊出，后来被收入《黄敏兰史学文集》出版，这本身就说明它对今天的学者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史学基本特性的回归与凸显：实证与叙事 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th）在评述安克斯密特所提出的历史经验理论时曾说，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是在大约十年前宏伟的语言大潮消退的时候，理论家得以眺望曾经被语言所覆盖的沙滩，去瞅瞅有什么值得拯救。那么，在不断的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之后，在史学研究被西方的理论一遍又一遍地冲刷之后，我们的史学研究应该坚守的是什么？我们的史学阵地是否要成为西方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演练场，如同鸦片战争时一样，看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耀武扬威，然后，再来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立足自身的传统，坚守史学研究的初心，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唯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的学术研究方能在当今世界的软实力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享誉中外的二十四史足以自傲。这些成果的取得，有赖于历朝历代政府和学人对往事的记录和保存，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它们成为珍贵的史料，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基础。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以具体的史实来重建已经消逝的过去。这一点早就被古往今来的史学家认可，从兰克的“如实直书”到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他们都强调只有运用真实的史料，才能还历史以确切的面貌。今天国家对中学历史教学明确提出了五大核心素养的教学指向，其中就有史料实证：“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要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识，必须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 实证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两千多年的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从未缺席，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几乎在所有的史学发展历程中，实证都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都是构成史学作品的基本骨架，潜藏于史学论著的有机体之内。以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为例，江湄说：“与当代史学确定无疑地将重心置于‘实证’的同时，史学学者又借用西方历史哲学的思想资源对‘实证’观念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检讨和批判，这种检讨和批判已构成当代史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动力。”侯云灏说：“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在文章的结尾，侯云灏又指出：“当历史学随着自然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交叉渗透、不断发展之后，实证史学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日益发展的新形势，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里所说的实证史学是指在西方实证史学思想影响下，以传统考据史学为基础的新考证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史学基本内核的实证却会与史学相伴始终。 实证依赖于史料，史料并不能自动构成有意义的历史文本，让读者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要想重建过去，就需要对史料进行编排和整理，也就是叙述历史，或曰历史叙事。叙事其实是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就一直被历代历史学家普遍使用的基本的历史编纂方法，其存在和功能一度被淡化和遗忘，直到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重新揭示了历史叙事的重要性，并挖掘了其中巨大的学术创新空间后，学界才对叙事有了新的认识，这在怀特于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有详细的论述。怀特在强调历史编纂的修辞学成分时说：“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古今中外的历史作品，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独特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有可能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种叙事，也有可能是“科学，不多也不少”。年鉴学派第二代主将布罗代尔就反对使用叙事的方式来写作历史，他倡导总体史，以问题为导向，通过长时段理论来探讨过往不同层级的结构，试图展现历史的全貌，在一定程度上与叙事史学形成张力。即使如此，有研究表明，布罗代尔的代表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在采用多种辞格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圆形叙事结构”。成威华通过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对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进行解剖，最后得出结论：“对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叙事。”而且，布罗代尔的后继者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1294—1324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以下简称《蒙塔尤》），就是以其高超的叙事技巧闻名于世。 时代的浪潮一波又一波，给历史编纂披上了形式各异的外衣，在不同的时代生成了各式各样的历史作品。不论外表看起来差别多大，其底色不变。潮起时，各种史学流派纷至沓来，扑朔迷离；潮落后，我们发现，历史叙事贯穿始终，成为历史编纂庞大躯体的基本骨架。所以，我们看到，在怀特从理论层面对历史叙事进行阐述之后，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也从史学实践的层面呼唤“叙事史的复兴”。这种复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微观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异军突起。随着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还有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世界》等作品的陆续出版，叙事史学掀起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冲击着中国的史学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思考。王笛的研究似可看作对此的积极推动。他瞄准了成都城市的公共空间，连续推出《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下简称《茶馆》），将城市史与日常生活史结合起来，给国内学者树立了微观史研究的范例。李金铮如是评价《茶馆》一书的贡献：“通过以上对《茶馆》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叙事呈现以及核心见解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王笛对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茶馆所反映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做了多面解剖，对茶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成果，不仅使茶馆史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大大推进了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与已有的西方城市史、新文化史、社会生活史著作相比，《茶馆》一书不仅毫无逊色，且别开生面、富有特色。职是之故，《茶馆》更大的价值在于其学问方式和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这一方法不仅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茶馆的研究，还可以用之于城市饭馆、杂货店等问题的研究，对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服务业也具有借鉴价值。”之后，我们看到了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和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微观叙事作品问世。笔者由此推断，叙事乃是历史编纂的本质属性——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叙事史的复兴，更是叙事史的回归，朝着实证与叙事的回归。有学者认为，所谓“史学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学叙事功能的退化而带来的对史学根本精神的背离。“历史本就很简单，它不过是过去时间里人的情感、理想以及他们与现实的纠葛；历史学也很简单，它不过是借助叙述的力量，把过去的人及其行为复活在现实的人的眼前。”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时，经过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洗礼，在历史研究领域，各种甚嚣尘上的“转向”逐渐消耗了其本身所蕴含的创新空间而呈现回报递减之势，史学也慢慢朝着其本原回归。历史最初的出发地，不论是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倡导的“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还是东方的司马迁所向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闪烁着叙事的光辉。叙事是镌刻在史学基因上的印记。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新文化史写作范式的历史叙事作品，它们与其前身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别：其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事中虚构性的反思，其二是将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 那么，历史学的本心是什么？历史学又该回归何处？笔者以为，应该是叙事与实证。邓京力指出：“学术史的经验表明，历来一个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在于以丰富、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学科理论……只有在历史学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特性时，它才有望系统地构建本学科独立的理论体系。”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跟在各种“后学”之后人云亦云；也不要妄自菲薄，在频繁的“转向”中迷失了自我。我们的史学研究，还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自身的问题，坚守史学的基本特性，回归本心，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微观史学生动体现了历史学的基本特性：叙事与实证。这是史学研究的初心，更是我们站在21世纪的潮头，回望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发展时应该坚守的本心。 四、持续推进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 创刊70多年以来，在史学界历次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史学月刊》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最近20余年，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技术革新与史学研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史学月刊》深度参与其中，并且主动作为，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组织学者撰写笔谈文章等形式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在学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尤其是夏文化问题，是21世纪以来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2006年，沈长云撰文指出：“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2008年，《史学月刊》策划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理论思考”笔谈，文明起源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把这项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对其方法论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以便尽快形成一套能够指导该领域研究的、符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历史过程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在这组笔谈中，范毓周提出：“如何摆脱流行理论模式的影响，根据考古资料内在的实际内涵进行合理的理论归纳和阐释，也是我们今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需要进行创新性研究的一项任务。”王巍强调：“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一定的社会人文条件下实现的。因此，考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需要将其放在当时的自然背景与社会人文背景之中去考虑，需要多侧面、多层次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化与社会两方面去考虑，比仅从社会一个方面去思考要好。”学者们还讨论了文明和国家的概念、如何借鉴和应用国外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等问题，这些为今天我们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贡献了力量。 （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 中国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这段历史应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史学月刊》编辑部2008年第3期组织“‘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冯天瑜《“封建”考论》一书的出版，再次将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编辑部认为：“这场讨论，从‘封建’译名引申到学术概念的界定，更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再认识，不仅关系到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问题，更关系着我们对中国秦汉以后社会性质的判断，关系重大，意义深远。” 与此相关的是，《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组织“秦至清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笔谈，就中国中古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叶文宪提出：“关于‘封建’问题讨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要纠正几十年来社会大众对‘封建’这个词的误解，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且还在于要纠正几十年来学术界研究社会历史的错误方法论。只有走出‘五种社会形态’的误区，具体地、细致地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科学地认识社会、理解历史和设计未来。”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这是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学术界为此召开多次会议，各大期刊也组织笔谈专门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史学月刊》同人及编辑部深度参与，推动了该问题的研究。 （三）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索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长期以来，由于用五种生产方式循序演进的历史发展图式来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故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解释为单线式的。新旧世纪之交，学界对现代化的讨论持续升温。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钱乘旦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对20世纪的历史进行总结，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20世纪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20世纪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现代化展开。“就不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化对他们的冲击逼迫它们做出回应，于是就出现众多的革命、改良和民族独立战争。就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已经出现问题了，于是它们进入‘修正’现代化的阶段。”站在世纪之交的时间节点，回望20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我们应该保持谨慎。2004年董正华指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虞和平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历史进行总结，他说：“既然现代化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分，那么每一个国家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否则就不能顺利快速地实现本国的现代化。这一点已为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所证实，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经过了资本主义、苏式经典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到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使现代化建设既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又走上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腾飞阶段。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不仅为人类的现代化创造了一种新的道路和模式，也为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典型。”以笔者的浅见，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较早的、明确的表达。 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既定目标，也是学界研究的重大问题。这是当下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之中，正处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之中，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投身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之中，成果丰硕，可视为新一波的现代化研究热潮。学者们的思考和讨论会继续，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和智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伟大的社会探索和社会实践必将引发学者们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四）大数据给史学研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因特网和数据库的广泛应用，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历史学习和研究已经离不开这些技术手段，它们给我们的历史研习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挑战。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学术时代面前，如何冷静地看待并适应学术的变化，是每一个学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2015年，《史学月刊》编辑部组织了“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笔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普及，学术研究的路径、手段以至研究形态，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向被认为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如何评价计算机技术带来的研究形态的变化、在新的科研条件下新一代史学研究人才如何培养等等，都是需要认真面对和慎重思考的问题。” 2016年，《史学月刊》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合作举办了“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学术研讨会，与会中青年学人围绕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趋势展开热烈研讨。随后，编辑部组织了“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笔谈，其中有人探讨该如何应用先进技术服务于史学研究，有人分析应用时的误区及可能的对策，有人纵论新技术给史学研究所展现的广阔空间，有人提醒史学研究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有人反思技术革新给史学研究所带来的变化和不变。 既然大数据时代已经扑面而来，我们唯有敞开胸怀，热情拥抱。《史学月刊》编辑部在2018年第9期组织“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继续讨论当下和未来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在编者按语中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料数据库的大规模建设，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这个时代无疑是幸运的，它不仅改变了资料搜集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资料搜检的效率，还使研究领域大为拓展。然而，毋庸讳言，在真切感受并受惠于大数据技术带来巨变的同时，真正的史学繁荣并未如期而至，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生活于这个时代的史学研究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艺与素养，才能真正领受大数据时代的馈赠，提出更有价值和意义的选题，创造出既有维度又有深度且能很好体现历史学科特质的研究成果，繁荣新时代的史学研究？” 数字历史在欧美各高校日益普及，各种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以其新颖性、直观性、生动性等吸引着历史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投身其中。在这样的张力之下，历史研究者、教学者、学习者都面临着大数据时代的挑战。包伟民在笔谈中对这种挑战进行了充分的分析，然后给出了结论：历史学与计算机学科等领域的携手合作，有效利用信息技术，以推动历史学研究的深化发展；“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大数据’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更加有效的工具而已，它当然不可能取代学术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 笔谈组稿是《史学月刊》办刊的特点之一，近20年来，编辑部策划笔谈文章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王记录曾专门研究过《史学月刊》组织、策划的笔谈，他说：“进入21世纪，《史学月刊》不断开展‘笔谈’，对新中国史学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反思和探索，主动引领新世纪史学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自己的特色。分析《史学月刊》专题笔谈栏目的史学思想，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窥视新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新趋向，认识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状况。”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主要借用笔谈主题勾勒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五、结语：新史学是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 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它所反映的是时代的变革和现实的需求。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史学。世易时移，文化兴替，史学必然不断经历危机，并在危机中完成蜕变，以全新的姿态进行新时代的历史书写。21世纪以来，史学研究和史学书写的形态都在发生较大的变化，不管如何变化，仍在客体的范围之内。今天，我们被迫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对话模型ChatGPT。ChatGPT具备极强的文本处理能力，这使它首先冲击的就是人类的写作，史学无疑也在其中。 史学总是面临挑战和危机，并在危机中成长。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有些东西是不会变化的。诚如李振宏所言：“新的时代，并没有改变史学的性质，而只是在史学属性的最基本方面，把它再加以推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我们还无法断言，刚刚处在开端的一个新的史学时代将来会走到哪里，但史学所以为史学的基本属性将不会改变。”在世界范围而言，所谓“史学危机”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就当下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状况而言，形势确实不容乐观。2021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第24届史学理论年会。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吴英谈到了当前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危机：研究成果呈现下降趋势；各方向的发展不平衡，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亟待加强；标志性成果严重缺乏。总之，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状况与国家需要之间尚有较大距离，我们应该大力推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发展，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如何走出当下的危机，以笔者的浅见，就《史学月刊》70余年的发展历程而言，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就研究指导思想而言，需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单就期刊论文而言，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极大的提升，不过仍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了解和学习更为重视俄国，而对日本有所忽视。概念和思想在转译和旅行的过程中有可能变形和走样，我们应该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本身，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汲取其中思想和精神的养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博采众长，与时俱进，不断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尝试新的方法，一方面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挖掘传统课题的新意。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守正创新，积极面对当前的史学理论危机，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坚守历史学的家法，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实证为根基，在表达的过程中以叙事为手段，将新的理论和方法嫁接到历史学这棵大树上，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永葆生机。 第三，就研究课题而言，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史学自身发展规律，迎合国家当前的需要，对重大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问题展开研究。比如，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中，我们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要立足经典文本本身，回应新时代的要求，破除“修昔底德陷阱”“唐宋变革论”等话语干扰；在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强势介入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积极推进历史书写和历史编纂的研究，加强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捍卫历史的真实；在疑古与信古两种学术理路的百年辨析中，我们需要加强考古发掘，推进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华夏文明发展的研究；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需要深入进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等。 王记录曾说：“研究《史学月刊》，梳理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及未来走向，反思、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建设富有创新意识和现实意义的具有中国学派特征的当代中国史学不无裨益。”在新的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大有可为，我们应该满怀信心，以扎实的研究推进其发展，破除危机，用自己的智慧为中国这艘大船保驾护航，使其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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