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点考释地理、官制、氏族的同时，钱大昕还对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资料的爬梳整理以及专门的考订论述。如西汉年间，自汉高祖至成帝，为控制全国，稳定社会秩序，曾多次分封功臣、子弟为诸侯王，"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35）小者亦食一县、一乡、一亭。由于人数众多，辖地不一，"高祖之世，功臣侯者百五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武、昭以后侯者，班表始著其他，亦有不备者"。"《志》称侯国二百四十一，今数之，止百九十有四"，针对这里的矛盾，钱大昕详考《汉书》有关列传、志、表的记载，一一列举各侯国封邑所在，"各标其始封姓名，又补《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36）成《侯国考》一篇，为后人了解汉代诸侯情况所必读。又如九品中正法是魏晋时期朝廷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制度，"州郡皆设中正以品第人才，其任亦不轻矣。而中正之名，不见于史志"，后人难知其详。钱大昕也详考诸史，概括出此制的一般情况和荐举人才的具体方法："盖每州置大中正一人，郡国皆有大中正一人，又以小中正贰之，其属则有清定、访问诸名，员数则未之详矣。《晋书·刘毅传》：年七十，告老，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县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陈留相乐安孙尹言：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于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禄勋石鉴等共奏曰，前被司徒符，当参举州大中正。佥以毅行高义明，出处同揆，实臣州人士所思准系。臣等虚劣，虽言废于前，今承尹书，敢不列启。由是毅遂为州都。然则州大中正缺，许本州二品以上参举，上之司徒，司徒以闻于朝，有不当者，尚书得驳之矣。又知致仕官亦可为中正也。《文献通考》云：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充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行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则县亦有中正也"（37）。这一考订翔实可据，至今仍是人们研究魏晋选举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
在对诸史的研究中，钱大昕用力最深的是元史。"《元史》纂修，始于明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告成，计一百八十八日。其后续修顺帝一朝，于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开局，七月丁未书成，计一百四十三日。综前后仅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如"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姓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38）等等。纰缪漏略之处，不胜枚举。有鉴于此，钱大昕用很大的精力从事元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其一，发掘元代历史文献。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有关文献史料流传甚少，明清以来，文人学子对此亦多有忽略。钱大昕则十分注意访求元代文献史料，发掘不遗余力。如《元秘史》记载元朝先世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是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的重要资料。但明初从蒙文译出后，一直深藏禁中，"世所罕睹"。直至明清之际孙承泽"偶从故家见之"，才录入其《元朝典故编年考》中，但仍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孙书时，虽然从中发现此书，也略有所考，但却认为该书"所记大都琐屑细事，且间涉荒诞，盖亦传闻之辞，辗转失真，未足尽以为据"，（39）因而未予专门著录。钱大昕则凭藉他对元代历史的湛深研究，肯定此书"叙次颇得其实"，并称"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40）又如《元典章》一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门，胪载元世祖即位至英宗年间有关典制、掌故，尽管该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可"备一朝之故事"，但却未得到学者重视，流传渐稀，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也因其"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不足以资考证"。（41）而摒之于存目。钱大昕不辞辛苦，访求十年，才从友人处得到家藏抄本，自谓"如获百朋"。（42）他如《元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也是经钱大昕发掘、阐扬，才得以流传开来，与《元秘史》、《元典章》一道，成为至今研究元史和蒙古史必不可少的基本史籍。
其二、考订《元史》讹误。由于《元史》一书存在着诸多疏误讹舛之处，因而钱大昕对《元史》作了颇为细致的考订和补遗，在囊括二十三种史书，共计一百卷的《考异》中，《元史》部分便占了十五卷篇幅，仅次于《唐书》和《宋史》，可见其用功之深。在这些考订中，钱大昕利用《元秘史》这类有关蒙古史和元史的重要史料，参以《金史》、《宋史》等书，以及石刻碑碣之文，又根据《元史》本纪、列传互相印证，纠正了《元史》不少讹误之处，同时也补充说明了《元史》疏漏的一些问题。如《元史·太祖本纪》载："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史天倪传》说："以万户统诸降卒"。《石抹勃迭儿（即萧勃迭）传》则称"擢为千户"。三处记载不尽一致。究竟何者为是？钱大昕考证说："元初，万户为军官最要之职，太祖时，惟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纳牙为中军万户，此外虽蒙古世臣，亦不轻授。天倪辈汉人初附，岂得便居此职，则《石抹传》云擢千户者，似为近之"。钱大昕还进一步探究了史臣致误的原因，他说："考张匡衍撰《木华黎行录》云，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王奏各统万户。其云各统万户者，谓令其领万人从征耳，非授以万户之职也。史臣昧于官制，遂以为真授万户矣"。（43）又如《元史·宗室世系表》因"元之宗系，藏之金匮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概，而考诸简牍，又未必尽得其详"（44）故所载元初世系，颇为漏略，就连元之先世"脱奔咩哩犍、阿兰果火"，亦仅载其名，而渊源世系不甚了了。钱大昕则据《元秘史》补充说："蒙古之始祖曰巴塔赤罕，生子曰塔马察，塔马察子曰豁里差儿蔑儿干，豁里差儿蔑儿干子曰阿兀站索罗温，阿兀站索罗温子曰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子曰也客你敦，也客你敦子曰挦锁赤，挦锁赤子曰合儿出，合儿出子曰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子曰脱罗豁勒真伯颜，脱罗豁勒真子曰朵奔蔑儿干，即脱奔咩哩犍也。自巴塔赤罕至朵奔蔑儿干，凡十一世。阿兰果火，《秘史》作阿兰豁阿，姓豁里刺儿氏。"（45）诸如此类的考订，源源本本，有根有据，既纠正了《元史》讹误之处，又补充了《元史》漏略的有关问题，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廓清了道路。
其三、进行专题研究。乾嘉时期，元史之所以不受学者重视，与其研究本身的难度也不无关系。本来治史就因人物众多，史事纷繁，文献难征，使一些文人学士望而却步，而元代又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特有的语言、制度难以理解，人名、地名亦佶倔难记，所以更乏人问津。钱大昕以卓越的学术勇气，致力于元史研究，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如元代蒙古人、色目人的姓氏，是研究元史的一大难题，这是因为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朝廷官吏多由蒙古人、色目人及其功臣世家子弟充任，他们虽属不同氏族，但历来"名与姓不相属，公私称谓有名无氏"，造成史籍中人物同名者甚多的状况。"非以氏族晰之，读者茫乎莫辩"。（46）因而，钱大昕广采正史、杂史有关记载，兼及文集、题名录、碑刻等各种史料，费时数十年，撰成《元史氏族表》，凡蒙古、色目人等有族姓可考者，皆顺序胪列，同一族姓之下，则每支按世系分列成表，使得头绪纷繁的元代人物姓氏，历历在目，厘然可考。又如《元史》无《艺文志》，欲考一代著述，文献无征。明清以来，陆续有学者留意元代著述，或补作《艺文志》、如明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清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朱彝尊的《经义考》、倪灿的《补辽金元艺文志》等。钱大昕总结前人成果，校正诸家疏误，进一步广搜博采，撰《补元史艺文志》一书，收集著录元人著述数百种，成为较为完备的补志之作。
其四、重撰《元史》。钱大昕"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47）自述其还在朝廷任职时，即"留心旧典，以洪武所葺《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48）其弟子黄钟亦称，"先生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稿已数易，而尚未卒业，其艺文志及此表（《元史氏族表》）皆旧史所未备，先生特创补之。"（49）可见，钱大昕从事元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欲仿范晔撰《后汉书》、欧阳修重编《唐书》之例，重修一部《元史》，并且"稿已数易"，所成《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即为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潜研堂全书》所列"已刻未刻书目"，都未提到《元史稿》。直到清末民初，郑文焯的《国朝未刊遗书目》才著录有钱大昕《元史稿》一百卷。日本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后附《江南访书余录》也说，曾见到钱大昕手写《元史稿》残本二十八册，缺卷首至二十五。自此而后，则再没有人言及。钱大昕《元史稿》一书未能面世，无疑是件憾事，但他致力于元代历史文献的发掘、表彰，对《元史》一书作了大量精审的考证，对元代历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开启了后世元史研究的风气，造就了一批有志于斯的学者，其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磨灭。
四
在清代中叶的学术界，钱大昕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以其在史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成为乾嘉考据史学乃至清代汉学的杰出代表。其学术主张和治学途径，也集中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基本特征。
首先，钱大昕治学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反对师心自用，摒弃门户之见，力求"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他毕生致力于史书的订讹辨误，释疑解难，以恢复历史真实，为后世留下信史。这种求真求实的思想主张与学术实践，集中体现了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钱大昕之所以能在史学及其他学术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清代汉学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高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主张，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王引之说："国初，诸儒起而震之，若昆山顾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学皆实事求是，先生（钱大昕）出于其后而集其成焉"（50）。可以说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自顾炎武开创，历梅文鼎、阎若璩、江永、惠栋始形成，至钱大昕而发扬光大的清代汉学的特点。
其次，钱大昕治学十分强调考据，反对议论。这也是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的最大特色。与宋明理学长于议论思辨，"六经皆我注脚"的学术路径相反，清代汉学注重考据，强调"我注六经"，学者普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试图以此入手，来究明经书的真正涵义。由经及史，学者大多沿用治经的方法治史，从而形成以考据为主流的乾嘉史学。而钱大昕重视史学，强调考据的主张，在乾嘉史学形成并发煌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勿庸置疑，钱大昕治史主张考据，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历史学本身是以已逝的人类过去的客观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人们要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和遥远的历史，只能凭藉史料。但由于种种因素，史料与其所记载的社会历史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很难绝对准确、客观地反映史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亡佚、讹错等时有发生，又进一步加剧了史料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客观地把握人类社会的过去，要研究遥远的历史，历史学家就必须首先搜集、整理、考证、剖析史料，考证史学正是由此产生，并成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面临宋明以来理学末流空疏学风给史学领域造成的混乱状况，清代史学家起而澄清史实，还史书以原貌的任务就显得更为必要和更加迫切，这也正是乾嘉考据史学得以勃兴的内在逻辑因素。但是，钱大昕全盘否定议论，又是不足取的。历史学不仅要客观地记述、反映历史事实，还应当对历史作出因果解释，并进而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完整的历史学既有考据史学的成份，也包括分析史学的内容，并且往往二者并存，相互包容，相互促进。而以考据为主流的乾嘉史学，恰恰是推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就此而言，钱大昕治史强调考据，否定议论的主张，也正是乾嘉史学本身所具有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反映。
再次，钱大昕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他不迷信古书陈说，在浩瀚的史书中稽古钩沉，积累了大量的材料，然后加以归类排比，用以校勘史籍，印证史事，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孤证不立。这实际上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类比法。其特点在于注重证据，列举大量同类现象，或在归纳过程中找到共同之点，得出结论；或在比较研究中发现差异，找出问题。由于其研究建立在充分而扎实的史料依据的基础之上，所以其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研究成果也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无疑，这也是钱大昕及其他乾嘉史学家能够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之一。当然，这种方法本身有其局限性，如只看到局部的和个别的事物，看不到全面的、整体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现在他们的研究中，就是只能解决史事或史籍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及其发展进程。但是，在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规律尚未发现之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进步意义。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史学家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能够把传统的研究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接近或达到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和贡献。
注释：
①③（17）赵翼《廿二史礼记》卷首，钱大昕《序》。
②全祖望《鲒＠亭集》卷十一，《梨州先生神道碑文》。
④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⑤《隋书·经籍志》。
⑥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左氏传古注辑存序》。
⑦⑩《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⑧《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
⑨《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六》。
（11）《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
（12）（21）《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廿二史考异序》。
（13）《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14）《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晦之论尔雅书》。
（15）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语录》。
（16）《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世纬序》。
（18）《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1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六。
（20）《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郑康成年谱序》。
（22）（47）《潜研堂文集序》。
（23）《十驾斋养新录序》。
（24）（33）《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廿四史同姓名录序》。
（25）（26）《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
（27）《廿二史考异》卷十九。
（28）《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三。
（29）《廿二史考异》卷七十四。
（30）《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大学士》。
（3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32）《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吴兴闵氏家乘序》。
（34）《廿二史考异》卷十。
（35）《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
（36）《廿二史考异》卷九。
（37）《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
（38）《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
（39）《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元朝典故编年考》。
（40）《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元秘史》。
（4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三，《元典章》。
（42）《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元圣政典章》。
（43）《廿二史考异》卷八十六。
（44）《元史》卷一百零七。
（45）《廿二史考异》卷九十一。
（46）（49）黄钟《元史氏族表序》。
（48）《补元史艺文志自序》。
（50）《王文简集》卷四，《詹事府少詹事钱先生神道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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