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代表了郭沫若史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的话，那么抗战时期出版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则是郭沫若第二个史学研究高峰的主要成果。在这一时期，郭沫若除继续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还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古代思想史、历史人物、农民战争史等诸多新领域。
从大的方面来说，郭沫若此期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对先秦古史研究进行自我批判和总结。在1945年发表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郭沫若修正了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旧说，提出殷代是奴隶社会的新观点。他指出：殷代不是金石并用的时代，而是青铜时代；殷代的主要生产部门不是畜牧业，而是农业；殷代农业中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殷代不是原始社会而是奴隶社会。在这篇论文中，郭沫若重申并进一步论证了西周社会的奴隶制性质，肯定了井田制的存在，大体上确立了自己的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体系。此外，郭沫若还把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改定在秦汉之交，并从铁器的使用、井田制的破坏、民众身份的改变以及意识形态的变革诸方面，论述了西周末年以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且把秦末农民起义作为变革最后完成的标志。
其次，这一时期，郭沫若对先秦思想史作了深入的研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仅仅研究古代社会的机构及其转变还不足以认清古代社会的全貌，只有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全部整理出来，才能得出古代社会完整的轮廓。通过《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面考证和评论了先秦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的学说和思想，并对各家内部的派别进行了探讨。他对儒家八派的追踪，对道家中的宋钘、尹文一派的考述，对子夏之儒与前期法家渊源的论证，对墨家辩者“盈坚白，别同异”与“离坚白，合同异”两派的发现等等，都是前无古人的。除了对先秦诸子史料的大量考证之外，郭沫若对先秦诸子思想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创立了研究先秦诸子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批评古人……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便是以人民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思想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6〕也就是说， 郭沫若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法，首先是把先秦诸子思想放入先秦诸子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寻求对诸家思想的把握。在他看来，游离于社会背景之外的所谓“纯学说”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怎样的诡辩，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辩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诡辩的价值才能判断。不然，我们只好受着古人的愚弄，得不出真象的。正是有了一套新方法和新思想，郭沫若对先秦诸子中最难名莫测的名家思想亦能从容不迫地加以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新旧社会的巨大变革，旧有的称谓已不能适应新的内容，才有了“名实之相怨”的种种诡辩，待秦一统六国之后，封建社会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消滞了。在条缕了诸家思想的源泫之后，郭沫若以“人民本位”为立场对诸家作出评价。他认为，当今的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一切应以人民为本位，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亦应作如是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郭沫若对新文化运动以来饱受鞭笞的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因为孔子及其门徒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7〕； 他对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韩非评价甚低，原因是韩非奉行的是“君王本位”的法术思想；对老、庄，他也有微词，因为老、庄们“以个人为本位”。总之，郭沫若的这两部既有一定学术价值，又有强烈时代感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郭著发表后的六七年间，国内有关中国思想史的专著不下六十种，论文数百篇〔8〕。应该说， 中国思想史的这一研究大潮是由郭沫若引发并推动的。
第三，这一时期，郭沫若以相当大的精力对屈原进行了研究。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诗人，两千多年来，其诗作中透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以身殉国的悲壮结局，一直受到民众的传扬和怀念。可是到了近现代，却出现了否定屈原存在的种种怪论。这种看法肇始于《考信录》的作者崔述，他首先对屈原所作的《卜居》、《渔父》提出了怀疑。本世纪初，四川学者廖平撰文指出：“屈原没有这个人”，明确地否定了屈原的存在， 同时认定《离骚》是秦始皇时方士拟写的“仙真人诗”。 1922年，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的胡适写成《读楚辞》一文，认为《史记·屈原传》有某些文句疏漏，因而断定《屈原传》不可靠，“屈原的事迹是个神话故事”〔9〕。之后，何天行著《楚辞新考》 、卫聚贤著《离骚底作者--屈原与刘安》，也否定了屈原的存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其国内的学者乘机以此大作文章，掀起了一股“屈原否定论”狂潮，企图以此来淡化和抹杀由屈原及其作品而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爱国传统。早在1935年，郭沫若就撰写出版了《屈原》一书，对屈原的生平、作品及艺术形象等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研究，逐条批驳了胡适等人的观点。抗战时期，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文化侵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郭沫若恢复了对屈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屈原研究》等十余万言的研究文字，几乎涉及了与屈原有关的一切方面。郭沫若对历史人物著述最多的是屈原，一生都在研究屈原，但抗战时期是他对屈原用功最勤、成果最丰的时期。尤其是这一时期他对屈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作了精辟的阐述：“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10〕
第四，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断地开拓、创新，是郭沫若治史的一大特色。抗战时期，他在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开拓就是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为世界历史所罕见。然而，在我国以往的史籍中，对农民战争都持否定态度，并污蔑为贼、盗、匪、寇。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御用学者别出心裁地把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同明朝末年的历史进行比附，以起于陕北的李自成起义来影射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并编造出明末“内忧”给“外患”造成机会等种种邪说。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和高度的评价。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提出用唯物史观科学地研究农民战争的任务。1944年，正值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郭沫若应《新华日报》社之邀，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对明末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大量考证，完整地勾画了明末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并以极大的热情，称扬明末这场“规模宏大而又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作出了科学、公正的评价，同时他在颂扬明末农民战争的时候，也没有袒护起义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并深刻地总结了这一起义失败的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一经刊出，便如巨石击水，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次日就抛出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接着，《商务日报》等国民党重要报刊连篇累牍地发出社论和文章，竭尽全力攻击此文，胡说此文是“散布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进社会内层。这种文章是时代错误的结晶，放任这种文章在社会散布，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事情。”〔11〕而中国共产党则对此文予以高度赞扬，因为郭沫若对明末农民战争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于正在进行着的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延安的《解放日报》迅速地转载此文，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对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党内同志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称赞郭文大有益于中国人民〔12〕。后来，中共中央还将此文列为整党整风文件，教育全党要以李闯王进京失败为教训，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甲申三百年祭》虽然是一篇历史论文，但其读者之多，对人民革命的正义事业影响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空前的。可以说，此文是我国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农民战争的开拓之作。当然，由于所处的艰苦环境及研究条件的限制，此文在某些史料的运用方面存在着错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八十年代初，个别学者借此而贬斥此文“不严肃，不谨严”。这是极不公正的。笔者曾作过粗略统计，郭文所用史料共四十九条，用错的只有三条。因此，《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明末农民战争真实历史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为中国农民战争史这门新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直到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这是大多数农战史学者所公认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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