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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首先从秦朝至西汉初年国家地域控制变迁角度，论述汉武帝时期向东推延函谷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指出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是对汉朝地域政策与大关中布防方略的大调整，即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增强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其次，从越人对中原王朝的军事威胁和中原王朝对越人的军事控制角度出发，指出秦至西汉初年东南疆界的变迁过程就是中原王朝这种地域控制方略的具体体现，其中王翦南征百越一役，初步划定了中原政权与越人的区域界限。在中原政权的西北边界方面，首次厘清了今黄河河套附近地区在秦汉之际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指出它反映出秦至西汉初期在西北边疆地区控制匈奴侵扰的军事地理方略，是在国力、军力相对出于劣势的防守时期，以力保秦昭襄王长城和赵武灵王长城一线不失为基本底线，而在国力、军力强盛时期则是奋力将匈奴驱逐出秦昭襄王长城以北、黄河河道以南的黄河“大河套”区，同时，为保障驻军的军粮供给，就必须再出兵控制黄河“北河”与“南河”之间的“小河套”地区，以就地垦殖，解决部分戍卒用粮。处在这一战略布局最前沿上的九原、云中两郡是秦汉朝廷重兵集结的所在，而由于这两个郡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在这里集结重兵，除了防御匈奴之外，同时还可以起到威慑关东、兼制内外的作用，这是分析秦汉控制匈奴军事方略时需要从秦汉军事与政治地理总体格局出发来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章研究指出，经历了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动乱和鼎足而立的局面形成后三方政权之间的对峙和兼并战争，再到西晋王朝短期的统一，这一时期的行政区划一方面遵循其内部演变规律，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而影响和制约这一特征的主要因素则是鼎立格局下各个政权在对峙和冲突中的军事方略。在相对稳定的地方行政体系中，对立政权根据各自攻防体系和战略目标的需要，在与敌对政权的边境地带及其邻近区域内均有较为频繁和较大幅度的行政区划调整，如吴魏之间的长江沿线、蜀魏之间的汉中和陇右，吴蜀之间（包括蜀亡后禅魏的司马氏与吴国之间）的峡江。所谓在德不在险，合理的政区设置体现了“德”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超越“地利”的“人谋”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对立政权于边境地带政区设置中的军事地理因素进行考察，可以寻绎、推求其潜藏的军事方略，由此建构历史事件的地理背景，揭示以军事活动为主的分裂时期，对立政权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优化配置战略要素，以求实现战略目标的空间展开过程。第三章研究指出，唐初府兵制下，折冲府是军队组织最为基本的单位。它的地理分布，反映出国家对军队的控制，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往的研究，大都从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和“关陇集团”出发来认识折冲府的分布，本章通过对折冲府详细列表，揭示出唐初折冲的设置，主要是承袭了隋朝，乃至更前的北周、北齐的旧有规制，隋以及唐前期折冲府以关中为最多这一事实，反映是杨隋和李唐对历史的承袭，而不能证明朝廷对关中格外重视，以往通过折冲府的分布来说明朝廷存在“居重驭轻”的立国意识，实际难以成立。唐朝以节度使兵制取代府兵制以后，所面对的外敌和放手任务并没有明显变化，但作为军事据点，军镇守捉与折冲府的分布却出入甚大，这再次证明了唐前期折冲府的分布并非全是出于战事考虑。安史之乱后，唐朝分布于边地的节度使亦即藩镇扩展到内地，藩镇对中央的态度，是以中央能否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为前提的，而藩镇的部署则是中央实现对藩镇进行控制的方式之一。唐后期具有军事实力的藩镇主要分布在西北边地、河北四周和运河沿线，而在运河沿线的藩镇中最具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藩镇是宣武军。本章通过对宣武军的个案分析，揭示出朝廷逐渐确立了通过控制制运河沿线藩镇、进而控制江南的“节级控制”战略。第四章根据宋夏、宋辽战争的突出特点，以北宋的粮食补给为切入点和视角，着重分析后勤补给方式在地理上的表现。与传统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不同，本章并没有把宋夏、宋辽之间几次重大战役的过程、战术运用作为研究重点，而是关注宋夏百余年战争中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关注对峙时期北宋一方的粮食补给地理体系。因此，本章研究是开辟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新角度的一次尝试性努力，研究结果也将填补国内历史地理及军事地理研究的空白。本章所总结的研究后勤补给地理的方法和切入点对于今后的其他类似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第五章论证指出，唐、宋、辽、金四朝为稳定保证军用马匹的供给，都将牧监作为马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牧监的环境特点则往往影响马的生存状态以及可应用性。唐前期牧监主要分布在陇右一带，有效地保证了军马的供给；唐后期至宋代，牧监移向内地，地理环境与马性不吻合，影响了军马的饲养，军队用马转向市马与保马，而市马与保马均难以带来满意的结果。唐后期至宋代都属于军队用马缺乏的时代，而宋代尤其突出，大部分骑兵部队难以获得应该配备的马匹，严重影响战斗能力。辽、金两朝均为非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境土内部草原广袤，多数部族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即为游牧方式，由此为国家获得马匹提供了充足的来源，本章研究分析论述了辽、金两代畜牧业的主要形式以及牧监的地理分布特点，并具体论证是否具备适宜的马匹供给区，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吐蕃王朝与唐王朝之间军事活动在新疆南部、河西走廊、河湟地区、川西地区、云南西部等几个大的自然地理单元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军事地理进程和方略。指出在西域地区，吐蕃王朝以创建其本土以外的“海外”军事基地为战略方针，以期达到控制西域的战略目标；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是以占据吐谷浑故地为跳板，实现向北方河西走廊与向东北方唐朝关中平原突破的军事意图；进入关内道后，则向北方发展，试图形成以草原包围农区的大战术，以实现对唐朝京畿地区的军事压力；在剑南西川地区，则利用地势比降优势，针对唐朝军队的防御体系，依托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和军事城堡的安插实施与唐朝的拉锯；而针对西洱河地区的南诏诸蛮，是以“羁縻”控制方略达到与唐朝的势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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