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贺泽保规先生要我给《唐代史研究》写点东西，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对于唐史研究可谓乏善可陈，但五年多来编辑《唐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对唐代史研究贡献了一点绵薄之力。编辑中的甘苦且不谈，作为主编，这里结合前五卷的内容，简要介绍一下《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和发表某些文章的旨趣。
《唐研究》是研究有唐一代各个方面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年刊，每年年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正象九十年代出现的许多学术刊物，如《燕京学报》、《学术集林》、《华学》、《敦煌吐鲁番研究》、《学人》、《原学》等等一样，《唐研究》不能与一些学术单位所办的定期刊物相比，因为我们没有《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那样的编辑部、庞大的作者队伍和源源不断的来稿，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当我接手这件事情以后，一位好心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有句熟语，叫“三期刊物”，你要小心《唐研究》不要成为“三期刊物”。我想中国学者需要纯学术的专门刊物，哪怕只出三期，也是好事。在罗杰伟（Roger E.Covey）先生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好在已经过了“三期”的劫。
我虽然是学习隋唐史出身的，但多年来在敦煌学、西域史的圈子里转，在研究唐史的学者眼中，只能算是唐研究的外围人员。在1994年年底的“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上，我之所以勇敢地接下来主编基金会学术年刊的任务，是出于某些考虑。一是多年来周游列国，翻阅过大量的西文、日文学术刊物，总觉得我们常常翻阅的中国定期学术刊物有些不足，人情稿件带来的研究不够新颖，不讲求学术规范，没有真正的书评，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需要有和国际接轨的纯学术刊物面世，我在莱顿大学汉学院逗留时间较长，很赞赏《通报》（T‘oung Pao）的做法。二是要创办一个研究唐朝各个方面的刊物，只在唐史中转圈子是不行的，而我由于做敦煌学的缘故，自己不得已而变得有些接近“杂家”了，禅宗、俗文学、艺术史、考古等都弄过一点，而又结识了一大批唐史圈外的各行当的能人，这或许是办综合性刊物的优势。三是我在学界向来是“广结善缘”（施萍婷先生语），平日在北京或在国外，常常给相识或不相识的学者、学生复印材料，相信会有不少学界友人为刊物提供帮助；同时，作为高校的教师，办学术刊物也是训练学生的方法之一，就像《东洋史研究》那样。现在，《唐研究》已经出版了五卷，这是研究唐朝各方面的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唐研究》编委会成员、匿名审稿的专家和核对史料、寄送稿件样书的北大隋唐史博硕士研究生们，《唐研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唐研究》没有“名人访谈”、“学者笔谈”等栏目，而以国际通用的学术刊物为基本模式，主要内容只有“论文”（包括札记）和“书评”。由于篇幅有限，又是“个体户”式的业余经营，所以我们不能像定期刊物那样面面俱到，而是在分析唐研究学界状况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编辑方针和选材标准，其核心的一点，就是“新”。
首先，我们最希望发表的文章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变换新视角的论文和札记，也希望有更多的打破学科界线，用综合或比较的方法研究唐朝的论文。在这方面，我们发表了葛兆光《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卷五），他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盛唐，得出了与普通人心目中的盛唐所不同的印象；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唐代江南的生态环境》（卷一），则利用一组诗歌，来研究中唐以后南方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高明士《隋唐教育法制与礼律的关系》（卷四），是透过教育和法制的研究，来揭示专制皇权中礼和律的本质；葛晓音《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卷一），是从初盛唐取士举人的观念变化、文人干谒方式和精神状态，以及礼贤风气在盛唐的形成等，对盛唐诗歌风貌的综合研究；郑阿财《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以〈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为例》（卷四），则利用敦煌灵验记类的材料来说明其史学上的价值；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卷一），是利用新发现的壁画材料所做的比较研究。
其次，对于一些传统的问题，我们主要是发表一些新的探索，而对于述论式的文章则拒之。这种新的探讨结果，如制度史方面的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卷三）、阎步克《隋代文散官制度补论》（卷五）、邓小南《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卷二），政治史方面的耿慧玲《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之作用》（卷三），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卷三），西域史方面的张广达与荣新江《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卷三），文学史方面的陈允吉《〈目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以小名“罗卜”问题为中心》（卷二）、程毅中《唐代小说文献研究 》（卷五）、历史地理方面的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卷五），均非泛泛而论的作品，或者提出了新观点，或者变换了新角度，或者利用了新材料，比传统的认识有所进步。
第三，对于学术界近年来热衷探讨的课题，我们更希望加大这方面的篇幅予以鼓励，但有些问题尚在起步阶段，有些课题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比较陌生，所以发表的文章也水准不一。有关社会史的探讨最为欢迎，但目前文章不多，其中黄正建的《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卷四），是社会生活史的佳作，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多有启发；吴玉贵的《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卷五），是有关唐朝社会“胡化”的个案探讨，比较深入；冻国栋《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与家族法──以析户、合贯（户）为中心》（卷四），是他对人口和家族问题的再研究；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卷二），是他研究岭南社会的系列论文中的重要篇章；郝春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卷三），是研究敦煌僧尼生活的系列成果之一。 此外，如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是学界目前争论较多的领域，我们发表了刘健明《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卷一）、韩升《唐平百济前後的东亚国际形势》（卷一），仍希望继续这方面的讨论。有关礼制的研究在中国沉寂多年，现在有复兴的趋势，我们发表了史睿的《北周後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卷三），虽出年轻学者之手，但审稿人和发表后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认为这篇文章颇有见地。我们很希望鼓励宗教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道教、民间宗教、三夷教等。道教方面发表了万毅《敦煌本〈升玄内教经〉试探》（卷一）、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卷二），还是属于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而不是宗教史研究；民间宗教有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卷二），是开拓性的研究，我们非常欢迎类似的研究论文；三夷教则有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卷四），是出自分别深入研究过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专家之手的宏观论述，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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