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意思的是，这一历史事件，当时便在很多人心中引发强烈反应、事后更被证明具重大标志性，但在介入中国现代史甚深的梁漱溟心中，却没有卷起太多波澜。就在这个10月，梁漱溟为他该年完成的、用力甚深、甚久的《中国文化要义》写了序言。在这篇自序的结尾处，他写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而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盖近几十年来政治上之纷纭扰攘，总不上轨道，实为中国问题苦闷之焦点。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此无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吾是以将继此而请教于读者。”
显然，其时梁漱溟并不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已突破了清末以来中国人渴望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而不得的难局。而梁所以对此不乐观，并非因他对现代中国的隔膜，事实上，他的不乐观恰恰来自他对中国现代史卷入甚深、思考甚深。
是的，辛亥革命顺利倾覆满清，何尝不让很多人高燃热望，中国从此一举步入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迅速铺开现代建设、迅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国民革命北伐的节节胜利，何尝不再让很多人再燃热望，中国就要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整个国家将迅速转入全方位现代建设呢？而对日抗战开始时焕发出的民族热情，“抗战建国”口号的广泛高喊，更让太多人相信，抗战的开展和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的建成将是一体的两面。但结果总是希望越深、失望越深。
因为确实，军事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突破，军事上的一时强盛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确有出路。1913年袁世凯迅速挫败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该时袁氏威势谁敢撄其锋；而1946年的蒋介石，外有世界五大反法西斯领袖之誉，和雅尔达会议等一系列有利于其中国统治地位稳固的大国协议为背景；内有抗战胜利、解除近代以来列强加给中国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光环，更有不论在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的品质上都远远压倒中共等竞争者的军力。可曾几何时，无论是袁还是蒋之威势便都土崩瓦解。
梁漱溟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这些起伏，并对这些起伏有很深的观察和思考，在面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时，生出如下疑问毋宁是相当自然的。既然导致辛亥革命建国和国民革命建国失败的中国历史条件仍在，那么，中国共产革命凭什么能逃脱同样的历史命运？毛又凭什么在这一中国现实挑战面前不成为另一个袁和蒋呢？
是以，1949年底梁漱溟虽应邀从重庆北上北京，但对中共能否在历史上真的开创出一新局并未存奢望。是以当他和毛泽东见面，毛邀请他加入政府时，梁拒绝。而梁漱溟所以拒绝，按原话便是：“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与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梁接着又讲他所以如此想与决定，与现代史经验和他对这些经验整理间的关系，他说：“中国自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1]
也就是说，梁漱溟之当时不愿参加政府，是因为不认为中共突破了中国现代史的困局：太多政治力量都曾致力追求而不得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但若没有对此一困局的根本性突破，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过就像以前已出现的各种旋起旋落的事件一样。若此，梁当然觉得自己留在政府外，保持独立身分，更有利于他对历史尽责、为中国尽力。
不过，梁漱溟有关中国共产革命难免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覆辙的疑虑并没有维持太久。1950年4月初到9月半，到山东、河南、东北许多地方走、看之后，他发现，此次共产革命确不能用前面的经验比类。半年的走、看，他已清楚地看到，虽然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尚不满一年，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把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目标却显然已大见眉目。用梁自己的话，就是：“这大半年来，我从各种见闻中，体认出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已开了端的。”而且不仅全国统一、国权树立开端的事实让梁漱溟又惊讶又兴奋，而且梁所一直致力改变的情况——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和中国现代人心麻木陷溺——也都大有改变。
梁漱溟在被现实强烈震动后，即于当年（1950年）10月开始撰写《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该书原计划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讨论中共何以做到了其他政治、社会力量求而不得的三大成就——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成功引进团体生活，成功引发出人们积极向上的热情；中篇焦点则在，比较自己建国思路和中共建国思路的异同，并通过对照中共的成功，反省自己建国失误所在；下篇焦点则在中篇比较、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再定位自己一部分思考对中国要更周全、理想建国的价值。可惜的是，该书至1951年5月写作中辍，只基本完成了上篇。
1951年5月梁漱溟要求参加西南土改工作，而5月至8月几个月在四川的土改经验，给他新的震撼。梁漱溟清楚看到，中国共产革命当时所做到的，已经远远不是中国统一、国权树立开端，而是此统一、国权如此深入、如此牢固。用梁自己的话就是：“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2]这给先前多年在乡村寻求中国建国出路却收效有限的梁的冲击可想而知。而这当然也推动他进一步思考与反省[3]。
二
确实，“在现代中国为什么建立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这么难”这个问题，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深刻地影响了梁漱溟的思考与行为选择，实际上正是理解现代中国政治史必需面对的基点议题，也是把握理解整个现代中国所不可或缺的关键议题。
在重要之外，中国现代建国问题的内涵也相当特殊。对现代中国建国问题作适当考察，我们会清楚发现，中国现代建国的核心难点，不在习见的社会认同分裂方面，不在国际强力干涉方面，也不在精英观念分歧方面（注意，此处特指进入民国后，不包括戊戌变法等清末事件）。现代中国建国问题的挑战性恰恰在于，它是在通常影响建国进展的不利条件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
中国当时不是不存在认同问题，但很清楚，现代史中妨碍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的关键在内地中国，而内地中国基本不存在认同问题。即使在南、北、西南军阀等分裂的时候，各种各样全国性的会议说开就能开起来。从此可以清楚看出，即使政权是分裂的，人们的认同却没有相应分裂。这也就是梁漱溟那个感慨之说法所指：“若将政府除外，中国国家原是统一的。”[4]
而在国际承认方面，大家知道，北洋政府后来政令常常是出不了北京的，但国际列强高度承认它。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927年刚成立的时候，能有效治理的地方非常之少，但国际列强也马上承认它。而且这些承认不只是口头的，比如，他们会把他们所掌握的中国海关税收的相应份额交给他们承认的中国政府。而这一大笔钱，对当时任何一支政治力量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见，现代建国坎坷问题虽常有国际要素参与，但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国际要素远远不是决定性的。
至于观念方面，1900年八国联军联合干涉中国后，需要把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从而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便成了中国精英群越来越普遍的共识。正如许多人所观察到的，这其实也是通常视为现代中国建国首要障碍的大多军阀的看法。
这就是现代中国建国的吊诡之处，明明对建国非常重要的条件都具备，那为什么建成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却这么难呢？结果，中国现代政治史乃至中国现代史，成了一篇不断致力于建国又不断失败的历史。
该怎么来把握与检讨此现代中国建国如此坎坷的问题？
对此，卷入现代中国建国问题极深、极久，为之呕心沥血的梁漱溟，指引了观察此历史的要点。梁认为，此种状况所以形成，核心问题在于，此不乏认同的社会却不能形成一种核心势力，掌握武力，建立国权，反而本应作为工具的武力丧失其工具性，变成为存在而存在，为发展而发展，成为破坏统一，损害国权，戕害社会的去之不掉的毒瘤。这样，要成功建国的关键，则在成就出有责任感、有能力、能掌握武力作为政治工具之中心势力，以此中心势力和次中心势力掌握的武力为中心，实现统一，树立国权。
对照中国现代政治史，梁漱溟的检讨要点可谓直探现代中国建国困境的核心，因为武力不受政治、秩序的约束，不成为秩序与政治的后盾，反成为破坏政治与秩序的罪魁，确是中国建国必需且首先要克服改变的。
问题要点既定，接下来当然便是如何深入认识此问题，如何克服之。有关这两方面，梁氏有众多着述，有相当繁复又极具启发性之论述。其核心论述路径为：中国现代建国的困境，实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社会内因。这些内因在根本上植基于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一些结构性要素。这些结构性要素形成了限制，加上原来整个社会上层组织所仰仗的皇权崩溃，导致了给中国社会提供整体组织的核心势力不能形成。而在若何突破此困境方面，梁氏很受阶级分化与冲突对西方现代国家形成具关键性作用论述的影响，以为最方便的当然是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冲突，在冲突中产生掌握武力、树立国权、建立秩序的中心力量。但梁漱溟以为中国问题的特殊在于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因此中国想通过阶级冲突的方式建立现代国家便绝无可能，而只有走梁氏所设计的乡村建设道路之一法。
这也就是梁漱溟为什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内心并不太起波澜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武力的胜利，并不意味稳定有能力并能掌握此武力的政治主体相应形成。而此种政治主体不能形成，接下来必然是武力的蜕化。1949年11月尾，当他在重庆看到“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亲见两军军士准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接收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加上又知道全国划分为六大军区，会马上疑虑中共武力胜利之后会接着是割据之局[5]。
1950年梁漱溟参观山东、河南、东北，1951年参加四川土改，所以对他形成强烈冲击，正因为他在中共这些活动中，看到了强有力的政治主体的形成，且不仅形成，而且扎根中国社会很深。而更让梁震撼的是，中共所以做到这一切，走的竟然是他认为绝无可能走通的阶级斗争道路。这等于推翻了向来自信极深的他对现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判定。
以上我对梁漱溟的引述，相信可以让读者领略梁穿透种种语词观念、通过种种权力、武力的喧哗、升降直探问题本根的思想魅力，和一旦确定问题，便辗转于兹、与之缠斗到底的思想韧性风格。当然，梁不是不关心价值，不是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但难得的是，他清楚，如果过分陷溺于价值，我们就不能抵达事实中令实践最感艰困的部分。
不过，梁漱溟除了删除枝叶直探中国现代史根本问题的思想魅力，和咬定问题不放松，终于发展出对理解中国现代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之外，他思想展开路径所具有的根本内在限制，也值得留心。一方面，梁有关中国现代建国问题的认知，对认识中国现代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超克自觉不自觉带着价值、观念眼镜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和革命与政党有关的——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对梁这些方面的认知价值进行再确认的基础上，我们能进一步发现他思想资源的限制所在，从而在他出了问题的地方重新出发，在梁所问的问题方向上深化梁、超克梁。
三
在我的历史理解视野，以及藉此历史理解视野初步浮现出的思想视野中，梁氏思想的不足，除了他受到中国共产革命建国成功的冲击，开始检讨自己有关中国现实判断、有关自己建国道路设计的不足之外，他在思想展开上还有两个重要不足。他对现实中国认识上的偏差，以及他的建国道路实践上效用的有限，与他思想上这两方面的局限，密切有关。
梁漱溟思想展开上的两方面不足，已隐含在前面对他的概述中：一是对于他核心关怀所在的中国现代建国艰难问题实际形成与演进历史过程，缺少细致的解析，把建国艰难的原因推得过快、过远、过于大结构。比如，推到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一些根本性结构特征所带来的限制，等等。二是在思考建国问题的观念框架上过于受阶级论框架的限制。这二者又相互为用。因为梁漱溟历史理解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追索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形成西方式的阶级。而梁在追索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形成西方式的阶级时，所得出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社会的认定，又反过来让他对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冲突不敏感或重视不足。
把现代建国艰难问题的形成，过快、过远拉成一个历史长时段的大结构问题，无疑不易让梁漱溟具有足够的认知动力与认知契机，把此建国问题所从出的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中国历史机体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来把握。因此，在梁的认知中，中国近现代史相对于中国以往历史的特殊，只在此近现代史必需面对与回应现代西方带进来的强力挑战。而这在事实上意味着，他把此特定阶段的历史机体和他所理解的秦汉以来长时段的中国社会等同，并用他所理解的长时段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来解释现代中国问题。又由于他的长时段关切来自他对现代中国的判定和整理，因此在他的长时段解释和他的现实把握之间，容易出现循环论证。此种循环论证一旦出现，他更不容易对特定历史机体中与建国实践有关的部分，作细致、耐心的认识。当然，认识上的欠缺，又易导致实践感觉、实践设计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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