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在华医疗事业有着较大的发展规模，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近年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对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做初步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20世纪前半期的研究
正如教会史的研究始于教会一样，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首先是由传教士进行的，其中尤以医学传教士为主。教会医疗事业开始于19世纪，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也肇始于19世纪。
早在19世纪40～50年代，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就刊发了一些医院报告和涉及早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文章。1861年，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出版了《医学传教士在中国》(WilliamLockhart，TheMedicalMissionaryinChina：aNarrativeofTwentyYears‘Experience，London：1861.)一书。作为医学传教士和当事人，他在书中对1860年以前的医学传教做了全面、细致的叙述。1868年和1887年，《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先后创刊，它们都刊发有传教士撰写的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历史发展的文章。19世纪末，一些医学传教士的传记性资料先后问世。除《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发表有医学传教士的短篇传记文章外，一些相关著作先后出版，如《马根济：来华的医学传教士》(Mrs.Bryson，JohnKennethMackenzie：MedicalMissionarytoChina，London：1891.)、《伯驾生平、书信和日记》(GeorgeB.Stevens，TheLife，Letters，andJournalsofRev.andHon.PeterPatter，Boston：1896.)等。自传性著作有司督阁的《满洲十年》(DugaldChristie，TenYearsinManchuria：AStoryofMedicalMissionWorkinMoukden(1883-1893)J.andPadane，Paisley.1893.)等。
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已达一个世纪，教会医疗事业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各差会对在华传教史表示了关注，除教会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外，中、英文的教会史和医学传教史的著作相继出版。教会史著作中比较著名的是季理斐的《基督教差会在华百年史》(D.MacGillivray，ACentu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907.)，该书对1807年～1907年间来华的基督教差会的历史做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同时对各差会的医疗事业做了相应的介绍。有些差会在其在华传教史的著作中对本会的医疗事业也予以关注。如浸信会的《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吴立乐编，中华浸信书局1936年版）、卫理公会的《卫理公会年议会简史》（罗运炎编，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出版，1947年版）等。专门的医学传教史著作主要有：《医学传教在中国》(W.ArthurTatchell，MedicalMissionsinChina：inConnexionwiththeWesleyanMethodistChurch，London：1909.)，《杭州医学传教会的故事》(KingstonDeGruche，DoctorApricotof“Heaven-Below”：TheStoryofHangchowMedicalMission，London&Edinburgh：MarshallBrothers，LTD.)等。前者是关于英国循道会在湖北、湖南等地教会医疗事业的著作，后者介绍了英国安立甘会医学传教士在杭州从事医学传教的活动。
有关教会医院历史的著作有：关于广州博济医院的《博济医院百年史》(WilliamWarderCadburyandMaryHoxieJones，AtthePointofALancet：OneHundredYearsoftheCantonHospital1835-1935，Shanghai：1935.)、关于上海仁济医院的《仁济医院95年史》(E.S.Elliston，Ninety-fiveYears：AShanghaiHospital，1844-1938.)等。另外，不少教会医院出版了医院的纪念册，如《苏州博习医院五十周年纪念册》（1933年）等。著名医学传教士的传记相继问世，如胡美自传性质的《道一风同》(EdwardH.Hume，DoctorsEastDoctorsWest：AnAmericanPhysician’sLifeinChina，NewYork：W.W.Norton&Company，Inc.，1946.)、《满洲的司督阁——先锋和医学传教士》(DugaldChristie‘sWifeed.，DugaldChristieofManchuria：PioneerandMedicalMissionary，London：JamesClarke&Company，Limited，1932.)、《杭州的梅滕更》(AlexanderGammie，DuncanMainofHangchow，Picketing&Inglis，)、《远东传教的先驱——麦嘉缔传》(RobertE.Speeredite，AMissionaryPioneerintheFarEast，AMemorialofDivieBethuneMcCartee，NewYork：1922.)等，另外马林、柏乐文、罗感恩等著名医学传教士的传记均在民国时期出版。以上这些著作多为史事性的记叙，而非专门的学术研究性质。不过，它们展现了教会医疗在不同时空范围的发展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
20世纪上半叶，一些基督教史学家对中国基督教史表示了相当的关注，推出了几部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史著作。1929年，美国著名的教会史专家赖特烈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KennethScottLatourette，AHistoryofChristianMissioninChina，London：SocietyforPromotingChristianKnowledge，1929.)一书即是代表。在这部经典著作里，赖特烈利用英文文献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分不同时期对1927年前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做了论述。王治心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是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中文著作中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对近代中国的教会医疗事业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
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专门的研究，《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等教会刊物都发表过研究教会医疗事业的论文。巴慕德等医学传教士还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巴慕德所著《中国和近代医学：医学传教研究》(HarDldBalme，ChinaandModernMedicine：AStudyinMedicalMissionaryDevelopment，1921.)，该书研究了医学传教的起源、方式、教会医院的变迁、医生和护士等新式职业、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及前景展望等；马雅各的《中国的教会医院》(TheMissionHospitalinChina，1933.)此书是在全面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教会医院的分布、设备、运作等做了详细的分析。马氏的著作由《中华博医会报》刊出，同时发行有单行本。此外，还有启尔德的《治病：呼吁医学传教士来华》(OmarL.Kilborn，HealtheSick：AnApeatforMedicalMissionsinChina，Toronto：TheMissionarySocietyoftheMethodistChurch，1910.)，蓝华德的《医学传教：两重任务》(WalterR.Lambuth，MedicalMissions：TheTwofoldTask，NewYork：1920.)等。值得注意的是，蓝著是以世界各地教会医疗事业为着眼点，但书中有许多地方是以中国为个案的，对研究中国教会医疗事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这些著作的重点在于研究传教或医学传教本身，对医学传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虽有涉及，但未做深入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医学界的王吉民等人开始注意并发起中国医学史的研究。王吉民、伍连德、李涛等人从中国医学史的角度撰写了不少与教会医疗事业有关的论文。民国时期，中国医学史的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种：一是王吉民与伍连德所著英文版《中国医学史》（1932年出版第1版，1936年出版修订后的第2版），该书在叙述中国近代医学史时，充分利用了教会文献等史料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二是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该书对教会医院、教会医学教育的情况有所关注。不过，以上二书偏重于医学史，对教会史相关的问题以及教会医疗事业对中国的影响较少考虑。
史学界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较少，而且成果多体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如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肯定了教会医疗事业在传播西医的作用。
由上可见，20世纪上半叶，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界和医学界，重点在传教史和医学史。史学界涉及不多。
二、20世纪后半期国内的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受政治史观和时代氛围的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在华基督教及其相关事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教会医疗事业被斥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此，真正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当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医学史界王吉民的《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医史杂志》第3卷第3期）、顾杏元的《基督教会医院与帝国主义侵略》（《人民保健》1960年，第1号）。两者虽然资料比较丰富，但有很强的时代印痕和片面性。史学界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教会医疗事业，而且都将之看作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如：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1954年第2版）在论述近代美国对华进行文化侵略时，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麻风病院等传教事业均看作是文化侵略的重要表现；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将教会医疗事业作为美国侵华活动的一个方面做了论述；李时岳的《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将教会医院视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认为它是传教的一种“钩饵”。
1978年以后，由于国内学术研究新局面的开创，国内学术界对基督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改变态度。从80年代初开始，医史学者开始重视教会医疗事业对西医传播的影响，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领域。就墓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而言，顾长声先后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两部著作。此后，学术界在教案史、教会教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成为一个颇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另外，在史料整理方面，《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等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文献相继问世。薛愚的《中国药学史料》对有关医学传教士的医药传播史料给予了重视。上述研究和史料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教会医疗事业。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背景下，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一些成就。
教会医疗事业的一般性研究在一些宗教史、通史、专门史著作中都有所体现。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陶飞亚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钱宁主编的《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等近代基督教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整体历史或区域历史均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一些地方宗教史著作如《上海宗教史》、《宗教与上海社会变迁》等对本地的教会医院有所论述。
有的通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也有所涉及。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章开沅等主编的《湖北通史》等不同程度上涉及教会医疗事业。虽然这些著作的论述都比较简略，却表明通史著作越来越注意到了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
一些文化史和医学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做了研究。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文化史著作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均有论述。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等医学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传播中的作用有充分的肯定，而论述最充分的当属新近出版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有的医史学者从医学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西医学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马伯英等所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李经纬主编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即是近期的代表作，前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一些社会影响也做了论述。教会医学教育研究方面，一些前身是教会医学院校的医科大学出版了各自的校史，如：《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山东医科大学史志》、《湘雅春秋八十年》等。这些著作在追溯1949年以前历史的同时，对其贡献有充分的肯定。另外，李经纬、鄢良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注意到了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东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中国医学思潮变迁的影响。上述研究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传播上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除个别著作有所涉及外，它们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及社会影响未做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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