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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爱国革命思想论略

    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在追求真理、努力奋斗的一生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遗留下大量珍贵的精神财富。其中,爱国革命思想的就是屹立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满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勇敢地站在时代斗争前列,“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是李大钊爱国革命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他对祖国的炽烈的爱是同他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命运的真切关怀结合在一起的。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李大钊的爱国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
        爱国是革命的基础,革命离不开爱国。李大钊从青年时代起,就感于国家民族危亡,萌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致力“深研政理”。孜孜不倦以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孕育着革命志向,矢志努力民族解放事业。”(注:李大钊:《狱中自述》)辛亥革命后,他密切注视着风云变幻的政局,洞察新生的共和国的“隐忧”,勇敢抨击党私纷争,鞭挞都督专横,愤怒斥责那些反动军阀、官僚、政客,“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横行霸道,荼毒生灵。以至“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王”。“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注:《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6页。)严酷的现实斗争和沉痛的教训,促使他迅速觉悟,逐步认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走上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道路。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披露后,李大钊立即奋起反对,连续发表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等战斗檄文,还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揭露“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同时指出“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国民应痛自砥砺,誓雪国耻,发扬“卧薪尝胆”、百折不挠的意志,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面对北洋军阀专制腐败和民族危机,陈独秀深感悲愤,认为这样国家“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注: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甲寅杂志》1卷4期。)这种言论公开后,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写信给主编章士钊,“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注:《甲寅杂志》第10卷,第8期。)为此李大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批评指出:“自觉主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国家而不爱”,不能“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注:《李大钊选集》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李大钊勇敢地站在时代斗争前列,投身于中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这与他早期思想中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素质和唯民主义思想是有直接的联系。他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以能否导致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为弃取标准,表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关怀,对祸国殃民的反动军阀、官僚、政客无比仇恨。他在1941年11月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就已着眼发展“群众势力”,号召国人“吾人生当群众之时代,身为群众分子,要不可不自觉其权威”,尊重“群众之意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与反动统治势力相抗衡。1916年5月在《民彝与政治》一文,更进一步指出:“民彝”应得到充分尊重、发展,以“民彝”作为“为治之道”和“衡量事物之器”。他认为:“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国家之所以文明发达,“植基于唯民主义”而个体自觉敢于“昌言有我”又是救国的先决条件。基于这种认识,他勇敢揭露北洋军阀复辟帝制的违法劣迹,而且痛斥其戕戳“民彝”,宣扬“武治主义”和“神武主义”,凌驾于人民头上,任意主宰国家命运。这种认识是李大钊爱国思想发展的基础,也是他奋勇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这是李大钊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伟大转折,也是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卓越升华。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著名文章,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这个胜利是庶民的胜利,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是时代的潮流,认定它将带来中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新希望。他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将统制一切权力,全收干民众之手”,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欢呼“试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天下”,并满怀“觅新国家,拓新世界”的强烈愿望,联系中国社会现实,比较从前救国方案和主张,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找到了拯救苦难中国的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勉励广大青年认清世界潮流,明确奋斗目标,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坚持“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投身于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他领导五四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开展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贡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积极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努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两党北方组织开展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斗争,直至1927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从容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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