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泛东亚视域的角度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45 《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 张达志 参加讨论
摘要：安史之乱以后，肃、代、德三朝为应对吐蕃犯边，遂有河西、陇右、关内、山南、剑南管内大批州县因陷入敌境而荒废，后又因朝廷陆续收复而部分复置，亦有如凤翔、陇州因吐蕃寇扰过重而罢废县邑者。边境进退与州县废置互为因果，吐蕃大规模进犯结束之后，边境州县在宪宗、穆宗、文宗、宣宗、懿宗各朝又得以陆续置废，展现出吐蕃进犯跨越时空的深远影响。由此反观东亚世界秩序的内在联系以及“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制衡因素，处于东亚世界中心的唐朝得以全力应对并解决来自西北、西南边境的强大压力，是以同时期东亚世界东端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与稳定为基本前提的。 关键词：安史乱后；唐蕃边境；州县废置；东亚世界 “东亚世界”作为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明区域，又作为东方文化与历史演进的研究阵地，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①、堀敏一②，中国学者高明士③、韩昇④等，均在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值得深思的是，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朝鲜和日本。而西嶋定生先生界定的完整的、独立的、自律的“东亚世界”，则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中间地带的西北走廊地区⑤。因此，将东亚世界的东西两端紧密联系进行整体考量，意义愈显重大。 东亚世界以唐朝为中心，而将“东端”高丽与“西端”吐蕃纳入同一研究视野，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有关“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的研究，高屋建瓴，影响深远。特别论及，“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⑥虽然岑仲勉先生认为“吐蕃炽盛”并非唐朝退守的主要原因，而是东北时局的复杂使然⑦，但陈寅恪先生标示的吐蕃与高丽之“连环性”，仍然启人深思。唐代前期东征高丽之史事，史载甚详。而东北退守及至唐代后期之时势，则略欠明晰，其与东亚世界西端的关联，更少有论及。既如此，则“连环性”在唐代后期能否成立，更加值得追问。 陈寅恪先生另文提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二期，而以玄宗时安史之乱为其分界线”⑧，“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⑨。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既深且远，内忧之余，更有外患。朝廷为平叛而撤回边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⑩。“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11)汪篯先生认为，代宗朝承认河北藩镇后，与吐蕃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2)。薛宗正先生指出，“吐蕃武功盛世的形成与唐朝的急剧转衰，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13)当其盛世的吐蕃赞普为乞黎苏笼猎赞，天宝十四载(755)至贞元十三年(797)在位，正值唐朝的肃、代、德三朝。在此期间，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乱边防空虚，多次对唐进行武力侵犯。 唐蕃边界绵延千里，自西向东依次为安西、河西、陇右、剑南。“自禄山之乱，河右暨西平、武都、合川、怀道等郡皆没于吐蕃，宝应元年(762)又陷秦、渭、洮、临，广德元年(763)复陷河、兰、岷、廓，贞元三年(787)陷安西、北廷，陇右州县尽矣。”虽然“大中后，吐蕃微弱，秦、武二州渐复故地，置官守。五年(851)，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14)。吐蕃极盛时期，领土扩张至陇右、河西与安西，并攻占关内、山南西道、剑南西川边境地带的诸多州县(15)，造成唐朝疆域急剧缩减，边境州县(16)大量罢废，并随唐蕃战和形势而发生复杂的建制变化，有必要结合相关史事进行深入探讨。唐朝得以与吐蕃在边境胶着拉锯，与当时的东亚局势密切相关，亦有必要在东亚视域中进行通盘考察。 一、吐蕃攻唐之进展 (一)吐蕃犯唐土与河西、陇右州县沦陷 肃宗朝吐蕃对唐的军事行动主要针对河西地区的要塞、城镇(17)以及陇右地区的部分州县(18)，其中陇右道治所鄯州距蕃最近，吐蕃以此为突破口，洞开陇右之门户。宝应元年(762)，代宗即位，吐蕃遣使入朝请和，但次年(763)七月，又毁盟誓大举攻唐，并曾一度攻占长安，以致陇州大震关以西诸州皆没。陇右失陷后，唐朝疆土东西断裂，河西成为飞地。吐蕃为免受牵制，又持续侵犯，至德宗朝河西、安西、北庭(19)全部陷落。 在此背景下，河西、陇右在地志材料记述中的排序亦发生变化，《唐会要·州县改置》将陇右道置于山南道之后，淮南道之前；《新唐书·地理志》同；《旧唐书·地理志》将其置于江南道之后、剑南道、岭南道之前；《太平寰宇记》将其置于山南道之后，岭南道之前；而《元和郡县图志》则将其置于岭南道之后，为全书之末。《元和郡县图志》成书最早，而陇右道却排在最后，李吉甫元和年间成书之时，陇右道已经沦陷，不在唐朝版图之内，而其后部分州县的陆续收复，又为李吉甫所未能得见。此种排序的变化，正可表明宪宗元和年间以前的肃、代、德三朝，吐蕃进犯对河西、陇右乃至整个唐朝带来的巨大影响。 吐蕃相继陷河西、陇右后，至德宗贞元五年(789)，又“陷北庭都护府，安西道绝”(20)，其州县存废之详情，更不可知。而河西、陇右地区则可通过史籍记载略加梳理。岑仲勉先生已据《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吐蕃传》列表考察了河西、陇右州县沦陷的年代，其中，宝应元年(762)以前，鄯、武、叠、宕四州沦陷；宝应元年(762)，秦、渭、成、洮四州沦陷；广德元年(763)，河、兰、岷、廓、临、原六州沦陷；广德二年(764)，凉州沦陷；永泰二年(大历元年，766)，甘、肃二州沦陷；大历十一年(776)瓜州沦陷；建中二年(781)，沙州沦陷(21)。河州为蕃占河陇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设有吐蕃东道节度使衙府(22)，由此至鄯、沙、瓜、甘、肃、凉等州均有驿路相通(23)，吐蕃沿用唐朝驿路与本土驿路相连，确保政令的有效传达。 上列州县陷于吐蕃之后，其建制在吐蕃地方统治体系下是否存续，史无明文，因此不能确知陷蕃州县是否被罢废。但陷落之后，在边境地区的唐朝一侧，却出现为数不少的行州、行县。行州、行县的设置是否说明陷入吐蕃一侧的故州、故县依然存在，亦无确证。通过宪宗以后各朝陆续收复部分州县的情况来看，朝廷因河西、陇右州县陷蕃不在版籍而将其罢废，也存在其合理性。但是，因陷于外族而被迫罢废，并非出于朝廷主观意愿，此点是边境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最大区别，应当特别指出。在河西、陇右陷蕃诸州中，明确记载被罢废的仅有叠州之密恭、丹岭二县。“上元元年(761)，吐蕃入寇，密恭、丹岭二县杀掠并尽，于是废二县。”(24)吐蕃犯边以杀掠为主，即使攻占州城，亦非全面占领并有效治理，因此，陷蕃地区吐蕃兵力所聚常呈点状分布。吐蕃攻占叠州之后，又四出杀掠管内属县，密恭、丹岭即在其中，其后吐蕃即当撤出二县，故而朝廷因其荒残而罢废之。 (二)吐蕃占长安与关内州县废置 吐蕃对唐最大规模的进犯发生在代宗朝。宝应元年(762)四月，代宗即位。同年八月，浙东袁晁起义，朝廷在重兵防御西北的同时，又要抽调兵力前往东南。截至宝应二年(763)，吐蕃已接连攻占河西、陇右之大部，且兵锋并未止息，而是直指关中。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陷泾州，破邠州，直入奉天，代宗幸陕(25)，直至十五日后吐蕃退去，朝廷方才得以返京。此间详情，史籍载之甚详，此不赘述。其中，鄜坊节度使管内之坊州升平县，曾“以吐蕃侵破移县在横棒州”(26)，至宝应元年(762)罢废，后又复置(27)，即与吐蕃进退息息相关。 吐蕃退出长安后，并未沿进犯道路向京西北折返，而是直接西取凤翔，由于受到凤翔节度使孙志直的拒守以及镇西节度使马璘的力战而向凤翔西北退却，“屯原、会、成、渭间”(28)。此后，此四州之地便长期成为吐蕃与唐朝盟誓的边界地带，吐蕃亦据此反复入寇关中，为害颇深。正是因为吐蕃占据原、渭一带，威胁关中，所以朝廷于大历三年(768)十二月“以蕃寇岁犯西疆，增修镇守，乃移马璘镇泾州，仍为泾原节度使。”(29)泾州直面原州，此后的唐蕃边境线便长期处在泾、原二州之间。据地志材料，泾州保定县于广德元年(763)没吐蕃，大历三年(768)复置(30)，正与吐蕃进犯及唐蕃进退拉锯战的形势相契合。广德元年吐蕃攻陷泾州，保定县随之陷落；大历三年马璘镇泾州，关中之地多有收复，保定县亦在其中。 吐蕃不断发动进攻的目的在于“与唐争夺土地与百姓，以战养战”(31)，所以虽然代宗朝有唐蕃“兴唐寺会盟”，但前线依然交战不断，且多针对紧邻京畿的泾、邠等州。大历九年(774)四月，朝廷调遣大军预为边备，“(郭)子仪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泾州，李忠诚屯凤翔，臧希让屯渭北”(32)，形成环围长安西北的战略防线。此后，吐蕃又攻临泾、陇州，次普润，焚掠人畜，并大举进犯剑南西川。在代宗亲征的强大压力下，吐蕃再次退至原、会等州，并在德宗建中四年(783)正月的“清水会盟”中明确双方的边界，唐土西至泾州弹筝峡、陇州清水县、凤州同谷县，吐蕃东至兰、渭、原、会一线(33)。 后吐蕃于“泾师之变”中助德宗破朱泚之众于武功，但并未得到唐朝允诺的地盘，以致“清水会盟”维持不足四年，贞元二年(786)八月，吐蕃又兵分四路大举进犯，即泾原、盐夏、山剑与安西，沿长城向东深入唐境，对唐构成根本威胁(34)。其中一路“寇泾、陇、邠、宁数道，掠人畜，取田稼，西境骚然。诸道节度及军镇咸闭壁自守而已。京师戒严”(35)。此前，德宗朝廷历经“泾原兵变”并刚刚于此年四月平定淮西李希烈，西北边境又遭寇扰，力难应对，以致“虏安行邠、泾间，诸屯西门皆闭，虏治故原州保之”；贞元四年(788)五月，“虏三万骑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阎，系执数万”(36)。在此背景下，故有地志材料所载泾州良原县贞元二年(786)没吐蕃，贞元四年(788)复置(37)。 当是时，吐蕃治故原州以控制所占诸州，泾州良原县虽失而复置，但因地近蕃境，时遭掳掠，生产实难恢复。恰有作于贞元九年(793)的“李元谅墓志”，载有复置良原县时之实情，“(贞元)四年春，诏加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良原古城，陇东要塞，虏骑入寇，于焉中休。诏公移镇以遏侵轶，迁尚书左仆射。诸侯戍兵，爰俾总统。规李牧守边之议，择充国屯田之谋，驱狐狸，剪榛棘，补残堞，浚旧隍，筑新台，彀连弩。扑斵陶旊，垦发耕耘，岁收甫田数十万斛。寻又进据便地，更营新城，辟土开疆，日引月长。贼来寇抄，师辄击却。由是豳泾汧陇，人获按堵矣。”(38)除去溢美之词的因素，仍能展现朝廷复置良原之用意，一方面在于守边“以遏侵轶”，另一方面在于屯田“垦发耕耘”。墓志所称“进据便地”，表明良原旧城实已残破，“更营新城”，表明良原复置之后又有徙治，更可见边境州县受战争破坏之深重与重置恢复之艰难。 贞元二年(786)十一月，吐蕃第二路“攻盐、夏，刺史杜彦光、拓拔乾晖不能守，悉其众南奔，虏遂有其地”(39)；贞元三年(787)六月“吐蕃驱盐、夏二州居民，焚其州城而去”(40)。故《新唐书·地理志》有“(盐州)贞元三年没吐蕃，九年复城之”(41)的记载。“自虏得盐州，塞防无以障遏，而灵武单露，鄜坊侵逼，寇日以骄，数入为边患”(42)，贞元九年(793)二月，朝廷下诏复筑盐州城，二旬而毕(43)。与此同时，朝廷还令“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分其力”(44)。吐蕃入寇的第三路直指山南与剑南，即遭到严震与韦皋的奋力抵抗。诚如李鸿宾先生所指出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吐蕃与唐朝腹心地区已无间隔”(45)，朝廷为防备京畿地区再遭寇扰，在放弃安西、北庭的同时，调遣盐夏、泾原、山南、剑南兵马同时与吐蕃开战。《旧唐书·德宗纪》所称筑盐州城后“边患息焉”(46)，实非盐州一城之功，而是各地共讨迫使吐蕃战线后撤的结果。 贞元十三年(797)赞普卒后，唐蕃大规模战争的浪潮随之告一段落。筑盐州城之后，吐蕃对关中地区的攻扰也已渐近尾声，因此，凤翔、泾州等地部分县邑开始逐渐得以恢复。据地志材料，贞元十年(794)于凤翔府置普润县(47)，并置普润军以镇守(48)。贞元十一年(795)正月，朝廷有对京西北防务作出调整，以新置普润县隶陇右经略使；又准泾原节度使刘昌所奏于泾州保定城置临泾县(49)；同年二月，又于泾州彰信堡置潘原县(50)。其中，潘原县在广德元年(763)陷蕃后，省入良原县(51)，后曾于贞元十年(794)置行县于彰信堡(52)，至此，行县转为正县，足以说明吐蕃攻势减弱后朝廷对此地控制力的不断加强。 (三)吐蕃联南诏与山南、剑南州县废置 安史之乱以前，唐蕃边境之北段在于安西、河西与陇右，南段在于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剑南西川。西川之南，则为南诏。有唐一代，南诏介于唐朝与吐蕃两大政权之间，二者控制南诏之争由来已久(53)，南诏对二者均曾臣服，而二者亦多联合南诏以互为防御。天宝十载(751)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以唐朝战败、南诏归蕃而告终。其后，吐蕃在攻取河、陇的同时，“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常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54)。因此，唐蕃边境的山南、剑南部分战事不断，朝廷派驻大量兵马进行防御(55)。其中，西川成都最为吐蕃所觊觎，吐蕃多从其北面的山南西道南侵，同时派遣南诏从西川南面合力攻讨(56)。此外，“剑南西山又与吐蕃、氐、羌邻接，武德以来，开置州县，立军防，即汉之笮路，乾元之后，亦陷于吐蕃。”(57) 宝应元年(762)，陇右之成州与鄯、兰、河、临等州均陷吐蕃(58)，因“百姓流散，诸县并废为镇”(59)，管内上禄、同谷、长道、汉源四县皆在没蕃后被废(60)。德宗贞元五年(789)，节度使严震奏割成州属山南西道，于同谷县西界泥公山权置行成州(61)，以招附流亡。吐蕃侵扰造成山南西道缘边州县深受其弊，或移或废，皆因战乱。举例言之，文州因“频年蕃寇屡入，不堪固守，遂移就州东麻关谷口，于邓艾、姜维故城置”(62)。其管内之长松县，“宝应元年(762)以县接陇右，频遭羌浑烧劫，百姓流亡，空存县额。贞元六年(790)九月废入曲水县”(63)。此外，扶州“大历五年(770)以吐蕃叛扰，移入山险以理之，寻陷入蕃”(64)，当与行成州置于泥公山目的相同，皆为战时避乱的权宜之计。 严耕望先生指出，“安史乱后，陇山以西尽为蕃有，两军拒守之边界去长安不过五百里，致蕃军常入郊甸，而唐都长安仍能屹立百数十年不动摇者，固赖西北朔方军及其分滋诸军之坚强拱卫，亦恃剑南节度在西南之犄角也。吐蕃一旦来逼，则剑南、朔方南北呼应，故蕃军虽强，亦殊难得志”(65)。剑南对吐蕃的牵制必然引起后者的觊觎，成为其进犯的重要目标。 至德元载(756)，南诏在吐蕃支持下乘安史叛乱攻取越巂、会同；二载(757)，进攻台登、邛部，据清溪关(66)。故地志材料有至德二载(757)巂州没吐蕃之记载，后节度使韦皋于贞元十三年(797)收复(67)，已过40年之久。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兵分两路再度进犯，北路入侵关中，南路直取剑南。至同年十二月，即“陷松州、维州、云山城、笼城”(68)。同年(69)(763)十二月，松州(70)、维州、恭州没吐蕃(71)，维州定廉县地(保州)亦陷(72)。“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73)此后，吐蕃大相经常率河陇各节度使所辖军队进攻松州、维州等地(74)，从廓州、鄯州、凉州等地经驿路均可直达西川边境(75)。 吐蕃与南诏的联合进攻遭到唐朝军队的奋力抵抗，尤其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在蜀十年，地险兵强”(76)，大历三年(768)十二月，破吐蕃万余众。大历五年(770)五月，“徙置当、悉、拓(柘)、静、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备吐蕃。”(77)大历十年(775)五月，崔宁又奏复置昌州，以御蕃戎(78)。大历十四年(779)崔宁被调回京，恰逢南诏王阁罗凤卒，其孙异牟寻继位。吐蕃借机联合南诏再次对西川大举进攻，声称“吾要蜀川为东府”(79)，分三路进犯：“一趋茂州，逾文州，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趋黎、雅，叩邛郲关。”(80)吐蕃与南诏针对扶、文二州与黎、雅二州的同时进犯，再次对成都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当是时，德宗初即位，西川军中无帅，形势危急，遂遣李晟“发禁兵四千、范阳兵五千，赴援东川。出军自江油趣白坝，与山南兵合击，蛮兵败走。范阳军击破于七盘，遂拔新城，戎、蛮大败。凡斩首六千，生擒六百，伤者殆半，饥寒陨于崖谷者八九万。”(81)此战成为吐蕃与南诏关系的分水岭，吐蕃将惨败归罪于南诏，将兄弟之邦降级为臣属关系，并加重对南诏的苛索。与此同时，唐廷授意西川节度使韦皋一方面继续攻讨吐蕃，破坏其与南诏的合势；另一方面向南诏传达修好之意，以图招抚。贞元十年(794)，南诏最终弃蕃归唐(82)，正收李泌所言“断吐蕃之右臂”(83)之效。南诏与唐朝一道抵御吐蕃，故吐蕃在德宗朝难以再寇剑南。与之相应，州县变动也进入相对平和的阶段，直至宣宗朝以后部分州县渐次收复。 二、唐御吐蕃之余绪 (一)宪宗朝凤翔、陇州废县 据地志材料，元和三年(808)三月，朝廷废凤翔府岐阳县入岐山、扶风二县(84)，同月，又废陇州华亭县入汧源县(85)，并陇州南由县入吴山县(86)。史念海先生指出，凤翔、陇州和宝鸡构成关中平原西面防卫战的三角地带，而凤翔因控陇关道与陈仓道并间接控制回中道，地位尤其重要(87)。在此要害之区连废三县，必有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值得关注的是，凤翔府与陇州均曾于德宗时期罹吐蕃兵火，但元和三年此地却并无战事发生，则三县罢废与吐蕃进犯是否有所关联，尚须深入考察。 吐蕃对关中地区的大规模侵掠主要有两次：一在代宗朝，一在德宗朝。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入长安，大肆掳掠十五日后，退至凤翔。在马璘等率军奋击之下，又退至原、会、成、渭四州之地，并以此为基地对周边地带屡加寇扰。 德宗贞元三年(787)八月，“吐蕃率羌、浑之众犯塞，分屯于潘口(潘原)及青石岭。先是，吐蕃之众自潘口东分为三道：其一趋陇州，其一趋汧阳之东，其一趋钓竿原。是日，相次屯于所趋之地，连营数十里。其汧阳贼营，距凤翔四十里，京师震恐，士庶奔骇。贼遣羌、浑之众，衣汉戎服，伪称邢君牙之众，奄至吴山及宝鸡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88)同年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其后，“吐蕃之众复至，分屯于丰义及华亭。”围华亭时，“先绝其汲水道。其守将王仙鹤及镇兵百姓凡三千人，皆在围中”。后仙鹤降，吐蕃“并焚庐舍，毁城壁，虏士众十三四，收丁壮弃老而去。北攻连云堡，又陷”，致使“泾州不敢启西门，西门外皆为贼境”。“吐蕃驱掠连云堡之众及邠、泾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至弹筝峡。自是泾、陇、邠等贼之所至，俘掠殆尽。是秋，数州人无积聚者，边将唯遣使表贺贼退而已。”(89) “吴山及宝鸡北界”正是陇州南由县之所在(90)。吐蕃占据陇州期间，“日千骑四掠，陇兵不敢出”(91)，对境内诸县的破坏异常深重。战乱造成的伤亡、逃散与吐蕃大肆掳掠人畜，直接导致诸县编户空虚，并在战争平息之后更加集中地显露出来。唐蕃战争在德宗贞元十三年(791)吐蕃赞普乞黎苏笼猎赞去世后便日渐稀少，其后，德宗朝后期经顺宗朝直至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唐蕃方才再起战端。此外，由于中亚大食的崛起(92)，“贞元中，与吐蕃为勍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93)。宪宗为集中力量平定藩镇，抓住这一时机，主动与吐蕃修好(94)。近30年的边境安宁为宪宗全力应对王朝内部的藩镇问题提供了极佳的外部环境。若以此论之，则所谓德宗朝“姑息”藩镇实在难以成立，朝廷在吐蕃与叛藩的双重压力之下，必然选择能保江山不坠的权宜之策，而且对内、对外同时开战带来的财政困难也使朝议倾向于尽快平息战争。而此种内外连环效应在宪宗朝并不存在，“元和中兴”的最终实现实为内部条件成熟与外部环境无虞的产物。在此背景下，元和三年(808)朝廷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户口核查，因同年还有鄂岳、福建对管内诸县进行并省，后文还将论及。核查的结果是凤翔、陇州空置县额严重，遂将三县并入临近诸县，特别是陇州，原领五县，废县之后，仅余其三。 朝廷废县的出发点在于招抚流亡，恢复生产，韩愈所撰“李惟简墓志”足以证明此点。元和六年(811)五月，以李惟简“为凤翔陇州节度使、户部尚书、兼凤翔尹。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为国家于夷狄当用长筭：边将当承上旨，谨条教，蓄财谷，完吏农力以俟；不宜规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他。益市耕牛铸镈钐锄劚，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丁壮兴励，岁增田数十万亩。连八岁五种俱熟，公私有余。贩者负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继不绝”(95)。由此可知，吐蕃攻抄造成的人不得息是元和三年(808)并省三县的直接原因。 代宗朝吐蕃与唐军战于凤翔，德宗朝吐蕃又在凤翔大肆抄掠，德、宪之际凤翔管内陇州刺史“张道升墓志”的出土，恰可展现当时陇州的实况，“顷为羌戎搔动，甿庶不安，征戍者望烟尘，农耕者带弓矢。下车之后，以恩，行春令而农夫击壤，明斥候而军人卧鼓。”(96)因此，上述三县的罢废，正是在此背景下为改变“甿庶不安”的局面而进行的行政建制上的调整。 (二)宪、穆二朝宥州置废 《元和郡县图志》的撰者李吉甫，曾亲历新宥州的建置，并将其事载入“图志”。据地志材料，天宝年间，宥州寄治于经略军，宝应以后，因循遂废。元和九年(814)五月，复于经略军置宥州，郭下置延恩县。元和十五年(820)九月，徙治长泽县，为吐蕃所破。长庆四年(824)，夏州节度使李祐复置。唐末流离，延恩、怀德、归仁三县复废(97)。 至于元和九年(814)复置宥州，李吉甫有详细描述，“元和八年(813)冬，回鹘南过碛，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朝廷大恐，以为回鹘声言讨吐蕃，意是为寇。”在朝议的一片恐慌之中，时相李吉甫坚持认为回鹘不会来犯，“但当设备，不足为虑”。因此，李吉甫奏复置夏州至天德军之间驿馆十一所，并命夏州骑兵营于经略故城。在此前提下，李吉甫又奏请以灵州界内旧六胡州置宥州，并于郭下置延恩县，改隶夏绥银观察使，并调鄜城神策行营兵士并家口九千人以实之(98)。虽升格为州，但宥州实质仍为边疆地带的军镇，更多地发挥防御守边的功能。宪宗朝唐蕃战争比较稀少，特别是元和“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贡不绝”(99)，因此，李吉甫才有十足把握力排众议。 但从元和十三年(818)十月开始，吐蕃再次来犯，围宥州、凤翔，虽灵武、夏州均奏破敌数万，但仍未能阻止吐蕃的攻势。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吐蕃节度即宰相、中书令领军15万围盐州。至穆宗元和十五年(820)十月，吐蕃又侵犯泾州。同年十一月，“夏州节度使李祐自领兵赴长泽镇，灵武节度使李听自领兵赴长乐州，并奉诏讨吐蕃也。”(100)驻有数千兵马的宥州，归属夏州节度使李祐调遣，因而在讨吐蕃诏命之下随李祐一道徙治长泽(101)，但最终为吐蕃所破，州亦不存。穆宗长庆元年(821)九月，吐蕃遣使请盟；二年(822)二月，重定边界。自此之后，唐蕃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吐蕃西撤使边境罢警，长泽县亦重归夏州管辖，因而节度使李祐于长庆四年(824)复置宥州。由此可见，宥州置废，出于边防，起于吐蕃。 (三)宣宗朝武、威二州之置 如前所述，吐蕃于肃、代、德三朝大举进犯唐土，致使唐朝大量缘边州县陷入吐蕃，除少数战略要地有蕃兵镇守外，大多渐至荒废。清人王夫之指出，“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之吐蕃久矣”(102)。由于吐蕃逐渐力微，唐蕃战争日稀，陷蕃州县也因边境无事而淡出历史记载。直至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复河湟，部分州县得以重归唐朝版图。同时，收复之州县因脱离唐廷长达近一个世纪，期间变化必多，因此，朝廷因应当下所需，又要重新设置新州，武、威二州即在此列。 大中三年(849)正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103)。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命太仆卿陆耽往喻旨，并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凤翔节度使李玼、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各出本道兵马前往迎接。自从河、陇陷蕃之后，朝廷即在边境地带设置行州、行县，以期他日收复失地。行州、行县主要设置区域即为泾原、邠宁境内，环围长安西北，“不远京邑”(104)。三州七关的主动归服(105)，一方面表明吐蕃国力衰微，开始从边境退缩；另一方面则表明宣宗以前各朝通过行州、行县密切关注吐蕃动向，一旦有机可乘，迅疾作出反应。秦、原、安乐三州，一字排开，凤翔应接秦州，泾原应接原州及原州境内之七关，而灵武则当应接安乐州。至于邠宁，据此三州稍远，其应接目标当另有他处。同年六月(106)，康季荣奏收复原州及石门等六关讫，张君绪奏收复萧关。七月，朱叔明奏收复安乐州(107)。值得注意的是，萧关位于原州北境，为泾原节度使辖区，而萧关收复却由邠宁节度使上奏，由此可知邠宁应接之地正为处在原州之北、安乐州之南的萧关。同年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玼又奏收复秦州。 陈寅恪先生指出，“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108)在宪宗朝与吐蕃重启和谈之后，朝廷即希望能够收复三州之地，元和元年(805)六月，“命宰相杜佑等与吐蕃使议事中书令厅，且言归我秦、原、安乐州地”(109)。但宪宗朝致力于讨伐叛逆藩镇，无力对外宣战，故此议终未实现。其后，武宗朝亦于会昌四年(844)三月“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并“备器械糗粮及诇吐蕃守兵众寡”(110)，但最终均未能实现。因此，宣宗朝廷抓住此千载难逢之机，迅速对三州七关之地重新进行战略部署。除鼓励当地百姓开垦耕种之外，还下令“秦州至陇州已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委李玼与刘皋即便计度闻奏”(111)。秦州收复以前，唐蕃国境即以陇州与秦州为界，最为危难之时还曾以陇州州城西门为界。在此二州之间置堡栅、通道路，即为确保秦州不复沦陷的长久之计，以期秦州百姓“五年已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112)。 此外，朝廷的长久之计还体现在对州县建置的调整上。大中三年(849)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玼收复秦州之后，朝廷随即颁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113)。关于二州改置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宣宗纪》将“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置于六月邠宁张君绪奏收复萧关之后，且八月收复秦州后朝廷所颁制文中并未涉及二州改置(114)。而《册府元龟·帝王部》所载八月制文之末，则有“可改萧关为武州，安乐州为威州”一句(115)，故知二州改置实在八月而非六月。 萧关本位于原州北界，置武州后，却“属邠宁道”(116)，即与邠宁节度使收复该地有关。与八月秦州同时收复的还有位于陇州与秦州之间的清水县，《唐会要》将清水县置于武州条下，称“凤翔节度使李玭收复，仍隶武州”(117)。值得注意的是，萧关位于故原州北部，而清水县位于故原州以南、陇州以西的故秦州境内(118)，朝廷未将清水县就近划入秦州、陇州或原州，而是跨过原州划归武州，颇为费解。《太平寰宇记》分别载有秦州清水县与凤翔府故清水县，并称秦州清水县：“禄山乱，陷入吐蕃。至大中三年(119)始收复，敕此县缘郡城未置，权隶凤翔府。”(120)凤翔府废清水县“本属秦州，按《唐书·州郡志》录凤翔府，元无此邑，即知是秦州之属邑。独《续会要》云：‘天宝末陷于蕃中，至大中三年，凤翔节度李玭奏：七月二十五日收复。至秦州东北一百二十五里，即与陇城接界，故属凤翔府，寻废”(121)。观《太平寰宇记》此二条记载，则二清水县实为一县，其意在于大中三年收复之初，秦州州城未置，故暂隶凤翔府。其后秦州亦于大中四年(850)二月割隶凤翔(122)。凤翔府管内之陇州与秦州临境，将故秦州清水县划归凤翔府，理似可通，但却与《唐会要》之记载大相径庭。《太平寰宇记》又曰清水县属凤翔府后“寻废”，可能即被划归武州，但并无史料可证。《太平寰宇记》又有阶州条，载武州“大历二年(767)亦同秦州陷入吐蕃。至大中三年收萧关，至五年七月复立武州，即今州是也。景福元年(892)改为阶州。后唐长兴三年移就故武州为理。”(123)此条记载存在明显的漏洞，观上文可知，同秦州一道陷入吐蕃之武州，为治将利县之武州，位于成州之南，成州又位于秦州之南，而非于萧关所置之武州。但后唐将武州所改之阶州移往“故武州”为治所，则“故武州”为治将利县之武州，萧关所置或为行武州，建置之年故武州尚未收复，直至后唐行武州才与故武州合一。《新唐书·地理志》阶州条载大历二年(767)武州陷吐蕃时确曾置行州，“咸通中始得故地，龙纪初遣使招葺之，景福元年更名(阶州)”(124)，此行武州置于何处，史无明文，但可确知萧关之武州与故武州并非一地。若萧关武州为故武州之行州的推论成立，则清水县原属秦州，而秦州与故武州并不接壤，因此，疑清水县或亦为行县，但尚无确证。陷蕃以前，秦州管内清水县临境有上邽县，“大中初收复为镇，今为清水县理所”(125)。北宋初唐故上邽县为清水县治所，可知清水县曾迁治所，但晚唐时期是否如此，则未可知。总之，《太平寰宇记》与《唐会要》之记载均不能轻易否定，但若后者记载成立的话，则朝廷或欲加深新收复之秦州与新建置之武州之间的联系，强化朝廷在边境地区的军事控制，以防所置州县再次沦陷。 朝廷除在萧关置武州外，还改新收复灵武境内之安乐州为威州(126)，领亦为收复之鸣沙、温池二县(127)。安乐州陷蕃后，“吐蕃常置兵以守之”(128)，说明此地为唐蕃边境上的军事重镇，宣宗朝收复之后改置威州，正与加强武州与清水县之联系目的一致。武、威、秦三州之地的失而复得，使唐朝边境得以向吐蕃方面整体推进。朝廷深知吐蕃内乱式微机会难得，故在置武州、改威州的同时，又将着眼点延伸到与三州一线而南的剑南西川边境地带，希望西川沿边没蕃州县亦能收复。 (四)文、宣二朝维州之复 剑南西川管内之维州“北望陇山”，“东望成都”，“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后，河、陇陷蕃，唯此州尚存”(129)。吐蕃利其险要以为无忧城，“由是不虞邛、蜀之兵”(130)。关于维州失陷及其后之史事，《旧唐书·地理志》有如下记载：“上元元年(760)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赞普更欲图蜀川，累急攻维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吐蕃得之，号无忧城。累入兵寇扰西川。韦皋在蜀二十年，收复不遂。至大中末，杜悰镇蜀，维州首领内附，方复隶西川。”(131)此段记载略去了韦皋与杜悰之间一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即文宗大和年间维州的一度归复，又因此事涉及“牛李党争”的关键人物牛僧孺与李德裕，故历来备受史家关注。 如前所述，维州于广德元年(763)没吐蕃，德宗朝韦皋屡出兵攻之，前后20年皆不能克。直至文宗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副使吏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132)。当是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收复吐蕃所陷维州，差兵镇守”(133)，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李德裕之策。但时相牛僧孺反对受降，恐弃信败盟约激吐蕃侵京师，于是诏将维州及诸降众付吐蕃，吐蕃悉诛之于境上。维州事件令李德裕“终身以为恨”(134)，武宗朝为相之后，又于会昌三年(843)三月上书追论维州之事，以申其怨。关于牛、李之是非，历代史家争论不休，北宋司马光、南宋洪迈、胡寅、陆游、朱熹、明人胡广、清人王夫之乃至今人岑仲勉均曾从各自立场出发对此事加以褒贬，傅璇琮先生已有系统阐述(135)。此外，史念海先生亦曾对此发表评论(136)。此义利之辩非本文框架所能容纳，故不赘述。 在朝议之前，李德裕已经受维州之降并“差兵镇守”，后因朝廷诏命而又作罢。李德裕追论维州状明言城降在大和五年(831)八月，而其“得维州逾月”(137)，至同年九月诏罢维州议而止。因此，《新唐书·地理志》载“大和五年收复，寻弃其地”，则文宗朝维州之复极其短暂。此外，因维州陷蕃后并未被废，吐蕃据以为无忧城，故虽然其后再次收复，但只存在归属问题，不存在复置问题。 维州再次收复在宣宗朝。大中三年(849)，吐蕃宰相以三州七关来归，朝廷借吐蕃内耗之机，下诏“剑南西川沿边没蕃州郡，如力能收复，本道亦宜接借”(138)，但仅为河湟归服之际的一腔热情，并未真正付诸武力。李德裕已称大和丑年(831)维州“未尝用兵攻取，彼自感化来降”(139)；大中三年(849)九月，西川节度使杜悰奏收维州与恭州(140)，皆为“首领以州内附”(141)，故《旧唐书·杜悰传》才有“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142)的论断。此外，剑南东川节度使郑涯奏收复扶州(143)，亦当如此。 宣宗朝三州七关及维州收复之后，大中五年(851)又有沙州刺史张义(议)潮遣其兄张义泽以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144)。瓜、沙、伊、肃等十一州虽然名义上重归唐朝，但却仍为“实际的外邦”(145)。《旧唐书·宣宗纪》称“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146)，言过其实，并不确切。因沙州归朝并未涉及州县置废，且敦煌归义军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故不再展开。 (五)懿宗朝成州复置 前文已述成州陷蕃后，又置行成州，并划归山南西道。穆宗长庆三年(823)五月，山南西道又奏移成州于宝井堡(147)。因吐蕃攻占成州，而管内之同谷县位于州城东南，靠近陇右与山南西道的边界，泥公山则位于同谷西南，亦与山南西道边界不远。因此，严震奏请置行成州于泥公山并改隶山南西道。此后，吐蕃不断进逼，行成州继续移向山南方向，宝井堡即位于泥公山东北、同谷县东南。咸通末(148)，行成州又移往同谷县。多次徙治足以说明行州并无固定治所，建置的临时性决定其变动极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唐蕃边境战事的进退造成行成州的治所移改，直至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唐蕃战争已平息多年，才因“人户渐复，却置成州并县，又割长道县属秦州。”(149)关于成州复置的时间，《太平寰宇记》为“咸通十三年”，而《新唐书·地理志》为“咸通七年”(150)，因后者同卷又载成州管内同谷县(151)、长道县(152)均于咸通十三年复置，故成州亦当复置于“咸通十三年”，而非“咸通七年”。 难能可贵的是，《太平寰宇记》引《成州图经》，“‘旧有长道、汉阳(源)、上禄等四县，以吐蕃侵扰，百姓流移，并废为镇。唐咸通十三年(872)以成州奏人户归复，土田渐阔，却置长道县。’今属秦州”(153)。则成州与长道县均因人户渐复而得以复置，亦能证实吐蕃确已退出所占成州地区，因而才有“土田渐阔”的可能。战乱流离之后，百姓归土务农方为国家根本。因此，虽然当时唐朝内部问题重重，已凸显衰落之迹象，但在边境地区，仍然不失时机地恢复州县，发展生产。 以上针对安史乱后唐蕃边境进退与州县置废的梳理，可以充分展现肃、代、德三朝面临的深重危机。西北、西南边境吃紧，并有跋扈藩镇不服朝命，唐朝能够得以勉力应对，实有赖于江淮地区的财赋保障与“东亚东端”时局的相对稳定。 由此反观陈寅恪先生“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论断，东亚世界秩序中的重大事件多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前，隋炀帝、唐太宗大举征伐高句丽，均未成功。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并存，唐高宗时唐朝与新罗联军在白江之战覆灭百济，战败日本，并一举攻破高句丽。此后的发展，韩昇先生论述甚明，“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并没有出现唐朝希望的重建朝鲜三国的羁縻体制，而是演变成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然而，唐朝同新罗之间相互妥协，形成了新罗服属于唐朝国际关系体制的局面，双方解决了历史与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反而放下包袱，致力建设友好关系。新罗统一朝鲜，奠定了唐朝、新罗、日本为主的东亚世界的国家格局。”(154)此种“三国鼎立的长期稳定新格局”(155)意义重大，“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北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156)王小甫先生进一步指出，统一后的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进入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朝贡与回赐是统一新罗与唐朝中后期交往的重要内容”，“甚至在安史乱中，新罗对唐朝的礼节往来也没有停止。至德元载(756)，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幸蜀，新罗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贡”(157)。 本文聚焦的时段正在安史之乱以后，当唐朝疲于应对吐蕃大举进犯之际，东亚世界的东端，新罗与唐朝稳定与友好的关系至关重要。韩昇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早在七世纪六十年代初，唐朝已经和吐蕃发生冲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唐朝大举进攻百济和高句丽。也就是说，当时唐朝具备同时在东西线打仗的强大实力，因此，若非西线发生重大战争，唐朝不会在东线收缩。当唐朝真正重视吐蕃时，新罗兼并朝鲜已初步完成。”(158)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巨大冲击，造成此后的唐朝实力锐减，若无统一新罗(159)在东线尤其是近邻安史乱发之地的极度稳定，唐朝在西线应对吐蕃以及在内地应对叛逆藩镇将会更加步履维艰。诚如高明士先生所论，“东亚世界的结构，是一个有机体的组合，其心脏地带就是在中国。因此，中国的动向，立即影响到这些地区，所谓一发牵动全身，便是东亚世界结构原理的最佳说明。例如八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安史大动乱，立即引起朝鲜半岛及日本的严加戒备。”(160)所幸新罗与日本没有倒向安史叛军，否则唐史或将大幅改写。 综上所述，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前期“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161)，则唐代后期东北方面新罗的稳固，实为唐朝西线应敌的重要保障。唐蕃边境进退之剧，州县置废影响之深，均能展现唐朝边境危机之重，更能昭示东亚格局东端之要。因此，陈寅恪先生申论之“连环性”在唐代后期依然成立。 参考文献： ①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ヅ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②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東京：岩波书店1993年；《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中国と周边国家》，東京：汲古书院2006年；《隋唐帝国与东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东亚世界形成史的一侧面》，“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④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⑤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398页。 ⑥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 ⑦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6～127页。 ⑧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⑨陈寅恪：《论韩愈》，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⑩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11)《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代宗广德元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7146页。 (12)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13)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4)《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0页。 (15)参阅任育才：《吐蕃与唐朝关系之研究》，自立出版社1971年；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林冠群：《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载《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林冠群：《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16)严耕望先生定唐代北疆边界，以“正州直接领辖为限”(载《唐代北疆直接领辖之境界》，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1989年，第8页)，笔者赞同此一标准，正州县的存废可以直接反映战事发展与边境进退。 (17)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449页。 (18)岑仲勉：《隋唐史》，第269页。 (19)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载《唐研究》1996年第2卷。 (20)《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6098页。 (21)岑仲勉：《隋唐史》，第270～271页。 (22)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页。 (2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图八，唐代长安西通陇右河西道、河湟青海地区交通网合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 (24)《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五《陇右道六》，中华书局2008年，第2985页。 (25)《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247页；《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第6087页。 (26)《太平寰宇记》卷三五《关西道十一》，第742页。 (27)《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70页。 (28)《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第6088页。 (29)《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5243页。 (30)《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8页。 (31)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第455页。 (32)《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第6092页。 (33)《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5244～5248页；《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第6093～6094页。 (34)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35)《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5249页。 (36)《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6097～6098页。 (37)《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8页。另，《新唐书·地理志》载良原县“兴元二年没吐蕃”，疑误，德宗朝无“兴元二年”，兴元元年之次年即改元贞元，且据《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第354页)，吐蕃于贞元二年“寇泾、陇、邠、宁”，则《新唐书·地理志》“兴元二年”应为“贞元二年”。 (38)杜确：《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元谅)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55页。李元谅，本姓安，讳元光，改名元谅，贞元癸酉岁(九年)卒。 (39)《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6095页。 (40)《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第357页。 (41)《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73页。 (42)《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6098页。 (43)艾冲：《唐蕃争夺的盐州治城新考》(载《唐史论丛》2013年第16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实地考察资料与文物考古调查，详考盐州治城的确切位置，并厘清“军”与“州”各有治城，有助于理解唐蕃双方对边境要地反复争夺的境况，可以参阅。 (44)《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5258页。 (45)李鸿宾：《唐朝后期的朔方军与西北边防格局的转变——以德、顺、宪三朝为例》，载《唐研究》1999年第5卷。另参氏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6)《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第376页。 (47)《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关内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73页；《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6页。 (48)《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第378页。 (49)《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关内道》，第1474～1475页。 (50)《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第381页；《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关内道》，第1475页；《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8页。其中，《唐会要》所载“阴盘县，改潘原。贞元十一年，以彰信堡置宁州。丰义县，武德四年，分彭原县置”，句读有误，易将以彰信堡置潘原县误解为置宁州，当改为“阴盘县，改潘原。贞元十一年，以彰信堡置。宁州丰义县，武德四年，分彭原县置。” (51)《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八《陕西七》(中华书局2005年，第2778页)：“大历八年马璘自泾州袭吐蕃辎重于潘原，败之。贞元二年吐蕃将劫盟，骆元光先奉诏屯潘原，以潘原距盟所七十里，缓急不相知，因进兵距盟所三十里而屯。《会要》：大历后以潘原省入良原县，改故县为彰信堡。贞元四年陇右节度使李元谅复筑潘原城。十一年节度使刘昌奏请于潘原界保定城置阴盘县，敕改为潘原，复置于彰信堡，寻又省入良原县。元和中节度朱忠亮复筑潘原城，王潜又筑归化、潘原二垒，请复城原州，不果。中和四年武州侨治于潘原，复立为县。五代周显德中州废，县属渭州。” (52)《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一《陇右道二》，第2920页。 (53)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6年，第168页。 (54)岑仲勉：《隋唐史》，第269页。 (55)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56)林冠群：《由地理环境析论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载《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57)《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5237页。 (58)《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992、987、989、1002页；《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第1633页；《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一《陇右道二》，第2923页。 (59)《太平寰宇记》卷一五○《陇右道一》，第2905～2906页。 (60)《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1035、1036、1040页。 (61)《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山南道三》，第572页。 (62)《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四《山南西道二》，第2631页。 (63)《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四《山南西道二》，第2633页。另，《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1036页)亦载长松县之废。 (64)《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四《山南西道二》，第2634页。 (65)严耕望：《唐五代时期之成都》，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1年第12期。 (66)此过程为岑仲勉先生在对《蛮书》、《新唐书》所载史料详加考辨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参氏著：《隋唐史》，第281～282页。 (67)《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剑南道中》，第822页；《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剑南道》，第1512页；《太平寰宇记》卷八○《剑南西道九》，第1616页；《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第1083页。 (68)《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4页。 (69)“广德元年”，《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剑南道中》为“乾元二年”，同书卷三二之校勘记六一：“乾元二年没西戎《考证》：王象之引‘二’作‘元’，‘没’下有‘于’字。官本亦作‘元’，按云：‘《旧唐书·代宗纪》、《新唐书·地理志》并云松州、维州，广德元年没吐蕃。《旧唐书》云：上元元年后吐蕃赞普攻维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吐蕃得之，号无忧城。李肇《国史补》云：吐蕃自贞元末失维州，选妇人为维州守卒之妻。及元和中，妇人已育数子，蕃寇大至，发火应之，维州复陷。合各书所载，维州没吐蕃年代互异，当是贞元时复之，元和中再没，此云乾元元年没西戎，盖仅据其始言。’”另，史念海先生《说唐与吐蕃相争已久的维州城》(载氏著：《河山集》7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7页)亦指出《元和郡县图志》之“乾元二年”不确。 (70)《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4页；《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第1086页。 (71)《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剑南道中》，第815页；《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第1690页；同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4页；《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剑南道》，第1513页；《太平寰宇记》卷七八《剑南西道七》，第1577～1578页；《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第1085页。 (72)《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第1705页；《太平寰宇记》卷八○《剑南西道九》，第1621页；《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第1087页。 (73)《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条”，第7158～7159页。 (74)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第138页。 (75)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载《文史》1982年第14辑。 (76)《旧唐书》卷一一七《崔宁传》，第3400页。 (77)《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5243～5244页。 (78)《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剑南道下》，第867页；《太平寰宇记》卷八八《剑南东道七》，第1746页。 (79)《旧唐书》卷一一七《崔宁传》，第3400页。 (80)《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上附南诏传上》，第6272页。 (81)《旧唐书》卷一一七《崔宁传》，第3401页。 (82)参阅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83)《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德宗贞元三年九月条”，第7505页。 (84)《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关内道》，第1473页；《太平寰宇记》卷三○《关西道六》，第640页；《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6页。 (85)《太平寰宇记》卷三二《关西道八》，第686、688页；《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8页。 (86)《太平寰宇记》卷三二《关西道八》，第688页；《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8页。 (87)史念海：《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载《文史集刊》1987年第2辑。 (88)《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5254页。 (89)《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5255～5256页。 (90)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京畿道·关内道(开元二十九年)，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0～41页；史念海：《河山集》4集，地图13，唐代吐蕃进攻关中及长安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91)《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第6097页。 (92)杜文玉：《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特点》，载《唐史论丛》2011年第13辑。 (93)《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附大食传》，第5316页。 (94)李天石：《论唐宪宗元和年间唐朝与吐蕃的关系》，载《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 (95)韩愈：《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惟简)墓志铭》，载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碑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4～465页。另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宪宗元和六年五月条”，第7684页。 (9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永贞○○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46页。 (97)《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第96～97、106～107页；《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418～1419页；同书卷一五《宪宗纪下》，第449页；同书卷一六《穆宗纪》，第481页；同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第3996页；《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关内道》，第1476页；《太平寰宇记》卷三九《关西道十五》，第824、825页；《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75页；《唐大诏令集》卷九九《政事·建易州县》，置宥州敕，第500页。 (98)《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第106～107页。另见《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第3996页。 (99)《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5261页。 (100)《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5263页。 (101)关于新宥州徙治夏州长泽县的军事背景，穆渭生先生认为缘由有二：“一是吐蕃大军优势兵力的频频侵寇；二是唐朝镇将的腐败贪残导致的党项部落时叛时服。”参见氏著：《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6页。 (102)《读通鉴论》卷二六《文宗》，中华书局1975年，第791页。 (103)《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第621～622页。 (104)《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第623页。 (105)参阅黄楼：《白敏中收复三州七关说考辨》，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0年第26辑。 (106)关于《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所载三州七关在收复具体时间上的差异，台湾学者苏莹辉先生已有考证，见氏著《唐宣宗收复河湟地区与三州七关的年代略论》(载《“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0年第29期)、《略论晚唐时期收复河湟的年代》(载《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文津出版社1993年)。本文关注重点不在三州七关的收复，而在于收复之后建置武州与改置威州，故在此不对收复时间多作铺陈。 (107)《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关内道》，第1476页。 (10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1页。 (109)《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5261页。 (110)《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四年三月条”，第7999～8000页。 (111)《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第624页。 (112)《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第624页。 (113)《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第622页。 (114)《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第622～624页。 (115)《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功业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216页。 (116)《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一《陇右道二》，第2921页。 (117)《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陇右道》，第1503页。 (118)《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第982页。 (119)《太平寰宇记》原为“大中二年”，误，应为“大中三年”。 (120)《太平寰宇记》卷一五○《陇右道一》，第2901页。 (121)《太平寰宇记》卷三○《关西道六》，第645页。 (122)《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陇右道》，第1503页。 (123)《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四《陇右道五》，第2971～2972页。 (124)《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1042页。 (125)《太平寰宇记》卷一五○《陇右道一》，第2901页。 (126)《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622页；《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关内道》，第1476页；《太平寰宇记》卷三六《关西道十二》，第765页；《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72页；《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功业二》，第216页；《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三年六月条”，第8039页。 (127)《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72页。另，《新唐书》卷三七之校勘记九：“神龙中为默啜所寇移治故丰安城咸亨三年复得故县《突厥集史》卷九考证云：按神龙后无咸亨。《志》上文有云：‘咸亨三年，以灵州之故鸣沙县地置州以居住之，至德后没吐蕃，大中三年收复，更名。’是复得故县乃大中三年，涉上文‘咸亨三年’而误作‘咸亨’也。” (128)《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72页。 (129)《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4519页。 (130)《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悰传》，第3985页。 (131)《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第1690页。 (132)《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文宗大和五年九月条”，第7878页。 (133)《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第543页。 (134)《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第5332页。 (135)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4～188页。 (136)史念海：《说唐与吐蕃相争已久的维州城》，载《河山集》7集。 (137)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一二《杂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138)《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624页。 (139)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一二《杂状》，第211页。 (140)《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剑南道中》，第815页；《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第1690页；同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624页；《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剑南道》，第1513页；《太平寰宇记》卷七八《剑南西道七》，第1577～1578页；《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第1085页。 (141)《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第1085页。 (142)《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悰传》，第3985页。 (143)《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1036页)载“乾元后没吐蕃，大中二年，节度使郑涯收复”；《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四《山南西道二》(第2634页)亦载“至大中二年八月收复”，疑“大中二年”为“大中三年”之讹。 (144)《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陇右道》，第1502页；《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陇右道四》，第2955页。 (145)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46)《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629页。 (147)《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第502页。 (148)《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陕西八》(第2827页)：“(上禄县)唐亦为成州治，大历后没于吐蕃，大和中寄治于骆谷城，咸通末州改治同谷，县废。” (149)《太平寰宇记》卷一五○《陇右道一》，第2905～2906页。 (150)《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1035页。 (151)《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1036页。 (152)《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1040页。 (153)《太平寰宇记》卷一五○《陇右道一》，第2902～2903页。 (154)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第263页。 (155)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69页。 (156)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13页。 (157)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331页。 (158)韩昇：《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第166页。 (159)统一新罗于总章元年(668)统一，后唐清泰二年(935)灭亡，持续时间长于唐代后期。 (160)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第327页。 (16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6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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