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侯景江北防线确立的基础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4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李万生 参加讨论
一 引言 侯景江北防线得以确立与梁末的社会情状有关，此点易于理解，且学界对后者论之已多[①]，故不拟置论。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侯景从寿阳举兵反梁，一路南下。寿阳由其外弟王显贵驻守[②]。寿阳为其据点。次年正月，此据点倾覆，东魏据之。但是同年二月，侯景与梁武帝议和，通过梁武帝的诏书得南豫、西豫、合、光四州，又为豫州牧。以此，侯景享有江北五州之地的控辖权。而其影响更会越出五州之外。这都成为后来侯景建立江北防线的基础。这也都易于理解，亦不赘述。今需论述者，为以下两个重要的基础：一为地方豪族对侯景的支持，二为东魏北齐受自身局势的牵制。此为学界未曾论及，故分别加以讨论。 二 地方豪族对侯景的支持 支持侯景的地方豪族最著名的是夏侯氏。其中主要者为夏侯譒、夏侯威生。先说夏侯譒。《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附夏侯譒传》载[③]： （譒）少粗险薄行，常停乡里，领其父（夔）部曲，为州助防，刺史萧渊明引为府长史。渊明彭城战没，复为侯景长史。景寻举兵反，譒前躯济江，顿兵城西士林馆，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财货，尽略有之。渊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并有国色。渊明没（东）魏，其妾并还京第，（譒）至，破第纳焉。 夏侯譒为侯景的坚决的支持者，由此可见。须说明的是：从这段材料看来，夏侯譒支持侯景似乎只是由于他与萧渊明个人的矛盾很深，因为他曾经是萧渊明的长史，彼此之间难免有矛盾；也似乎说明夏侯譒为了亲近与侯景的关系，特地鲜明其与萧氏的界限。但如果联系夏侯氏的家族历史进行考察，看来就有深究的必要。我认为，夏侯譒的行为不仅是他与萧渊明个人之间的矛盾的表现，而且与梁中央削夺夏侯氏的本根之地有关。夏侯譒与萧渊明的个人矛盾，当最为直接，怨有所归，故于渊明特恨之。为了说明这问题，先看下面的材料，再作论述。《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曰[④]： 夏侯亶字世龙，车骑将军（夏侯）详之子也……（天监）八年，起为持节、督司州诸军事、信武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居州甚有威惠，为边人所悦服。（天监）十二年，以本号还朝，除都官尚书，迁给侍中、右卫将军、领豫州大中正…… （普通）六年，大举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帅谯州刺史湛僧智、历阳太守明绍世、南谯太守鱼弘、晋熙太守张澄，并世之骁将，自南道伐寿阳城，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节，驰驿代邃，与魏将河间王元琛、临淮王元彧等相拒，频战克捷。寻有密敕，班师合肥，以休士马，须堰成复进。（普通）七年夏，淮堰水盛，寿阳城将没，高祖复遣北道军元树帅彭宝孙、陈庆之等稍进，亶帅湛僧智、鱼弘、张澄等通清流涧，将入淮、肥。魏军夹肥筑城，出亶军后，亶与僧智还袭，破之。进攻黎浆，贞威将军韦放自北道会焉。两军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口七万五千人，米二十万石。诏以寿阳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镇改为南豫州，以亶为使持节、都督豫州缘淮南豫霍义定五州诸军事、云麾将军、豫南豫二州刺史。寿春（按即寿阳）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轻刑薄赋，务农省役，顷之民户充复……（大通）三年，卒于州镇。高祖闻之，即日素服举哀，赠车骑将军……州民夏侯简等五百人表请为亶立碑置祠，诏许之。 同书同卷同传附《夏侯夔传》曰[⑤]： 夔字季龙，亶弟也……（普通）三年，代兄亶为吴兴太守，寻迁假节、征远将军、西阳武昌二郡太守。（普通）七年，征为卫尉，未拜，改授持节、督司州诸军事、信武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大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愿达请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树往迎愿达，夔亦自楚城会之，遂留镇焉。诏改魏郢州为北司州，以夔为刺史，兼督司州……中大通二年，征为右卫将军，丁所生母忧去职。时魏南兖州刺史刘明以谯城入附，诏遣镇北将军元树帅军应接，起夔为云麾将军，随机北讨，寻授使持节、督南豫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中大通）六年，转使持节、督豫淮陈颍建霍义七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豫州积岁寇戎，人颇失业，夔乃帅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赖之。夔兄亶先经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频有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在州七年，甚有声绩，远近多附之。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大同四年，卒于州，时年五十六。 《梁书》卷十《夏侯详传》曰[⑥]：“夏侯详字叔业，谯郡谯人也。”《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八《淮南道六》滁州[⑦]：“梁大同二年割北齐（徐）州之新昌、南豫州之南谯、豫州之北谯，凡三郡，立为南谯州。”《梁书·夏侯夔传》称豫州为夏侯氏的乡里，则夏侯氏为豫州人可知。由以上所录夏侯氏之传，夏侯氏能居豫州等地大任，乃因其实力功劳有以致之，故豫州为其本根之地。但夏侯夔之后，夏侯氏未有居此任之人，可认为是梁中央对夏侯氏势力的削夺。梁中央之所以如此，应是因为不愿在豫州出现由于夏侯氏的久任而难于制驭的局面。太清元年后，梁中央以萧渊明、萧范为豫州刺史[⑧]，这必是梁武帝有意于豫州之地置换夏侯氏之人，因而可认为是对夏侯氏的根本利益的损害。这样，夏侯氏难免不满于梁中央。当侯景反梁后，就与侯景相结，其目的应是想在新朝以功臣的地位，以图夏侯氏更大的发展。侯景为了求得能站稳足跟，即利用于豫州之地有深厚根基的夏侯氏。 夏侯氏此种土豪之所以有势力，就因其有部曲，而且得乡人之心。部曲为农民及城市游民转化而来[⑨]。在土豪势力发展的情况下，土豪各有地盘，亦即各有势力范围。此种地盘既是土豪生存根基，又是部曲依附的基础，这二者的结合，就有极大的势力。因此，侯景实必仰仗夏侯氏，成为夏侯氏及其部曲的政治代表。 《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二月[⑩]：“（侯）景乞割江右四州之 地……（梁武帝）下诏曰：‘善兵不战，止戈为武。可以（侯）景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 江西四州即江右四州。胡三省注谓：“江右四州：南豫[11]、西豫、合州、光州。”《资治通鉴》同年同月又载[12]：“（侯）景以……夏侯譒为豫州刺史……”侯景求江右州即南豫（实即豫）、西豫、合州、光州，梁武帝诏许侯景为都督四州诸军事外，又保留其豫州牧一职。可知，侯景因梁武帝之诏，得以掌握四州。此四州中以豫、合二州最为重要。侯景以豫州付与夏侯譒，二人利益的切合程度，由此可知。而夏侯譒与梁中央敌意的鲜明程度，亦由此可知。此点，如不从梁中央与夏侯氏家族矛盾的角度加以理解，恐怕找不到别的解释。我认为，侯景以夏侯譒为豫州刺史，是想借重夏侯氏在豫州的根基，力图经营之以为巢穴，同时抗拒东魏对豫州及其它江北之地的侵夺。此豫州正是夏侯氏的乡土本根之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正月载[13]：“王显贵以寿阳降东魏。”王显贵为侯景举兵反梁后留守寿阳之人。侯景在寿阳降东魏的次月以夏侯譒为豫州刺史，其目的是重新夺得寿阳，使寿阳乃至豫州成为自己的巢穴。这样，如不认为夏侯譒为侯景最坚决的支持者，恐怕不能有别的说明。 再看夏侯威生。 《梁书·侯景传》[14]：“是月（指太清三年六月而《资治通鉴》记在七月）， 鄱阳嗣王（萧）范率兵次栅口，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要之西上。景出屯姑孰，（萧）范将裴之悌、夏侯威生以众降景。”同书同传[15]：“（太清三年十二月）（侯景）以夏侯威生为使持节、平北将军、南豫州刺史。”同书卷四《简文帝纪》[16]：“（大宝二年）八月丙午，晋熙人王僧振、郑宠起兵袭郡城，伪晋州刺史夏侯威生、任延遁走。”夏侯威生所任刺史的南豫州，实为以合肥为治所的南豫州，亦即后来的合州。此州在太清三年失于东魏，可知侯景以夏侯威生为此州刺史，是要其组织力量从东魏人手中收复此州。又显然是没有达到目的，乃改任威生为晋州刺史。史籍不载夏侯威生与夏侯详之间是何关系，但从侯景对夏侯威生的这种重视程度看，可以肯定其为夏侯详的族人，甚至就是其后裔。威生为南豫州刺史，复地不成，而转为晋州刺史。此二州都在江北。由此，可以看到，侯景虽然极力在江南的建康与梁军作战，但实际是把江北之地作为他的根据地或大后方的，其目的明显是在不利时退守江北。夏侯威生担负着为侯景经营根据地或大后方的任务，如果不把他看作侯景的坚决的支持者，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样，就可明白，所谓夏侯氏与梁中央的矛盾，主要是指豫州的夏侯氏与梁中央的矛盾。更具体地说，主要是指夏侯详 的后人夏侯譒、夏侯威生等与梁中央的矛盾。他们应是豫州夏侯氏的代表。 支持侯景的地方豪族除了夏侯氏之外，还有裴氏。 《梁书·侯景传》载太清三年十二月“（侯）景以裴之悌为使持节、平西将军、合州刺史”。所谓“西”，即是“江西”，亦即江北。裴之悌为裴之高之弟，裴邃之侄[17]。韩树峰博士指出“寿阳、合肥始终是裴氏家族所在之地，也是他们赖以自保的根据地[18]。”“梁末陈初，寿阳、合肥是裴氏频繁出没之地”[19]。又说裴氏是豫州流民集团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20]。我同意这个意见。显然，侯景是要利用裴之悌经营江北为其大后方。须说明的是，裴之悌不是一开始就支持侯景的。《梁书·侯景传》载景乱梁之际在建康“抗”于梁武帝的表文中说[21]：“臣御下素严，无所侵物，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裴之悌助戌在彼，惮臣检制，遂无故遁归，又启臣欲反。陛下不责违命离局，方受其浸润之谮。处臣如此，使何地自安。”这是侯景所举梁武帝十失中的第八失。由此可知，裴之悌在太清三年十二月之前，其政治态度是倾向于梁中央政府的。尽管如此，侯景还是不得不加以利用，就因为裴氏是豫、南豫二州颇具影响的地方豪族。 须指出的是，裴氏家族中只有裴之悌被侯景任为合州刺史。换句话说，只有裴之悌明确地支持侯景。《梁书》卷二八《裴邃传附裴之高传》[22]： 及（台）城陷，之高还合肥，与鄱阳王（萧）范西上。稍至新蔡，众将一万，未有所属，元帝遣萧慧正召之，以为侍中、护军将军。到江陵，承制除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恭。 《南史》卷五八《裴邃传附裴之高传》[23]： 及（台）城陷，之高还合肥，与鄱阳王（萧）范西上。元帝遣召之，以为侍中、护军将军，到江陵。 时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传之悌斩侯景，元帝使兼中书舍人黄罗汉报之高，之高竟无言，直云：“贼自杀贼，非之高所闻。”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恭。 裴之高虽然在台城陷后回到合肥，但并没有在那里组织势力以支持侯景，而是紧接着从合肥西上，至新蔡，到江陵；并且视降侯景的胞弟之悌为“贼”，以示与之悌划清界限。此外，裴之悌并不是裴氏中最具影响的人。这说明裴氏中虽然也有人支持侯景，但在程度上与夏侯氏的支持侯景是有不同的。这不同就表现在：（1）裴氏支持侯景的人数没有夏侯氏多；（2）裴氏支持侯景不是裴氏中地位最高的人，而夏侯氏支持侯景的人却是夏侯氏中地位最高的人；（3）裴氏支持侯景的态度也不如夏侯氏坚决。这些不同与梁后期裴氏在豫州地位的变化有关。上举韩文认为裴氏是豫州流民集团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从豫州流民集团在南朝的整个历史说，确实可以如此说。但在裴邃死后，特别是在夏侯亶、夏侯夔任豫州刺史之后，似乎可以说，在政治地位上应该是夏侯氏居于裴氏之上了。在这种形势下，梁中央不以夏侯氏继续居于豫州的最高的政治地位，夏侯氏感到的痛切就要比裴氏感到的痛切深和大。这应是裴氏虽然也支持侯景，但不如夏侯氏对侯景的支持积极坚决的重要原因。 最后，必须说明，夏侯氏、裴氏对侯景建立江北防线到底有多大的帮助。我无意于夸大这种帮助。但似乎可以这样看：夏侯、裴二氏都是梁江淮之地颇具声望和影响的家族。二氏中有人公开积极地支持侯景，必然造成梁政府失去强有力的支柱而侯景得人心的社会舆论氛围。这一来，江北的侯景影响所及之地的军民易于为侯景组织利用，是必然的。这对阻止东魏北齐向江北的侵夺有一定的帮助。 三 东魏北齐受自身局势的牵制 东魏虽然在梁太清二年八月就定下了夺取“江、淮之北”的计划，但它不能 集中全力加以实施。这是因为它受到一些事件的牵制。主要的事件，我可以举出三个，即颍川之战、高澄被刺及高洋称帝。东魏与西魏的颍川之战结束于东魏武定七年（梁太清三年）六月，高澄被刺发生于此年八月，高洋称帝于次年五月。这都是深刻影响高氏政治的大事件。与这些大事件相比，侵梁夺地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为了说明东魏北齐受牵制的情形，我特就这三个事件分别加以讨论。 （1） 颍川之战 《北史》卷六《齐本纪·文襄皇帝纪》武定六年[24]：“（八月）使大行台慕容 绍宗与太尉高岳、大都督刘丰讨王思政于颍川。”同书同纪武定七年[25]：“五月戊寅，文襄帅师自邺赴颍川。六月丙申克颍川，禽西魏大将军王思政，……。”《北齐书》卷二七《刘丰传》[26]： 刘丰，字丰生，普乐人也。有雄姿壮气，果毅绝人…… 王思政据长社，世宗（文襄帝）命丰与清河王（高）岳攻之。丰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长，鱼鳖皆游焉。（武定六年）九月至（武定七年）四月，城将陷。丰与行台慕容绍宗见北有白气，同入船。忽有暴风从东北来，正昼昏暗，飞沙走砾，船缆忽绝，漂至城下。丰游水向土山，为浪所激，不时至，西人钩之。并为敌所害。丰壮勇善战，为诸将所推。死之日，朝野骇惋。 《周书》卷十八《王思政传》[27]： 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仪同刘丰生等，率步骑十万来攻颍川……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营垒。又随地势高处，筑土山以临城中……齐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共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急，投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生擒永珍…… 齐文襄闻之，乃率步骑十一万来攻。自至堰下，督励士卒。水壮，城北面遂崩…… 《周书·王思政传》 “史臣曰”谓王思政[28]：“作镇颍川，设萦带之险，修守御之术，以一城之众，抗倾国之师……”平颍川之战，东魏不仅是出“倾国之师”，而且是高澄亲自督战，方才攻克。前后持续近一年，可称是耗时长；东魏最优秀的将领慕容绍宗及刘丰生都死于此役，可谓损失大。当然，对《周书·王思政传》“史臣”语所言的王思政“倾国之师”，应该有所理解。 “史臣”对王思政的功绩施以赞誉之词，言其“抗（东魏）倾国之师”，容有夸大。因而这“倾国之师”，自然不可理解为东魏所有的军队，而应理解为是东魏在当时可以抽调的军队或可以抽调的部分军队。因为：据《周书·王思政传》，东魏为平颍川，前后出兵共二十一万；而据估计，东魏在天平元年，可以抽调的军队就有二十四万人，而到北齐时如果没有六、七十万人也不会少于三、四十万人[29]。平颍川之时是东魏后期。因此，当时东魏之兵最少不应少于三、四万人。如当时兵数接近六、七十万人，则平颍川东魏抽调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如为三、四十万人，则平颍川东魏是抽调了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左右的兵力。这样，无论如何，都可以认为，在武定六年（公元548年）八月至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六月这十个月期间，出兵平颍川是东魏最为重要的大事。 （2） 高澄被刺 据《北史》卷六《齐本纪·文襄纪》，高澄被刺死于武定七年八月辛卯（初八）。《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称[30]：“世宗（高澄）遇害，事出仓卒，内外震骇。”颍川战事结束二月高澄即被刺身亡。何德章认为，“高澄之死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是东魏北齐之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是高洋主谋杀了高澄……”[31]我认为何文所言有理。因此，这是一次政治谋杀，是文宣帝高洋为掌握政权而为。何德章还认为，“高澄的暴死意味着东魏北齐政治轨辙的重大转变，意味着汉族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失势及鲜卑勋贵对政权的独占，意味着其后建立起来的北齐政权政纲不张、政治腐败，”“是确定无疑的。”[32]依此，可见这是东魏内政方面最大的事件，其重大程度不在武定五年正月的侯景叛乱之下。不过，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不拟详论。我想指出的是，东魏朝廷为高澄发丧是在武定八年正月辛酉（十一）即在高澄被刺的五个月之后，可以想见执政者高洋等人对高澄之事处理的小心谨慎了。我认为，为高澄发丧是一个标志，这就是以高洋为首的东魏最高统治层自感已经稳定了内部局势，从而可以从事新的任务，面对新的挑战了。 （3） 高洋称帝 《北齐书》卷九《神武娄后传》[33]：“文宣将受魏禅，后固执不许，帝所以中止。”更有意义的是同书卷三十《高德政传》[34]所载者： 德政与（文宣）帝旧相昵爱，言无不尽。散骑常侍徐之才、馆客宋景业先为天文图谶之学，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并因德政，劝显祖（按即文宣帝）行禅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请。帝乃手书与杨愔，具论诸人劝进意。德政恐愔犹豫不决，自请驰驿赴京，托以余事，唯与杨愔言，愔方相应和。 德政还未至，帝便发晋阳，至平都城，召诸勋将入，告以禅让之事。诸将等忽闻，皆愕然，莫敢答者。时杜弼为长史，密启显祖云：“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显祖入，召弼入与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与王争天下者，彼意亦欲为帝，譬如逐兔满市，一人得之，众心乃定。今若先受魏禅，关西自应息心。纵欲屈强，止当逐我称帝。必宜知机先觉，无容后以学人。”弼无以答。帝已遣驰驿向邺，书与太尉高岳、尚书令高隆之、领军娄睿、侍中张亮、黄门赵彦深、杨愔等。岳等驰传至高阳驿。帝使约曰：“知诸贵等意，不须来。”唯杨愔见，高岳等并还。帝以众人意未协，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说者以为昔周武王再驾盟津，然始革命，于是乃旋晋阳。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每言卜筮杂占阴阳纬候，必宜五月应天顺人，德政亦劝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禅让诏册、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 至五月初，帝发晋阳。德政又录在邺诸事条进于帝，帝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大略令撰仪注，防察魏室诸王。山提以五月（日）至邺[35]，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书崔悛、度支尚书陆操、詹事王昕、黄门侍郎阳休之、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阳王（元）坦等总集，引入北宫，留于东斋，受禅后，乃放还宅。帝初发至亭前，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大以沉吟。至平都城，便不复肯进。德政、徐之才苦请帝曰：“山提先去，若为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邺，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 …… 此《传》记事颇为详细，完全可以当作文宣帝高洋的本纪文字来读。根据此《传》，可知，文宣帝高洋称帝，积极的劝导者仅为高德政、徐之才及地位卑下的宋景业、陈山提、杨子术诸人，而名士杜弼及高洋之母娄后是激烈反对的。杨愔虽然在高洋称帝之事中发挥了大作用，但其态度实为暧昧。可以认为，对高洋称帝，反对之声是很高的。名士杜弼及高洋的母亲娄后的激烈反对，“诸将”的“愕然”，“众人”在“事势已决”的情况下，才“无敢异言”，都是高洋被动的证明。大多数人的反对几乎使高洋失去了勇气和信心[36]，这就是他“至平都城，便不复肯进”的原因。 在平定颍川、高澄被刺身及高洋称帝这三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下，高氏最为关心的是政权的稳固。相比之下，侵梁夺地就已经是外在之事，不重要的了。因此，直到高洋称帝并使政权稳固之前，其侵梁“江、淮之北”的军队放缓进军速度甚至停止行动，是必然的。 这样，就很可注意东魏出兵司州之事了。《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纪十八》 武帝太清三年十二月[37]：“东魏使金门公潘乐等将兵五万袭司州，刺史夏侯强降之。于是东魏尽有淮南之地。”潘乐出兵之事不见于《北史》卷五三《潘乐传》[38]，司马光等人必别有依据。考察东魏此次出兵背景，便看到学界以往不曾注意的问题。《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大统十五年（按即梁太清三年）十一月[39]：“（宇文泰）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指梁司州刺史柳仲礼），攻克随郡。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随郡属司州，在司州治所义阳西南。显然，东魏出兵取司州是为西魏所驱使，其用意是向西魏表明自己属意于梁江淮之土。这样，就可以看到，东魏袭取梁司州，是与武定六年（梁太清二年）八月所定夺取梁“江、淮之北”的计划是一致的。西魏攻克随郡，就已威胁到东魏略梁“江、淮之北”的战略。因此，东魏不得不出兵。但另一方面，又使我感到，东魏能出五万大兵袭取司州，说明武定七年（梁太清三年）八月高澄被刺之后的高洋对自己权力的稳固已经有了信心，可以肆力于外了。不过，出兵袭取司州之时，高洋还没有为高澄发丧。这说明此时，高洋对自己权力稳固的信心，还没有到完全向外显示的程度。既然武定八年正月是高洋向外显示其权力稳固的时间，那么在此之前，除了取司州之事外，可以说东魏对江淮之地的用兵几乎是处于停止状态的。我也看不到在武定七年（梁太清三年）八月至武定八年（梁大宝元年）正月之间，即高澄被杀之后至高洋为高澄发丧之前，东魏除了取司州外，还有其它出兵侵梁之事。这不是史料的阙佚，而是事实。 这样，就很好理解侯景的江北防线得以建立的原因了：因为太清二年八月侯景乱梁后，东魏虽然定了夺取梁“江、淮之北”的战略计划，但计划大实施被延缓了，因为东魏当时要急于驱逐占据颍川的西魏王思政之军。东魏为驱逐王思政之军，使用了东魏可以抽调的兵力。我想，这就是《周书·王思政传》“史臣”说东魏所出之兵为东魏“倾国之师”的原因。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下台城之前，东魏都没有从颍川战事中解脱出来。侯景攻下台城后，可以大力在江北布防。太清三年六月，东魏攻克颍川，因出兵多，损失大，自然要从事调整。可是两月之后，高澄即被杀，东魏最高统治当局最关注的大事是内政稳定，自然无暇肆力于外。等到武定八年正月东魏内政稳定，可以肆力于外之时，距侯景攻下台城，控制梁朝最高权力，已经有十个月的时间。可知，侯景在江北所作的阻御东魏侵逼的工作，已有相当成绩。可是，高洋自感政权稳固后接着想做的是废元氏而称帝，自然不会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到侵梁夺地上。等到高洋称帝并感到新朝稳定后才能注意到以侵梁夺地作为新朝新气象的荣光了。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大宝元年，“齐遣辛术围阳平，（侯）景行台郭元建率兵赴援，术退。[40]”此《传》记此事月份不明，《资治通鉴》[41]记之在大宝元年十月、十一月，曰：“齐东徐州刺史行台辛术镇下邳。十一月，侯景征租入建康，术率众渡淮断之，烧其谷百万石，遂围阳平，景行台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术略三千余家，还下邳。”这是史籍所载文宣帝即位后北齐之兵在江淮之地的活动之事。这或许可以视作文宣帝即位后自感新朝稳定而可肆力于外的一个信号或标志。如果这个看法有理，那么，可以认为，从东魏武定六年（梁太清二年即公元548年）八月到北齐天保元年（梁大宝元年即公元550年）十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东魏北齐对江淮之地的用兵是几乎处于停止状态的。我说“几乎处于停止状态”，侧重的是在此期间东魏北齐没有主动进攻，而是坐收渔人之利。兹举一事以明之： 《梁书·侯景传》[42]： 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萧）祗与湘潭侯（萧）退，及前潼州刺史郭凤同起兵，将赴援（建康），至是（按指太清三年三月），凤谋以淮阴应（侯）景，祗等力不能制，并奔于（东）魏。（侯）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州民发兵拒之，（侯）景遣厢公丘子英、直阁将军羊海率众赴援，海斩子英，率其军降于（东）魏，（东）魏遂据其淮阴。 太清三年为东魏武定七年。羊海降东魏的太清三年三月，正当东魏全力以平颍川之际。东魏虽然取得梁淮阴，但不是强力取地，因为它是应梁人之降而就势取地的。这样，我可以说，东魏北齐在平定颍川、高澄被刺及高洋称帝三大事件持续发生的武定六年（梁太清二年）八月至天保元年（梁大宝元年）十月的二年多的时间里，对江淮之地的经略之策主要是坐观形势，相机取利，不事强攻。 这样，就能很好地理解东魏北齐自身不能全力向江淮之地用兵是侯景建立江北防线的基础的道理了。 四 小 结 ﹡本人有《侯景江北防线的研究》一文，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辑。 [①]论梁末社会情状者，无不注意《梁书》卷三八《贺琛传》所载贺琛上梁武帝的奏书中言及的梁社会险象，此可参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78——581页；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十二篇，第194-195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7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等等。其它如《南史》卷五二《萧恢传附萧泰传》所言者都有助于理解当时侯景可以利用的社会环境。该《传》载：“历位中书舍人，倾竭财产，以事时要，超为谯州刺史。江北人情犷强，前后刺史并绥抚之。泰至州，便偏发人丁，使担腰舆扇繖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放免之，于是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乃先覆败。” （见《南史》第四册，第130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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