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慎行的史论中，纪纲不修有多种表现，此不再详举。他所说的“纪纲”实际上是 指维护皇权稳定所必须的、规定的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规范。于慎行对纪纲的强调，既是 封建制度维护皇权所决定的，同时也与他对明代诸多“近日之弊”的深切关注有关。在 他看来，有明一代尖锐的治乱问题，如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民族矛盾严峻、中央与 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层出不穷的人民反抗等，皆与纪纲紊乱有关。例如，于慎行论 元朝官制之弊时引申论及明代，认为明朝官制“职任体统”不当，如藩司受到上层职司 的过度牵制，职官设置冗杂、混乱，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职能的发挥：“……本朝效其 遗意，设十三藩司，与六部品级相亚，盖犹有行省之意。而职任体统，则以内制外，有 相临之分，固唐、宋监司之任也。抚按之体日隆，而藩司俯首趋承，若其下吏，又卑于 设官之初，则失甚矣。”[2]（P501）于慎行是经过对唐、元与明朝官制的比较后得出上 述认识的。他由元朝尚书、行省的设置，看到广置丞相、参知、平章等职，无异于遍设 宰相，不仅职官臃肿，而且彼此稽查，职权纠缠，实际上使纪纲削弱，最终危及国家。 而明朝藩司受制于六部抚按，就像元朝各省职权彼此混杂一样，也是治理中的隐患。而 藩司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直接关系到明朝边疆的安定。
于慎行对明代纪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御史“下至米盐琐细，吏卒徭役，一一察之 ”，长吏佐史“互相诇察”，[2]（P86）边镇“法令滋烦，权任无统”[2]（P 63）等职责不守、人事纷争、职司不明、临事掣肘的现象与弊端，有很多明晓的评论。 这些评论与明朝中央集权高度集中有关。明朝为解决皇帝与内阁、首辅以及朝廷与地方 之间的矛盾，使所有权力直接对皇帝负责，导致权力机关变得膨胀庞大、职司冗杂、效 率低下，成为明朝治乱的严重问题，于慎行的史论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二、论决策与用人：“夫成败之机，决于一言，顾用者何如耳”
《读史漫录》中论述最多的，是历史人物的行为及其历史作用。
于慎行重视人物评论，是因为他看到，在朝代兴衰存亡的关头，常常面临着一个历史 选择，它要求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形势，衡量利弊，抓住时机，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事态 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在这时，人就显得很重要，人的谋略就显得很重要。他说：“夫 成败之机，决于一言，顾用者何如耳。”[2]（P134）这里所说的“机”，是指关系成败 的时机；“言”指的是决策；“用者”，主要是历代君臣，尤其是位居险要，直接关乎 纪纲存否，关乎事态顺逆的大臣。可见，于慎行是从历史的关键时期及相关决策的角度 ，来强调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的。
于慎行推崇那些能够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人物及其谋略。他认为，“成败兴亡之机，有 一言而定者，此士之所以贵智也”。[2]（P205）因为士人的决策往往关系国家的成败兴 亡，所以士人应该重视智谋。对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智虑，于慎行提出了更公允、精到的 认识，往往超出时论，不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的成见。如他对汉代刘敬提出的方略十分 肯定，认为“刘敬所建白数事，皆万世之略。其大者在建都长安，与徙天下豪杰以实关 中”。[2]（P42）提醒当国者应借鉴古代成功的治国方略，重视地理形势对国家安危的重 要性。他论及管仲、乐毅之事，以为其才能有隐微难及之处：“管子一匡九合，功盖天 下矣，即乐毅伐齐，其才亦有不可及者……乐之功不难于取齐，而难于散四国之兵。” [2]（P16）他指出，管仲和乐毅的才能，并不只在于辅助齐国或燕国在一次战争中取得了 胜利，他们的高超之处在于，身处多国矛盾之中，却能够纵横捭阖，或称霸诸侯或化解 诸侯的威胁。他指出了管、乐的杰出之处，启发人们认识历史人物的价值时注重对其才 能高下显隐的分析。由于注重人物识见的作用，于慎行对那些有政治才能的女主，也予 以相当的肯定：“天之生才，岂惟豪杰丈夫有关气运，即妇人女子与治乱相关者，其生 亦必有自，齐之君王后是也。”[2]（P22）这就从理论上对女主存在的合理性做了肯定。 甚至对一些奸臣的正确建议，于慎行也给予肯定，认为不应因人废言。[2]（P292）
对历史上那些行为不当而危及国家的人，于慎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他常常将 历史上朝代的盛衰归因于当时的人事，认为良臣可以挽救国运，而佞臣则会断送朝廷。 如论东汉时，于慎行感叹道：“天下事虽甚难，处者亦必有方略，顾人不思耳。”[2]（ P26）他认为，东汉纪纲虽然遭到破坏，国势已经出现衰落的气象，但是宦官、外戚的势 力还不是十分强大，汉桓帝以藩侯继位，正是汉朝挽救朝纲的机会。如果有一二个正直 且有谋略的大臣，东汉就能度过危机，使形势好转。可惜，汉朝当政者犹豫不决，不能 及时任用良臣，以至于错失机会。而奸佞昏庸之臣则足以误国，如唐朝“武氏之立，虽 由李义府、许敬宗发端，其实成于无忌，决于李勣也”。[2]（P213）“安禄山之反 ，国忠激之也，哥舒翰之败，国忠成之也。”[2]（P251）“元和之末，方镇厎平，长庆 之初，河北复叛，盖有由焉。幽州之乱，宰相崔植等激之也。镇州之乱，度支崔棱激 之也。”[2]（P304）“武宗削平僭乱，比迹元和，李德裕之功也。”[2]（P318）又如论宋 朝史事时他激愤地讲道：“自古国家成败，固系所用何如，然未有如宋之可恨者也。… …忠义之士，数十人持之而不足；邪佞之贼，一二人坏之而有余，天壤间事有如此，可 不为扼腕太息哉！”[2]（P458）
于慎行还进一步揭露了小人误国的心理原因：“小人贪秋毫之利，而忘丘山之祸，以 至丧国亡家灭宗绝祀，皆起于一念好利之心耳！”[2]（P26）这是于慎行在分析秦灭六国 时提出的。他认为六国的灭亡主要并不在于秦国，而在于六国国内的趋利小人。这对于 人们识别忠奸贤愚，认识官员的一己私利之心对于国家安危大事的必然的恶劣影响，有 强烈的警戒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慎行超越英雄史观的窠臼来评论历史人物。应当强调的是，于 慎行重视人物及其谋略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以历史有一定的形势与事机的观念作为基础 的，也与他久在仕途，忧心国运有关。于慎行对历代君臣的评论，不因其是君主而神化 ，不因其是功臣而饰罪，不因其是君子而忽其小人之心，不因其人微而轻其言，实事求 是，只论其言行对国家朝廷是否有利。其中的很多评论，多有发人深省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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