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 着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禹贡学会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开始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由顾、谭二先生担任主编。当时之所以以“禹贡”作为学会和会刊的名称，根据学会负责人的解释是：“《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学会最初提出的工作计划是：（1）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2）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3 ）编成一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5）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史、 移民史等的资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研究。此外，还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禹贡学会虽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但该会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编者就宣称：“有许多人说这个刊物是专门研究古地理的，这固然是事实，因为既讲地理沿革，当然偏于古代，但我们须切实声明的，我们没有忘记现代，我们将来有财力有人力有材料时，还要注重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方面去。”后来又说：“本会组织之宗旨在于提倡沿革地理与人文地理之研究。”（注：《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学会启事（三）》。）甚至提出：“本会以研究地理为标的。”（注：《禹贡》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从《禹贡》半月刊最初采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的外文译名，而自第三卷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的外文译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 发表文章七百多篇，其中大多数为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就半月刊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到化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更为重要的是，禹贡学会虽仅存在三年时间，但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大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于禹贡学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顾颉刚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禹贡学会”“在旧中国时期对于推动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长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三、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注：载1961年12月14日《文汇报》。）和《历史地理学刍议》（注：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顺利进行。”（注：《历史地理学刍议》。）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
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逐渐成熟的同时，历史地理的科研机构组织也相继诞生。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设置了历史地理组（后来易名为历史地理研究室），继之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也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院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1986年西安历史地理学会也告成立。在学科建设方面，许多院校和科研单位都开始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还是培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的重要基地。 1981年以后《历史地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和《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等历史地理专业学术期刊的相继诞生，更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化与普及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当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早已摆脱了作为历史学附庸而长期存在的尴尬局面，而且学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为当世的一门显学。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学术成就：
（1）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侧重于历史时期自然地理要素（气候、地貌、土壤、水文、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研究。代表性的论着有中国科学院《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所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着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曾昭璇的《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文焕然、文榕生等着的《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
（2）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侧重于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地理的研究。代表性的论着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和辛德勇的《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
（3）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这两个方面的论着很多，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历史文化地理是近十年来新兴发展起来的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代表作有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
（5）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区域进行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目前尚薄弱，代表性的论着为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6）历史地图编制
这方面比较重大的成果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地图出版社，1982-1987年）、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7）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靳生禾的《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保清谷的《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等。
（8）历史地理学理论和通论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最主要的成果为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另外，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侯甬坚的《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二书也颇有创建。近几年通论性质的中国历史地理专着已出版了十余部，学术质量参差不齐，较具学术深度的有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
近二十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间学术合作与联系的逐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不仅引起了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且也预示着中国历史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已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国际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向各国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1994年中国举行了《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也规划了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宏伟方案。在此政治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中国各界的普遍重视，历史地理学者也开始从本学科角度探讨这一焦点问题。1996年7月，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就将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专题研讨的内容列为议题之一给予高度重视。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在《北京走向国际性文化都城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从生态学观点或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持续性，参加到世界学术的主流中去，与世界学术接轨，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黄以柱《〈21世纪议程〉与历史地理学》的报告认为，“历史地理学在探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为实施《21世纪议程》作出贡献”（注：韩光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另外，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地理工作者，要为政府当好参谋，通过历史上的地理变迁对人类造成的正面、负面影响，以理服人，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第一手资料。”（注：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可见，历史的发展为历史地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历史地理学者如何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是一个亟待解决而又将长期存在的问题。
（2）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中，向有自然和人文之分，又有更具体的部门之别。这样的学科划分，曾推动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和繁荣。不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间有区别但亦有联系，现代地理学已出现统一地理的学术思潮，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更不存在“纯自然”或“纯人文”的情况。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人为活动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随时间的发展，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因此，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环境变迁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当然，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作用。所以，开展综合研究已是必然的趋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开始的较晚，但随着新时期国土整治和规划及地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适应现实需要的区域历史地理甚为重要，应该继续加强，力争有更多的区域历史地理综合成果面世。”（注：韩光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这一点，在1996 年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会上，与会学者也已达成共识。1998年8 月沈阳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年会上，以区域历史地理为核心议题，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
（3 ）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将导致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变化关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接受了这门学科属于广义的现代地理学一个分支的观点。但实际上，作为在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两大综合性学科交叉处诞生的一门新兴现代学科，虽然从它主要研究地理问题这一点来说应该归入地理学的范畴，但这门学科明显具有边缘学科的特色。历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如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刍议》所定义的那样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然而“人类历史时期”一词本身已揭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已是一种历史现象，亦应该是素以“究天人之际”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内容。“空间”和“时间”分别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正是“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的结合，所以对人类历史时期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发展过程的研究实是历史地理学的本质所在。1940年美国着名地理学家邵尔（Carl O. Sauer）在其《历史地理学引论》（Foreword toHistorical Geography）一文中所提出的地理学研究必须着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的主张（注：〔美〕Carl O. Sauer着、姜道章译：《历史地理学引论》〔J〕，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其道理的。 正因如此，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不是简单地采用“时间断面堆积法”对历史上的空间问题进行研究，而应采用“逐时变化”的“时空连续型”方法论（注：参〔日〕菊地利夫着、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而且其研究方法更是对地理学和历史学最基本研究方法的综合。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发展趋势。历史地理学长期赖以依存的两个母体学科地理学和历史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均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行为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历史生态学、区域历史学等，这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从多个学科之间产生的新兴的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所具有的跨学科特色，说明“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注：〔加〕寇·哈瑞斯着、唐晓峰译：《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J〕，《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并预示传统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体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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