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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二)

第五、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关于大总统职权的种种规定,是以有贺长雄所起草的《观奕闲评》为蓝本拟订的。
    有贺长雄主持拟订的“袁记约法”,赋予袁世凯以绝对的权力,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总统专制独裁宪法性文件。评论指出,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将以实际狄克推多之权予总统”(88),总统“成为大权独揽的独裁元首”(89)。它的颁布从法律上确立了袁世凯的个人专制独裁统治,总统的权力已扩张到最大限度,与封建时代之帝王已无二致。当时舆论指出:“宪法在今日已成具文,既顺总统之意而加修正,自将以完全之威权归属总统,固不足怪。特袁总统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将如何持久?此乃一般人士所以为疑异者也。前星期外间有共和将改帝制之谣,然今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90)
    七、怂恿袁世凯复辟帝制
    
袁世凯尽管通过“袁记约法”取得了世袭的独裁权力,但袁世凯、袁克定父子仍感到不满足,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摘掉“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取得“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并且让袁氏子子孙孙都享受帝王的尊荣。
    日本政府要挟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后,对袁世凯改行帝制迟迟不肯作出具体的许诺。为了获得日本政府明确的担保,袁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度。有贺于1915年9月从东京返回北京, 转达了日本首相大隈的口头意见说:“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91) 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9月23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急忙电告曹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欣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对于袁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袁得到电报后,就急忙提出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密谈。后来又怕过于性急,使大隈索价过高,改变想法,指令陆宗舆就近与大隈商榷,然后再派大员前往“正式商办”。
    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代言人的有贺长雄自然采取了怂恿和鼓励的态度。周自齐告诉梁士诒:“有贺长雄之赴日,坂西(利八郎)中将之来华,均传述日本军部之赞同及促成帝制,与夫大隈(重信)首相之主张,均以甜言蜜语,炫惑项城。”(92) 唐在礼也说,有贺长雄对于袁世凯称帝“不仅怂恿推动,而且催促得很厉害”(93)。有贺氏曾多次见袁,向袁陈说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劝袁就皇帝之位。有贺氏的举动,使袁相信日本朝野也赞成中国恢复帝制,拥护他为中华帝国皇帝。唐在礼认为,“有贺的态度对袁来说是个极大的鼓励”(94)。
    袁世凯要称帝,照例应有一套称帝的理论才能自圆其说,使人们相信他称帝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任务又落到有贺长雄与古德诺等顾问的身上。古氏于1915年7 月赶回北京,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准备一份文件,论述民主与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于是,古德诺就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公开鼓吹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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