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综述(2)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2:11:32 《南都学坛》2006年04期 李传斌 参加讨论
在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方面，医学史界重视较早，并做了最初的研究。较早的有赵璞珊的《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1992年他又撰《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对合信所撰西医著作及其影响做了全面的研究。与此同时，不少医学史学者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医传播、个别教会医院史、早期的西医教育等。其中不少论文史料比较缺乏，论述较为简单，有的史实陈述尚有待考证。不过，有的医学史和科技史学者并未局限在医学史的范围内，他们在深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对教会医疗事业的诸多方面的联系做了研究。高晞在这方面有较多成就。如：她从医学与传教的关系入手，认为教会医疗事业在传播基督教和西医上不可能结合，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行医和传教必然分离[1]。有的科技史学者对教会医疗事业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做了探讨。如张大庆对中华博医会在科学名词统一中的作用有较深入的研究[2]。 史学工作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起步较晚。在个案研究方面，有学者对个别医学传教士与教会医院、医学院校做了研究。关于医学传教士，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嘉约翰、伯驾等医学传教士做过研究[3]。顾长声在专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中对嘉约翰、伯驾、雒魏林做了研究。学术界对马林、罗光普等医学传教士也有探讨。但是，对影响较大的德贞等医学传教士却少有研究。在教会医院的研究方面，梁碧莹对广州博济医院及其影响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一书在利用档案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卫辉、安阳等地的教会医院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在教会医学院校的研究方面，饶怀民等对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华西大学牙医学院的历史作用有充分的肯定[4]。关于教会护士教育，史学界尚缺乏研究。在区域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方面，有人探讨了山东、广西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等区域性的教会医疗事业[5]。在教会医疗事业的宏观研究方面，田涛对清末民初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专业化和影响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探讨[6]。何建明撰文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做了宏观论述，认为它在物质、精神层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 宗教学界对教会医疗事业也有不少专门的研究。如陈建明对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慈善精神及其在华传教、社会改良活动的关系做了宏观上的探讨[8]。 国内学术界对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研究力量进行的，即医学、史学、宗教学界。不同学科之间互有渗透，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这些研究也体现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即由文化侵略的研究范式，逐渐过渡到文化交流的研究上，近年来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传教事业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上。但是，与教会史、教案史、教会大学史、中西文化问题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表现在个案研究上，不仅涉及个案较少，研究也不深入，尤其缺少教会文献的补证；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其他地方的教会医疗事业少有系统研究；在宏观研究上，学术界对整个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尚缺乏完整的论述；关于它的西方背景，学术界少有探讨；关于其社会影响，目前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文化交流上，对其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医疗卫生的关系很少有人做系统的研究。 三、20世纪后半期港台与海外的研究 （一）港台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港台地区的基督教史研究开展得比较早，成果也比较多。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比较逊色。虽然如此，港台学者在个案和区域研究上还是有相当成就的。 香港的李志刚先生对教会医疗事业有较深入的研究。他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一书专辟“基督教士之医药传教事业及其影响”一章，对鸦片战争前后的教会医疗事业做了实证研究[9]。他在《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概述了早期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并认为“中国近代医学之建立及发展，应该说是以教会医药事业为基础的”[10](P15)。关于香港的教会医疗事业，他从本色化的角度研究了香港雅丽氏纪念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11]。G.H.Choa所著的《新教医学传教士在中国》(“HealtheSick”WastheirMetto：ProtestantMedicalMissionariesinChina，TheChinaUniversityPress，1990.)对在华新教医学传教士的活动做了研究，该书以伯驾、合信、雒魏林等医学传教士为主要个案，论述了医学传教士在传教、行医以及传播西医中的作用，全书的最后几章则介绍了几所教会医学院校的发展变迁。此外，香港道声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汤清所著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该书论述了基督教“开创时期”(1807～1842)、“广传时期”(1842～1907)的医药事业，而且该书在论述各差会的传教史时对其医药事业有所涉及。相比之下，台湾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比香港胜出一筹。在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邵玉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正中书局，1980年）等著作中，教会医疗事业受到相当重视。台湾学者研究教会医疗事业的一大特色就是将其纳入区域现代化研究中，认为它是外力冲击中的一种，对近代中国区域现代化有影响。苏云峰等人关于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等省区的现代化研究均论及教会医疗事业[12]。这些研究不仅注意到教会医疗事业在治病救人方面的作用，而且考虑到了它对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等变迁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1860～1916年间，对此前此后的各省教会医疗事业涉及较少。此外，魏外扬对台湾的早期教会医疗事业做了专门研究[13]。在个案研究上，王尔敏对上海仁济医院做了实证的研究[14]。林治平对雅礼会在湖南创办湘雅医学院做了专门研究[15]。史料整理方面，台湾学者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先后整理出版了《教务教案档》、《中西闻见录》、《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外新闻七日录》等一批重要的教会文献。这些史料对于研究教会医疗事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研究对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在文化传播、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整个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尚无全面的研究，个案研究也比较少。 （二）国外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终结，各差会对于过去在华传教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思考，关于在华传教史的著作相继出版。费正清等国外学者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16]。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基督教史的著作或论文集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作用有所注重。如《剑桥晚清史》就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作用做了充分估价。 在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中，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多集中在阶段性的、个案的或区域的研究上。 阶段性的研究有小海亚特的《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他以传教士1877、1890年两次大会记录和相关文献为主，对1877～1890年间的教会医疗事业的制度化做了较深入的研究[17](PP.93-126)。有学者在研究19世纪20年代英国新教传教士对华文化贡献时，对其在19世纪20年代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做了较全面的研究[18]。 西方学者在个案研究方面比较深入。对某一差会医疗事业的个案研究，以张延华的《教会医学在中国》(Yuet-WahCheung，MissionaryMedicineinChina：aStudyofTwoCanadian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Before1937，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88)一书研究最为深入。他以加拿大教会在广东、四川的两个传教地的教会医疗事业为个案，将其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在广泛征用教会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了研究。通过个案研究，他不仅剖析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内部结构的多样性，而且分析了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多样关系。该研究对于从总体上认识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很有意义。鲁本？霍尔登在研究雅礼会时，也研究了该会所办的医疗事业。(ReabenHolden，YaleinChina：TheMailand1909-1951，NewHaven：TheYaleinChinaAssociation，Inc.1964.)。 医学传教士的个案研究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医学传教士的传记先后出版，如《罗维灵》(MuroeScott，McClure，PenguinBooksCanadalimited，1979.)、《她的心留在中国》(JameWright，SheLeftHerHeartinChina：theStoryofDr.SallyWolfe，MedicalMissionary，1915-1951，CloverhillPress，1999.)、《一个美国教会医生在中国》(EdwardBlissJr.，BeyondtheStoneArcher：AnAmericanMinionaryDoctorinChina，1892-1932，JohnWiley&Sons，Inc，2001.)等。与这些传记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对医学传教士做了专门研究，其中较重要的著作有《伯驾与中国的开放》(EdwardV.Gulick，PeterParkerandtheOpeningofChin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3.)，该书对伯驾在传教、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及其影响做了全面的研究。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对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尚德做了研究，他以伦敦会文献为主，对马氏在武汉活动时与伦敦会及当地社会的关系做了实证的研究，并探讨了他与谭嗣同的关系，认为马氏对谭氏世界观的演进有所影响[19]。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雅礼会的胡美做了研究，有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研究胡美的活动及其思想观念变化。史景迁从外国人对中国影响的角度论述厂胡美的生平活动和影响[20]。周以德从政前曾在中国做过医学传教士，因此有的学者在研究他时，对其在华传教活动有所涉及。但是，与对戴德生、李提摩太、林乐之等传教士的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对医学传教士的个案研究还是较少的。 关于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区域研究，以加拿大教会在四川的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较为突出。主要著作有文佳兰《传教士、医学和现代化：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四川》(MindenKarenPaule，Misionary，MedicineandModernization：CanadianMedicalMissionariesinChina，1925-1952，YorkUniv.1981.)、张延华的《教会医学的社会组织：在华两个加拿大教会研究(1911-1937)》(CheungYuetWah，TheSocialOrganizationofMissionaryMedicine：ASTtudyofTwoCanadian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911-1937.Toronto：1982)等。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南长老会在江阴传教时，对该差会所办医疗事业做了研究(LawrenceD.Kessler，TheJiangyinMinionStation1895-1951：AnAmericanMissionaryCommunityinChina，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96.)。 教会医学教育作为教会医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教会大学史研究者的关注，如卢茨的《中国与教会大学》（曾钜生教授译为《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对教会医学教育的兴起、教会医学院做了概述，并对教会医学教育对近代中国妇女的影响给予了关注，该书同时介绍了近代中国护十职业的兴起。与教会医疗事业密切相关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主要研究有《一项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与北京协和医学院》(MaryBrownBullock，AnAmericanTransplant：TheRockefellerFoundationand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等。有学者研究了湘雅医学院的创办，威廉姆？芮韦斯的《中美医学合作：湘雅的起源(1902-1914)》(WilliamReevesJr，Sino-AmericanCooperationinMedicine：TheoriginofHsiang-Ya(1902-1914)一文详细论述了耶鲁大学海外布道与湘雅医学院的创办[17](P129-182)。文佳兰著《竹石：中国医学精英的演进》(MindenKarenPaule，BambooStone：TheEvolutionofaChineseMedicalElite，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94.)一书对华西协和大学医牙学院的发展变迁及其毕业生的贡献做了深入的研究。此外，有学者在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时，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影响也做了考察[21]。 以上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多方面的影响均有肯定性的评述。总的来看，海外学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在个案和区域研究上成绩很大，他们充分利用了教会文献，研究非常深入。但是与加拿大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相比，美、英等国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比较薄弱，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均显不足。 以上即是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研究的大概情况，与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全面、系统的研究几乎没有。之所以如此，与学术界重视不够是有关系的。早在1994年，高晞就指出了这一点[1](P213)。近年来，情况已发生较大改变，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吸引了历史学、宗教学、医学等学术界的兴趣，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术界在个案、区域、宏观上对其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新成果。相信在宗教学、医学史、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领域必将会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