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近代欧洲史的断裂与延续：论历史、历史学与史学史分期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14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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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 （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 张文涛/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如今已经有20年了，弥合东西欧历史学的裂隙至为重要。一些转折点曾对想象和记忆历史的方法产生了影响，但历史分期和历史学的分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历史语境塑造了历史学的方向。社会科学有足够多样的方法和提问来制造范式观念，其假定学术领域内的共识是不可操作的。历史学的重新定向与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批判有很大关联。199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此前大量缺乏的相对跨民族的内容已经引入了。大多数这类历史著作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只有最近才有历史学的全球方法。 关 键 词：近代欧洲史 史学史分期 西方文化批判 冷战结束如今已经有二十年了，弥合东西欧历史学的裂隙仍旧至为重要。苏联统治时期，所有东欧国家内，除教条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占据官方历史学说地位外，很多历史著作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常常体现出沙文主义的偏见。种族的考虑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考虑。因而当西方历史著作从以民族为中心转向以跨民族的道路为中心时，在许多共产主义统治的东欧地区，历史学依然相对脱离于西方史学的新方向。[1]不过所谓的东欧集团绝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波兰，早在二战前就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史学派，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接触密切，这个学派在1956年第一次政治松动期得到复兴，波兰的历史学家们对巴黎比对莫斯科更亲近。匈牙利某种程度也是如此，[2]他们与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建立了密切关系，罗马尼亚则要有限一些。即便在苏联内部，中世纪研究领域内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我是指阿隆•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1971年所写的经典著作《中世纪的文化类型》，[3]随后的1972年，他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论欧洲文化中个人主义兴起的文章。[4]他不仅仅吸收了西方讨论的成果，也对讨论做出了贡献。在民主德国(GDR)，20世纪80年代松动期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声音。[5]我对东欧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了解不多，希望在讨论中能得到批评和指正。某种意义上，所有东欧国家都有与共产主义断裂的一面，但也有连续性的一面。索非亚大学的伊凡•艾伦科夫(Ivan Elenkov)与丹妮娅•科列娃(Daniela Koleva)已经讨论过这个，重点是关于保加利亚，特别是保加利亚史在共产主义时期与结束之后的连续性。有两种类型的连续性，其一是民族主义，带有矛头直指其他民族的攻击性，这种思潮既早于共产主义，也比共产主义活得更长。与此同时，社会史与经济史传统，特别是在波兰，也早于共产主义出现，在共产主义之后仍然存在。保加利亚现在可以很方便地获得1989年以来的主要西方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对那儿的历史写作影响不大。这种孤立在希腊和土耳其也有，只是程度稍轻，他们与西方尤其是与法国学者有接触。[6]在东欧学者的参与和帮助下，我们应当讨论孤立已经克服到何种程度。当然即使西方比东方好些，但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那样，也不是以同一个论调说话。西方比东方更加致力于超越国界，建立国际联络，不过那儿也有着太多的历史著作仍旧着眼于民族。 回到历史分期问题上来，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不存在清晰的一刀切的分期，它们互相重叠。二战结束后，分析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但历史学老式的以叙述为主和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很活跃，特别是在西德，当然也不限于那儿。当社会科学模式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方法的攻击时，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决没有死亡。我们试图进行分期，即使这种做法只能是近似的。历史与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但不是直接的联系。必须要从历史研究与写作置身其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知识语境中来看这个问题。历史学的分期与历史分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合。这样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视作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未必是历史学的转折点；战争与其后果只是程度有限地影响了历史研究。战前受到训练的历史学家们统治了战后历史学职业很长一段时间。苏联是个例外，那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清洗。德国1914年前受到训练的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有严格的民族主义、反民主的立场，未因政治事件而动摇，直到一战结束甚至许多情况下是二战结束、直到60年代退休后，才被批判的新一代所取代。[7]即使共产主义失败之后，俄国和前苏联卫星国的那些历史家学们，他们多半保住了职位，略作调整后继续坚持老方向。只有东德在两德统一后才有广泛的人事流动。 我们如何划分这些历史阶段?一战、二战或苏联的失败是一个时期通往另一个时期的转折点么?从1789年到1914年以来漫长的19世纪，以及从1914年到1989年以来短暂的20世纪，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这些年份的每一个都标志着转折点，但又不是完全的断裂。只要我们记住这些阶段是相对的，我们就会同意存在着划分历史阶段的重要年份。下面我要提出一些对历史学产生影响的年代。我们很容易就1914-1918、1945、1989年以及我要做出些解释的1968年取得共识。这些转折点都曾对想象和记忆历史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然而历史分期和历史学的分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历史语境塑造了历史学的方向。历史条件对写作与想像历史产生了影响，历史写作也影响了历史话语。历史学家们对集体记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职业历史学自19世纪创立以来声称的理念是重建过去，用兰克的话说是“如实直书。”[8]这意味着在理论上排除了政治导向。然而很显然，不论是书写的或其他形式的历史叙述，自开始起就都不能与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相分离。没有价值中立的历史学。兰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坚持历史学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一方面抵制自由主义改革者，另一方面抵制他认为的那些反动派，尽管如此，他的政治立场是把后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现状看作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9]历史研究的职业化自一开始就到处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并通常得到国家心照不宣的资助，不仅仅在德国如此，而且正如埃菲•加兹(Effi Gazi)揭示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如此，包括巴尔干国家。[10]19世纪兰克传统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将彼此看作一方面要对历史客观性尽责，另一方面对德国的民族事业尽责，该项事业要求牺牲自由与民主理念以服务于本民族。法国的情况类似，儒勒•米什莱从浸淫档案中而创作并部分地编造出的历史，也是为了服务于该民族，不过是民主地植根于过去的历史。 当我质疑历史学家是否能做到客观时，我相信他是或应当是诚实的。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相信，我们不能直接了解过去，我们所拥有的过去的残余需要做出解释、也能作不同的解释。这导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如海登•怀特，提出历史是诗性想象的产物，历史与虚构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11]历史的核心是记忆。记忆与历史意识密切相连，记忆是什么不重要，要紧的是记住了什么。记忆不能用根本不存在的真实加以检测。这就导致了重要的困境。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就表述大屠杀的局限性对怀特提出了挑战，他是研究大屠杀最为深入全面的历史学家之一。[12]怀特立场的逻辑后果将与那些声称大屠杀是捏造的否认者们观点一致。怀特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他承认否定大屠杀是不道德的，也是智力上不可想象的。不过他得出结论说，超越纯粹的事实构建理性描述的叙述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大屠杀发生了，确定发生什么、如何发生、如何组织的描述是可能的。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是可能的，真诚就行。我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责任，是把历史从意识形态史的歪曲中解放出来，去揭开它们所服务的民族的或其它的迷思。 说过这些以后，让我们思考历史学的分期问题。在库恩(Kuhnian)意义上谈及塑造历史研究的范式是成问题的，情况经常如此，例如当说到兰克的或年鉴的范式时就是这样。自然科学中，科学团体内对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存在广泛共识。历史研究中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某种历史调查方法占主导地位时，就有分期，比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和在20世纪的部分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兰克模式，或者在20世纪下半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模式。不过二者都经常有变化，社会科学有足够多样的方法和提问来制造范式观念，其假定学术领域内的共识是不可操作的。 我们将寻求界定西方史学内、包括一定程度的非西方史学内的特定分期。我已经勾画出某种主导性历史研究方法的五个阶段，与此同时也知道大量历史思考和写作仍走着不同的道路。我已准备好接受挑战。 第一阶段，大约从1825年到1900年。这个阶段中兰克模式近似于成为范式。全世界从东欧到德国、法国、美国、印度和日本，这个模式是历史研究职业化过程的内在部分。[13]该模式有诸多方面。我们主要知道两种，即批判的哲学方法和历史研究的职业化。两者至今仍旧是大多数历史研究的中心。批判的哲学方法意味着历史必须建立在对初始资料的研究之上。重要的是历史学家不认为其他历史学家的话理所当然，而是根据他对初始资料的研究发现之上做出判断。这被当成尼布尔、兰克和德国历史学派的重大成就而受到尊敬，事实上该方法并不是全新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此前就采用过，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的历史学也有近似的方法，本杰明•艾尔曼称之为从哲学到文献学的转变。[14] 正是强调批判的方法，使得兰克传统下的历史学家们宣称，他们的历史写作方法是科学的，不仅仅是科学(geschitsschreibung)，而且是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不是寻找偶然性解释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依赖于系统性研究方法的科学。[15]这就在职业历史学家与业余者之间、学术性历史与文学性历史之间作出了明显区分。必须在其成形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理解这种新的职业信条。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兰克模式，反映了普鲁士大学前民主与前工业的处境。[16]该模式源于独裁国家，强调国家的中心角色，强调国际层面上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强调领导人特别是政治领袖的隐私。 这种对过去的重建，建筑在一种回溯时而非当时被称为历史主义的知识理论之上。它代表了与法国和英国实证主义相对抗的地位。实证主义不是学派，以实证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主要代表身处大学之外。他们中如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认为，历史学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一门科学，致力于确立人类社会由低级状态到高级状态的发展规律。[17]卡尔•马克思在许多方面与实证主义有着同样的基本假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更是如此，不过他们将之与激进政治日程联系到了一起。[18] 问题是兰克模式到底多么科学。虽然其支持者辩称他们将自己从形而上学的假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的方法实际上正依赖于这些假定。他们坚持认为沉浸于资料，将能揭示支配历史的“种种趋势”。兰克说这些趋势不能进行分析或简化成概念，只能直接面对历史学家。[19]对于兰克和后来的德罗伊森而言，这些趋势是天启的，肯定了他们的政治哲学，兰克是高度的保守主义，德罗伊森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混合物，二者一并进入了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因而他们声称的客观性折衷了形而上学的、实际是宗教的预设，他们的历史科学正建筑于其上。[20]19世纪晚期，兰克范式为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职业化的地区所接受，包括欧洲、俄罗斯、北美和日本。受过兰克式训练的年轻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莱斯(Ludwig Riess)受邀为新建的东京大学组建历史系。[21]历史研究的职业化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到处都在密切合作，一般都得到国家的支持。不过，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历史学家，如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他碰巧是兰克的学生，法国的儒勒•米什莱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他们走向了其他的多种方向，这需要不同的方法讨论。 第二阶段，约从1890-1900年到1945年。转到20世纪，兰克模式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抨击或起码得到实质性的修正。这反映了工业化的高度，也反映了政治中人口部分因素的出现。所谓的方法论(作为方法是有争议的)等同于卡尔•兰普雷希特研究德国史的新方法。[22]他认为历史学必须探索进入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成分。兰普雷希特在德国受到大多数大学历史学家的抨击，他们抓着兰克模式来合法化俾斯麦建立的半独裁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学老师和大众那里，兰普雷希特研究德国史的方法得到了肯定的回应。[23]德国之外，兰普雷希特提出的那些问题成为史学方法深入讨论的一部分，虽然大部分都跟他无关。新的史学潮流有两个要点不同于兰克模式。首先，他们看到，现代世界书写历史需要超越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寻求在历史写作中引入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成分。巴黎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1900年创立了刊物《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ese)，正如标题所暗示，其坚持历史学必须致力于广泛的综合，也为年鉴学派铺平了道路。 其次，他们要求社会科学的开放性，这也是兰克的检查传统所拒斥的。不过，不存在社会科学的模式。一些德国之外的历史学家与兰普雷希特走得同样远，期待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是可能的，但他们要求引入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在法国还有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概而言之，历史学应当对社会科学开放，同时要保持历史的视角。这是美国“新史学”的立场，[24]比利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的立场，[25]也是法国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的立场，他们于1929年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波兰1931年创办了类似名称的刊物，与年鉴派有密切交流。[26]虽说法国和波兰杂志采用了经济史这一术语，它们的定位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后者同一时间内也在法国的历史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不忽略经济因素，年鉴派没有把社会现象简化到经济基础，而是看到了不同因素的互相作用，包括重要的精神风貌。[27]不同于兰克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年鉴派不认为历史是一个正在当代西方实现的进步过程，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社会史的所有主要形式都有着西方的而非全球的定位。 第三阶段，约从1948年到1968年。这一阶段标志着社会科学战略的重新定位。老问题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在美国，历史学为了能声称是一门科学，必须仿效那些分析的社会科学，它们正渐次遵从自然科学的调查逻辑。[28]科学有两种类型，即一类是人文科学，其寻求理解意义和动机，需要特殊的诠释学(hermeneutical)方法，另一类是那些硬科学，代替这种观念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将历史学首先看作是分析的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工具，计算机的出现为这种定向提供了动力。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调查历史学发展趋势时写道：“寻求量化毫无疑问已成为历史学诸多新趋势中最强劲者，成为区别1970年的历史看法与20世纪30年代历史看法的首要因素。”[29]) 巴勒克拉夫是1979年写的这些话，大量社会史早已厌恶了对数据的沉迷。即便如此，计量方法仍在美国充当重要角色，在研究政治亦即选举行为、人口统计学、城市化和奴隶制过程中运用统计模型。[30]法国也有类似路数，即使年鉴学派称之为心态史学的研究，也是将大量遗嘱输入电脑，从17世纪与18世纪巴黎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来测算世俗化程度。[31]) 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尤其在美国，带有紧密效仿美国自二战结束后的强力政治经济地位的现代化观念。[32]现代化观念不是新东西。其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但当时并未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现代化理论认为只有更高程度的文明，即西方文明才是通往现代之路的领导者。所有其他文明和文化不但是低等的，而且最终必须走西方之路。许多19世纪的历史思潮，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持有这种看法。对于1945年后的历史社会学而言，特别是在胜利的美国，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制度相融合的社会，代表了所有其他社会必须要走的方向。所谓的第三世界若想在经济起飞中克服自身的落后，必须按照该方向前进。现代化理论也为冷战中对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现代化过去被看成一种科学而非一种意识形态。 第四阶段，约从1968年到1990年。1968年是学生抗议运动的高潮，是非洲裔美国人城市反抗的高潮，马丁•路德•金于同年被谋杀，也是世界上许多中心城市发生骚乱的高潮，如伯克利、巴黎、西柏林、东京、墨西哥城等，不要忘了还有布拉格之春。持不同政见者走得比人权问题和越南战争更远，总体上带有对现代社会的深深不满。对环境的关注出现了；环境破坏是与盲目追求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关的。最后女权运动首次形成，其将历史与西方文明看成是对女性全方位的压制。所有这些骚动怀着对美好世界的乌托邦式希望，在黯淡的失败和对旧制度的重新肯定中收场，尽管这种制度不再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与历史写作有何关系?关系很大。西方历史社会学与许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除了一些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E.P.汤普森外，[33]都相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相信历史作为统一的过程在西方到达了一个顶点(apex)。这些看法当时都受到了质疑。历史学的重新定向与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批判有很大关联。其既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涉及历史研究的内容。科学的观念与现代文化联系在一起。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所谓后现代哲学家，最著名的如海登•怀特、罗兰•巴特、[34]米歇尔•福柯、[35]雅克•德里达，[36]他们拒斥历史学是一项科学事业，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所有历史的修辞与虚构特性。客观性观念和真实的过去观念受到了驳斥。历史的内容也产生了变化。社会科学式历史学的失败，在于其不处理真正的人类，而处理抽象的结构和过程。在此意义上，劳伦斯•斯通，这位过去曾是《过去和现在》杂志早期关于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的主要非马克思主义分析者，1979年在该杂志发表了名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或许不太成熟地宣告了社会科学范式的终结。他说，社会科学式史学的核心是相信“对过去变化做出连贯的科学解释”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现在已经被广泛抛弃了。[37]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家们逐步转向人类存在的不同方面。但这也需要新的历史方法。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被知识界信任，这类的新文化史大多倾向于政治左翼，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应当对国内的不平等和在海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负责。 新史学要面对的核心不再是对国家作经济上的批评，而是各种形式的歧视。马克思式的概念，即把压迫看作政治经济垄断的结果，如今已被福柯式的概念取代，其用更宽泛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术语来看待压迫。许多这类历史学抵制学术客观性观念，将自身看成是反对剥削斗争中的积极力量，在涉及女性问题上尤其如此。妇女史的主要理论家和倡导者之一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写道，妇女史追求纯洁的政治使命，即结束女性的“无名、无权和屈从”状态，创造出一种女性的历史(her-story)，女性是其中活跃的主体。[38] 这类反应的一部分是所谓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39]二者都抵制历史真相的观念，认为所有历史叙述都是被文化地或语言地决定的，与真正的过去无关，真正的过去在历史学家构建之前并不存在。语言并不反映它所创造的外部实在。既然没有过去赖以重建的阿基米德点(Archimedean point)，就存在对过去的多种解释，任何一种都不能被证实或证伪。印度的一些后殖民思想家认为这种语境中的西方科学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和白种人的种族主义。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强调这种科学和由此促成的世俗态度的破坏性，认为它应当为20世纪的恐怖负责，并号召回归记住过去的老式神秘方式。[40] 即便如此，实践中的历史学家很少受到抛弃批判方法号召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们，最初是法国人，后来主要是美国人，大多是文学理论家，他们舒适地拥有学术地位，大部分并不写作历史。一个重要进展是强调把记忆当成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把记住了什么而非本质是什么看成创建集体身份过程中的重要元素。[41]后现代和后殖民争论对于历史学而言，积极的一面是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大拓宽历史写作的范围。大量历史著作厌恶象以前那样处理过去，而是追问历史是如何被记住的，不仅质询记住了什么，而且质询忘记了什么、压制了什么。[42])所有这些对于理解集体身份都有巨大的重要性。新的论题已经远离旧的对狭义政治的专注，远离社会科学对非个人的结构和过程的关切。人类存在的诸多方面已经得到探索，如情绪和心理状态、所谓的被压迫阶级、顶部的与边缘化的人们，以及女性和性、两性之间的关系等。 然而在争论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地区的贫困问题时，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知识运动已经不再受到信任，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就如此。现代化论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采纳西方文化是所谓的第三世界脱离落后的关键，受过马克思主义启迪的理论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43]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44]则试图揭示西方的资本主义应当为这些经济体的停滞负责，而埃里克•沃尔夫说，非西方文化的自治应当得到尊重。[45] 第五阶段，从1990年至今。苏联的解体显然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但也是历史学的转折点么?既是也不是。历史与历史学都有此前所发生事物的延续。新的环境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移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障碍。这些在冷战结束前就已经开始了。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加剧了世界范围内文化领域的同质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知识和政治对抗力量。历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论题和新方法、对文化和性的重视，继续以更为强劲的全球视野塑造着历史写作。这时出现了两种评价新环境的重要尝试。第一种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46]，这是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迟到的表述，该书自信地预言整个世界将最终追随美国的现代之路，将不会再有战争；另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47]其以文明冲突的眼光而非经济眼光看待未来，预言西方文明和主要的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世界之间将有无尽的冲突。今天几乎有20年时间过去了，两种预言说出了些正确的东西，如一方面是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全球资本，另一方面是对该问题的文化抵制，但二者都不能充分描述今天我们站在哪里。很显然，金融资本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渗透是无可争议的，到处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同时它也遭遇了限制和抵抗。因此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是有区别的。现代化理论通常不考虑这些冲突，假定社会文化的各方面都能顺利地采纳当代西方标准；全球化理论需要考虑其实际带来的抵抗和差异，文化因素也要被考虑在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主义对于理解当代世界有重要意义，但也有其盲点。后现代史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从政治语境中解放文化，以及摒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与现代化理论相比，它以冲突为标志看待社会。历史学新趋势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极大地强调跨文化的场景，西方不再位于场景的中心，而是时常因试图支配其他文化而受到批判。性别与奴隶制成了经常性的主题。这一切都是可贵的，但常忽略了人们之间的关系要考虑发生于其中的制度、政治、和经济语境，如许多后现代史学所理解的那样。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大量当代史学仍然落后于已经发生的重要变化。存在着一种更多依赖分析社会科学的需求，社会科学作为全球化研究的辅助手段，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方法上，都超越了它们过去的那个阶段。 现在扼要说说要求我评论的史学史。没有什么可说的。199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此前大量缺乏的相对跨民族的内容已经引入了。大多数这类历史著作仍旧是以西方中心的，只有最近才有历史学的全球方法。[48] 最后我要做一下自我批评：我把历史学严格界定于历史写作，但大量历史已经通过其他媒介呈现出来了，我这里未加考虑。 注 释： [1] Ivan Elenkov and Daniela Koleva, “Historiography in Bulgaria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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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Iggers,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for Ranke see also above, n. 9, for Droysen also Robert Southard, Droysen and the Prussian School of History(Lexington, KY, 1995). [21] Margaret Mehl, History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i(New York, 1998). [22] 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6-1915(Arlantic Highlands, 1993). [23] Peter Schumann,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tage von 1893 bis 1937, Univ. Marburg dissertation, 1974. [24] Ernst Breisach, American Progressive History: An Experiment in Modernization(Chicago, 1993). [25] Bruce Lyon, Henri Pirenne: 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Ghent, 1974). [26] Rosznike Dziejow Spolecznych(Annal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27]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Cambridge, 1990). [28] E. g. Carl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 1965). [29]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htory(New York, 1979), 89. [30] On slavery in a quantitative mode, see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em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Boston, 1974). [31] Michel Vovelle，Piete baroque et dechristianisation(Paris，1973)；Pierre Chaunu et al.，eds.La Mort a Paris(Paris，1978).虽然与兰克学派及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同，年鉴学派不认为当代西方历史是一个通向完成状态的进步过程，然而这一时期社会史的所有主要形式依然都是西方式的，而非全球的。 [32] Walter W.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Marxist Manifesto(Cambridge, 1960). [33] 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York，1963).本书的中心不再着眼于对国家进行经济批评，而是新史学要面对的更广阔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压迫是政治与经济统治的结果，这一看法如今已经被福柯式的概念所取代，即以更广泛的文化和人际关系话语看待压迫。许多这类历史学抛弃了学术客观性观念，把史学自身看作是反抗剥削斗争的积极力量，妇女史中尤其如此。正如妇女史的主要理论家和倡导者之一的琼•斯科特所写，妇女史追求纯洁的政治使命，即结束女性的“无名、无权和屈从”状态，创造出一种女性的历史(her-story)，女性是其中活跃的主体。 [34] 罗兰•巴特，法国哲学家。 [35] Foucault, The Essential Foucault(New York, 2003). [36] Derrida, On Grammatology(Baltimore, 1976). [37]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85(November 1979), 3-24. [38] Scott, “Women's History”. in Peter Burke,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Cambridge, 1991), 45. [39] Victoria E. Burnell and Lynn Hunt, eds. ,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 1999)1; Gabrielle M. Spiegel, ed. ,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New York, 2005). [40] Ashis Nandy, “History's Forgotten Doubles,” History and Theory, 34: 2(1995), 44-46. [41] See Pierre Nora, ed. , Les Lieux de memoire(Paris, 1986-1993); English: Rethinking France(Chicago, 2001). See also the journal History and Memory. [42] Paul Ricoeur, “Memory-Forgetting-History” in Jorn Rusen,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New York, 2006), 91-19. [43]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三卷。(Minneapolis, 1974-1989). [44]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1967). [45]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Berkeley, 1984). [46]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Summer 1989), 3-18; idem. ,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 1992); also see his “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History Five Years Later,” History and Theory, 34: 2(1995), 27-43. [47]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New York, 1996). [48] 最近有关全球史学史方法的讨论有：Markus Volkel，Geschichtsschreibung：Eine Einfuhrung in globaler Perspektive(Koln，2006)；Georg G.Iggels，Q.Edward Wang，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Harlow，England，2008)；Daniel Woolf，“Historiography”in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Farmington Hill，MI，2005)，vol.I，xxxv-lxxxviii，这是扩充版，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发行；沃尔夫也是于2010年完成的五卷本的“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一书的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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