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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注释从略

    关于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近代史诠释架构的演进嬗变，学界已有不少回顾和反思。有关论述注意到中国近代史叙事同现实的紧密绾合，但对于时代社会背景、相互角逐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具体如何型塑史家的近代史书写，则尚缺乏更有深度的理性分析。至于史家思维智识的偏好、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如何影响其近代史叙事的建构，更鲜有论及。在此背景下，李怀印所著《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和真实》（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Historical Writing）颇引人关注。

    李怀印在中、美学界均浸淫有年，既对中国大陆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脉络有切身体认，又有身处美国学界的观察视角，可谓兼具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优势。而且，李氏也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理论潮流初入国门时的弄潮者之一。他自1986年起即连续撰文介绍西方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曾参与中国现代化研究先驱罗荣渠主持的现代化比较史研究；并尝试以传统与现代化的架构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开始酝酿对于中国近代史叙事体系的反思。

    无须讳言，中国近代史这一兴起不到百年的学科，虽然在史学领域争得一席之地，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脱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纠缠。书写近代史成为使当下行动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何种历史版本居于主导，往往更多受时代变迁和政治语境的制约。中国近代史的主叙事不断因时而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也错综复杂，使这一叙事本身成为极佳的研究对象。

    《重构》试图梳理中国近代史“主叙事”（masternarratives）的渊源与流变，揭示历史写作具体如何服务于政治意图，并检视不同政治势力如何利用史家的历史叙述来争夺统治权；同时考察历史学家构造历史叙事的方法、策略及其对历史实际的歪曲。因而，此书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均颇具启示意义。

    一、《重构》概述

    《重构》着眼于中国近代史宏大叙事产生和流行的时代背景，及史家建构叙事的目的和方法。以时间为序，集中探讨：1民国时代（20世纪初至40年代），含第二章“现代化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义史学”；第三章“革命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两章分别聚焦于蒋廷黻和范文澜这两位政治立场、学术背景迥异的历史学家，以论述民国时期关于近代史的两个主叙事——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之起源。2毛泽东时代（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含第四章“制造新的正统：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第五章“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毛泽东时期的史学激进化”。作者认为，虽然1949年后的30年间革命史学成为中国近代史唯一的合法表述，但毛时代的史学并非铁板一块，它经历了重大的重建，反映了共产党内部反复出现的思想政治的对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近代史呈现两种矛盾的趋势：一是“学科化”，对浪漫主义史学叙事模式起到遏制作用；一是激进化，将此种叙事模式推向极端。3改革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含第六章“挑战革命正统：1980年代的‘新启蒙’史学”；第七章“从革命到现代化：改革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作者实际上将改革时期又进一步作了划分：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自由派史学家集中驳斥激进主义史学，同时避免直接挑战革命叙事，史学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和革命叙事以悖论的形式同时并存；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后，年轻一代自由主义史学家最终抛弃了革命叙事，以外来的现代化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诠释框架。4、后改革时代（21世纪以后），含第八章“危机中的主叙事”，着重论述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新趋向，并对“很少有史学家认真考虑去重构一个可行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框架”表示忧虑。最后，在第九章“结语”中，作者对于如何建构一个全新的近代中国叙事提出自己的思考。

    该著援用海登·怀特（HaydenWhite）的叙事学理论来分析构造近代史叙事的方法、策略。作者强调：“在塑造表达方面，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文字风格和他们的想象力（亦即某个历史事件的主题和情节、或是长期历史趋势的主观建构）与其思想、道德和审美偏好同等重要。”（第8—9页）他借用海登·怀特的术语，从历史书写的“情节构造模式”着眼，将1949年前中共史学家的叙事模式名之为“浪漫主义”叙事模式，体现为“歌颂近代中国的起义和革命，把农民反抗者和共产党人描绘成完善的英雄，同时妖魔化他们的敌人”。（第13页）对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呈现形式作了进一步区分：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史学家建构了“现代化”叙事，但由于现实中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这种“现代化”叙事将近代中国史描绘成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充满悲观情绪，是谓“悲观主义”叙事模式。而后革命时代的史学家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化方案所鼓舞，强调的则是近代历史上导致工业资本主义、民间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各种积极现象，并试图将之与对外开放的改革方案相衔接。这种叙事的风格特征冠名为“乐观主义”叙事模式。21世纪以后，新一代史学家对受主叙事束缚的传统史学产生不满，开始摒弃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宏大叙事，并质疑重建真实过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是谓“怀疑主义”叙事模式。（第13—15页）

    这四种叙事模式的区分，确乎在“革命”与“现代化”两种叙事对立消长的惯用史学史叙述框架之外，提出了新的观察视角与思考路径。尤其将民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的“现代化”叙事区分为“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两种叙事模式，以突显同一“现代化”名词在不同时代语境下实质内涵的衍变，予人以启发。

    对于这四种叙事模式下的近代史书写，作者均有所审视和反思。浪漫主义叙事“将历史戏剧化地描述成为一系列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因此往往忽略与其写作主题很少或没有联系的方面”；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叙事“虽减少了历史表达中的道德色彩，但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成败的过分关注，也会使他们的注意力要么集中于过去挫折背后的消极因素，要么集中于成功背后的积极因素。因此，他们会为了阐明其主题而删去其余的历史”；而怀疑主义叙事则可能导致“丢弃历史写作中最具意义的部分，将他们对过去的表达导向虚无主义”。（第15页）

    不过也须看到，这种以“主义”命名的归纳性概念，可能难以完全切合实际。如作者将1949年前中共史学家的叙事模式冠之以“浪漫主义”，这一叙事模式贯穿于不同时期的“革命叙事”之中，并在“文革”中呈现出极端的形式。但是，诚如作者具体论述中所展现的，“浪漫主义”叙事模式其实质是二元对立的极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虽然在强调阶级对立的中共史家著作中尤为突出，却并非“革命叙事”的专利，而或多或少存在于“现代化叙事”的论著之中。

    论及历史“叙事”与历史实际之间的关系，李怀印指出，“对于一些人来说，叙事乃是历史写作家和当权者强加给非叙事世界的，因为过去本身是无形的”；“对于其他史学家来说，叙事与其所涵盖的过去偏离得并不太远”。（第9页）他试图对这两个矛盾的命题作一折中调和，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宏观叙事，“往往歪曲和掩盖而不是阐明过去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产生的叙事一定是虚构的，与过去本身无关”。（第11页）事实上，此书的副题为“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且明确揭示其欲衡量各种不同的近代史叙事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历史实际的论旨，表明作者绝非抹煞“虚构”与“真实”的界线。作者通过对“现代化”和“革命”两个宏大叙事的梳理、解析，认为二者“本质上是历史学家集体想象的产物，旨在解释并拥护其所期待的发展”（第278页），却并非以相对主义立场对于这两种主叙事完全等量齐观。他实际上对于20世纪下半期一度趋向激进化的“革命”叙事有尤为尖锐的批评（第11页），同时对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叙事有所期待，肯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出现的“史学家正日益将自己的研究视为一门专业，致力于重建被既往史学所遗弃或错误表达的历史内容”（第274页）。概言之，作者虽对后现代理论有所汲取，但并不排斥受后现代史学批判的“宏大叙事”，且仍坚持现代史学追求历史真实的根本立场。

    不过，笔者认为，“现代化”与“革命”两个叙事，是否“历史学家集体想象的产物”（第278页）似还可商议。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由这两个叙事交替主导；21世纪以来有学者提出“后现代”范式、“新革命”范式，虽加了“后”、“新”字样，仍不脱“现代”与“革命”两个词语。这是否说明，“现代化”与“革命”并非纯然“集体想象的产物”，从“革命”与“现代化”两个视角观察近代史并非纯为史家的偏见，二者也一定程度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内容。

    事实上，大陆史学界在20世纪末以来对于宏大理论问题渐趋淡漠，理论建构不足。李怀印对此表示忧虑，称之为“中国史学的‘内卷化’”，他认为中国史家在21世纪面临的根本挑战“是摆脱外来的理论和方法的依赖，并且不再满足于纯史实的研究，在摈弃20世纪的旧诠释架构之后，独立自主地建构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架构”。（第270页）这一看法颇能发人深省。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构更为可行的诠释框架。对于柯文、杜赞奇提出的中国中心史观和复线历史观，李怀印认为这二者虽具有解构与颠覆现存主叙事的价值，“但对主叙事重构贡献甚少”；“如果没有一个很少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及目的论影响的叙事，中国中心观或复线史观所带来的发现，仍只会是一些碎片”。（第278页）至于近年兴盛一时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说法，李怀印认为其虽然超越了传统的革命及现代化表述，可以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达成共识的政治方案，却“不能充作一个可行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以取代革命和现代化”（第285页）。在《重构》第九章“结语”中，李怀印提出“在时和开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史观。所谓“在时”，“即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时，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第279页）；所谓“开放”，意在避免“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基于种种目的论假想明确界定历史的“结局”。作者明确指出，“中国近现代史还没有完成。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预测这场历史将如何及在何处终结”。（第283页）如果说中国中心观、复线历史观主要着眼于空间视角的转变，“在时”与“开放”所强调的则是时间视角的转换（第282页）。笔者理解，李怀印在《重构》中提出的“在时”和“开放”史观，所针对的是两点谬误：一是线性进化史观过于强调对历史必然性的论证而忽略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偶然性之探索，二是为政治需要而预设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终点而导致对历史的遮蔽。

    《重构》援用海登·怀特的叙事学理论，对于中国近代史主叙事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和有一定深度的反思。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笔者下文拟主要集中于阅读是著感触最深的“学科化”、学术与权力斗争、革命叙事的内部张力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二、对“学科化”问题的补充

    《重构》第四章主要论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化”，颇能予人以启发。此前的研究者虽然也曾论及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并将1954—1957年的近代史分期讨论作为近代史学科体系构建之关键。但学科体系为静态描述，且其具体论述又局限于近代史诠释框架本身。与之相较，“学科化”这一概念重在“化”，能呈现出一个动态过程，其内涵更为丰富。

    在李怀印看来，中国近代史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化”，主要意指“把共产党史学家所倡导的革命叙事，转化为标准的历史表述的种种努力”。（第20页）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在“学科化”以后，“历史书写不再是为满足中国共产党不断变化的需求而随意解释；而是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公认的、相对稳定的概念、分析方法工具和诠释框架之上，从而成为一门学科”，即制造一个“新的正统”。（第115—116页）而这“跟19世纪欧洲史学学科化的后果相比，并没有太大不同”（第21页）。此处“学科化”的涵义不仅指诠释框架的构建定型，也包括近代史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的形成。

    因而，李怀印在讨论“学科化”时，虽然也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的近代史分期问题，但并不止于分期论争本身，而是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分梳。其一，梳理了革命叙事从不断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到建立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刚性解释模式的过程。其二，分析学科化带来的悖论性后果：一方面使官方史学的革命叙事正式化，使人们广泛接受这一诠释架构和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学科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强调此一领域的职业化训练，强调“历史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上的一门科学，也使史学家们形成一共同信念，即，学术客观性优于对当代政治的责任。这种新的定位，限制了党治国家出于实用主义目的而操纵历史书写的空间”（第135页）。其三，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化”与1958年“史学革命”后的史学激进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李怀印认为，近代史学科化形成的新正统，与日益变化的政治现实渐行渐远，难以满足实用主义的党的领袖的要求。“史学革命”突破了学科化的制约，激进主义史学挟政治之威势，颠覆了学科化的史学并取而代之。

    应该说，李怀印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化”的论述多有新意，但可能受全书主题所限，他对“学科化”的论述仍未充分展开。笔者以为，有关近代史的“学科化”，尚有以下两个方面可以作更深入的探讨，故在此予以补充。

    首先，有必要追溯民国时期近代史学科初创时的“学科化”进程。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化”并非始于1949年，实则自20世纪20年代这一学科兴起，主流学界就有将之“学科化”的努力。被称为“倡导有计划的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第一人”的罗家伦在1931年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正式揭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原则和方法，系统表述了罗氏对如何将中国近代史研究建基于“科学”之上的取径。在罗家伦、蒋廷黻等人倡导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纷纷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并引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从而形成一种发端于高等学府、强调学术规范、与政治宣传迥然不同的学院派中国近代史研究路向。

    在此背景下，民国主流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也已然形成一定的学术规范。一是重视档案。蒋廷黻指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清代档案是“近代直接史料的大本营”。蔡元培明确宣示：“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至20世纪30年代，“凡是研究近代史各种问题的人，都想从档案下手”。二是重视海外资料。如陈寅恪强调：“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罗家伦明确提出：“不知道他国材料，或是不能运用他国材料而写中国近代史，则一定使他的著作，发生一种不可补救的缺陷。”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初创阶段形成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在1949年后大陆学界仍得以继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郑鹤声在1951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几乎全盘照搬罗家伦的观点。来新夏向范文澜请教研究近代史的入门途径，范氏让他从读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入手。范氏且告诫年轻学人：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不易，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

    其次，20世纪50年代近代史的“学科化”，还应包括近代史学科建置的兴革、近代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近代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的嬗变等面相，《重构》对此甚少着墨。第五章简略论及史学职业化问题，却着眼于整个史学领域，多少有些游离于“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化”。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受到空前重视。政府从学术机构、课程设置等学科建置层面对近代史研究予以大力扶持。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均开设有中国近代史课程。且中国近代史作为基础课程，与古代史大体可以平分秋色，这与民国时期高校历史课程设置迥乎不同。

    由于中国近代史被定位于追溯近代以来的革命系谱，以论证新生政权的历史合法性，近代历史的研究被直接纳入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之中，近代史学科具有高度政治性，因此，对从事研究者自然也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阶级立场方面的要求。换言之，怎样才具有研究近代史的从业资格，成了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不少学人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时代欲进行近代史研究并非易事。范文澜在筹建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时，即有排斥民国旧人、另起炉灶培养新生力量之用意。近代史所曾在1960年进行一次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调查统计，从民国学界过来的史家仅列了邵循正、罗尔纲等人，而其他在民国时期致力于近代史研究者，诸如陈恭禄、李剑农、郑鹤声、姚薇元、石泉、陆钦墀、刘熊祥、张雁深，以及20世纪40年代即究心于近代史资料搜集整理的金毓黻均未能进入统计者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的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观念与方法取径上也与民国时期不同。对于武训历史调查，以往研究者多诟病其先有“定论”、歪曲史实，而鲜少注意其在方法论层面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远影响。《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出炉，昭示着一种新的看待近代史资料的眼光和获取资料的途径，在当时就被认为具有史学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周扬指出：《调查记》对历史研究工作“的方法上做了很好的示范”。有学者进一步阐发：《调查记》“给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必须访问民间的舆论，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该仿照武训历史调查的先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工作”。“实地调查是发掘近代史资料的一条良好道路，‘武训历史调查团’已经给我们创造出了优秀的榜样。”简言之，欲将“劳动人民”作为中国近代史叙述的主体，史家就必须着力搜集有关普通民众的资料。而以往的史学基本以“精英”为取向，文字资料固然浩如烟海，然其中关于下层民众的史料却相当有限。“近代”毕竟去今不远，介于“所见世”与“所闻世”之间，一些亲历其事者尚在，或由其父祖口耳相传，尚少失实，调查访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由于关注的重心下移至社会底层，历史调查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空前重视，对近代史与下层民众有关的史事，均组织了规模宏大的历史调查，获取了相当可观的调查史料。

    三、史学与政治

    《重构》一书，将史学发展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发掘隐伏于意识形态分歧背后的权力与资源的争夺，尤其体现于对1958年“史学革命”的论述和对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析。

    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1958年的“史学革命”无疑是转折的关键。以往研究多着眼于批判“史学革命”中的种种激进荒唐做法，将其视为一场知识分子受左倾政治冲击的政治运动，或者视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重构》第五章则将之与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历史学科化联系起来，从史学工作者的代际冲突这一角度提出新的解释。李怀印认为“史学革命”背后的推动力并不局限于党治国家的激进领导人，也来自那些因历史学科化而被边缘化的历史研究者和教学者。历史学科化意味着学术标准与刚性诠释框架的建立，以及行业内资深学者与年轻、资历浅的学者之间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热情投入“史学革命”的激进派多为年轻、资历浅者。“史学革命”扬“红”（即忠于党的意识形态）抑“专”（即纯学术工作），使激进派获得了以自己具备优势的“红”向资深学者挑战的机会。他们希望通过“史学革命”破坏现存等级制度，提高其在社会和政治层级结构中的地位。（第137—156页）

    从历史学科化和史学从业者的代际冲突与资源争夺的角度来解释“史学革命”，确实别有所见。“史学革命”中涌现的撰写工厂史、公社史热潮，热情投入者多为高校年轻教师及大学生；而资深史家对此则大多持消极态度。笔者认为，这些资历浅者在历史学科化形成的既有学术规范之下本来难有参与历史写作和出版的权利，乃另辟蹊径，投入撰写工厂史、公社史等“劳动人民的历史”，宣称唯此才是历史研究的新路向，并欲取得实绩以挑战功成名就的史家。而工厂史、公社史的撰写，重在实地调查和阶级感情，无需严格的史学训练，这为在阶级意识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提升地位的捷径。

    不过，《重构》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完全从权力争夺的角度来论述“史学革命”，则不免矫枉过正。在李怀印的论述中，“史学革命”中史学理念的根本分歧显得无足轻重。他以“资深史家”这一概念，将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和中共著名史家如“史学五老”一并囊括进来，并且不加区分等量齐观。但实际上，“史学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全是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而范文澜将“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提升为“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亦很难说仅仅是一种应对“史学革命”运动的策略。

    《重构》将史学与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另一个显例为第三、四章。在这两章中，李怀印或受刘大年评论的启发，紧扣范著《中国近代史》强调满汉冲突的特点，将之与此前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版）、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解放出版社1938年版）相比较，并以相当的篇幅分析指出：1.范氏对近代中国的系统阐述不仅针对蒋廷黻倡导的“现代化”叙事，也背离了早期共产党人所信奉的关于近代史的标准解释。2.范著《中国近代史》受到毛泽东青睐，主要因其契合毛泽东打压共产国际派、挑战斯大林“正统”之政治需要。这些分析颇有新意，然笔者仍有几点疑惑。

    其一，《重构》认为范著《中国近代史》以“满汉分裂”为分析架构的核心（第94、109页），不但模糊了阶级认同，也模糊了民族认同（第109页），尚有商榷的余地。范氏着手撰著《中国近代史》，为毛泽东所直接布置。而在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已然吸收社会性质论战的成果，将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概括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一概括构成了中共史家铺陈论述近代史的主线。

    作为毛泽东信任的“大史官”，范文澜以笺解毛的论断为职志，所著《中国近代史》主要还是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为论述中心。对于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核心要义——阶级观点，范氏能心领神会其精髓并在著作中予以贯彻。他甚至将近代以来的各种斗争简化为“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对立的表格，一再强调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在在表明其对阶级观点之强调。还须看到，范文澜虽然未曾在早年经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但他从“认真圈点”《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选集》入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对斯大林式唯物史观实有深入的认识。

    同时，范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其近代史著述亦具浓厚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中外民族大义衡量一切历史人物，也体现在其“严夷夏之辨”的汉族中心认同上。因而，他所著《中国近代史》确实在满汉矛盾上多有着墨，在马克思主义史家中颇显突出。但他精研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并为之作笺解，在其认识中，清政府是“夷”，列强更是“夷”，二者相比，则清廷为“中”，列强为“外”。他对于清政府主导的历次中外战争不惜笔墨，以“投降派”、“抵抗派”的二分法区分统治阶级，以中外民族大义衡量历史人物，对于主战的光绪、英勇抗击外敌的清军将领如旗人裕谦、回人左宝贵皆予以肯定。范氏强调的“满汉矛盾”只是阶级矛盾、中外民族矛盾的一种补充。在其价值评判体系中，并非以满汉种族区分为准绳。

    其二，《重构》在第四章进一步分析，范文澜在1949年后努力修改其早期的近代史阐释，且修改后的观点“与李鼎声和张闻天早先的表述相近或完全相同”（第111页）。其重要表现在于：范不再强调满汉矛盾，而“将统治阶级和被压迫民众之间的斗争，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再是种族出身为标准”（第133页）。

    实际上，范氏在1949年后仍坚持满汉冲突在一定情况下“也会表现出它的尖锐性”，这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多民族一统的现实需要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背景之下还是显得颇为独特。据张振鹍回忆，范文澜在近代史所内部会议上就曾多次对讳言满汉矛盾表示不满。换言之，即使范氏对“满汉冲突”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所淡化，也主要是因国内民族团结之政治需要，而非向“正统”近代史解释的回归。

    但范氏坚持以“抵抗派”、“投降派”区分统治阶级，却可能导致相对弱化阶级观点。刘大年从阶级分析着眼，根本否定“抵抗派”、“投降派”之别：“从根本上讲，两派的区别，无非是封建性多一些的或者同外国矛盾多一些的与买办性多一些的或者同外国利益结合多一些的之间的区别。抵抗派或主战派并不曾站在人民立场上去反对外国侵略。”

    其三，范著《中国近代史》何以会受到毛泽东的青睐？《重构》对此解释曰：“毛最关心的是政治，亦即与党内‘教条主义’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斗争。”（第98页）而范著《中国近代史》正好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第103—113页）笔者以为，范著更能服务于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政治需要无疑是受到毛赏识的根本原因，《重构》对此所作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然而，《重构》强调范著背离“正统”正好契合毛泽东挑战斯大林“正统”之需要，则可能仍需要更多的论证。

    其实，范氏所遵循的毛泽东对近代史的框架性论述，也并非毛个人独创，而建基于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有关论述之上。例如，“革命”叙事体系的根基在于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判断，这一认识即源于列宁的分析。毛泽东偏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独创论述，主要还是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及此后的共产革命道路的认识。或鉴于此，《重构》在分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时，主要着眼于李鼎声、张闻天对20世纪20年代革命历史之论述，这些论述直接源于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而与毛泽东的看法有所差异。尤其张闻天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未突出毛在党史上的作用，且对毛的激进土地政策有所批评，引致毛的不满。（第98—108页）

    在此须注意的是，范著《中国近代史》截止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其计划撰写1900—1919年之历史，但始终未能完成。换言之，范文澜基本上未曾涉足中共革命史和党史的论述。若将范著《中国近代史》与李、张所著加以对照，其对于1840—1900年间近代史事的基本观点并无多少差别。

    此外，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史学家对于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并未作明确的学科区分，但实际上亦并未将二者完全等同。中国近代史与中共革命史，其撰著路数还是呈现出某些差异。张闻天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基本上采取以论带史的方式，叙述史事相当简略，政治宣传色彩颇为浓烈；范著《中国近代史》虽然也以服务于政治为宗旨，但史料丰富，叙事颇详，文笔精妙，体现出一定的学术性。在熟读史书的毛泽东眼中，二者自然高下立判。

    概而言之，《重构》所论——毛泽东赏识范著《中国近代史》，因其契合挑战斯大林“正统”之需要——恐怕尚需要更坚实的史料支撑。

    笔者以为，将史学史、学术史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寻绎意识形态之争背后的权力斗争脉络，确能发掘被忽视的一些面相，使研究走向深入。然而，史学观点、意识形态的分歧，很难完全归结为权力、资源的争夺。理念之争与权力之争糅合难分，可能才更接近历史的实态。以往的研究仅强调理念分歧，自然难免偏颇；若仅突出权力争夺，可能陷入另一种偏颇。而且，学术思想与权力争夺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妙，往往不易征实，因此这种研究须十分谨慎，以尽可能避免过度阐释。

    四、“革命”叙事的内在张力

    《重构》将“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作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相互竞争、轮流主导的宏大叙事，这是以往研究者惯用的分析模式。笔者以为，用“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与对峙来梳理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书写，遮蔽了“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也过于强化了“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之间的差异。

    论者强调“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对峙的背后是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对立，有意无意间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国、共两党均为革命党，均具有以“革命”为最高价值的意识形态。孙中山以洪秀全的继承者自居，革命党人极力赞扬太平天国起义。孙中山1904年为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作序，褒扬刘著能“扬皇汉之武功”。20世纪20年代，在苏俄革命意识形态及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下，中共率先提出“反帝”口号，在其推动下，国民党亦高举“反帝”旗帜。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对北伐将士演讲中声称：“抵抗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最大之使命。”“反帝”民族革命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诉求。国共两党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合作进行“国民革命”。1928年国民党完成统一、成为执政党后，其主流意识形态虽然经历了微妙的变化，仍并未放弃民族革命传统，坚持以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

    但是，国、共对于“国民革命”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其根本分歧在于中共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正如王奇生指出的，“中共话语中的‘国民革命’，实质上是‘阶级革命’”。德里克也认为，中共以阶级斗争推动工农运动，“这最终摧毁了维系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关系的脆弱纽带”。事实上，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理论极为重视。他在20世纪40年代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2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阶级革命”以阶级分析方法将社会划分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其核心要义是“造反有理”，是被统治阶级起而推翻统治阶级，“反帝”民族革命亦被包容于“阶级革命”之中。

    笔者以为，李怀印将“革命”叙事溯至中共方面的史家李鼎声、张闻天、范文澜，尚未及源头。而有必要进一步追溯至国、共两党对于近代历史的认知和叙述，并作“民族革命”叙事与“阶级革命”叙事的分殊。这二者同中有异，大体说来，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否定清政府，肯定“革命”，对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均着眼于其反清、“反帝”的性质，予以肯定。相异处在于：“民族革命”叙事以民族国家为价值主体来叙述评判近代史事；“阶级革命”叙事则以工、农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为价值主体来叙述评判史事。

    具体说来，“民族革命”叙事对于近代以来统治者主导的种种“现代化”努力能予以理性看待，与“现代化”叙事并不排斥，甚而可以兼容互通。如萧一山明确表示：“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但同时他又吸收蒋廷黻的近代化观点，将近代化的目标与“民族革命”大业紧密联系。在他对近代史事的价值评判中，历次反侵略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皆着眼于民族主体价值予以肯定。李絜非亦用“民族革命史观”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其所著《中国近世史》作为“大学丛书”的一种，其中有4章的标题中均有“民族革命”一词。同时，李氏又以“近代化”为关键概念来条理史事，既认为帝国主义“作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主要作用”，又认为中国必以走向“近代化”为归宿。

    此外，郑鹤声所著《中国近世史》作为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大学的讲义，当更能体现民国政府的“正统”观点。郑著《中国近世史》从民族革命着眼，对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多所肯定。他对太平天国失败不胜惋惜，对洪秀全尤过度美化。他称义和团运动“实为中国中外冲突新旧交替之一运动，其在民族史上之价值，殊属伟大”。同时亦从“近代化”角度着眼，称义和团运动“可谓复古主义攘夷主义对于进步主义开放主义之最后斗争。中国自开关之时起以至于19世纪之末，依然不解欧洲文明为何物，迷信旧式之拳门，可以对抗欧西之科学，其结果遂酿成战祸，国是顿变”。对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郑氏将此两次自救运动之失败归咎于官民智识未开：“惜一般国民，无政治之常识，有保守之惰性，卒之良法美意，付之东流。”

    萧一山、李絜非、郑鹤声的近代史叙事，均以“民族革命”为主干。自其具体论述观之，则“现代化”叙事亦融汇其中，“现代化”和“民族革命”何曾水火不容。事实上，“现代化”叙事直接由20世纪初涌现的国耻、国难史演化而来，民族主义色彩颇为浓烈，只是进一步突出学习西方为走出现实困境的因应之道。

    真正排斥“现代化”叙事的，乃是纯粹的“阶级革命”叙事。“阶级革命”叙事以阶级观点来讲民族、国家及在此基础之上的阶级矛盾冲突，进而建立起阶级革命正义性与必要性的观念。站在被剥削、被统治阶级（工、农）的立场，按照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和解释逻辑，所有统治阶级皆是“革命”对象，无不在否定之列；而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举措，无疑均由“统治阶级”所主导，因而从工农无产阶级立场来看，“现代化”的种种作为不过是统治阶级欲巩固其统治、消弭阶级斗争的手段，自然需要加以否定或受到忽略。

    不过，由于近代以来西力东侵，“反帝”成为整合民族意识最有力的手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冶于一炉，通过“民族革命”以获得民族独立成为中共“阶级革命”的重要阶段性目标，民族主体价值亦存在于中共“阶级革命”之中，甚至在日本入侵、民族矛盾尖锐化之时，“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分析近代中国的矛盾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华岗强调：“一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斗争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共的“革命叙事”中，存在“民族”与“阶级”两个维度，且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但终究说来，因现实政治中的尖锐斗争，阶级观点在中共“革命”叙事中往往居于核心位置。毛泽东肯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文章中，更将阶级观点提升为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阶级观点出发对渐进改良作了彻底的否定。刘大年认为，对武训的批判“明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应当赞成什么和应当反对什么的问题”，并明确唯物史观的核心有二：其一为“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二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之弦依然紧绷，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笼罩之下，整个史学界阶级观点愈趋强化，阶级分析被视为万用灵丹，型塑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近代史叙事的基本形态。刘大年甚至提出，研究近代史的全部目的和意义皆集矢于阶级斗争：“要通过对这个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研究分析，揭示出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阶级斗争规律来为当前斗争服务，满足当前斗争需要。”旧派学人金毓黻对此亦自我警醒曰：“写近代史或现代史文章，必须先将阶级观点弄清，即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即人民大众观点，以衡量社会，否则必犯错误。”

    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化”的过程中，为建立一套标准化的近代史诠释，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吸引了学界高度关注，因为分期问题与历史主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重构》对此有专章（第四章）加以论述，并强调胡绳“三次革命高潮”论胜出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影响和革命话语的优势（第132页）。笔者认为，在此讨论中，尤须看到中共“革命”叙事中“阶级革命”的主导地位和优先性。

    胡绳提出“反帝国主义斗争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将对外反对列强的民族斗争包含在“阶级斗争”之中，虽然招致其他学者的批评，在当时却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刘少奇（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以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论述民族主义，将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斗争：“毫无疑义，把民族问题从阶级问题分开来看，把民族的斗争从阶级的斗争分开来看，乃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一种欺骗。”若从阶级革命的叙事来看，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这几次反侵略战争的主体也就成了“人民群众，不是清政府”。

    范文澜、孙守任、金冲及对胡绳的观点提出异议，提出以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为叙事线索，希图对“阶级革命”叙事能有所制衡。其中范文澜在顾及阶级观点之同时，又从“民族革命”角度，将清政府被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且“符合人民意志”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关键事件，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并列；将辛亥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共同的行动”；将洋务运动作为民族资本主义的来源。范的观点对强调阶级斗争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构成有力冲击。然而，“民族革命”维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中受“阶级革命”话语的主导制约，并不能获得其在抗战时期的地位。

    大体而言，1949年后的30年间，中国近代史叙事的偏颇程度，恒与阶级观点的强调程度成正比。阶级斗争色彩浓烈的“三次革命高潮”论，亦不能符合纯而又纯的“阶级革命”叙事之要求。于是，随着政治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近代史叙事则“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是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事实上被逐出“三次革命高潮”。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叙事呼应着时代环境的变迁重新崛起。《重构》第八章“危机中的主叙事”，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化叙事在中国近现代史写作中确立起主导地位，革命叙事“已经从学术著作中基本消失，仅仅停留于官方共产党革命辞令中”（第29页）。然而，就大陆学界来说，改革开放后近代史的叙事模式之争，不同学者之观感还是颇有出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并非势不两立，而有走向并存互济的趋势。

    笔者以为，如果着眼于“革命”叙事中的“民族”与“阶级”两个维度的消长，对此可能会有更为贴切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革命”叙事中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事实上被弱化甚至放弃，并逐渐向“民族革命”叙事转移。在所谓“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的角力中，坚持“革命”范式者，所坚持的已非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即以“造反有理”为核心的阶级革命——而悄然转换为“民族革命”。“革命”内涵的变化，当然也与现实政治中摒弃阶级斗争密切相关。正因为这种在“革命”名词下实质内容的置换或重心的转移，才使得“革命”与“现代化”两种叙事有“并存互济”的可能。

    事实上，面对“现代化”叙事的挑战，胡绳、刘大年等曾参与“阶级革命”叙事建构的史家也正是如此为“革命”叙事辩护的。其论述策略是将“革命”置换为“民族独立”、“民族革命”的问题，并以“民族独立”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以此捍卫“革命”的正当性。胡绳在1990年提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995年，刘大年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不独立；第二，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刘还力图将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两个主题整合进“民族运动”这一概念：“110年的历史运动是什么？我以为基本的运动是民族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有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问题……我们说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中国所有的阶级，没有一个不参加民族斗争，不卷入民族斗争的。”

    进入21世纪后，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金冲及，在其所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明确宣示：“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杨奎松认为其意在为“革命”正名，体现了向民族革命史观的转移。与此遥相呼应的，是最早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史的李大钊，他在1926年就曾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始于“民族革命”叙事，又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回归，其轮回耐人寻味。

    五、结语

    总体观之，《重构》以相对超越的立场和冷静理性的笔触，对中国近代史主叙事的源起与流变作了全面梳理和反思，并对主导叙事的政治思潮、时代变迁等作了颇有深度、富于新意的解析。就中国近代史学科本身的发展来说，这种对旧有叙事的清理无疑颇具学术价值，且是建构新的近代中国叙事之必要前提。

    建构新的近代史主叙事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中国史学界对之亦不乏讨论。《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组织关于“碎片化”的笔谈，即隐然指向此一问题。总体说来，中国学界多数学人认为建构近代史主叙事并非当务之急，当前比较盛行的“窄而深”的具体实证研究正是“重新进行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既有的“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并非基于广泛的实证研究，而是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人为建构；形成新的近代史主叙事不能再复制这种建构方式，否则难免被视为沙上筑塔。

    由于近代中国万象纷陈、变化剧烈，构建近代史的整体性认知框架洵非易事。目前看来，学术界也很难形成得到广泛认同的近代史主叙事。然而，正如罗志田所言：“特定的人与事若不置于更宽广的时空脉络之中便会基本失去所谓‘历史意义’，甚至难以索解，故一个研究具体问题的史家有意无意间又多少接受或遵循着某种框架性的诠释体系。”虽然近年来诸多学人对构建近代史主叙事有所疏离，但在其具体研究时又往往难以完全摒除对近代历史的整体性认知，即便他本人并不自觉或不愿承认。当下多数学人的整体认知可能同“现代化”叙事更为接近，而桑兵、罗志田等人则已有意识地走出“现代化”启蒙话语。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学人，其心中并无对近代史的整体观照，其研究则确实难免呈现出“碎片化”和“内卷化”趋向。

    《重构》以绝大部分篇幅来解析既存的叙事，最后就如何重建新的叙事提出了“在时和开放”史观。这一史观的长处在于其包容性。作者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制高点来重新观照近现代历史、现实中国及其未来，提示了一种构建近代中国叙事的思考方向，而并未给出某种确切的诠释方案。对于更有效的中国近现代史主叙事，作者寄望于史家将来以“终端开放的视角”，展开“不含目的论的、在时的”，且“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推定和猜测”的探究。（第288页）作者提出的“开放”史观虽然针对“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共有的目的论倾向，但“开放”史观同构建“主叙事”之间似存在某种固有的矛盾：若欲构建中国近代史主叙事，又难免需要对现实及未来作某种判断。换言之，近代史主叙事的建构需要“开放”性，不能自我封闭与排他；但将“开放”作为思考方向的“开放”史观似仍缺乏建设性。

    笔者以为，新的主叙事还需从过去历史事实出发来提炼概括，整合“革命”与“现代化”似仍可以成为选择之一。如果说“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均因方法上的目的论而“假想一个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性之最终实现的线性历史演进”（第278页），——经过几百年的演进，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已然超越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则“革命”与“现代化”为何不可视为一体之两面。至于具体如何在新的高度整合“革命”与“现代化”，则可能确实仍需要进一步“开放”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