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中国统一运动”研究——以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资料为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05 《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 刘玉山 参加讨论
摘要：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留美学生在北美大地发起了保钓运动，由于台湾当局不支持，保钓运动逐渐转化为中国统一运动。除了上述原因，台湾学生来美所接触到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回国参访人士的宣传、大陆文革的影响等也是促成转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统一运动的开展形式和具体内容因不同地区和传统等原因呈现不同特点，但不外乎举办读书会、讨论会、放映祖国优秀电影、话剧演出、服务侨社等。目前中国统一运动在学界还鲜为人知，随着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得这一段历史得以还原，本文就是依托该中心资料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的论述。 关键词：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中国统一运动；研究 保钓运动的研究在学界有一些研究成果，①但对于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后续和发展——中国统一运动的研究成果却很鲜见。李水旺的《关于海外“统运”的历史评价》是为数不多的专门论述海外中国统一运动的文章，该文认为1970年代海外“统运”既是留学生、学人政治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同时又标示着民族主义的爱国统一思想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并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拙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统一运动的几个问题再探讨》简要论述了保钓左派通过出版刊物、成立读书会、放映祖国优秀电影等活动为中国统一运动做出了努力，这篇文章只是对中国统一运动的初步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已经能够对中国统一运动发起的原因、概况、特点和影响等做进一步的拓展，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论述。 一、保钓运动概况 1961年，东海大学地质学家新野弘和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埃默里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浅海部沉积层》的论文，指出在东中国海海底有可能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1967年6月，埃默里与新野弘又发表了论文《东中国海及朝鲜海峡海底地质层及石油展望》，美国马上根据此论文，于1967年到1968年进行了秘密的调查。美国政府将此项调查交给美国第七舰队所属的调查船进行。1968年6月，美国作为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委托方，进行航空磁气的探查。确认的结果是，中国的黄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大陆架，可能埋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于1969年发表《埃默里报告》(Emery Report)，这份报告指出钓鱼岛列屿周边海底可能是世界最丰富的产油区之一，这份报告引起了日本对钓鱼岛列屿的野心，因此，日本政府想通过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将其据为己有，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于是意图与美国私相授受。当时美、日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及即将到期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进行谈判时，称中国的钓鱼岛列屿是“南西诸岛”的一部分，将随冲绳一并归还日本，这引起了台湾同胞和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 他们认为自己不是“颓废自私的一代”，应该为保卫钓鱼岛列屿做些事情，正巧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林孝信，为了办一份科普刊物《科学月刊》，在全美几十个高校建立了联络点，在通讯不发达的当时，这个联络网迅速将各地中国留学生串联起来，感情向心力也聚拢起来。各地高校迅速建立了保钓会，组织了“一·二九”、“一·三〇”以及“四·一〇”大游行。在此期间保钓人士还创作了保钓歌曲、编印保钓刊物、举行话剧演出、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信和在报刊上登“保卫钓鱼台”的广告，他们向世人宣示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揭露了美、日将中国领土私相授受的阴谋，抗议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要求美国将钓鱼台列屿归还中国。我国台湾地区留美学生用自己的激情和热血，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在北美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赞歌，保钓运动引起当时各界的关注，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72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只是说将钓鱼台列屿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主权待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这是保钓运动取得的最大实绩。 保钓运动期间，台湾地区当局不但不支持，还迫害打压运动学生，台湾地区留美学生开始反思在台所受的教育及在美所受到的迫害，他们认识到钓鱼岛列屿只有等到两岸统一才是收回之时，于是将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保钓运动转化为中国统一运动，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升华，后者属于前者大的范畴。 二、由保钓运动迈向“中国统一运动”的原因解析 (一)台湾当局对在美台湾留学生的“疏导”及同学们的反思 当时，由于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即将不保，必须依赖日、美的支持，因此台湾当局基本的态度是不开罪日、美。于是派“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姚舜处长和“中央”第三组曾广顺副主任到美国进行“疏导”。姚舜1971年2月14日第一站在旧金山，到会同学有60多人，柏克莱行动委员会提出九个有关钓鱼岛的问题，姚支吾其辞，无法答复。2月17日在芝加哥，有30余同学到会，关于钓鱼岛诸问题仍然沿用旧金山时都引用《“中央”日报》的材料向同学疏导。以后2月22日第三站在马里兰大学，2月26日在特拉华大学，2月28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对保钓同学进行所谓的“疏导”，无非重申“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重于钓鱼岛的问题”之类。这引起了保钓同学们极大的愤慨，一方面由于姚舜对钓鱼台列屿的知识储备和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不敢开罪日、美的软弱本质又让姚舜首鼠两端，以致经常在回答同学问题时“卡壳”，甚至闹出常识笑话，引起同学们哄笑，场面极其尴尬。在保钓同学编印的刊物中一般都用《姚舜疏导记》来记录这几次对话，还有用《前太极拳记》、《后太极拳记》来说明对话场面的。除了姚舜外，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馆”主管经济及中美合作开采油矿事宜的官员王朋又再次在广大爱国学生面前“出丑”，更加增添了同学们的愤怒，这次同学们在刊物中名之以《呕血记》。 1971年3月8日，美国五百华裔学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台湾当局保卫钓鱼岛列屿。3月12日，全美50多个保钓行动委员会，集合了三千多人签署，共同发表致“蒋总统”公开信，要求台湾当局公开答复信中所提的十点决议，结果五百学人的回复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答，除了说“寸土片石亦必据理力争，依国际法全力交涉”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语外，别无他论。用林盛中的话说“国民党当局表现的太软弱无能，竟然不敢向美国、日本提抗议，令人非常失望，因而驱使参加保钓运动的一部分人向社会主义新中国认同”。② (二)台湾学生来美留学后所接触到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 台湾地区自1949年5月20日发布戒严令，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封锁大陆的消息，严禁一切的违禁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由于在台湾地区受到的是国民党政府“戒严体制”与“白色恐怖”的束缚，如果对政治有兴趣，只有加入国民党，如果有认为“左倾”的言论或者参加读书会，很可能被开除学籍或送去火烧岛。③ 广大台湾留学生从管制言论自由、限制集会结社的政治环境来到相对自由开放的美国，亲眼目睹美国学生对社会与政治的热情参与，所受的教育、吸收的知识、获得的资讯，也更加多元化。他们开始认识到在台湾所受的教育是片面和断裂的。同时，人的本性有个特点，就是你越压制的东西，大家就越感兴趣。1930年代左翼的作品和马列著作在戒严体制下的台湾地区是不可能接触的，来到美国后就没有这个压制，环境一下子就活络开来，所以留美学生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吴国祯来美后勤读那些在台湾地区从来没有读过的书籍，从1930年代的左翼作品到经典的马列著作，当然也包括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等等，这些在台湾都是犯死罪的，但他们仍然有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胸襟。④ 可以说，台湾地区留学生来美后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身心都不受到束缚，很自然地会去多思考、多阅读一些当时在台湾遭禁止的书籍，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了解中，保钓同学们发现解决钓鱼岛列屿问题指望台湾当局是不现实的，加上大陆文革所描绘的理想蓝图以及祖国这么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都让他们感到社会主义新中国能解决钓鱼岛问题，而这就必须依赖于两岸的统一，一个拳头的力量才大。 (三)组团回国参观访问的影响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即将赴中国访问，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此时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美国通过议案，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游，于是各地区的保钓负责人开始筹划来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东部地区高校去的是李我焱和王正方，中西部去的是陈治利、陈恒次和王春生，他们组成了保钓五人团，被称为“保钓零团”。此后，保钓一团和“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也几乎同时回国参观访问，他们都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这些参访人员回到美国后在各种场合现身说法时自然会将自己的乡情以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饱含深情地对听众诉说，对听众尤其是在美台、港留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学人回美后热情讴歌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他们沿途的所见所闻现身说法，看到祖国的无限美好景色，这又的确感染到了在美的台湾留学生或者华人华侨，这批人中的确很多人逐步了解和认同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又以参加了保钓运动的台湾留学生为多。周本初回忆说，杨振宁回美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演讲，在场同学赶紧记下来然后印成很多小册子向美加各校分发，这样大家都知道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社会，消除了男女差别、脑体劳动差别和城乡差别，很多留学生对祖国大陆由衷地产生敬仰，于是各地兴起读书会、学习社会主义的热潮。⑤夏沛然也认为，一些知名的学者来中国访问，如杨振宁、何炳棣回到美国后到各地报告，他们关于大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各方面有十分正面的评价，对留学生产生的影响尤其巨大。⑥ 这部分人很多又参加了保钓运动的下一阶段——中国统一运动。在他们毕业后很多人申请回国服务，彻底融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熔炉中，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贡献才智。 (四)大陆“文革”对台湾留学生的影响 当时中国大陆的“文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面对欧美资本主义日益暴露出来的弊端，“文革”在实际的社会改造和理论基础上，呈现出一套完整的运动理论及行动体系，因而普遍影响了各国的学生运动，影响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思维和语言。“五四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连上刚进口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就真有雷霆万钧、无坚不克的气势了”。⑦“‘造反有理’的口号，反权威、反官僚、反体制的呼声，不但激荡人心，在欧美青年眼中，似乎也昭示一条在美苏建制之外的社会发展新路径”。⑧以至于1960年代中后期“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都是畅销书，正是1960年代席卷世界的左翼思潮对留美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胡卜凯形容自己所在的天普大学有如陷入国际共产主义的阵营中，既紧张又好奇。⑨ 难怪有学者说，中国大陆的“文革”作为全球1960年代青年造反运动的一环，是当时台湾留学生左转的一大因素。若没有这一因素，恐怕保钓运动会有不同的面貌，不会是那般的波澜壮阔。⑩ 三、中国统一运动中各个地区的具体开展形式和内容 统运开始后，支持统运的高校保钓会因为不同的特点，在开展的形式和方法上稍有差异，但大多数保钓会都有相应更名，诸如某某大学“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或者分会都改为某某大学国事研究会，如费城国事研究会、底特律国事研究会、爱荷华大学国是研究会等，也有少数没有改名，但实际行动已全面转入统运。统运的具体开展形式有举办读书会、讨论会、放映祖国优秀电影、话剧演出、服务侨社等，其中读书会和讨论会是统运参与者自身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方式，后面的形式是在自我学习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做法。由于统运发生在美国，远离祖国，这些也是他们能够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所能够做到的力所能及的实事。上述统运开展形式在美国各个地区由于传统、兴趣点、便利条件等原因会主要开展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形式，为了论述更清楚，本文按照美中西南、美东和美西地区来对统运在美国的开展情况展开论述。 (一)美中西南地区 美中西南部读书会办得有声有色，更是在不同统运单位的相互接触中形成了《工作通讯》联络网和中西南部电影播放网。这两大载体的形成有效地避免了区域内因高校和单位众多而各自为战，实现了区域内资源与经验的整合，增进了区域内组织的联络和感情。美中西南地区堪称中国统一运动的模范地区，中国留学生在开展统运的组织形式上走出了一条联系紧密、资源经验共享的方式，是中西南部开展统运工作比较有特点的地方，也是区别于美东、美西地区的特色。 1. 成立读书会 台湾作家郑鸿生认为，在接受左翼启蒙的过程中，都是以读书会的形式开始。这是社会主义左翼的一个特点，它对理论的要求甚高，要求接受者必须理解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极为强调它的科学性，而不是一种一目了然的宗教顿悟或道德准则。因此几乎全世界各地萌芽的左派小团体，都会以读书会开始。(11)读书会是开展中国统一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可以在思想上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而对社会主义祖国增进了解，产生认同感。 路易斯安那保钓会每月第二个星期五在路大活动中心举行“毛著作研究”。(12)麦(迪逊)城学习小组为服务同学，租了一间房子，定名“中国书报社”，于1973年1月22日正式开放，有图书、杂志百余册。(13)书报社成员还在1973年6月在一起进行了野餐，加强了解认识。(14) 伊(利诺)大国是研讨会组织了甲、乙两组读书会，甲组每星期聚会一次，将《毛泽东选集》和社会主义相关文章以读书报告的形式在会上交换心得；乙组读书会每两星期聚会一次，选读一些较具体与实际的文章，并带着问题去读。(15)该社于1972年还在Ilinois Union 268室申请了一个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收集了一些由热心的中国同学捐赠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新中国实况、台湾问题研究和有关海外华人生活的书籍，另外也订了一些报刊杂志如台北《中央日报》、《新晚报》、《大学杂志》、《七十年代》、《明报》、《人民画报》等。(16) 底特律国是研究会1972年初在韦恩大学设立的阅览室，书籍从最初的100多本增加到1973年初的300多本，搬迁两次家。最令人欣慰的是“阅览室刚成立时，除了研讨会的朋友外，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现在有许多刚从台湾来的同学以及在底城附近做事的朋友也来借阅书刊”。(17)其中阅读量比较多的如《七十年代》、《人民画报》及鲁迅作品等，还有朋友每隔一两星期专程到阅览室去看航空版的《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对于底城的这个阅览室，一位署名叫“老侨”的还在《密西根月报》上写了《寄望底城的中国文化教室》，给予赞扬，认为办的不落俗套，很有特色，并表示非常期待。(18) 密西根大学国事学习社1971年11月开始，到1972年2月共研习了七次，时间是每个周六晚上七点半，主要是《毛泽东选集》的内容，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台湾问题等。(19) 安娜堡国事学习社的读书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成员的学习层次不同，1974年初，经过讨论决定分为两个层次来学习：第一层次的学习是为了照顾到一些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但对国是有兴趣的同学，每月举行一次专题讨论，题目除第一次外都是每回讨论会结束前由大家决定，已进行了两次“批孔”的讨论会。这样做的效果是降低了难度，不致被一大堆陌生的马列术语难倒而减少学习兴趣，又能吸收新面孔加入，效果很不错。第二层次的学习主要是加强学习社成员在马列理论基础上的学习，依各人不同的兴趣分成四组选定经典著作及有关读物学习，学期末各组再聚在一起做个学习心得报告。这一层次的学习效果也不错，学习情绪很不错，因为人数少，又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读物，学习起来似乎比以往更有劲。(20) 读书会的举办加深了大家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识，而且通过集体学习的形式也可以集中智慧解决中国统一运动开展工作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在统运工作中几乎每个统运单位都有读书会，只是规模的大小而已。 2.《工作通讯》联络网 1972年12月23—24日，美中西南部的台湾留学生，在伊利诺大学举行了工作会议，有31个学校或单位的126人参加，在会议中大家决定发行《工作通讯》，其目的是“促进各地间的联系，增加彼此了解，并交换各地对(统一)运动方向经验的总结以及资料、学习和活动经验的交换，以免财力、精力浪费及重复”。(21) 参加《工作通讯》的高校或单位前后共计28家，(22)联络网的形成，对于网络内的各个统运组织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比如对统运方向的问题。安娜堡国事学习社就是利用这个平台，表达对统运的看法：“除影响他人之外，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也是重要的。”(23)因此该学习社在中国同学中展开了各项服务工作包括理发、搬家、供应车辆送同学买菜、普通话教学、每周五茶座以及为同学代购中国食品，杂货和罐头，“借此建立学习社同学们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24) 俄亥俄州保钓会主办的《俄州通讯》则提出统运应以“反蒋”为重心，而不必强调“统一”的旗号，立刻遭到了印州大保钓会的批评，该会认为：中国统一是大家心目中最终的目的，又是光明正大的，蒋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要注重的是蒋垮台后的问题，台湾同胞是否会对回归祖国有意见呢?(25)《俄州通讯》则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们用这个句子其重点在希望所有关心台湾人民前途的海外留学生，都能在反蒋的旗帜下谋求得一个共同点，以此起步，进一步讨论，以求彼此的了解或合作。”(26) 堪(萨斯)大保钓会在第四次中西南部工作会议中的发言，最后登载在通讯上，其对运动前景的看法言辞恳切，至今读来都觉得感彻肺腑，言之有据。该社认为钓运发展到今天的统运，往往说得多，做得少，现在到了该讨论运动是否有必要继续下去的时候了，因为决议了很多事情，回去后大家都在敷衍。比如该社编辑《新中国》，实则未尽全力，但各地保钓会的反馈意见却说办得不错。统运是个长远的事情，也是个艰苦的工作，一定要让人看到运动的希望在哪里，这样才能进一步吸收新人，有时候保钓会动辄十几页稿子，但扪心自问是真正地一项一项自我检讨了吗?统运必须进行下去，要想有生命力，必须先解决自己的“内部矛盾”，然后全心全意地走专业化道路，尽最大可能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另一个高度层面推动统运发展。(27)这次堪大保钓会的“革命专业化”道路的提议，迅速在各地研究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此该社还专门在《工作通讯》第15期做了解释，题目就叫《把运动推向“专业化”道路的解释》，通俗易懂地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革命专业化”的想法，基本上是要求自己在态度上、心理上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以往做事往往是茶余饭后有空间有时间之后前来客串一下，今后希望做任何事情都是抱着“革命”、“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做，有些同志常犯“红”而不专的毛病，不仅“红”的不彻底且不专。对于领导统运的同志希望在组织上专起来，以学业为重的同志希望能坚持又“红”又“专”，做教授是为了革命，服务华埠也是为了革命。(28) 针对有了《工作通讯》联络网还要不要再召开地区性工作会议的问题，各单位也展开了有益的讨论。麦(迪逊)城学习小组认为《工作通讯》联络网固然重要，但工作会议也很重要，不能因有了联络网就不召开中西南部的工作会议。“只有通过会议才能达到直接的效果，从讨论中来提高彼此的政治水平，互相切磋琢磨中寻求共同的工作方向和目标。”(29)安娜堡国事学习社则认为每两三个月的工作会议没有必要，有些过分劳民伤财，联络网完全可以做到及时的沟通，何况两三个月内各个单位的工作目标不致有大的变化。(30)应该说两者是不矛盾的，《工作通讯》有它的优点，可以将本地区各单位近期的统运活动和遇到的困难做一陈述，对各个单位间经验的传递与学习是有好处的，但《通讯》毕竟只是一个交流平台，开会则不仅是面对面沟通，有些事情和话都容易当面说清楚，更何况对参加者个人也是个知识与见识的积累。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72年底的伊利诺大学中西部会议后，明尼苏达州保钓会同学“开会回来后，工作情绪提高了不少，并且在会上看见不少同志理论水平相当高，回来后也决定将读书会再整顿，开始认真学习”。(31)印(第安纳)大现代中国研究社胡文声也力挺工作会议，他本人对1972年底的伊利诺工作会议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认为当时大家“斗左”、“斗红”、“斗进步”，应该通过《工作通讯》给大家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仅仅关注个人代表的单位。(32)芝加哥华埠青年中心则认为工作会议可以加强各地联系，能使得统运向更有组织性的方向发展，并且提出个折中建议，参加人多则劳民伤财，一个单位一两人即可。(33)针对这一问题，在《工作通讯》平台也进行了投票，两票赞成定期开工作会议，10票反对，1票弃权。(34)最终这一问题在1973年堪萨斯大学第三次中西南部工作会议作出如下决议：《工作通讯》基本上应与“工作会议”相辅相成，成员应以中西南部为主，暂不宜扩张。(35) 3. 中西南部电影播放网 放映反映祖国建设成就的优秀电影是统运参与者进行中国统一运动一个非常好的形式。首先，他们通过读书会、讨论会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放映电影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实践形式。其次，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留学生身在异域，如何让他们尽快认识社会主义祖国，进而产生制度认同，放映电影无疑是一个寓教于乐，让留学生了解祖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其中奥克拉荷马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会坚持放电影至少有八年之久。1978年1月该研究会所写的《我们为什么要经常放演关于中国大陆的电影?》一文对于几年来该研究会放映祖国电影做了回顾和总结。该文认为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放映祖国电影可以使得异域学子及时了解祖国的动向，当然这些影片也包括一些优秀的台湾影片。同时在20世纪后半叶，要想了解一个社会发展历程，这比学理工科要难得多，必须有持续的了解与分析过程，而电影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便利。(36)在放电影的过程中，各地统运组织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电影网”，最高的时候有28家单位联合，具体是甲地先播放，然后再将胶片寄给乙地，乙地再寄给丙地，如此续接，实现了资源共享。除了将胶片寄给下一单位，还会将放映电影的注意事项用小贴士的方式一并寄给下家。(37)但是电影网的不足之处还是很多，也会有的影片没有内容介绍等相关说明，这就给下家放映单位带来不小的麻烦，(38)还比如时效、配合问题就很突出。普渡大学《新天》编辑小组就曾说他们单位收到放映的时间不足一周，很仓促，且寄给下家Terre Haute小组时该地联络人根本不存在，在此地又耽搁了一周时间。(39) 在放电影的过程中，各地统运组织对放电影的技巧也是逐渐增加，在1973年底芝加哥第四次中西南部工作会议中就对电影网做了小组讨论，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电影网主办单位在借到电影后，做一详尽内容介绍，寄发给各地，让各地根据内容决定适合放映与否。同时主办单位要设法联络到更广泛的电影来源，要求提供一些剧情片或放映一些除与中国有关电影之外的其他进步电影，将这些资料整理后，列为名单发给各地。为了更好保护电影拷贝，在放映六七场后，应把电影清洗一次。(40)又比如不同地区的美国人与华人华侨的欣赏影片的口味可能不太一样。(41)麦城学习小组与麦城美中友协在1973年3月16日放映《白毛女》，有1100多名观众到场，麦城学习小组总结认为是由于他们准备的好：宣传工作到位，海报有新意，印制说明书和预售票。(42)为了庆祝国庆，1973年10月1日安娜堡国事学习社举行了一个电影招待会，放映反映祖国面貌的影片，其中一部《今日中国》是中文版的，当时该社的组织者就叫身边的中国学生为旁边的美国人做翻译，此举也博得了美国观众的赞赏，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43)相比于传统的电影，幻灯片放演有时候更有效果。底特律国是研究会在1973年9月中旬协办放映了一场回国访问的中国留学生、学人拍摄的祖国见闻幻灯片，“对于华侨和老留学生却很有吸引力，有些平常根本不露面的老留学生也出现了，他们二三十年前从旧中国留学出来，在这耳濡目染，也很想知道目前国内是什么样子”。(44)其宣传效果比一般电影要有意义得多。这都是在电影网运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二)美东地区 美东地区尤其是纽约，其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在保钓运动期间已然成为行动和决策的大本营，钓运期间许多保土爱国的事件都是由纽约保钓会牵头的，以至于其他各地都称作某某保钓分会，虽然说美中西部的芝加哥、麦迪逊以及美西的柏克莱也很活跃，但公认的钓运中心还是纽约。作为曾经的钓运中心美东地区，其中国统一运动进展的如何呢?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服务侨社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美东地区是华人华侨在美比较集中的地区，在钓运中虽然高校留学生起到了主体作用，但侨社的参与度也是非常高的，比如陈天璇、罗兰夫妇，关文亮，梅子强等。用陈、罗二人的话说：“是由于一个学生联谊会，先把我们与钓运连起来，然后，参与的人，包括我俩，又反过来把钓运引进入侨社，向当年恐共的保守逆流挑战。其中有部分人愿意留下，甚至开始扎根，决心改变侨社。于是钓运渐过渡到爱运(即统运)。”(45)当时的统运人士关文亮和陈天璇一起在《美洲华侨日报》做过编辑工作，关负责国际新闻，陈负责社区新闻，最后关和陈都曾做过该报的总编辑，“我们以‘敢言、敢赞’的宗旨报道新中国的面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海外华文报章应该要起到的文化作用”。(46)在向纽约侨界宣传新中国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曾经服务于侨社的学界代表龚忠武也认为“不但彼此之间平等相待，就是来到侨社也都放下了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架子，同移民和一般劳工打成一片，提供各种日常生活上的服务，例如关文亮、廖约克、陈天璇、罗兰等一大批老保钓，将知识反馈社区，作为桥梁，树立了现代知识分子平民化的风范，也拉近了华人学术界和侨社的距离”。(47) 为了加强侨社与留学生的联系，共同推动统运，美东推动中文运动委员会发行《中文运动》刊物，一期印3000份，约1000份在纽约华埠派发。当时在纽约侨社比较有名的由统运人士办的刊物还有龚忠武、王渝的《华报周刊》等。统运人士还建立“华埠食物合作社”，由邝治中牵头，参加者有陈天璇、罗兰夫妇；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关丽珍和她的丈夫；还有王正方、王春生及其他统运学生，这个“合作社”每个周日一大清早开车去果菜市场购买各类常用生鲜果菜，然后回来卖给上门侨胞，借一个教堂的土库做仓库，依原价加十分之一作为支付经营费。还有由几个统运留学生集资成立的“四新国货公司”，属下的“珠江百货”，更凝聚了大家的心血，它是北美第一个卖国货的公司，当时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产品都来自加拿大，他们就开着卡车到加拿大去进货，同时进了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书籍如《人民画报》等，许多华侨华人通过用国货，阅读来自祖国大陆的书籍了解了新中国。 当时的侨社基本上都为反共的国民党党部所控制，对新中国很敌视，统运学生到侨社服务，打入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启发侨胞的爱国(新中国)心，打破了多年来国民党对侨社的控制，大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同时，中国留学生从理论联系实际，主动融入侨社，通过做各种实事，宣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进一步促进了侨社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联系。 (三)美西地区 美西地区有别于中西南、美东地区统运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话剧演出。这是有其传统的，早在保钓运动时期的1970年1月底的第一次大游行结束后，加州柏克莱大学就率先成立“日出剧社”，该社人才济济，有刘大任、郭松棻、傅运筹、王正方、唐文标、黄静明、刘虚心、戈武、张洪年、徐信孚、蔡继光、赵家齐等骨干，日后像王正方等都成为著名的导演。进入统运阶段后，“日出剧社”演出了曹禺先生的名剧《日出》、《雷雨》、张北海的《海外梦觉》、丁西林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以及大陆的剧本《桂蓉媳妇》等话剧，在旧金山湾区以及洛杉矶华人社区引起强烈反响，并被邀请南下演出。其中《雷雨》“演了好几场，有近两千观众，风评不错”。(48)该社不仅演出以前的名剧，还向“结合现实、创作新戏这个方向发展，于是演出了一系列反映新老华侨问题的新剧本”。(49)规模最大，也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演出陈映真先生的作品《将军族》，共四幕三景，幕前幕后动员了五六十人，经费一部分从当地文化机构募得，其余是大家自掏腰包捐助。在排练中还邀请了与陈映真比较熟悉的唐文标作指导，演出相当成功。纽约的统运团体也曾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亦获得成功，并南下费城进行演出。 (四)编印统运刊物 中国统一运动的刊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在钓运期间完全为宣传钓运，联系和了解各地信息如示威游行、座谈会以及背景而编印的，到了统运阶段转向后的原先钓运刊物；另一类是在统运全面展开后才开始编印的刊物。当时比较著名的统运刊物如纽约的《群报》、水牛城的《水牛》、匹兹堡的《统一通讯》、芝加哥的《钓鱼台快讯》、柏克莱的《柏克莱快讯》以及《柏城青苗》、密西根的《国事简讯》、《密西根月报》，华盛顿的《华府春秋》、耶鲁的《新港》、奥克拉荷马大学的《星火》、石溪的《石溪通讯》、新泽西的《新泽西通讯》、伊利诺的《时事简报》、布朗大学的《新境界》、《西北风》、伊大国事研究社的《时事简报》、德州休斯敦的《新苗》、匹兹堡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统一通讯》、普渡大学《新天》、加拿大罗省国事讨论社《新天集文》等。 统运刊物在中国统一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编印刊物本身就是从事运动的一个表现形式，首先，起到了宣传作用。从保钓运动以至中国统一运动，刊物中搜集了大量的有关钓鱼台列屿属于我国神圣领土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散见于这些刊物的文章之中，这些证据的搜集要比现在学者的研究早了很多年，是中国人较早地对钓鱼岛列属于我国的历史、地理和法理证据进行整理研究的“大汇演”。同时他们把日本侵占我神圣领土钓鱼岛列屿这个事实尽量地传布给留学生和华人，把台湾对此事件所采取的立场、行动，当地民间的舆论以及此地留学生、华人的反应报道出来。进入中国统一运动后刊物又大量介绍了大陆自1949年以后社会变革的各种情况，立场鲜明地歌颂大陆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革，歌颂祖国大陆在西方的包围下，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动人事迹。虽有善意的美化，然其历史作用不可抹杀。其次，联络作用。各地纷纷由保钓会转化成的国是研究会与别的地区和单位互通讯息，或者联合采取行动，而刊物无疑是一个好的载体。美中西南、美西、美东之所以各自形成了区域内统运单位的联合，刊物的作用功不可没。 四、对中国统一运动的历史评价 对中国统一运动进行历史评价，笔者认为需要从两个视角去展开：参与者个人的身体力行与整个运动本身在当代史中的地位。首先，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参加了其前身——保钓运动的人士，他们的爱国心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不以运动的主题是保钓还是统一而改变。统运的领袖学生刻意模仿五四运动，借用了五四时期的一些运动方式如读书会、讨论会、深入群众中去宣传等。这次运动的规模无法跟五四运动相比，因为它是发生在美国的宣传新中国的社会运动，因而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华侨华人，不可能像五四运动在中国大陆有那么深厚的群众基础，但这正体现了他们的可贵之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巨大勇气。 其次，运动参与者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虽然从保钓以至统运，前后不过十年，但参与者们都身体力行，在其后的八九十年代至今仍然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等贡献余生。1970年代国内由于“文革”，英语人才出现断层，导致1970年代初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一时派不出精通英文的人选，一批统运人士如李我焱、龚忠武、陈恒次、刘大任、郭松棻、傅运筹、夏沛然、花俊雄、汤锦台等有些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就地报国，进入联合国工作。一些留在美国的如程君复、黄哲操、徐守腾、花俊雄、董叙霖、董庆圆、熊玠、印铁林、沈己尧、王中平等积极推动反独促统运动，与李登辉、陈水扁分裂主义路线做坚决的斗争。还有一些统运人士如林盛中、吴国祯、杨思泽、廖秋忠等毅然于1970年代末回到祖国，直接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去，他们成立了“台湾同学会”，为和平统一方针政策的制定做出了贡献，时至今日仍然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老保钓为主在纽约成立的“科技教育协会”以及在台湾成立的“中华滋根协会”，多年来致力于改善大陆的基础教育、女童教育，为两岸的教育交流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香港科技大学的创立与发展也是与老保钓的贡献分不开的。老保钓周本初在年近八旬美国退休后还义务来吉林大学为祖国培养人才……这样的事例在统运参与者中举不胜举。可以说，他们言行一致，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精神足以彪炳后世。 中国统一运动本身也取得了一定的实绩。运动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至六〇年代的台湾，在‘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留学热潮下，这种迷恋洋商标的病态现象有增无已。在此文化大潮下成长的老保钓，红卫士，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经典品牌毛泽东思想，将自己的标签从台湾制造换成了MIC(Made-in-China，中国制造)，并且引以为荣，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时髦风潮……如果要问保钓运动的时代意义，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时代意义!”(50)同时正如廖秋忠在《柏城青苗》卷首所说的“透过保钓运动的历练，对于国共两个政权及其社会制度，三年多来不断地收集资料，进行了分析比较，除了提高政治意识以外，更重新认识了隔离三十几年的中国……在重新认识中国的痛苦过程中，我们也开始明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愚公移山’的精神?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来，怎样从饿殍遍野到衣食丰足的境地?中国的科技怎样提升到先进水平，而尤其重要的是新中国的新精神怎样开始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51)在中国统一运动中，大家通过自我学习，开办读书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透过今天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当年统运人士的私人信函可以看出他们读书会办的非常有声有色：有目录、有定期讨论的主题、定期地学习诸如马列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基本理论，认真做读书笔记，有激辩也有争论，正是通过对马列主义的自身学习，实现了自我改造的过程。同时统运过程中他们走入华埠，在华埠也传播了马列主义，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华埠，一贯“反共”的思想钳制。在整个统运过程中，还涌现了当时在统运界非常知名的一些理论家如许登源先生等。他们一起在1970年代的美国华人界刮起了“红色旋风”，面对美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还很陌生的现实，利用一切机会介绍新中国的现况，扩大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美华人界甚至美籍人士中的影响。 中国统一运动是保钓运动的继续和升华，隶属于保钓运动大的范畴。因为留学生认识到要想达到保钓的目标必须中国统一，因而中国统一目标的完成是保钓运动的一个阶段。中国统一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当时的台湾地区留美学生以及华侨华人的觉醒，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祖国，逐渐产生认同，进而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中国统一运动的参与者很多回到了祖国，至今仍然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贡献心智。如今保钓统一运动已过去四十年，当初保钓统运人士的两大目标保钓和祖国统一还没有完成，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如孔德明的《70年代“保钓运动”简介》(《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1期)；李水旺的《关于海外“统运”的历史评价》(《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4期)；远风的《“保钓”运动与港台“保钓”人士》(《文史精华》2002年第6期)；周大计、刘培宝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卢明辉的《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与祖国和平统一》(《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邵玮楠《试析七十年代台湾的第一次保钓运动》(《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10期)；张方远《双战的突破与历史的接榫——纪念海外保钓运动四十周年》》(夏潮联合会主办《两岸犇报》2010年第14期)；郭慧毅《20世纪90年代保钓运动研究》(《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王玉国《保钓、归国、再认识——1970年代海外知识分子与新中国认同》(2011年12月9—11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主办的《钓鱼岛历史与保钓资料典藏利用研讨会》)；吴任博《再探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之保钓运动：中华民国政府之视角》(《史耘》2011年第15期)；李庆成的《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钓鱼台争端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启示》(2012年7月“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涉台周边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龚忠武《钓运学刍议》，http：//www.wcaddl.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刘玉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统一运动的几个问题再探讨——以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资料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刘玉山《试论19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的原因与影响》(《大家》2012年第6期)；刘玉山《试论19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刘玉山《20世纪70年代保钓群体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等。 ②林国炯等：《春雷声声》，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第654页。 ③参见夏沛然：《一个保钓左派的反思录》，见谢小芩、刘容生、王智明：《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 ④参见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上)，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⑤参见龚忠武等编：《春雷之后》“周本初访谈”，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564页。 ⑥参见夏沛然：《一个保钓左派的反思录》，见谢小芩、刘容生、王智明主编：《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第278页。 ⑦钱致榕：《还原历史，挑战今朝：保钓主权之争》，见谢小芩、刘容生、王智明主编：《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第13页。 ⑧殷惠敏：《〈七十年代〉、钓运和新左思潮》，《九十年代》1998年第5期，第98页。 ⑨参见任孝琦：《有爱无悔——保钓风云与爱盟故事》，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2页。 ⑩参见郑鸿生：《保钓运动与海外台湾左派初探》，“东亚脉络下的钓鱼岛保钓精神的继承与转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9月17—18日，第34页。 (11)参见郑鸿生：《保钓运动与海外台湾左派初探》，第49页。 (12)参见“路大保钓会”，《工作通讯》第2期，第9页，文件编号01-006-003。下凡有“文件编号”的都来源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资料，下略。 (13)参见“麦城学习小组”，《工作通讯》第2期，第6页，文件编号01-006-003。 (14)参见“麦城学习小组”，《工作通讯》第8期，第3页，文件编号02-000-132。 (15)参见“伊大国是研讨会”，《工作通讯》第3期，第11页，文件编号01-006-004。 (16)参见《时事简报》(1972年10月1日)第13期，第1版，文件编号11-000-116。 (17)参见“底特律国是研讨社”，《工作通讯》第5期，第3页，文件编号02-000-129。 (18)参见《密西根月报》第22期，第13—15页，文件编号05-000-121。 (19)参见“密大读书会简介”，《密西根月报》(1972年3月10日)第1期，第38页，文件编号05-000-107。 (20)参见《工作通讯》第15期，无页数，文件编号02-000-137。 (21)参见《工作通讯》第15期，第2页，文件编号02-000-137。 (22)分别是：《佛州通讯》、《俄州通讯》、印大关切华人联会(后改名为现代中国研究社)、印州大中国同学会、《新天》、底特律国是研究会、安娜堡国事学习社、《密大国事简讯》、爱荷华州大保钓会、爱荷华大学国是研究会、麦迪逊城学习小组、明大保钓会、《西北风》、《新青年中心》、《芝大保钓会》、伊大国是研究社、堪萨斯大学保钓会、《纽奥良通讯》、路州大保钓会、奥克拉荷马大学保钓会、德大国是讨论会、《土城简报》、《匹兹堡统一通讯》、《石溪通讯》、《水牛社》、华府中国统一促进会、《纽约通讯》和《盘古》等，实际上最后五家单位分别来自美东地区的纽约、布法罗、华盛顿、纽约以及中国香港。 (23)“安娜堡国事学习社”，《工作通讯》第2期，第4页，文件编号01-006-003。 (24)“安娜堡国事学习社”，《工作通讯》第2期，第4页，文件编号01-006-003。 (25)参见“印州大保钓会”，《工作通讯》第5期，第4页，文件编号02-000-129。 (26)“《俄州通讯》”，《工作通讯》第6期，第16页，文件编号02-000-130。 (27)参见《工作通讯》第13、14合辑，文件编号02-000-136。 (28)参见《工作通讯》第15期，文件编号02-000-137。 (29)“麦(迪逊)城学习社”，《工作通讯》第2期，第6页，文件编号01-006-003。 (30)参见“安娜堡国事学习社”，《工作通讯》第3期，第6页，文件编号01-006-004。 (31)“明州保钓会”，《工作通讯》第2期，第9页，文件编号02-006-003。 (32)参见“印(第安纳)大现代中国研究社”，《工作通讯》第4期，第4页，文件编号01-006-005。 (33)参见“芝加哥华埠青年中心”，《工作通讯》第4期，第7页，文件编号01-006-005。 (34)参见“关于两月一次会议”，《工作通讯》第4期，第11页，文件编号01-006-005。 (35)参见“中西南部第三次工作会议做出的决议第4条”，《工作通讯》第9期，第5页，文件编号02-000-132。 (36)参见《我们为什么要经常放演关于中国大陆的电影?》，无文件编号，但在文件编号04-000-252的下一页，这两个文件有关联，查这个文件编号当可查看到这一文件。 (37)参见文件编号03-000-(326-329)。 (38)参见“伊大国是研究会”，《工作通讯》第11期，第3页，文件编号02-000-134。 (39)参见“普渡大学《新天》编辑小组”，《工作通讯》第10期，第2页，文件编号02-000-133。 (40)参见《工作通讯》第13、14合辑。 (41)参见“伊大国是研究社”，《工作通讯》第11期，第3页，文件编号02-000-134。 (42)参见“麦城学习小组”，《工作通讯》第4期，第5—6页，文件编号01-006-005。 (43)参见“安娜堡国事研究社”，《工作通讯》第10期，第8页，文件编号02-000-133。 (44)参见“底特律国是研究会”，《工作通讯》第11期，第6页，文件编号02-000-134。 (45)参见“陈天璇、罗兰访谈”，见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上)，第275页。 (46)陈天璇：《老关心愿未了》，见《关文亮纪念文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2009年，第291页。 (47)龚忠武：《钓运学刍议》中分析钓运的“平民性”，见“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05/234222.html。 (48)(49)王正方：《都是将军一族》，见《我这人话多》，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50)参见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上)，第60页。 (51)《柏城青苗》(1974年10月)第1期，第2页，无文件编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