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南海行程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49 《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 吴琪，刘玄 参加讨论
如果把南中国海的这片水域作为历史舞台，在横亘古代中国的时间段内，中国底层的渔民生活、海商的贸易往来、僧侣宗教交流、展示国家力量的天文测量或舰队出航，甚至于海盗这个隐秘社会的起伏，都构成了描述古代南中国海的一个角度。它们也成为中国证明自己首先发现、经营开发南海诸岛并且连续行驶管辖权的历史证据。 被大历史掩埋的渔民阶层中国对南海的首先发现，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对南海诸岛就有“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的记载。三国时期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记录了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其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我国早期史料中，“涨海”一词并不少见，它成为我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其中所言“崎头”则是古人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三国东吴将领康泰所著《扶南传》不仅提到了南沙群岛，而且对其形态描述道：“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古，珊瑚生其上也。” 伴随着对南海的发现，我国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时期。当时的船只从我国最南的日南边塞，或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出发，经越南南圻、遏罗及缅甸，到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返航时从印度东海岸横越印度洋到苏门答腊岛，再横越南中国海到日南象林。我国南海疆域内的西沙、南沙群岛正处于这条航线的要冲，经过长期的不断航行，我国人民最先发现并认识了这些岛礁。 不过最早并且持续活动在南海的渔民们，往往在历史的记载之外，虽然他们是中国最早发现并且经营利用南海最长久的见证人。今年78岁的厦门大学研究者吴凤斌告诉本刊，上世纪70年代他和同事们从海南岛渔民那里田野调查看到的《更路簿》手稿以及渔民口传身授的远航经验，能够至少追溯到当地渔民在宋元时代的活动。 《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是海南民间以文字或口头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 我国渔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南沙群岛各岛群路程的远近与方向，各处水道和礁石的深浅，各岛礁地形的特点，以及航行与季风、海流和飞鸟等的关系，这些宝贵的经验集中记载在海南岛渔民世代相传的《更路簿》中。它们有两类：一类是以手抄本形式传下来的，俗称《南海更路簿》；一类是口头传承下来，俗称“更路传”。随着渔民对西沙、南沙群岛开发利用不断深入，《更路簿》的内容也一代代修改充实，留下了不同的版本。 吴凤斌调查得知，渔民出海生产全凭罗盘针指航向。帆船不像现在机帆船那样直线开行，而是走之字形。特别是南海盛行东北季候风，帆船行驶就需偏东或偏北来抵消风力的影响。这样，凡南北向航行，均偏向东北和东南，凡东西向航行，均偏向东北和西北。二地往返针位和更数不能尽同。 航行方向和更路全凭有经验老渔民用脑记住。老渔民观察航向，夜晚看星斗，白天看海洋。要测量海水深浅，以庹计算，两手张开的长度为一庹，约5市尺。还要测验海流正常与否，方法是用炉灰捏成饭团一样，抛入水中，若炉灰团只溶化一点点就沉下去，表明海流正常，若其很快溶化或被冲走，则海流不正常，这时就要从中窥测海流方向，及时掌握航向。 据文昌县铺前港老渔民蒙全洲说，海南渔民的《更路薄》是明代三宝公郑和下西洋时（1406～1433）传下来的。有学者研究指出，郑和极有可能以长期在南海捕捞的老渔民为向导，由此推测《更路簿》至少在郑和时已形成。而从其产生到形成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民间在宋元时代就有《更路簿》的可能性很大。 与这种推测相吻合的，是海南岛渔民流行着“一百零八个兄弟公”的传说：在宋元时，海南岛有108个渔民兄弟到西、南沙群岛捕捞，36个渔民遭风暴遇难，72个渔民在一次海作业中死亡，以后渔民就在西、南沙各岛上立庙祭祀。吴凤斌认为，这里36、72和108的数字应是中国人习惯用以表示多数的形容词，但是它说明了渔民很早就依靠这片海域生活，而且开发和经营这些群岛的过程相当艰辛。《更路簿》是以不知多少葬身鱼腹的渔民祖先的血汗换来的。 传统渔民的航海方式在这些年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到南沙群岛捕鱼的以海南文昌、琼海两县的渔民为多，上世纪70年代吴凤斌调查时，仍能收集到始自清朝嘉庆年间从铺前港出海的具体渔民的名字。每年立冬或冬至时节，海南渔民就趁东北季风扬帆南下，至翌年清明或端阳节前后，再趁西南季风返航。一般先到西沙群岛干豆、七连和猫兴稍留补给柴、水，再从二匡、三匡、白峙仔和半路起航赴南沙双峙和黄山马。 在南沙由于范围广阔、多分路活动，久之渔民们逐渐形成了东线、西线、南线三条航线。比如东线的地名有红草峙、罗孔、雹藤、鱼鳞……裤裆、铜锅和石龙等，最东作业地方可看到菲律宾巴拉望山脉。渔民给岛礁起名非常形象，如环礁形如筐，所以把环礁称为“匡”；小沙洲就是远看一条线，近看一片沙，把暗沙称为“沙排”或“线排”。这些线路只是渔民常走的主要线路，还有分支线路，通往周围各岛礁。 渔民的个人印记但是渔民们个人化的故事，很难在传统的历史叙述里留下身影。渔民们基本不在接受陆地学校教育的体系之内，缺乏记载自身的方式。美国学者穆戴安提到，与陆上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船民基本以小家庭为单位长年在船上生活，没有大的血缘组织，旁系亲属十分有限，血缘的延续扩张就显得很困难。这样带给史料研究者的困难是，船民对他们一代或两代以上的祖先，很少留下文字记录。除了几处坟地以外，他们也没有集体所属的祠堂或祖产。 然而黄学校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船主的故事，颇有些戏剧性。它“闯”进了吴凤斌的研究视野，使我们得以一窥以南海为生的个体经历。黄学校原是海南琼海的一个普通渔民，1900年前后到南沙群岛捕鱼。直到70年后吴凤斌去海岛做考察时，当地人仍然津津乐道于黄学校发家的故事。 黄学校最初跟老渔民一样，从深海捕到海产品后取肉晒干，把捕获所得海参、鱼翅、蚝干、螺干运到新加坡九八行（即经纪行）黄卓如处去卖。南沙的海参很大，一条有一二十斤重，一条白尼参腹部晒干后有一斤多重（15斤才能晒成1斤）。名贵海参远销北京和南洋各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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