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缘起及其发展动向(2)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3:11:23 《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 高国荣 参加讨论
城市环境史往往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21)。梅洛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提到，“在过去20年中，在推进城市环境史研究并使其获得认可方面，塔尔作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多”(22)。而梅洛西本人也是这个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因此，这两位学者的治学经历可以做为一面镜子，折射出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早期发展概况。 塔尔曾经提到，“我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城市史学家而不是环境史学家”，“我觉得接受‘环境史学家’这一称号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致力于这些领域，而不是由于专业出身”，“很少有学者受过环境史的专门训练，我们基本上都是因为关心城市问题而研究这个主题的”(23)。作为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塔尔的言论至少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城市环境史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学术畛域尚不明确，理论和方法就更是无从谈起。 塔尔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实践，为这一领域指明了最初的三个研究方向，即城市发展、基础设施、污染和健康。在1970年转向研究城市交通体系之前，塔尔研究政治史已有10年时间，并出版了有关芝加哥的城市政治的专著，该书对城市的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有所涉及。自1967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后，他一直兼任历史系、城市及公共事务学院的教学工作。这种经历使塔尔擅长对城市基础设施及污染等问题进行政策分析，其研究成果也因此受到决策者的重视。塔尔首先研究的是交通革新对城市的影响，并对汽车与马匹的环境影响进行比较分析。此外，他还对人畜粪便的回田利用进行研究。从70年代中期开始，塔尔开始考察交通之外的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污水处理，与城市污染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塔尔又进一步研究城市污水处理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从80年代开始，塔尔又探讨匹兹堡的能源使用及烟尘控制之间的关系，综合考察城市垃圾处理及污染在空气、水及土壤中的转移扩散。 梅洛西自称是“一个热心城市研究的环境史学家”(24)。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在得克萨斯大学念书，因为选修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生课程而对城市的垃圾处理发生兴趣，但他的博士论文并未涉及这一领域。在得克萨斯农业科技大学获得教职后，他又重新转向研究城市污染，进而将城市污染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环境影响、城市环境治理联系起来，这种相互关联成为梅洛西后来矢志研究的方向。他在1980年出版了《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一书，这本书不仅涉及污水、烟雾、垃圾、噪声等城市污染问题，还探讨了市政工程师和妇女对环境改革的影响。这本书后来被视为城市环境史的开山之作，在当时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并不是因为它在研究主题上的开创性，而是因为涉及进步主义时代的政治改革。尽管他于1981年出版的《城市垃圾》一书的重点依然是政治改革，但在三个方面做了拓展和大胆尝试：其一是从关注政治改革本身转向改革背后的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其二是关注环卫设备和技术--诸如清洁车、焚烧炉、填埋场--所带来的城市环境及环卫服务质量的变化；其三是更加重视政府结构、财政政策、技术知识在公共服务的提供、维持与运作方面的作用。此后，为修正“垃圾史学家”的形象，梅洛西又将视线转向了能源问题。在他看来，能源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因素，并与消费紧密相连。1984年出版的《应对丰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就凝结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者考察了工业化过程中能源结构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改变及其环境影响，这一考察也加深了作者对美国消费方式所隐藏的生态风险的认识。1990年，梅洛西又出版了《托马斯·爱迪生与美国的现代化》(25)。这本书主要探讨了美国城市的现代化，特别是电气化。 塔尔和梅洛西是城市环境史的开拓者，除他们之外，海斯、普拉特（HaroldPlatt）、罗森、罗斯（MarkRose）等人可以视为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作为美国德高望重的环境史学家之一，海斯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推动，主要是撰文呼吁加强对该领域的研究(26)。普拉特在90年代之前曾经出版过《新南方的城市建设：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公共服务的发展》及《电力城市：能源和芝加哥地区的发展》，而罗森则在1986年出版了《权力的局限：大火与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27)。 第一代学者就该领域中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城市环境史最初的努力方向。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四类：其一为工业化时期美国城市供水由私人负责转换为公共服务的过程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其二是污水处理系统的建立。其三为改善空气质量的努力及相关法令的成效。其四是自然环境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总的来看，第一代城市环境史学家往往只关注城市内部的公共卫生及环境问题，重点是专家与技术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政治与公共政策只是作为背景出现(28)。但城市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其存在与发展需要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随之而来的环境变迁还会影响到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此外，在城市环境的治理过程中，技术专家的活动固然重要，但还有诸多不同社会利益阶层参与其中，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代新锐在学界崭露头角，城市环境史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拓宽了。赫尔利、罗斯、埃尔金德（SarabElkind）、罗姆、斯特劳德（EllenStroud）、斯特拉德林（DavidStradling）都是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后起之秀(29)。“第二代学者接受前辈提出的全部或者是大部分问题，他们的叙述依然围绕专家和技术展开，但政治家和公共政策已经处于领先和中心位置”。这种改变甚至在以梅洛西为首的第一代城市环境史学家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此外，尽管新老两代学者都认为“城市环境问题会影响到城市边界之外的地区”，但第二代“更倾向于在都市区这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从而将城乡关系纳入了环境史研究的范畴。 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1992年）是一部公认的杰作，为城市环境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这本书中，克罗农提出，“美国人长期以来将城市与乡村看成是相互分离而不是彼此联系的地方”，“我们很少考虑它们的联系事实上是多么紧密”，这本书“力图将城市与乡村的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作者通过考察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揭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商品市场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影响”，揭示“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生态后果”(30)。作者运用中心地理论(31)，从商人的视角叙述了1830-1893年期间芝加哥从默默无闻的小镇发展成为美国第二大都市的历史。芝加哥的历史，就是它成为交通枢纽及贸易与金融中心的历史，通过芝加哥，西部内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被连成一体，乡村的自然资源被作为商品，源源不断地供城市居民消费。芝加哥作为一个实例，说明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待城市的历史，城市消费对外部世界的经济及生态环境会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本书作为一个范例，将城市史与农业史联系起来，城乡关系也因此成为90年代以来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32)。 《自然的大都市》是城市环境史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克罗农重在追踪商品的流动，但对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主题，尤其是不同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社会冲突很少涉及。这本书中出现的少量人物，仅限于一些商人，对农场、牧场及林场工人的生活很少涉及。克罗农提到，《自然的大都市》“使研究向多个方向发散，已经对环境史的发展构成威胁”，因此他将阶级史与劳工史拒之门外，以免对这些问题的纠缠会削弱对非人类自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克罗农与沃斯特持类似的观点，即认为经济、环境与生态应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中心。在一些新锐看来，克罗农与沃斯特之所以对环境史与劳工史的融合持谨慎态度，是因为担心环境史被社会史融合而失去存在的立身之本，这正说明环境史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学界的地位还不太稳固(33)。 赫尔利的《环境的不平等》(34)（1996年）一书开创了环境史与社会史融合的新潮流。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生态学的时代也是环境不平等的时代”。在战后美国的环境改革中，权势阶层优势占尽，而弱势群体却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各类严重的工业污染。作者以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为例，探讨白人中产阶级、白人工人阶级、非裔美国人各自所认为的环境问题及不同的改革方案。作者认为，环境变化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环境正义而不是生态平衡。在《环境的不平等》出版之后，作者在相继推出的几部著作中，越来越强调社会因素而非自然因素。作者甚至将自己定位为城市史学者而非环境史学者。赫尔利也许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他的治学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加深以沃斯特为首的一些学者的忧虑：即环境史与社会史的合流将使环境史的特色丧失殆尽，使环境史完全被社会史所淹没。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渐渐成为一种风气，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推崇。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权益的不平等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环境权益的诉求，集中体现为80年代以来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运动往往被视为民权运动而不是环保运动的延伸，其基础是社会底层，强调种族、阶级与性别因素对环境决策的影响，认为要优先保护弱势人群的利益和需要，它关注城市污染、公共健康及环境风险。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使环保主义者与环境史学家不能继续忽视损害城市贫民健康的环境问题，推动了环境史与城市史及社会史的融合。另一方面，它也表明环境史在学界已经赢得一席之地，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融合其他领域的优长。环境史借鉴社会史的一些分析框架，可以使环境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推动环境史研究进入历史学的主流。 近年来，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不少关于特定城市的环境史著作。就这类题材而言，赫尔利的《公共领域：圣路易斯的环境史》（1997年）是一部重要作品。近年来，塔尔和梅洛西共同主编、由匹兹堡大学出版的“城市环境史”（HistoryoftheUrbanEnvironment）系列丛书从多个视角考察美国城市面临的环境挑战(35)。目前，美国学者已经就新奥尔良、圣安东尼奥、匹兹堡、洛杉矶、菲尼克斯等多个城市，出版了城市环境史著作。 目前，比较研究已经开始被美国城市环境史学界所采用，它在今后或许会得到更多的运用。早在1983年，一些研究城市基础设施的欧美学者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技术在19及20世纪欧美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与会的塔尔、梅洛西、普拉特等人都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从会后出版的由塔尔主编的论文集《技术与欧美管网城市的兴起》来看，比较研究已经得到了一些初步的应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环境史著述中的比较研究日益增多，除了对美国国内城市进行对比之外，学者们还加强了对国外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仅以塔尔和梅洛西主编的“城市环境史”系列丛书为例，2006年推出的洛根的新著是关于菲尼克斯、图森这两个沙漠城市的环境史，而最新出版的两本书则对德美两国的空气污染防治政策、欧美的河流航道进行了对比研究(36)。 近年来，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的趋向。这一趋向在2006年出版的《城市中的自然》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书是一本城市环境史的论文集，伊森伯格作为编者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这些论文“不再想证实城市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不再拘泥于城市研究的有机体模式或中心地理论，不再担心环境史对社会史、劳工史或文化史的更多关注会使其被这些领域所淹没”。就方法而论，这些文章体现了综合的特点，“将文化史的重要性与城市史及环境史学者对物质世界的长期关注结合起来”。这些文章具有一些共同之处：阶级和种族占突出地位；“各种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帝国政权、自然观念形成过程中学者的影响--受到关注”(37)，城市里自然与文化彼此相融，界限更加模糊。 多元化的倾向还表现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多种新理论被城市环境史学者广泛运用。城市环境史学家普遍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广泛借鉴各种理论分析模式。梅洛西在1993年曾经提到有关城市发展的三种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即城市有机体理论、城市生态理论及区位理论。他后来在回顾其治学经历时提到，他广泛涉猎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有关著作，寻求有助于分析城市发展、城市生态及城市决策的相关理论，他尤其重视城市发展生态理论、系统论及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城市发展生态理论是由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首先提出的，系统论则解释技术系统如何设计及运作，而路径依赖理论则认为，早先的决定会对将来的选择构成限制(38)。塔尔则从环境工程学那里借用了诸如“城市的新陈代谢及跨界转移”等新的概念(39)。克罗农在《自然的大都市》中则运用“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分析芝加哥与美国中西部乡村之间的关系。而贾里德·奥西在《有风险的大都市：洛杉矶的洪涝和城市生态》(40)中则运用混沌理论，说明洛杉矶的水利工程因为忽视降雨的不确定性而适得其反的一段历史。赫尔利也倡导在环境史研究中运用混沌理论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复杂和突变理论（complexitytheoryandemergencetheory）。在他看来，这些理论“适用于城市史研究，因为城市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演化方式不可预测，遵循一种突变逻辑，小的波动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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