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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革命的酝酿: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2)


    
    罢工的坚持和扩大,使外商的损失越来越大;日本总领事主张对沙面事件从速和解。在内外压力下,英法当局也表示希望早日和解。后经磋商,罢工工人于8月16日复工。但当华捕回到沙面复工时,巡捕头子诱骗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法文辞职书上签字。英法当局便以此为依据,强令他们离开沙面。罢工工人闻讯,无不义愤填膺,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采取“劳工绝交”、“经济绝交”、“断绝沙面交通”等办法回击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广东革命政府也派人向英法领事交涉,责其失言背约。沙面英法当局害怕罢工风潮进一步扩大,遭受更大损失,于是向广东革命政府表示道歉,表示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于是,罢工工人于19日复工,华捕则在报到后集体辞职。沙面罢工取得了胜利。
    沙面罢工是一次反帝政治罢工。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精神。这次罢工的意义是:(1)锻炼了广州工人阶级,提高了政治觉悟,并积累了罢工斗争的经验;(2)初步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威力,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兴的标志。
    沙面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规模也较前扩大。早在1924年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军阀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已逐步恢复。2月初,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秘密成立。铁路工会经过整顿恢复,会员很快发展到300人。但到5月间,全国铁路总工会又被军阀政府查封。从2月到7月,上海、芜湖、苏州、汉口、长沙、镇江、九江、济南、杭州、宁波、镇海等城市的许多行业的工人也都举行过罢工。但这些罢工斗争规模不大,以经济斗争为主,并多数发生在江浙地区。1924年下半年,全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复兴。8、9月间,浙江余姚盐民,苏州、湖州丝业工人,上海烟厂、丝厂工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工人,武汉人力车工人都进行了罢工斗争。其中,余姚的盐民1万人为反对盐运使设立公仓而罢工,不怕当局派军警镇压,捣毁了盐局,迫使当局取消了公仓,罢工取得胜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7000余人,为反对资方新订苛规,无故开除女工,阴谋解散工会,在向警予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4个月,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产生较大影响。
    10月,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形势,营救被捕工运骨干,恢复铁路总工会,领导铁路工人开展斗争。1925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和京津、正太、陇海、京绥、京奉各路工会已先后恢复或部分恢复。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的同时,全国铁路总工会也于2月7日在郑州开幕,到会代表45人。会议通过了:整顿铁路工会,加强团结和统一;争取工人基本的政治、经济权益等决议。这次会议及时总结了斗争经验,进一步促进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各行业的工人运动也有新的发展。北至奉天辽阳,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重庆,全国有20多个城市工人为争取政治、经济权益进行罢工斗争。开展罢工斗争的有纺织、码头、电车、香烟制造等近20个行业的工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是因第八厂工头殴打女工,继而又无理开除与厂方评理的40多名粗纱间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发生后,中共中央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沪西工人俱乐部具体指导这次罢工。俱乐部向厂方提出:不准殴打和无故开除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被辞退工人完全复工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政治、经济要求。厂方对此置之不理,并继续捕捉工人。于是,在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工运领袖的指导下,沪西工人俱乐部以“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等口号,发动日商内外棉其他厂工人参加,使罢工迅速扩展到22间纱厂,4万余人。日本资本家软硬兼施:一方面组织御用工会,发赏钱引诱工人上班;另一方面勾结淞沪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封闭工会,拘捕邓中夏等工运领袖。但罢工工人坚持斗争,在上海和全国各界人民支持下,最终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罢工要求。上海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启封了工会,释放了邓中夏等工运领袖。这次罢工的胜利意义很大:(1)提高了工会的威信,使工会组织迅速扩大和健全起来;(2)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邓中夏说:这次罢工“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4月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2.3万多人举行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上海工人的支持下,也取得重大胜利。
    以上事实说明:自沙面罢工后,各地工人运动从沉寂逐步复兴,至1925年2月间,全国工人运动已由复兴开始走向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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