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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领史坛一代风骚的“二陈”，其治史之道无疑集中体现了史料学派治史的“旨趣 ”。其实，史料学派的其他史家何曾不是这样。如董作宾，他之所以能撰成解决殷周王 朝的历年，从而奠定上古史基础的《殷历谱》这一巨著，完全是由于他具有对殷墟出土 甲骨进行全面整理研究这样的基础。甲骨学也正得益于他的这种贡献，开始成为中国古 代史研究最重要的辅助学科。劳干在秦汉史研究领域里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同样 是与他对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分不开的。而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创和奠基者李济在考古学 研究上的诸多成果，特别是《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小屯与仰韶》、《殷商陶器初论 》、《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的问题》以及《考古学》等研究成果，更是直接凭籍其亲 自参与和主持的田野考古所获的大量出土文物而取得的。值得一提的是，李济在考古发 掘和研究中，始终坚持着严格的科学态度。他要求既要弄清每件材料的真正科学价值， 又要弄清它的适用范围；主张必须有科学的假设，但坚决反对让过剩的丰富的想象力将 自己引入歧途。正是这种审慎的深得实证研究要领的科学态度，成为李济为之奋斗的中 国考古学赖以建立的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历史学成长时期，史料学派无论在史料的发 掘整理还是在对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方面，成绩都是十分显著的。然而，其意义恐怕还 不在于这些成绩本身。因为就具体成果而言，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毕竟是有限的。如 果上升到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那么不难发现，史料学派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表明了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在中国的成长发展，中国历史研究水平的极大提高，并 因此促进了中国历史学向世界历史学研究发展主流的靠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料学 派形成本身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历史学开始成熟并步入成长时期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 ，它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研究与发展产生主导性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 史料学派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还远不止于三四十年代，甚至深远地影响到中国历史学未 来的走向，尽管在现实中这一历程并不那么平坦和一帆风顺。总之，史料学派在20世纪 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促进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在中国成长 发展上所起的作用，不能因为它似乎不重视理论甚至没有采用更先进的理论而有意无意 地加以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