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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出于澄清思想、砥砺抗战士气和反击御用文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关注思想学术史的研究。1934年，侯外庐撰成《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研究社会史的同时，亦包含了思想史考察的成份。1942年底，《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完成，它是侯外庐“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界碑”，其治学重点从此“就基本上转到思想史方面来了”（注：侯外庐：《回顾史学研究五十年》，载《中国史学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而思想史由此成为他以后40多年史学实践的主要领域。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于1944年由重庆文风书局出版。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该书具有拓荒性质，它表明侯外庐思想史研究体系的创立。这里的“古代”系指先秦时代，侯外庐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来系统探讨先秦思想学说史。他反对资产阶级史家或以个人的好恶而妄自褒贬、或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现代科学、或以主观主张而托言为重的方法，要求自己摈弃非科学的态度，严格考订和审查文献，实事求是地究明“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不为“文字符箓”所蒙蔽，（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从而作出科学的论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强调，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而不是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简单叠加，完整的思想史研究须着重于综合哲学、逻辑思想及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思想在内的社会思想。因此，他“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它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它的‘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该书通过揭示思想观念产生和变化的社会根源，分析了思想史的变迁和思想家具体的思想理论，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上考察社会存在的变化对思想观念的影响。侯外庐倡导的社会背景分析方法比同时代的其他著作更胜一筹，成为该书尤具方法论魅力的地方。
从具体的研究成果来看，侯外庐亦多有创见。他对社会思想根源的探究远超前人。例如，在论析西周初期的思想时认为，因西周建立时采取了保留氏族旧制的维新路线，强化了土地的氏族贵族所有制，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国民无从在历史上登场，学术教化局限于王侯士大夫的官学，“学在官府”衍生为思想观念的氏族贵族所有，思想意识的生产不会走到民间，不是“国民”而是“国有”，春秋时代所谓学术下民间的历史，已经是周道衰微的证件。这些论断是从生产方式着手研究思想史的典型例证。有了社会史的基础，使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更加全面、精辟，往往见解新颖、多所发覆。
侯外庐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推广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出版后，“透露出拓荒期学者唯知探索真理的精神”（注：赵纪彬：《思想史研究的新果实》，载《读书与出版》第2卷第2期。转引自《回顾史学研究五十年》。），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获得广泛好评。
完成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以后，因现实斗争的需要，侯外庐未能紧接着继续研究秦汉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转而开始梳理自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的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变革，急需马克思主义史家总结相似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1946年，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一年后在上海再版，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该书注重史学研究的现实作用，着力发掘宣传近三百年的民族思想，突出表彰了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传统，旨在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同时，本书对近三百年思想学说的演进过程作了深入考察。侯外庐认为，明末清初思想的变迁与鸦片战争以后一样，都具有近代启蒙的特点。他概括了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揭示了近代学者重视经世之学和社会实践的传统，申扬民主思想，赋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新的“启蒙”意义。杜国庠在当时的书评中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术价值，认为它“在已有的中国近世思想史中，是最优秀的著作”，“启示了接受中国思想遗产的一个良好法门”（注：《接受遗产与知人论世》，载《青年知识》第1卷第2期。转引自《回顾史学研究五十年》。）。这个评论，可谓切中肯綮。
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成就还体现在由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上。五卷本260万言的《中国思想通史》自1946年开始撰写，于1962年最终完成，其篇幅之巨、内容之广、耗时之久，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罕见。第一卷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基础上撰成，依然是先秦奴隶社会的思想史，后四卷分叙秦汉以下直至鸦片战争前封建社会的思想史。其中，第五卷依据《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关于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思想史的内容扩充、改写而成，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另外的内容则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单行出版。与原著相比，《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有了明显的进步。侯外庐重新考察了近代历史的特点，“主要着力于增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史的论述：十七世纪启蒙思想之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以及十八世纪汉学兴起和十九世纪上半期思潮变向的社会根源”（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9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与侯外庐一贯的社会背景分析方法相一致，该书所设的三编均是先分析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然后选取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具体讨论。全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夫之作为开篇，而以维新先驱龚自珍结束，颇有深意。区分了启蒙思想的“早期”与“近代”，说明侯外庐修正了原著的不足，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了近三百年思想学说史的发展脉络，更清晰地展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从而使作者建立的研究体系变得科学、严谨，因而更加具有说服力。
《中国思想通史》的编撰，贯彻了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第二、三、四卷是他与友朋、同仁及弟子们通力合作的产物，甚至一、五卷也留下了共同努力的足迹。可以说，这部巨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表明侯外庐史学研究理论体系的完整建立，其科学性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示。同时也标志着侯外庐学派的正式形成。包括许多学界精英和后起诸秀在内的侯外庐学派，阵容整齐、强大，已经而且还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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