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肯定的态度探讨张学良送蒋返宁动机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有人认为，张学良敢于送蒋有四张王牌，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二是他有回西安的条件，即十几个军政大员及几十架飞机；三是他与蒋宋孔的良好关系；四是蒋、宋的诺言。更多的人则对送蒋返宁的后果表示出积极肯定的观点。有的学者强调指出，没有张学良躬亲送蒋回南京之举，“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将很难尽快实现”（注：任振河：《张学良躬亲送蒋原因之我见》，《西安事变研究》，第335页。）。有的学者认为“张亲自送蒋，对张个人来说，确实不利，但从全局来看，是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和平解决的”（注：侯雄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新探》，《西安事变研究》，第70页。）。还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实现了逼蒋抗日，“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注：林云生：《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512页。）张友坤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义无反顾的行为。“这一牺牲赢得了停止内战，实现了国共联合抗日，为取得我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注：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6.关于张学良生平思想及其他
（1）关于张学良一生的评价
对于张学良，学术界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魁堂认为，“张学良将军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有重大贡献的民族英雄”，“张学良并不是个悲剧人物。他追求的团结一致，驱逐日寇，复兴中华的大业是成功了，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永垂历史的千古功臣，无待盖棺而可以论定了。”（注：《张学良传》，第257页。）张德良、周毅认为，“张学良是军人，但并非一介武夫，他是集军事家、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于一身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注：《论民族英雄张学良》，《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1页。）有的学者概括张学良一生“蒙受两大耻辱”，“三次影响历史走向”，“赢得个人四项辉煌”。（注：胡玉海：《张学良政治生涯述评》，《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42-349页。）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对中国二十世纪和平统一、现代化建设、抗日战争的三大伟业的参与和创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立下了世纪性的不朽功勋”。（注：张德良：《世纪老人的世纪性功勋》，《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页。）
（2）关于张学良的爱国主义
认为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民族英雄，这已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不论是70、80年代还是90年代，这种评价都是一贯的，就连日本学者也认为张学良是“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注：西村成雄：《张学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抵御外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义色彩，三是当他的爱国思想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相结合时，就会毅然决然地献身。（注：张友坤：《爱国何所罪、青史有定评》，《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633页。）当然，也有学者在肯定张学良爱国主义的同时还指出他的爱国主义有局限性，“爱国与忠君融为一体，毕竟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局限”（注：裴烽、董群：《张学良哲学思想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49-750页。）。
关于张学良的抗日思想，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张学良思想的主旋律之一，前后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日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时期，主要由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各派军阀混战促成；第二阶段是抗日思想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时期，时间在30年代前期，具体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对日斗争上；第三阶段是抗日思想发展到高峰时期，时间大体在1935年以后，其主要特点是由反共拥蒋抗日发展到联共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注：王维远：《论张学良的抗日思想》，《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647-656页。）还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张学良的收回旅大交涉、支持日本政友会总裁床次竹二郎竞选等事件指出，张学良不但是个抗日者而且也是中日合作的构想者，“张学良是在构想破灭，试探失败的情况下，才被迫走上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的道路的”。（注：舒英华：《张学良对日思想新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658页。）
（3）关于张学良的现代化建设思想
研究张学良的现代化思想是张学良研究的新动向，这方面的论文集中收入《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和《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两本论文集中。学者依据的资料甚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宏观反映张学良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资料，如董慧云、张香春选编的《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资料选》（香港，同泽出版社1978年版）。该书大部分是第一手资料，系统地反映了张学良主政东北后（1928年至1931年）在努力刷新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力行开源节流、重点培养高等专业人才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其他还有很多，在《张学良文集》中就可看到不少张的训词、讲话、讲演及函电等，真实反映出他渴望息战和平、注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例如，1928年7月，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所宣布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宗旨就是息兵罢战，整顿经济，集中全力建设新东北：“若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绝不轻言战争”，以建设东北，“励行兵农政策，开源节流，蠲除苛捐杂税，以利民生”；对外，“将以最诚恳的态度与友国（按：日本）相周旋，求达共存共荣的目的”。另一类是张学良保护、支持民族工业发展的资料，其中较为典型者如1930年2月18日《张学良为肇新窑业公司免征五年统捐的训令》，1930年8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为议决辽吉黑热实行火柴专卖的训令》等。此外，在辽宁省档案馆藏日文档案资料、“满铁档案”、“铁路情报档案”中，也有不少反映张学良力图独立建设东北铁路与日俄抗衡的资料。反映张学良注重国民文化素质教育，兴办学校，力倡男女同校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张学良文集》、《辽宁文史资料》、《辽宁教育史志资料》、《奉天通志153卷》等书中。
上述资料的发掘有力地推动了关于张学良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研究。有学者评论说，张学良是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在从他主政到“九·一八”事变退出东北的几年里，在现代化建设方面他创造了十个全国第一。（注：张德良：《东北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十个第一》，《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88-300页。）“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是反帝爱国实业家，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带有民族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注：张德良：《世纪老人的世纪性功勋》，《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5页。）张学良主政东北以后，“将东北的现代化建设推向了高峰，同全国各地区比较，无论是工业、农业、文教、交通、邮电、广播等各业均名列首位”。（注：张大庸：《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张学良将军》，《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5页。）
（4）关于张学良的哲学思想与世界观
除上述各项研究外，也有学者探讨了张学良的哲学思想，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唯物论观和矛盾观，主体性思想的知行观、道德观等内容，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思想框架”。“实际上，传统文化既是张学良哲学思想和崇高人格的重要根源，又是其个人悲剧的最终原因。”（注：裴烽、董群：《张学良哲学思想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39页。）此外，张学良的富国观也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学者指出，“强烈的国家意识”、“浓厚的大众意识”、“坚定的超越意识”是张学良富国观的思想渊源，而“和平为发展之本”、“国防为强国之本”、“实业为富国之本”、“教育为兴国之本”、“国民为复兴之本”则构成了张学良富国观的丰富内涵。（注：马尚斌：《论张学良的富国观》，《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近年来，有关张学良的人格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人认为，张学良的人格特征是“反抗与服从交织”和“仁爱宽厚”。（注：陈笑迎：《张学良的人格特征评析》，《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55-359页。）也有学者分析了张学良的人生价值观，认为如何处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张学良的‘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的人生信条，被认为是处在乱世中的伟大心灵对意义和价值的拯救，因而他的形象在20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中，越发显得完美和可贵”。（注：杨小红：《张学良的人生观》，《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还有的学者从“民族观”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追求民族独立，消除民族离散力，增强民族意识与民族实力，使每个中国人都树立起“民族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民族不会亡，因为有我”，“假如把我的头割下来，民族能复兴，在所不惜”等构成了他的民族观的基本内涵。（注：王海晨：《论张学良的民族观》，《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总起来看，学术界探讨和澄清张学良研究中具体问题较多，而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张学良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及思想方面的文章较少。这固然与张学良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对研究张学良思想的价值认识不足有关。笔者认为，假以时日，从文化层面研究张学良将是另一个亮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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