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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革命的兴起: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2)


    
    面对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势力勾结向革命势力进攻的严重局面,只有彻底消灭陈炯明、邓本殷反动军队,进而统一广东全境,并打退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才能改变国民政府的被动局面,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因此,不但东江人民纷纷要求征讨陈军,南路八属各界团体,要求肃清邓军,而且广州及各地人民也积极催促国民政府出兵,同时肃清内部一切反革命。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广东区委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肃清内奸、统一广东的示威请愿。1925年8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请愿书》,苏兆征发表《肃清内奸》的文章,请求“国民政府肃清南路,收复东江,扫清一切破坏罢工之国贼。”11日,统一广东全省运动大会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到会者达5万余人。大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及请愿。大会分东、北两会场,到会群众情绪激昂,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收复东江!、“肃清南路!”、“统一广东!”等口号。会后游行队伍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青年部长甘乃光、组织部长谭平山接见了请愿代表,对代表的要求表示支持。
    在广东人民向一切反动势力发动攻势的面前,国民党右派,反动官僚政客向革命势力反扑,于8月20日晨暗杀了受民众崇敬的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与其同时遇难的还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
    廖仲恺被杀害,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军阀政客企图以恐怖手段阻挠革命发展的严重事件。由于廖仲恺为实现总理遗嘱而奋斗;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态度最强硬,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最坚决,整顿军政、财政最得力,因而为反动军阀、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所忌恨。反动派谋杀廖仲恺,决不单是为刺死他一人,而是要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廖仲恺之死,使“国民革命殒一员大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失一位导师”,国民党内“失一柱石”。廖仲恺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深切的悼念,许多工人、农民为之痛惜流泪,广东各地工农群众纷纷举行追悼会。国民党中央发出讣告,通令各机关团体下半旗致哀三天。苏联等国在华代表参加悼念活动,泰国等发来唁电。中共中央为悼唁廖仲恺被刺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廖仲恺被刺逝世“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唁电最后表示“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周恩来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悼文,高度赞扬廖仲恺,称其是“孙中山革命志愿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党中的重心”;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两大伟业之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廖先生”,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唯一急先锋”。宋庆龄也特别发来唁电称:“吾党损失甚巨,实甚痛切”。8月31日,黄埔军校举行追悼廖仲恺党代表大会。9月1日,廖仲恺灵柩出殡,送殡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机关人员和市民群众共20余万人。
    廖仲恺遇难后,中共广东区委即组织广州工农群众举行追悼会,并要求国民政府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9月26日,又通过对外协会发动10多万人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统一广东,“扫除暗杀阴谋”,肃清“卖国卖广东之内奸”。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还联合发表了《对广州各界示威运动宣言》,呼吁政府及军队和民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阴谋,造成统一和幸福的广州,巩固向全国发展之国民革命之基础。
    廖仲恺被刺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即召开联席会议,推举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事案。特别委员会决定并命令逮捕了涉嫌案犯;并通过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对案犯进行审讯。由于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庇护、干扰和转移目标,对案犯的追查、审讯很难深入下去。据当场被击伤捕获的凶手陈顺在昏迷中的供词证明,他是被收买来行刺的。据在现场缴获的手枪证明朱卓文是刺廖主凶的最大嫌疑犯,而在他的背后显然还有主使人物。当时特别委员会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反动组织“文华堂”的领袖胡毅生是刺廖的主要主使嫌疑犯。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弟弟,因而也牵涉到胡汉民。而廖案审理的结果是:胡毅生、朱卓文等一些主要嫌疑犯均闻风逃港;“负有政治上的责任”的胡汉民则于9月23日乘苏舰“列宁号”启程赴苏。
    在廖案发生后开展的肃清内奸运动,虽然打击了右派势力,但廖案的主犯并没彻底查清,而且蒋介石利用这一案件,很快把主要矛头指向许崇智的粤军。许崇智在蒋的逼迫下,辞去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及财政监督等本兼各职,于9月20离粤赴港,从此长作上海寓公。蒋介石则趁革命政府肃清内奸运动之机夺取了粤军的军权。从此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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