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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宋人文集中一些零星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如姚勉《庚申封事》記：“一曰，築城壁以衛州郡……敵長于野掠，短于攻城。鄂渚有城則不能攻，長沙有城則不能拔，豫章有城則不能近；衡、全、永以無城而破，興國、壽昌以無城而破，瑞陽、清江又以無城而破……”[101]；再如黃幹《安慶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中記：“伏自開禧丙寅，往來兵間，親見北兵入冦，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复州無城，則又破；信陽、荊門無城，則又皆破。郢州號爲石城，敵人圍之三日而去；襄陽、德安城最堅，攻累月而不破。以是知古人築城鑿池以爲捍禦，此不可易之長策也”[102]。此外，胡三省在《資治通鑒》的注文中也提及南宋末年“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103]。
    需要注意的是，現存宋代城市輿圖和地方志基本上都是南宋時期的，因此上述描述只代表了南宋時期的情况，但實際上北宋也存在類似的情况。如王禹偁記述        ：“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甲兵、徹武備者，二十餘年……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104]；魏了翁也有同樣的論述：“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爲牧守，天下莫不仰服威斷之明。然而守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幷、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105]。也就是說北宋初年，爲了强幹弱枝曾采取了拆毀地方城市城墻的政策。過去的研究認爲，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了儂智高之亂[106]，但就實際情况來看，在儂智高之亂以後，仍存在大量地方城市城墻廢弃不修的情况。如北宋末年的魏了翁在“簡州見思堂記”中記：“少長從仕郡國間，問所謂城，則凸不滿數尺，足可蹴而過，手可俯而攀，賈牧之所挑撻，犬豕之所躙蹂，曰此城也”[107]，這是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士大夫對“城”的概念。此時，不僅原來執行毀城政策的江淮地區無城，而且四川、兩廣和福建地區也多無城墻。如四川地區，北宋中期已經是“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108]。又呂陶在《奉使回奏十事狀》中記：“臣伏見熙寧中，朝旨下俞充，按視成都路接近蠻夷州軍寨。充乞修築雅州城，所計工料萬數浩瀚，續准密院批狀，侯漢、眉州、永康軍修城了日修築”。那麽漢州、眉州和永康軍在熙寧之後才修築了城墻，而雅州由于“近聞本州申轉運司，以爲于事無益，乞行寢罷”，最終“只乞修完木栅，自可防虞，惟朝廷留意幸甚”[109]，因此也幷無城墻。由此來看，北宋時期四川地區有城墻的城市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再如兩廣、福建，直到南宋中期，袁說友在《重閩廣奏狀》中仍記：“閩廣諸郡，城壁頽圮，兵器朘削，二廣尤甚。乞行下三路運司，借撥錢本，同各州守臣措置，日下修築城壁，務令堅完”[110]。由此，兩廣、福建地區的城市直至南宋中期也沒有廣泛修築城墻。更有甚者，在靠近邊境的河北路、河東路、永興軍路以及國之重地的京畿附近，部分城市城墻也多損毀，如北宋末年李綱“備邊禦敵八事”中記：“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111]。此外，永興軍路的同官縣也無城郭[112]，虢州、解州城墻也多毀損[113]。
    綜上來看，兩宋對于地方城市城墻的修築都不十分積極。其實早在北宋時期一些官員就已經認識到不修城墻的危害，主要就是對內防禦力量的减弱。如王禹偁說：“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异。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灾，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 [114]，不幸的是，其所憂慮的“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成爲了事實，在宋代中後期的農民起義中，地方城市往往輕易就被攻陷，正如魏了翁所說：“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于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富弼論江浙荊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幷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于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115]。
    到了南宋時期，不修城的危害更加嚴重。如果說北宋不積極修城的危害，僅在于對內控制的减弱，不足以導致統治的顛覆。那麽南宋政府對修城持消極態度，對朝廷來說就有滅頂之灾，因爲金、元軍隊在突破邊境防綫深入內地後，由于內地城市沒有城墻，很難組織有效的抵抗。這一點南宋的很多有識之士都有共同的體會，如上文的姚勉《庚申封事》記“一曰，築城壁以衛州郡……敵長于野掠，短于攻城。鄂渚有城則不能攻，長沙有城則不能拔，豫章有城則不能近；衡、全、永以無城而破，興國、壽昌以無城而破，瑞陽、清江又以無城而破……”[116]；再如黃幹《安慶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中記：“伏自開禧丙寅，往來兵間，親見北兵入冦，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复州無城，則又破；信陽、荊門無城，則又皆破。郢州號爲石城，敵人圍之三日而去；襄陽、德安城最堅，攻累月而不破。以是知古人築城鑿池以爲捍禦，此不可易之長策也”[117]。
    既然不修城存在如此嚴重的後果，那麽兩宋政府長期對修城持消極態度，其原因本人認爲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如上文所述，北宋初年毀城的理論基礎是“强幹弱枝”的政策。確實在兩宋時期，我們基本上看不到地方勢力憑城自守對抗中央的現象，從這點來看，這一政策還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受到在“强幹弱枝”理論下形成的對修城持消極態度的影響，宋代政府未將修築城墻列入對地方官員的考課內容。考課往往决定地方官員升遷的速度，如果將某項政績列入考課制度中的話，那麽在這種激勵機制下，地方官員當然就會熱心于建設與這項政績有關的地方設施。宋代確有這種例證，如地方上居養院、安濟坊、漏澤院的興建就一度被列爲考課的內容，《老學庵筆記》記“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帶來的後果就是“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這種不符合常理的結果，就是在考課制度的激勵下産生的。城墻的修建與此有所類似，宋代一般不以修城墻作爲考課的標準，如劉敞在《先考益州府君行狀》中記其父：“還言：河北州郡，多建請築城、鑿河，所役皆數十萬工，冀、貝之間尤甚。百姓失業可哀，而吏以此邀賞，苟不禁止，後將倣效，競事土功，因縁致他變。宜著令，城非陊頓不得擅請增廣，河渠非可通漕省大費者，毋議穿鑿。當修城、浚渠者，雖能省功，亦不加賞，如此自止矣……朝廷以公言頗黜諸土功”[118]，這一建議似乎得到認可。李綱在“應詔條陳八事奏狀”中記“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修城壁爲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由此來看，宋政府不僅對修城“亦不加賞”，而且還要予以處罰，“連南夫以修泉州城委官體究；裴廩以修衡州城重加貶黜”，造成的後果是“州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城者”[119]。在這種考課制度下，北宋甚至南宋的地方官員，當然不敢擅自修城了。不僅如此，據鄧小南先生研究，宋代的考課制度由于逐漸依循“資格”，因此即使地方官的政績再好，其考課大都也只能列入“中中”，但只要一旦有過錯，那麽其考課成績就會列入下等[120]。這種罰過不獎功的考課制度，當然也會限制地方官員修城的積極性，因爲擅自修城“勞民傷財”的罪名可是輕易負擔不起的。
    第二，與宋代官員短暫的任期有關。江天健在《宋代地方官廨的修建》[121]一文中提出宋代官廨長期殘破是受到選官制度的影響：“宋代大多數地方官員對官廨修建態度十分消極，這種心態風氣與地方官員考課升遷制度有關，一方面考課不重視官廨興修與維護的評比，另一方面官員任期三年一任，無法久任，視官署爲傳舍，無心維護”[122]。江天健先生分析宋代考課、選官制度造成官廨長期殘破，對于城墻來說也是適用的。宋代的官員任期“三年一任，無法久任”，在事實上也是如此，李春棠在《坊墻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中統計了《景定建康志》中記載的宋太宗時期江寧府歷任長官任期，其結論是“22年之間，升州城裏，換了13位知州，任期最長的3年5個月，最短的3個月，平均每任一年9個月多一點”[123]。由于任期短促，修築城墻時間又比較漫長，那麽這届官員修築城墻，得利的極可能不是他本人，而是下届官員，在這種情况下誰還願意修築城墻呢？
    第三，當時士大夫對築城的爭論影響了地方城市城墻的修建。對于地方城市城墻的修築，宋代士大夫有著不同的觀點，尤其是在南宋初年宋金對峙的時期，對地方城市城墻的修築，士大夫之間爭論紛紛。其中反對修築城墻的意見有以下兩種：
    1、認爲從軍事角度考慮，當時南宋兵少，如果一味修城，無兵守禦也是無用，而且所修城池可能反過來被敵方利用。如韓元吉在《與蔣丞相論淮甸築城別紙》中對江淮修城發表議論時認爲：“日者諸郡往往自請城築，諸將且爲關隘之設，其說甚美，其費亦甚大，使費而有益，不問可也”，然後又引用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流行觀點來否定修城，即“然采之輿議，謂諸郡之所少者兵爾，非城也，今兵數未之益焉，地將誰守之”[124]；又如袁燮在《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黃公行狀》中記載黃公（度）的觀點：“今若増築江南，珠聯棋布，非十余萬兵不可守，形勢易格，事機難周，一城失利，百城皆聳。昔韓欲弊秦，使鄭國獻鑿涇之策，秦人覺之，國曰渠成亦秦之利，乃卒鑿之。今日之築城，安知不爲他國之利？”[125]再如宋周必大在《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程公神道碑》中記程大昌乾道五年（1169）的奏疏曰：“又言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臣謂設險莫如練卒，練卒則在選將。上深然之”[126]。
    2、認爲在自然灾害或者兵亂之後修城，會給當地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如江淮地區在南宋初年的戰爭中，受到很大破壞，因此周麟之在《海陵集》卷四“封事”中提出：“然長淮東西延袤千里，兵少則戍不周，民貧則用不給。比者築城壁、修堰壩，皆取辦于兩淮之人，凋郡遺黎不堪其擾，而守未必能固也。設欲固守非經營數年不能就緒，大敵忽至其何以支？”[127]就自然灾害而言，如胡寅在“前知衡州向公生祠記”中記：“歲在乙卯，江南大旱，衡陽焦灼于築城暴政之後”[128]，在此處胡寅將築城等同于暴政。
    而支持修城的意見主要認爲築城有利于軍事防禦，可以抵禦金軍的入侵。如上文所舉姚勉《庚申封事》和黃幹《安慶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都持這種觀點。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李綱的觀點，他“乞沿淮漢修築城壘札子”中建議：“楚泗既己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江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于楚，張俊之于盱眙，楊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堅壘綿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迹要害控扼之地，如濡湏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129]，又在“應詔條陳八事奏狀”中建議“今與僭逆之冦，壌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爲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驚近邊摩，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睿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縁搔擾，非以修城之故。應沿江州郡，侯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130]。
    正是因爲對地方城市城墻修築存在各種不同意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地方城市城墻的修築。如姚勉在《庚申封事》中記：“然則金之渡江不足慮也，但使之不敢再渡，可也……去年冬，臣在瑞陽，嘗勸守臣築城，乃取橋梁寺觀塔廟之石以助之，量功命日，用爲艾獵城沂之法則，三旬而可濟，守臣雖是其說”，也就是說最初當地長官同意了他的意見，但最終“竟爲幕僚沮撓而止。不過曰恐費州縣之財粟也，今財粟果安在哉？孰若以一州之財粟，衛一州之生靈乎？”[131]
    由于以上三點原因，即朝廷“强幹弱枝”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修城，與此相關的考課制度又限制地方官員修城，地方官員短暫的任期又挫傷地方官員修城的積極性，對修城意見的不統一又阻礙了地方城市城墻的修築，因此雖然有外在修城的迫切要求，但兩宋政府內部自上而下都沒有修城的動力，這也就造成了兩宋時期很多地方城市城墻的長期毀廢。
    總體來看，宋代地方城市城墻的毀廢，雖然我們可以通過文獻資料的分析來得出同樣的結論，或者說如果沒有城市輿圖，這一問題可能我們遲早也會意識到，但是城市輿圖將這一問題顯而易見的擺在我們的面前，幷引導我們去思考其中的原因。
    （二）、城市輿圖所反映的中國古代城市中衙署分布的變化
    衙署是中國古代城市中的重要功能建築，以往的研究多從制度史的角度入手，對城內衙署分布的研究幷不多。如果通覽從宋代至明代的城市輿圖，就會發現這一時期中國古代城市的衙署布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宋代的城市輿圖，如《景定建康志》“府城之圖”、《淳熙嚴州圖經》“建德府內外城圖”、《嘉定赤城志》“黃岩縣治圖”、“羅城圖”、“寧海縣治圖”、“仙居縣治圖”、《平江圖》來看，宋代無論州級，還是縣級城市，城市中衙署基本上是集中分布，在州級城市中一般都集中于子城之內及其附近，在縣級城市中則都在縣衙附近。
    而在明清的城市輿圖中，衙署基本上沒有集中分布的趨勢，一般都在城內分散布局，如《嘉靖建寧府志》“建寧府城圖”、《嘉靖建陽縣志》“縣城圖”、《隆慶臨江府志》“臨江府城圖”等。
    通過對比宋代和明清的城市輿圖，會非常明顯的發現，城市中的衙署分布有著從集中到分散的演變過程。中國古代地方城市中衙署布局的這種變化主要與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變化以及子城的衰落有著密切的關係。
    秦代至魏晋南北朝時期，地方佐吏主要由地方長官辟屬，中央不得干涉[132]，而就行政系統而言，地方行政機構也極爲簡單，城市中一般只有一套行政體系，就城市中的衙署而言，則只有州治、郡治或者縣治。就位置而言，州治和郡治一般都在子城以內。
    隋代雖然開始收奪地方的權力，如開皇四年（584）“夏四月己亥，敕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133]，這是爲了防止地方長官家屬對地方政務的干涉；接著開皇十二年（592）“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134]，又削减了地方的司法權力；開皇十四年（594）十一月壬戌又規定 “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135]，此外還將地方佐吏的任免權由地方收歸中央。但是自秦漢以來的地方行政結構幷沒有發生變化，城市中衙署的數量依然很少。雖然沒有唐代的城市輿圖存世，但由宋代方志及其所附城市圖可以推斷，在唐代，衙署基本上都集中在子城之內。如從《淳熙嚴州圖經》“建德府內外城圖”來看，位于子城之外的只有東通判廳；由《嘉定赤城志》“羅城圖”來看，位于子城之外的只有司理院、判官廳，而按照《嘉定赤城志》的記載，判官廳“廳在州東七十步，舊在今添差通判廳，紹興十六年徙杜家巷，淳熙三年以舊比較務改建” [136]，司理院“廳在州南九十步，司理院在焉，嘉定七年，司理吳焯重建” [137]。雖然此處沒有記載這兩個機構的設置時間，但《宋史·太宗本紀》記“（太平興國四年十二月）丁卯……置諸州司理、判官”，這兩個機構當設于宋初之后。因此如果去除這兩個設立于唐代且位于子城之外的機構的話，那麽可以認爲唐代台州所有的衙署機構都應位于子城之內。
     宋代爲了防止唐末五代割據局面重現，在地方上實行分權，將地方的財權、軍權等分離開來，設立轉運使、安撫使和提點刑獄三個監司機構，在州級城市中還設立通判，作爲知州的佐貳官，以分散地方官員的權力。地方機構的重叠設置，造成了地方衙署數量的增加。不過宋代轉運使、安撫使和提刑按察使只設在少數城市中，因此宋代地方城市主要是在州級城市中增加了通判的衙署。從資料來看，這些新設的通判廳大都位于子城之內或者子城附近，如《淳熙三山志》卷七“通判廳”“州舊通判一員，廳于威武軍門內之西。紹興五年，増一員始居旌隱坊北。十九年，通判葉仁以日趨都廳不便，乃請于朝，以威武軍之東故知錄司戶廳合而爲廨舍。淳熙五年，復置添差厘務通判，寓轉運行司之東偏”[138]；又如《吳郡志》卷六“通判東廳在郡治之西，紹興九年通判白彥惇建。介庵舊在郡圃，後入通判廳，今庵亦廢……通判西廳在城隍廟後，依子城東南角” [139]；如《新安志》卷一“通判軍州事一員。諸州置通判，自建隆四年始……官廳在州衙東，舊有棣華堂，宣和中吳郡李彌綸兄弟繼踵，故名”[140]。此外，從《淳熙嚴州圖經》“建德府內外城圖”來看，嚴州的通判廳位于子城之內，添差通判廳位于子城東側；從《嘉定赤城志》“羅城圖”來看，台州的通判廳也位于子城之內。但也存在修建于距離子城一段距離的通判廳，如常州通判的衙署位于新擴展的外城中，李孝聰教授認爲這種特殊現象，主要是由于常州在五代十國時期擴城之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靠近運河的外城逐漸成爲常州商業和手工業的中心，人口逐漸增多，因此“專主戶籍、穀、賦役之責的通判衙署也設在這塊區域內（外城）”[141]。
    通判廳的這種選址可能主要受到子城的影響，當然子城在宋代已經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但其實體形式在城市中依然存在，因此新建衙署可能會受到傳統衙署布局的影響，選址于子城之內或者附近。但是在某些較爲特殊的城市中，衙署的布局發生了變化，如上文提及的“臨汀郡城圖”。按照《永樂大典》卷七八九二“廨舍”的記載，汀州在建炎初曾受到楊勍之亂的破壞，“碑瑉焚盡”，大部分衙署自紹興元年之後才陸續創建，而按照“郡治圖”來看，子城之內已經沒有太多的空地，可能重建的衙署在城內分散分布，如判官廳“在州東南門下，淳祐間判官連端慤重創廳堂”；推官廳“在州東登俊坊正街，寶祐建。推官來吉甫重創門廡”[142]。
    元代時期，中國的地方城市中出現了專門的城市管理機構——錄事司。城市中設置錄事司始于忽必烈中統元年，按《元史·地理志》，元代先後建置錄事司的城市達123個。隨著金元時期這一機構的出現，在地方城市中也相應的出現了錄事司的衙署，這在當時的城市輿圖中也有所反映，如在元代《奉元城圖》的西南部就繪有錄事司。新建的錄事司有時建在子城之外，如《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中收錄的元《潮州城圖》，其中錄事司就繪製在子城之外[143]。此外《至元嘉禾志》記嘉興路“錄事司，在郡治西北二百步，舊監倉東廳也”[144]，《延祐四明志》記慶元路“錄事司，在西南隅迎鳳坊，宋府院故址”[145]。但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地方城市中的衙署圍繞子城集中分布的現象幷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還要提及的是，唐宋元時期，縣級行政體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地方機構比較單一，基本上圍繞縣衙布局，如《嘉定赤城志》“黃岩縣治圖”、“寧海縣治圖”、“仙居縣治圖”等。
    明代地方行政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爲了防止地方集權，將一省之權分由都、布、按三司掌握，即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民政、都指揮使司掌一省軍戶衛所番漢諸軍、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監察司法。與宋代不同的是，明代布政使和按察使不僅設于省級城市，而且在府州縣城市中大都設有分司，即布政分司和按察分司[146]，在某些城市中也設有軍事機構——衛所，與宋代相比，明代地方建制城市中衙署的數量成倍增加。不僅如此，明代省下有道的設置，由布、按二司屬官參政、參議、副使、僉事分司諸道，其中屬于布政使系統的有督糧道、督册道和分守道；屬于按察司系統的有提督學道、清軍道、驛傳道、水利道、兵備道和分巡道等。雖然明朝設置道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上下級之間的聯繫，不是一級行政區，但在相應的城市中也建有道的衙署。除此之外，明代還設置都察院總領監察事務，其屬官十三道監察御史負責監察地方官員，這樣在地方城市中就出現了相關的衙署“察院”[147]。除此之外，明代在地方還設有負責軍務的總督、糾察地方官員的巡撫等官員，這些官員在某些城市中也設有相應的衙署[148]，如都察院[149]。與此同時，明代地方城市中的一大變化就是，由于元初的毀城以及元代中期采取的禁制修城的措施，使得宋代以來已經喪失功能的子城，在明初已經從地方城市中消失。因此，一方面明代官制的改變使得明代地方城市中出現了大量新的衙署機構，另一方面由于子城的消失，在府州城市中衙署的分布就不再受到子城的約束。如《嘉靖建寧府志》“建寧府治之圖”中除了繪製府衙之外，還繪製了行都司、左衛、右衛、布政司（分司）、建寧道、察院、新察院。《隆慶臨江府志》“新刊臨江郡城圖”中除繪製了府衙之外，還繪製了察院、湖西道、布政分司等，從分布來看，這些衙署在城內分散布局。
    在縣級城市中，情况也是如此，新出現的衙署在城市中分散布局。如《嘉靖建寧府志》在各縣圖中，除了繪製縣衙之外，也繪製了建寧道、布政分司；在《嘉靖建陽縣志》“建陽縣郭之圖”除繪製了縣衙之外，還繪製了布政司（分司）、按察司（分司）、東察院、西察院。
    下面通過一些具體實例來說明宋至明代，中國古代地方城市內衙署布局的變化。
    潮州。根據《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中收錄的明初《潮州府志》“公署”的記載，州治“韓公刺潮元和十四年也，其去貞元二十一載，則韓公之時，郡治已遷于今矣。謹按今之郡治實基于金山之麓，其狀若屏之隱起，州子城環是山而基之”[150]。也就說在唐代州治位于子城之內，這也是《永樂大典》《潮州府志》記載的城內唯一唐代以及唐代之前的衙署。此後宋代在又先後修建的僉廳、通判廳、判官廳等都位于子城之內，只有少量衙署位于子城之外，如推官廳在“子城外之西中。廢爲郵傳。景定甲子，推官劉（同祖）請于郡，以鳳嘯驛舊地重建”[151]；尉廳“在開元寺之後”[152]。元代新建的衙署都位于子城之外，如錄事司和分司（廉訪分司）在道愛坊內。值得注意的是，元軍在占領潮州後曾“散軍平城”，可能子城在這時也被拆毀，此後的志書和城市輿圖中很難見到子城的痕迹就是很好的佐證。明代在占領潮州之後，將元代的總管府（即宋代的州治）改爲潮州衛指揮司，將潮州府治移置城內西南隅，由此城內的衙署更爲分散，如提刑按察分司在“街東澄清坊前三陽驛舊址”；司獄司在“舊澄清坊前海陽縣舊址”；稅課司在“大街西甘露坊南”[153]；“行署察院在府治東澄清坊；布政分司在府治後；按察分司在金山前，巡道魏執中重建”等[154]。
    又如台州。關于宋代台州城內衙署分布的情况可以參見《嘉定赤城志》“羅城圖”，從圖中來看，宋代台州的衙署基本上都集中在子城之內。按照文獻記載，建于子城之外的有判官廳“在州東七十步，舊在今添差通判廳，紹興十六年徙杜家巷，淳熙三年以舊比較務改建”；司理廳“在州南九十步，司理院在焉，嘉定七年司理吳焯重建”，但從位置來看都集中于子城附近。且根據《嘉定赤城志》和《民國台州府志》的記載，台州各種衙署中有明確文字記載建于唐代和唐代之前的只有位于子城之內的州治。根據《民國台州府志》的記載，此後修建的衙署基本上位置都較爲分散，如僧綱司“舊在天竺院，後寓天寧寺”；道紀司“舊在玄妙觀，後寓栖霞宮”；都院行台“在觀橋西二十步”；布政分司“在府治東二百步”；按察分司“在府治西” [155]等。
    又如嚴州。從《淳熙嚴州圖經》“建德府內外城圖”來看，除了東通判廳外，基本上所有的衙署都位于子城之內。到了明代，這一情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按照萬曆《續修嚴州府志》“嚴州府圖”來看，城內衙署不多，但已經較爲分散，其中“察院行台，在府治東南，嘉靖二十八年知府莊壬春建，系舊織染局基；分守道，在府治正街西，洪武二年建爲按察分司，萬曆二年知府陳文煥改爲分守道……；分巡道，在府治東，舊爲雜造局，嘉靖二十八年知府莊壬春改爲分巡杭嚴道；兵備道，在府治前旌善亭後，成化十二年知府朱暟建；分司在府治東，嘉靖初市民地建”[156]。
    （圖12：《淳熙嚴州圖經》“建德府內外城圖”）
    （圖13：萬曆《續修嚴州府志》“嚴州府圖”）
    綜上所述，唐代以後，尤其是在明代，受到地方行政制度的影響，地方衙署的數量逐漸增加，同時隨著子城的消失，衙署在城內的分布逐漸突破了子城的限制，在城內分散分布。
    以往通過文獻對地方行政體系的研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地方官制的演變上，本節所述的內容是以往研究完全忽視的。而通過城市輿圖，這一中國古代城市形態的重要變化就顯現在我們，這也體現了城市輿圖在中國古代城市研究中的特有價值。
    （三）、宋元城市輿圖中所顯現的中國古代子城選址的特點
    宋元時期繪製有子城的城市輿圖有如下幾幅：《嚴州圖經》“建德府內外城圖”、《平江圖》、《嘉定赤城志》“羅城圖”、《靜江府城圖》、《咸淳臨安志》“皇城圖”、《臨汀志》“郡城圖”、“潮州城圖”。從這幾幅宋元城圖來看，子城在很多情况下都修建于城中較高的位置，如《嚴州圖經》“建德府內外城圖”將子城繪製于仁安山之南、《嘉定赤城志》“羅城圖”的子城北側也繪製有山、《咸淳臨安志》“皇城圖”中將子城（南宋改爲皇城）繪製于鳳凰山下，《臨汀志》“郡城圖”的子城也繪製于城北的山旁；“潮州城圖”同樣將子城繪製于山旁。
    而且子城的這種選址也得到了其它資料支持，如揚州的子城位于蜀崗之上；絳州的子城高築于黃土臺地上，至今仍是全城的制高點；唐代撫州的子城，按照“新移撫州子城記”記載其遷移之後的地理形勢是“爾乃决意卜築，應手經始，舍去舊地，推移一區。而勝秀逸得，嚴整鬱備。納溪山復叠之勢，吐原野蟠連之色”[157]，也位于城內地勢較高的位置；又如宋代湖州“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環以水……州治以奉化縣之金峨山爲外案山，而以城中之鎮明嶺爲內案山，後坐慈溪縣之驃騎山”[158]；又如宋代台州“子城按舊經周回四里，始築時不可考，或云州治舊在大固山，上有子城故址焉，後隨州治徙今處”，也就是說原來台州的子城也位于山上；又如宋代紹興府，“舊經云子城周十里……西北二面皆因重山以爲城不爲壕塹。嘉祐中刁約守越奏修子城記云，城成高二十尺，北因臥龍山”[159]；又如潮州，《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記“城池”記“舊有子城，以金山爲固”[160]，“公署”條又記“州治基于金山之麓”，州治位于子城之內，因此潮州的子城位于金山山麓無疑；汀州，《永樂大典》卷七八九二“廨舍”記“郡治在子城內正北，臥龍山下，地占高明”，由此來看汀州的子城地勢也是較高的。
    子城在城市中的選址與其功能密布可分。爲了說明這一問題，就需要分析子城産生的原因。
    子城是衙署所在，亦當是城市中官員的住地，其中居民身份當高于一般居民無疑，這也形成了城市內居民身份的差异。不過官員不能完全等同于城市居民，因爲在中國歷史上很多時期，官員的流動性很强，來源龐雜，那麽不同的背景、利益以及流動性會使得他們難以凝聚在一起形成長期穩定的群體，這種條件下子城的興築或者長期維護也難以進行。因此只有當地方官員的構成相對穩定，成員單一，可以形成長期穩定的位于一般百姓之上的群體，那麽才可能在地方城市中興建用于保護這種特殊的城市居民利益，弃一般城市居民于不顧的子城。但是，這仍不足以解釋子城的出現問題。因爲，就中央政府而言，地方官員負有保民的責任，中央政府也斷無允許地方官員在城市中修築子城，在戰爭中可以臨陣後退，弃百姓于不顧的道理。而且，對于中央政府來說，出于中央集權的考慮，地方城市中這種穩定的握有地方權力的特殊群體的出現是難以容忍的，更何况子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爲這些地方群體對抗中央的防守屏障，因此一般而言，統一王朝是不容許子城存在的。那麽，只有在中央權力衰落，地方勢力崛起的時期，地方城市中才可能大規模修築子城。
    總體來看，理論上，子城在地方城市中的産生必須具備三種條件，即軍事防禦的需要、中央集權衰落和地方權力的擴張、城市中地方官員的組成相對穩定。
    根據前人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時期是子城的在地方城市中大量增置的時期[161]。而魏晋南北朝，恰恰處于這種狀態。軍事防禦的需要自不待言，關于中央集權的衰落和地方權力的擴張以及地方官員組成的相對穩定，可以參考嚴耕望先生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一書中對兩漢至魏晋南北朝時期地方官員、屬吏的籍貫限制、屬吏選任的標準的分析，現總結如下：
    南朝，首先是籍貫限制的變化。“綜上所論，漢世地方官吏籍貫限制之制度，至此時或保存或廢弃。而皆與地方豪族勢力有關。廢弃者，長官不能用本籍人。此時中央政權脆弱，地方豪族勢力龐大。有時地方不安，更藉豪族爲之鎮攝，故常用當地豪族爲地方長官，是以漢制此條勢不能保存。而漢制屬吏必用本籍人，此乃地方豪族之特權，故不致放弃，是以此制亦終南朝不改”[162]。其次是選任條件的變化，“其實西漢極少世族，郡縣掾史與朝廷宿衛尤未嘗盡用世族，而魏晋南朝地方政府之掾史乃轉多世族爲之”[163]，“至晋，郡縣綱紀大吏爲世族所把持”[164]。由此來看，魏晋南朝地方官員的一大變化就是，地方政權由世家大族長期把握，成員長期穩定，可以說在地方城市中形成了一種高于一般民衆，獨立于中央的群體。
    北朝，與南朝類似。地方長官，北魏初年以久任爲原則，太和十八年之後才逐漸轉變，但邊疆地區“世襲地方官蓋不少”至北周武帝時爲“加强中央對蠻夷地區之控制”，才下令革除世襲[165]。地方屬吏的籍貫，“北朝惟州郡縣之屬吏用人仍承漢制，而長官以及長官之將軍府佐雖大多用非本籍人，但無限制。故曆觀史傳，州刺史、郡太守、縣令丞用本籍人者亦甚多”[166]。地方屬吏的選任，“魏晋南朝，地方大吏多任世族爲之，北朝亦然”[167]。由此來看，與南朝一樣，北朝的城市中也形成了成員長期穩定，獨立于中央的群體。
    此外，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北方很多城市中多民族聚居，子城有時起到了分割不同民族的作用，占有統治地位的民族往往居住在子城中，其它民族居住于大城中。這種隔離，有時是爲了加强對統治民族的保護，有時則是防止其它民族發生叛亂。如大通二年，毛普賢、洪業攻定州，魏北道行台楊津守定州，勸毛普賢、洪業的手下倒戈，這些人“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168]，這裏北人指的是隨破六韓拔陵起義，後被安置在定州的原六鎮地區的人。從行文來看，這些北人最初安置在定州子城之外，在這次攻城戰中，由于害怕他們與同樣來源于六鎮的杜洛周和鮮于修禮聯絡起來，因此被安置在子城內看守，由此可見子城分割不同民族居民的作用。又如義熙十年，熾盤攻南凉的都城樂都，南凉的撫軍從事中郎尉肅向負責防守的武台建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于內城，肅等率諸晋人距戰于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169]，其中按照胡三省的解釋“國人謂鮮卑禿髪之種落”，“夷人謂華人爲晋人”，那麽肅向的建議就是將占統治地位的鮮卑人聚集于子城內，而漢人居于子城外，將不同民族的人分割開來。
    這些地方城市中的群體，在魏晋南北朝長期戰亂中，爲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就需要修築子城。因此，在這一時期的戰爭中，大城有的時候不是防守的重點，防守的重點在于子城。如義熙五年，劉裕攻慕容超于廣固城，“明日，大軍進廣固，即屠大城，超退保小城，于是設長圍守之，圍髙三丈，外穿三重塹”[170]，大城輕易放弃，小城才是堅守的重點。又如建德四年，北周武帝攻北齊河陰，“丁未，上親率諸軍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171]，同樣大城輕易被攻占，而子城才是防守方堅持的重點。
    而正是這種軍事防禦目的，使得子城在城市中往往選擇地勢較高，利于防禦的位置。如“郢州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絕壁，下臨漢江，石城之名本此”[172]等。
    此外，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地方行政建制曾經過多次調整和省幷，很多新建的地方行政城市往往是出于控禦的需要，可能只有官署和軍隊，幷無太多的居民，其性質類似于子城。這種以軍事控禦爲目的修築的子城往往修建在地勢較高的位置。其中某些城市在隋唐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外逐漸形成居民區，到唐代後期才圍繞居民區修築羅城。如北朝時期，設立在今天山西一帶的州郡城池多選址在黃土高原陡峭的崖壁之上，其中最爲典型的就是絳州，原先設在柏壁，建德六年又遷往稽山縣西南的玉壁，《元和郡縣圖志》中對這兩處城址的形勢作了簡要的描述，柏壁“按柏璧高二丈五尺”，玉壁“四面幷臨深谷”。雖然，開皇三年將絳州遷往今處，但仍位于一個相對高平的黃土臺地上。可以想見，絳州的這幾次的選址明顯帶有軍事防禦的特色，而且確實在當時圍繞這幾個地點展開過一系列的戰爭，如北魏大統四年築玉壁之後，高歡就于東魏興和四年、武定四年兩次發動玉壁之戰，戰爭都十分慘烈；如《元和郡縣圖志》記唐初“義師將西入關，大將軍進次古堆，去絳郡十餘里。通守陳叔達堅守不下，高祖命厨人曰‘明日早下絳城，然後食’。乃引兵攻城，自旦及辰，破之。仍置絳郡”。這種險要的選址形勢和强烈的軍事色彩，注定在設置之初，不可能有太多的居民，只能有衙署和軍隊，城墻也只能圍繞這二者修築，明顯帶有子城的性質。絳州于開皇三年遷到今址之後，由于瀕臨汾水，不僅便于防守，而且交通便利，因此穩定了下來，這樣城市才圍繞高築于黃土臺地上的子城逐漸發展，雖然文獻中沒有記載絳州的羅城修築于何時，但是我們推測其應該修築于唐代後期的戰亂年代。
    總體看來，雖然子城産生的原因較爲複雜，但由于具有軍事防禦的功能，子城在城市中往往選擇地勢較高，便于防守的位置。以往對于子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子城在中國古代城市中的演變，很少考慮到其地理位置，中國古代城市輿圖賦予了我們思考這一問題的新視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六集
    

該圖背面用黃紙封裱，貼紅簽圖題：‘署萊州府昌邑縣城垣圖’，表明這是一幅由山東省萊州府所屬昌邑縣官署繪製的官方收藏或呈送給上級官府的縣城圖。
    圖的方位以上方爲北，用簡單扼要的形象畫法，表現昌邑縣城的建築布局。描繪出縣城的城墻、三座城門與東南角的文昌閣，城內的主要街道、水塘（注記‘灣’），重要的官署衙門、文廟、縣倉、書院，以及祠、廟、殿、堂等祭祀場所。還畫出了城門外的驛路、鋪站和軍隊駐地（注記‘墩’）。所有圖上地物均采用形象化的符號標志，幷很誇張，只表示昌邑縣城的大致輪廓和城市內外建築的相對位置，不體現精確的位置。圖上內容也僅僅是官方地圖必須要表現的規定的要素，這是中國古代傳統城市地圖典型的表現形式。
    恒慕義（A.W.Hummel）1930年購入美國國會圖書館，第28號。
    地圖部原系列號：gm710050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9頁。
    [66] 《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對《江西省府縣分圖》著錄如下：“此圖是清康熙年間省級地圖集之一，作者不詳。內容包括：九江、南康、饒州、廣信、建昌、撫州、臨江、吉安、瑞州、袁州、贛州等府圖十一幅和分縣圖七十三幅。各圖皆絹底彩繪，用傳統的地形地物形象畫法，精細地繪出了江西省各府、縣的地理概况……從所選以上四幅府、縣地圖中可以看出，本圖有以下特點：……突出縣城，忽視村鎮。各圖都以縣城爲重點，對縣城及其衙署、學校、倉廩和名勝古迹等皆有較詳的反應，但對縣城以外的村鎮則有所忽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3頁。
    [67]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叙錄》中對此圖的著錄爲：“明萬曆三十年（1602），絹本色繪，29幅輿圖附圖說，册裝，每頁27×37厘米。
    錦緞封面，圖題貼簽，字迹漫漶，圖題據總圖圖文題目而推定；國會圖書館舊目錄定圖題名“福建省海防圖”，與圖集內容不符。該地圖集一圖一說，不注比例和方位。地圖表現福建省泉州府統轄的陸境、海疆，按各縣、衛所、巡檢司分幅，描繪所屬地域內的山嶺、河川、海岸、島嶼等地理環境，以及城鎮和軍事守禦處所的分布。山嶺繪立面形象，水面加繪波紋，凡城鎮衛所汛司皆繪有城墻，關隘繪寨門符號，其餘聚落僅標注地名而無符號。
    圖說描述該縣、衛、所或巡司的地理位置、兵要、商貿形勢，城池最初修築的歷史，以及倭寇入侵的情况。
    根據地圖的色彩和表現手法，結合圖說中提到的年代，最遲者爲明萬曆三十年（1602）泉州知府籌劃海上汛地事；又厦門未見標注，仍標作‘中左千戶所’，永春縣亦未升州。故推斷此圖集應繪于明朝明萬曆三十年（1602）或稍後時期。目的是提出一些爲加强該地區對潜在威脅的防禦措施，呈請上級官員審核。
    地圖部原系列號：2002626790”，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91頁。
    [68] 按《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的著錄，該圖說大約撰成于萬曆十一年（1589）或者稍後，作者不詳，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頁。
    [69] 按照《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的著錄，這兩幅地圖出自明崇禎年間的《吳中水利全書》，其中“蘇州府城內水道總圖”“圖中以三橫四直爲骨幹，將近百條經緯交織的長短水道盡行繪出……橋梁共三百四十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9頁。
    [70]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叙錄》中對此圖的著錄爲：“（清）湖北官書局編制，清光緒三年（1877）湖北藩司刻印本，未注比例，二印張拼合，整幅63×165厘米。
    以鳥瞰式形象畫法展現漢口鎮的街道建築布局，鎮內外的河湖環境。用立面形象畫出湖北鎮的城墻、城門、橋梁，無論主要街道或小巷皆用雙綫表示，官署、寺廟、公共建築均用立體形象化符號表示。著重描繪了兩個街區，一個是正街、黃陂街、萬年街一帶的會館、廟宇；另一個是長江堤岸街新開闢的商埠地，江漢關、輪船招商局、英、美、俄、法領事署、跑馬場、天主教禮拜堂等均畫出洋樓形象。地圖內容已經有了新的因素，而地圖的繪製仍然是傳統的表示法。
    與清同治三年（1864）湖北官書局編制的《武漢城鎮合圖》的漢口鎮相比，前者多描繪清朝的官司衙門，此圖則增加了很多外國機構的內容，反映從1862年漢口開埠以後至1877年十多年間漢口鎮的新商埠用地有了很迅速的發展。
    1959年12月3日入藏。原東方收藏品第42號。
    地圖部原系列號：gm7100514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
    [71]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叙錄》對此圖的著錄爲“（清）馮啓鷬繪，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彩繪本，55´111厘米。
    總理天津城厢保甲事宜延津李蔭梧敬題，由此來看，該圖可能即爲李氏需要所繪。此圖爲鳥瞰畫的形式，不注比例；受圖幅尺寸所限，方位也不準確，基本上以上方爲北。描繪天津舊城內外，及海河、南北大運河沿岸的街巷、建築景致。突出表現官司機構、寺廟、工廠、租界、洋房、店鋪、河道橋梁等建築物，津盧、津榆鐵路也畫得很形象。反映天津開埠後城市的發展變化。
    天津城厢保甲全圖是19世紀末葉中國城市景觀地圖的典型。
    1952年3月，作爲贈品入東方特藏，第75號。
    地圖部原系列號：gm7100515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6頁。
    [72] 《中國古地圖精選》對該圖的著錄爲“此圖未標作者和成圖時間。圖中出現‘領事府’，據文獻載，福州是在l 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後開放商埠，次年英國在此設立領事。由此可知此固當繪于該年之後。又光緒二十年（1904年）各省實行新軍制，圖中仍用舊制，可知此圖繪于該年以前。此圖以北爲上，圖中以立體的形式繪製官署、街道、寺廟、工廠、書院、山丘、水道和橋梁等”，香港：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第85頁。
    [73] 《中國古地圖精選》對該圖的著錄爲“此圖未際繪者和成圖時間。從‘海務關’、‘洋海關’、‘洋務局’等地名分析，此圖當繪于光緒年間。此固所繪地域是今遼寧營口市。圖以上方爲南，下方爲北。圖中主要以城區內容爲主，繪有官署、民居、寺廟、營房、城墻等。城北繪有遼河，河中有兵艦‘天津’號和‘大沽’號，另有未標名的兵船、民船數隻。此圖無比例尺，地物大多以立面形式繪製，寫實性較强”，香港：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第85頁。
    [74] 《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第16頁。
    [75] 《中國古地圖精選》對該圖的著錄爲“此圖由沐思人杜聯瑞繪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比例尺爲1：5000。圖下還繪有方位圖、圖例。此圖是今山西省太原市城區地圖，圖中繪有街道、衙署、學堂、會館、寺廟、戲樓、牌坊和軍營等”，香港：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第85頁。
    [76]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叙錄》中對此圖的著錄爲“此圖描繪山西省城太原城內的街道、建築布局和附近的村莊壇廟。太原城內的大街小巷、水塘、鐘鼓樓、牌坊、各級官署、倉儲、書院、寺廟宮觀均詳細上圖，城墻與建築物用立體形象化符號表示，滿城標志于城西南角；城市周圍的壇廟、村莊、教場也用透視圖畫形象表現，用雙綫條繪出城西的汾水。由于沒有比例測算，所以該圖只能表示太原城的大致輪廓與城市內外地物的相對位置，不能體現準確的位置與實際情况，這是中國古代傳統城市地圖典型的表現形式，反映繪製者感興趣或必須上圖的內容。
    浚文書局，因山西巡撫曾國荃奏請成立書局，于清光緒五年（1879年）創辦于山西省太原府，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采用機器印書，系專門從事刻書事業的機構。作者張德潤是清末浚文書局委員。
    恒慕義（A.W.Hummel）1930年購入美國國會圖書館，第36號。
    地圖部原系列號：gm71005056”，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8頁。
    [77]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叙錄》中對此圖的著錄爲：“清同治年間（1864--1874），不具撰人，彩繪本，未注比例，裱裝63×94厘米。
    該圖卷從右向左展開，方位墨書于圖的四緣，圖內注記書寫以上方（西方）爲視圖正方向。
    此圖用傳統的平、立面相結合的形象畫法，詳細描繪浙江省城杭州城內的街巷、河渠、橋梁、官署、寺廟等在城內的位置布局。杭州城和滿城的城墻、城門都用立體形象表示，雙綫灰色表示河渠，點綫表示街巷，用房屋形式表示各類建築，鳳凰山及山上的建築也畫的很細緻。這幅地圖使用的形象化地物標志，反映中國古代輿圖通常采用的傳統固定式符號。
    清咸豐九年（1859），署名坦坦居主人者曾刻印《浙江省垣坊巷全圖》描繪浙江省城杭州城的布局，同治三年（1864）浙江官書局刊印尺寸略大的《浙江省垣城厢全圖》，此後坊間競相摹刻。本圖可能即摹繪自上述二圖，而時間稍晚。
    朱毓文，字鹿賓，號坦坦居，浙江海鹽人。嘉慶庚辰進士，授安徽舒城縣知縣，貴州仁懷縣知縣署安平縣事，年六十二辭官歸邑，家居八年卒。著有《坦坦居詩文稿》。
    恒慕義（A.W.Hummel）1930年購入美國國會圖書館，第32號。
    地圖部原系列號：gm7100503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7頁
    [78]《清代北京城市地圖的繪製與演進》，第350頁。
    [79] 該圖參見《中國古代地圖集（清）》，第201-202頁。
    [80]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叙錄》中對此圖的著錄爲“（清）湖北官書局編制，清光緒三年（1877）湖北藩司刻印本，未注比例，二印張拼合，整幅63×165厘米。
    以鳥瞰式形象畫法展現漢口鎮的街道建築布局，鎮內外的河湖環境。用立面形象畫出湖北鎮的城墻、城門、橋梁，無論主要街道或小巷皆用雙綫表示，官署、寺廟、公共建築均用立體形象化符號表示。著重描繪了兩個街區，一個是正街、黃陂街、萬年街一帶的會館、廟宇；另一個是長江堤岸街新開闢的商埠地，江漢關、輪船招商局、英、美、俄、法領事署、跑馬場、天主教禮拜堂等均畫出洋樓形象。地圖內容已經有了新的因素，而地圖的繪製仍然是傳統的表示法。
    與清同治三年（1864）湖北官書局編制的《武漢城鎮合圖》的漢口鎮相比，前者多描繪清朝的官司衙門，此圖則增加了很多外國機構的內容，反映從1862年漢口開埠以後至1877年十多年間漢口鎮的新商埠用地有了很迅速的發展。
    1959年12月3日入藏。原東方收藏品第42號。
    地圖部原系列號：gm7100514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
    [81] 該圖參見《中國古代地圖集（清）》，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01-202頁。
    [82] 在光緒之前的地方志中，用開方法繪製的疆域圖幷不多見。參見邱新立：《民國以前方志地圖的發展階段及成就概說》：“但直到清代, 一般官繪地圖還是山水畫式技法和標注四至道里,絕少畫方。可見舊志地圖的繪製以畫方爲個例, 不畫方爲主流”，《中國地方志》，2002年第2期，第74頁。
    [83]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100頁。
    [84]《輿圖要錄》，第102頁。
    [85] 如馬正林在《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一書中認爲“從以上事例可以說明，明清兩代，城市向郊區擴展已成爲必然之勢，城墻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已不再成爲城市的主要標志，終于要與城市脫離關係”，馬正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中國城市的城墻》，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5頁；又如施堅雅在論述“中世紀城市革命”的時候提出“發展最快的城市，是那些蓬勃興起、成爲地區重要經濟中心地的城市，也正是這些城市的城門外面——不必說，特別是那些可達通商要道的城門外面——發展了更爲興盛的商業郊區” ，這種論述很明顯暗含著一個前提，就是唐宋的城市都是有城墻的，施堅雅：《導言：中華帝國的城市發展》，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5頁。
    [86] 在統計中也包含了縣境圖。
    [87] 《嘉定赤城志》卷二《城郭》，第7292頁。
    [88] 《嘉定赤城志》 卷二《城郭》， 第7292頁。
    [89] 《嘉定赤城志》卷二《城郭》，第7292頁。
    [90] （宋）史彌堅修，盧憲纂：《嘉定鎮江志》卷二《城池》，《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336頁。
    [91] （宋）項公澤修，淩萬頃、邊實纂：《淳祐玉峰志》卷上《城社》，《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054頁。
    [92] （宋）趙與泌修，黃岩孫纂：《仙溪志》卷一《縣郭》，《宋元方志叢刊》第八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273頁。
    [93] （宋）錢可則修，鄭瑤、方仁榮纂：《景定嚴州續志》卷一《城關》，《宋元方志叢刊》第五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4354頁。
    [94] （宋）潜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卷十八《城郭》，《宋元方志叢刊》第四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537頁。
    [95] （宋）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卷十二《縣》，《宋元方志叢刊》第七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925頁。
    [96]《嘉泰會稽志》卷十二《縣》，第6932頁。
    11《嘉泰會稽志》卷十二《縣》，第6935頁。
    [98] 《嘉泰會稽志》卷十二《縣》，第6937頁。
    [99] 《嘉泰會稽志》卷十二《縣》，第6939頁。
    [100] 《嘉泰會稽志》卷十二《縣》，第6940頁。
    [101] （宋）姚勉撰：《雪坡集》卷二《庚申封事》，四庫全書本。
    [102] （宋）黃幹：《勉齋集》卷二十八《安慶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四庫全書本。
    [103] 《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咸通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8087頁。
    [104] 《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傳》。
    [105]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五《論州郡削弱之弊》，四部叢刊本。
    [106] 黃寬重：《宋代城郭的防禦設施及材料》，《大陸雜志》，第八十一卷第二期，第50頁。
    [107]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二《簡州見思堂記》，四部叢刊本。
    [108]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五《論州郡削弱之弊》，四部叢刊本。
    [109] （宋）呂陶：《淨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狀》，四庫全書本。
    [110] （宋）袁說友：《東塘集》卷十二《重閩廣奏狀》，四庫全書本。
    [111] （宋）李綱：《梁溪集》卷四十六《備邊禦敵八事》，四庫全書本。
    [112] （宋）宋敏求：《長安志》卷二十《同官縣》：“縣城周一里，無城郭”，《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02頁。
    [113]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十三《乞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今來觧、虢兩州城壁皆稱闊處只及四五尺”，四部叢刊本。
    [114] 《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傳》。
    [115]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五《論州郡削弱之弊》，四部叢刊本。
    [116] （宋）姚勉撰：《雪坡集》卷二《庚申封事》，四庫全書本。
    [117] （宋）黃幹：《勉齋集》卷二十八《安慶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四庫全書本。
    [118] （宋）劉敞：《公是集》卷五十一《先考益州府君行狀》，四庫全書本。
    [119] 《梁溪集》卷八十九《應詔條陳八事奏狀》，四庫全書本。
    
    [120]  鄧小南：《課績·資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側談》，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
    
    [121] 江天健：《宋代地方官廨的修建》，《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2000年，第445頁。
    
    [122] 同上，第469頁。
    
    [123] 李春棠：《坊墻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02頁。
    
    [124]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十三《與蔣丞相論淮甸築城別紙》，四庫全書本。
    
    [125] （宋）袁燮：《絜齋集》卷十三《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黃公行狀》，四庫全書本。
    
    [126]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二《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程公神道碑》，四庫全書本。
    
    [127] （宋）周麟之：《海陵集》卷四《封事》，四庫全書本。
    
    [128] （宋）胡寅：《斐然集》卷二十，四庫全書本。
    
    [129] 《梁溪集》卷九十三《乞沿淮漢修築城壘札子》，四庫全書本。
    [130] 《梁溪集》卷八十九《應詔條陳八事奏狀》，四庫全書本。
    [131] （宋）姚勉撰《雪坡集》卷二，四庫全書本。
    [132] 參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
    [133]《隋書》卷一《高祖本紀》。
    [134]《隋書》卷二《高祖本紀》。
    [135]《隋書》卷二《高祖本紀》。
    [136]《嘉定赤城志》卷五《公廨門》，《宋元方志叢刊》第七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322頁。
    [137]《嘉定赤城志》卷五《公廨門》，第7323頁。
    [138] （宋）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七，《宋元方志叢刊》第八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848頁。
    [139] （宋）范大成纂修：《吳郡志》卷六， 《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32頁。
    
    [140] 《新安志》卷一，《宋元方志叢刊》第八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611頁。
    
    [141] 李孝聰：《唐宋運河城市選址與城市形態研究》，《環境變遷研究》，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2頁。
    
    [142] 《永樂大典》卷七八九二《廨舍》，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641頁。
    
    [143] 《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44]（元）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卷七《廨舍》，《宋元方志叢刊》第五册，中華書局，1990年，第4462頁。 
    
    [145]（元）馬澤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八《公宇》，《宋元方志叢刊》第六册，中華書局，1990年，第6261頁。
    
    [146] 《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四》“（洪武）十四年……幷置各道按察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縣按察分司。”地方城市中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的衙署，爲省級兩司官員巡曆所至駐扎之所，參見何朝輝：《明代縣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4頁。
    
    [147] 地方城市中的察院爲巡按至縣駐扎之所，參見《明代縣政研究》，第24頁。
    
    [148] 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149] 地方城市中的都察院爲巡撫至縣駐扎之所，參見《明代縣政研究》，第24頁。
    [150] 《永樂大典》卷五三五四《公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459頁。
    [151] 《永樂大典》卷五三五四《公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460頁。
    [152] 《永樂大典》卷五三五四《公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459頁。
    [153] （嘉靖）《潮州府志》卷二《建置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87頁。
    [154]  （順治）《潮州府志》卷一，《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四十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339頁。
    [155] （民國）《台州府志》卷五十《建置略》，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792頁
    [156] （萬曆）《續修嚴州府志》卷三《公署》，《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59頁。
    [157] 《全唐文》卷八一九“新移撫州子城記”，中華書局，1983年，8625頁。
    [158] （宋）張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圖經》卷一《城池》，《宋元方志叢刊》第五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4878頁。
    [159] （宋）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卷一“子城”，《宋元方志叢刊》第七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724頁。
    
    [160]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451頁。
    
    [161] 郭湖生：《子城制度——中國城市史專題研究之一》，（京都）《東方學報》五十七册，1985年，第671頁。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時期的套城》，《齊魯學刊》，1987年第4期，第54頁。
    
    [162]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學生書局，1997年，第358頁。
    
    [163] 同上，第398頁。
    
    [164] 同上，第401頁。
    
    [165] 同上，第862頁。
    
    [166] 同上，第863頁。
    
    [167] 同上，第878頁。
    
    [168] 《魏書》卷五十八《楊津傳》。
    
    [169] 《晋書》卷一百二十六《禿髪傉檀傳》。
    [170] 《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171] 《周書》卷六《武帝紀》。
    [172] 《通鑒地理通釋》卷十三《晋宋齊梁陳形勢考·石城》，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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