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寻？这是新史学成立之初， 遇到的首要的问题。1902年，梁启超承认，人类是在"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最后达到"同体进化"的过程。这是一种朴素的进化论思想。从此，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进入建立一种新体系的阶段。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寻找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史家在阶级上的偏见，视野比较狭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到真正的彼岸，好象科学对他们是无缘的。"五四"运动后，一批进步的学者已经宣扬唯物史观，倡导人类社会经过五种经济形态说。不过，还没有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来阐发这一学说。历史学仍是一片混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起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反省。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究竟是什么样，使得各党各派各界的普遍关注。所谓"国情特殊论"一时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这时，郭沫若首先发表《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第一次正确地规定中国历史的进程，清算了"国情特殊论"。接着，上海的一班学者和文人又纷纷与郭争辩，并正式掀起"中国社会史论战"。一场揭示历史发展的法则成了当时的趋向。19◆年至1983年的"论战"涉及从古到今的重大问题，尤其论述比较多的是三个方面使人注目。这就是：中国原始公社之后，中国有没有必须经过奴隶制阶段；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究竟存在的时间长或短；中国后来又有无可能进入单纯的资本主义阶段，或商业资本主义，或先（前）资本主义。这些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近现代革命的成败，所以，学者和政客都非常关心。"论战"的主将是陶希圣、李季等人。他们都有很鲜明的观点。1935年以后，陆续有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相对的辩驳。
可以说，整个30年代，这场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历史的规律性之争是相当尖锐的。毛泽东在这个年代的末尾，从历史理论的高度，对问题作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总结。
首先，恩格斯曾断言，在氏族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经过三个阶段的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19）中国的情况完全没有两样。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作肯定的答复。他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的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他还具体地推断，"自周秦以来"才确定为封建社会；那么，文字可考的商代应是奴隶制的兴盛期。1973年，毛泽东曾表示："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20）当然，这是讲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关于奴隶制的整体认识，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进步的学者在批判"论战"中没有奴隶社会的错误观点，一直没动摇。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又重新提出讨论，其焦点仍是奴隶制有否存在。这一争辩可以继续下去。不过，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把奴隶制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有阶级社会的标志，并且以后从它过渡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组成三大经济形态的特征。这是符合人类的一般的规律、常规的次序。中国更是如此。许多资料已经证明，建国后的少数民族的调查更确定了，这一理论的可靠性是无须怀疑的。毛泽东的概括表现了对古史的剖析是无比精当的。
其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进行了考察。毛泽东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还具体地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四大特点，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统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农民被迫交纳地租，而且，还要向国家缴纳贡税和无偿的劳役；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构--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毛泽东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21）这个"长期性"的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论战"时，不少人只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下限是春秋战国，其后，就来了商业资本主义，或先（前）资本主义的过渡。他们的提法是企图否定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必要性。进步的学者在批判这种观点时，明确地提出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这种长期迟缓性一直陪伴着这个老大的帝国最后覆灭。之后，还有相当长一段反封建主义的沉重任务。中国历史的现状已经给那些信奉资本主义胜利的人一种嘲讽。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总结也是对进步学者的肯定。他的封建社会四大特点和长期性原因的阐述是丰富了古代史学的内容，扩大研究的范围。
再次，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的确定是独创性的。列宁曾是对东方，包括中国近代革命有过一般地描述。他强调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对这些国家的掠夺，但是，中国的具体情况知道很少。1927年8月，中共"八七"会议指出，"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第二年，"六大"更明确地规定："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22）这样，实际上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有了一定的表述。如，当时进步学者的吕振羽在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说："中国社会的现阶段，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3）毛泽东是从理论上给予总结。他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24）在另一处更具体地说："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这样的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新的力量，已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的结构；但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又是不容许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封建势力受到打击，但没有铲除。它的剥削的根基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特殊的社会，即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局面。毛泽东分析了这种社会有六大特点，即：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但其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并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显然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种发展，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上起着颇大的作用，但它的力量很软弱，大部分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有着联系；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和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它们的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这六大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近百年来的革命是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壮大，一直到最后胜利的。毛泽东的这一段论断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无比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又面临着新的选择。30年代，毛泽东就作出判断，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方向，重新划分出新的时代。中国革命只能分两步走，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前者"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5）建国后，毛泽东为此而战斗了二十七年，其中，除了后十年的"文革"错误，前十七年的主要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逝世后，又在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锐意改革开放，努力奋斗，取得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越发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以上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说，如果可以拿线条来表述的话，那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有一个不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阶段）。这样的叙述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在唯物史观的五种经济形态说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贡献，也是历史理论的一大功绩。
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把它运用到历史学上，也是历史理论的重要部分。有名的定律则："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6）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更明确地表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27）列宁根据俄国的事实，发展了这一学说。他在阶级之内又划出阶层，显然，丰富了对阶级分析的内容。毛泽东在这个领域的探索更是生动与深刻的。他说："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28）这种矛盾表现是以生产力状况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展开，最后，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力量起来抗争，社会才前进。在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终于打击了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以，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29）当然，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这种起义和战争最终是失败，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概括，很快就被史学界的学者认可，并加以推崇。从40年代始，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与战争的规律和若干问题，都成了一个热点。1944年，毛泽东曾写信给李鼎铭先生谈到此事。他说："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他认为，"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30）可见，他对于封建社会的农民斗争是多么的重视。
在近现代史上，毛泽东对于阶级和阶层的分析，并在此确立的阶级斗争策略，更是非常丰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建国后，阶级斗争是否继续存在？毛泽东给予肯定的答复。只是形势有很大的变化，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基本结束。因此，他又及时地提出：应该正确的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做法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向。这当然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承继和发展。可惜的是，在实践中，尤其到了晚年，他又违背了这一理论原则，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其他，关于古代和近现代战争的理论、关于国家的机构、关于社会文化意识的认识、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的作用，等等，都有很多论述。这些问题也应该包含在历史理论的范围，需要我们继续去钻研。
史学研究的范例
毛泽东自己曾说："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31）。可是，为了使历史学走向正规的道路，他曾在史学的指导和理论建设上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一点前面有所交待。此外，有时拿出史学研究的范例，表达了对于治史的关注。从而，影响史学的健康发展。这里，也可以举一反三。
关于孔子的评述问题。大家知道，早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社会上掀起过"反孔"与"尊孔"的文化运动。一批进步的学者往往站在批判的立场，极力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复古思潮，把孔子这一生长在春秋末年的古人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样的状况势必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公正的评价。毛泽东在读史和讲史的过程中，当然一定不少涉及孔子问题。他的看法和表述是不同凡响的。在前面讲过，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许多珍贵的遗产，对此，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科学的地位，承继这笔遗产。孔子就是其中之一。1939年，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为了鼓励大家重视学习，在报告中列举许多中外的历史人物作"无期大学"的典范。其中，说到孔子。他说，"孔夫子主义"是不从学堂、不从他的老师项橐那里学来的，而是他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时才有的。当时，重庆的学术界似乎用肯定的语气来谈到孔子是忌讳的事。因为，国民党的文人正在吹捧孔子。正如郭沫若说："有的朋友也很担心，以为我这样做（指评价孔子）会是替旧势力张目。"（32）延安的情况大不相同。《解放》杂志第69期发表一篇《孔子的哲学思想》的论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读了两遍，觉得文章"大体上是好的。"不过，还有一些问题跟作者商榷。于是，他写了一封2千多字的信， 就孔子的哲学体系和孔子地位谈了自己的见解。他引用《论语·子路》的话，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是要"正名"，"正"他的封建秩序之"名"，然后达到"事成"的目的。"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这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他说："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毛泽东还引用朱熹注《四书集注·中庸》的一段注释，说明："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他还特别说道："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应解为孔子的一种独断的观念论。他的"仁"与"勇"都是在此基础上，对封建统治有利和服务的。不象现在讲的"仁"是"亲爱团结"，"勇"是"克服困难"的观念。所以，毛泽东说："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33）信的最后，他还建议文章的作者对于封建社会初期的这位哲学思想家给予一个系统性的概括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使读者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封信虽如毛泽东自己说的："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但是，他的字里行间都体现了对古代文化遗产之重视。主张在批判的基础上，发扬和承继它。应该说，一封长信给予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是具体地指示作者在哲学、历史学的进展。
关于曹操的评价问题。曹操是东汉末年的将才，一个有争论的历史人物。自宋代以来，由于封建正统观念所束缚，曹操始终是士大夫们都看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完全被歪曲了。再加上民间小说《三国演义》和舞台戏剧的白色脸谱的运用，差不多把曹操的反面人物固定化了。在史学界，这种情况也一直沿袭到50年代末，没有多大的改善。现在，从出版的《毛泽东读史》一书发现，建国后，毛泽东在读史和讲史时，用不少圈画和批注，表达了对曹操的不平，主张翻他的案。他曾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议论起曹操。他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在北戴河时，毛泽东充满感情地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为此，他在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的《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中关于曹操事，都作了圈点和批注。如，《魏书·武帝纪》记载了建安15年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卢弼对此作了考证、订谬，对曹操提出象"奸雄欺人之语"的指责。毛泽东对卢弼的释解就批曰："此篇注文，贴了魏武（即曹操）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34）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总之，他以为，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了不起的诗人。这样鲜明的观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59年3月，郭沫若终于发起《替曹操翻案》的辩论。此事马上得到史学界多数人的支持和参与，一时促进了历史研究的繁荣的局面。
关于党史研究问题。这是近现代史一个重要的课题。早在30年代，他就提过要注意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学习。1942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号召大家来学习并研究党史。为此，他特别在党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这篇报告后来虽未整理，公开发表，但是，它作为一份"文献选编"，经常为党校和有关机关所重视。他在报告中提出正式研究党史的重要性、研究的方法、资料的选用和整理、党史的分期、人物的处理等若干问题，都直接影响着近现代史工作的开展。
以上初步叙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另外还有：毛泽东对史学思想的探讨、历史人物的评述、历史典故的运用、历史战例的剖析等，都需要深入地钻研。可以这样说，毛泽东虽非一位历史学家，然而，由于历史地位的特殊和对历史知识的渊博，决定了他在中国历史学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毛泽东的理论与思想都是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去发扬和光大。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位领袖和伟人，其中一个目的是继承他优秀的史学传统，朝着更新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
②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一五。
③致蔡和森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七。
④《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二七二。
⑤《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五二二。
⑥《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一。
⑦《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七九七、七九八。
⑧致何干之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一三六。
⑨《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八○一。
⑩致何干之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一三六。
（11）致范文澜1940年9月5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一六三。
（12）《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九五二。
（13）致郭沫若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二四一。
（14）《怎样学习祖国的历史》《尹达史学论著选集》页三六○。
（15）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文史论集》页二六。
（16）《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页七八三--七八四。
（17）《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页八四五。
（18）《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四五○。
（1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一七二。
（20）张贻玖：《毛泽东读史》页一六八。
（2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六一八、六一九。
（22）参考《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见《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
（23）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初版页六○。
（2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六二○。
（25）《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六五七、六六一。
（26）《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二五○。
（27）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二三七。
（28）《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三二二。
（2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六一九。
（30）致李鼎铭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二三○。
（31）致范文澜1940年9月5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一六三。
（3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后纪》746页七四六。
（33）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页一四四--四八。
（34）张贻玖：《毛泽东读史》页六一、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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