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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虞夏书〉新解》看金景芳先生对《尚书》研究的贡献

人们以“浩如烟海”赞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丰富,而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尚书》则是最古老、最珍贵的一部典籍。它记载了自尧舜以来到春秋之时的为政大事和旨要,可以算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说中华民族的文明悠久,《尚书》所载便是这悠久文明之始;说我国的传统文化辉煌,《尚书》便是这辉煌文化的开源。
    《尚书》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地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经过了大思想家孔子的光顾。在孔子光顾以前,它是存放于官府的尘封故档;在孔子光顾之后,原来的尘封故档经过整理编次,遂列为六艺之一,成为学子必修的课程,是社会领袖以及政治家、思想家的为政典范。
    不幸的是,这部光辉典籍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遭到了秦始皇的严厉禁毁,几乎销亡。秦亡之后,虽得秦博士伏生传授,但劫难之余已是残缺不完,仅保存下来二十八篇。这二十八篇,内容属夏代及其以前之书者四篇,为《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属商人之书者五篇,为《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西周包括春秋之文者十九篇,为《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尽管伏生传留下来的这二十八篇文献,并非原来《尚书》的全貌,但先圣开创文明的举措以及三代哲人为政治要的大纲,还是保存下来了。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之光照耀世界的人类文明遗产。
    然而自汉代以后,对《尚书》的传治虽代不乏人,但由于汉代惑于五行灾异,六朝以后又受《伪古文尚书》扰乱,真伪掺杂,则《尚书》之精义隐晦丧失就自属难免了。逮清代学人,虽用力超于前人,但缺点是注意于文字的训诂考证,而对全句全章全文的了解却很不够。本世纪以来,因为疑古风兴,于是目《尚书》为战国之物者有之,甚或指为秦以后产生的作品之说亦接踵而出,更使《尚书》蒙尘而治者寥然。虽间或有人问津,但要旨精义的阐明就更艰难了。
    王国维曾说过:“于《书》所不能解者,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1〕以王氏学问之搏大, 对《尚书》尚且有如此之慨叹。那么,在当前为宏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中,要阐明这部古奥难懂、佶屈聱牙之典籍,揭示其精义的大任,将落于谁人之身呢?
    十年前,我曾耳闻到一个消息,说于省吾先生说:“九十岁以前暂不动《尚书》,九十岁以后专力攻治《尚书》。”于省吾先生是名扬中外的学者、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其《泽螺居诗经新证》一书,于《诗经》文字、成语、诗义的阐明,实使三千年之诗复增光辉。所以,彼时我听到于老将治《尚书》一事,曾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专俟书成。遗憾,于老于九十之年不幸作古,让我惘然失望。
    其后,又聆知一消息:我师金景芳先生于1989年(时年八十有八)在完成并出版《周易全解》一书之后,亦以攻治《尚书》,整理这部最古奥、最艰涩的典籍,阐明其精义为己任;也要在九十岁之年致力于斯,把其一生积累的学识献给当代、传遗后人。1991年在先生九十华诞席上,我见先生虽耄耋遐龄,但意气不衰;虽苍颜白发,但精神有加。可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觉暗暗庆幸,天赐先生高寿,必能使《尚书》精义光辉于今朝。又两年之后,金老与其助手吕绍纲先生合著之《〈尚书·虞夏书〉新解》书稿便告成功,并于1996年6月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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