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英国学派的观点来看，国家的波斯帝国体系／社会和城邦国家的希腊国际体系／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怀特（Wight,1977:73）[18]承认，从一种体系（政治的／军事的）视角看，希腊城邦国家“在空前的程度上”被毗邻的“世界社会”所主导。但与此同时，他又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描述希腊“世界社会”的边界是开放的，结果是非希腊社会（communities）可能被“希腊化”，被带进希腊人的“世界帝国”。随着野蛮人吸纳希腊的文化标准，希腊人愈来愈意识到文化转换的潜能，结果“或者是由于环境的力量，或者由于他们有这样的愿望，野蛮人可以被改变为希腊人”（Wight1977:86）。[18]这一希腊化过程发生在马其顿王国的北部，也发生在波斯帝国的西部边陲。不可避免的是，帝国不断的希腊化过程使源于文化竞争的困难更加严重了，并且使帝国维护凝聚力的任务复杂化了。
接受礼俗社会的论题，就可以认为随着世界社会边界的拓展，国际社会的边界也就拓展了。这一特征最清晰的例子是由马其顿提供的。尽管亚历山大（公元前498-454年）不情愿与波斯人合作反对希腊人，但还是奉行了一种系统的希腊化政策。他最终说服希腊人允许马其顿人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表明假如必然的文化转换已经发生，识别希腊国际社会的边界是可以被拓展的。
如果国际社会的边界可以移动，那么就提出了与国际体系相联系的政治和军事边界问题。这样的边界最初是建立在对威胁的感知基础之上的。结果是：如果一个外围国家突然变得更为强大，体系边界就会被迅速地拓展。自波斯帝国创建开始，它就对希腊城邦国家构成了一种威胁。然而，按照怀特的观点，这种威胁只是部分地得到回应。他坚持认为“帝国更伟大的部分位于体系之外”，也许因为希腊城邦国家缺乏对帝国更远范围发动攻击的能力（Wight 1977:90）。[18]无疑，波斯人视希腊化的进程为一种威胁，他们最初的反应是对希腊城邦国家发动攻击。当这一战略失败后，波斯人采取了更加难以捉摸的战略。人们认识到，假若没有一个城邦国家能够支配所有其他国家，希腊的威胁是可以控制的。波斯人通过采取一种维持希腊城邦国家分裂状态的政策得以维持他们自己的安全。沃森认为希腊人准备接受这种安排，“不是因为他们对波斯人的信任程度超过彼此间的信任，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波斯人没有强大到能够支配这个体系的程度。”（Watson,1992:65）[19]
这样的结论有问题，因为波斯人确实接近于强大到征服希腊城邦国家的程度（Balcar 1995），[41]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观点仍然可以成立：即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之间有复杂互动的潜力，这些不同领域的边界是可以不重合的。例如，两个国际社会是可以在一个单一的国际体系内共存的。当然，詹姆斯（James, 1993）[26]否认这样的区别具有重要意义，但希腊／波斯案例支持这种区别的功效，尽管怀特（Wight,1977:34）[18]考虑在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共同体说明一种国际社会至少近似了（'approximated'）。布赞（Buzan（1993）[27]通过区别礼俗国际社会和法理国际社会解决了这个难题，并认为两者都可以存在，以此确认在一个单一的国际社会内的不平衡发展。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仍然不能展示领域划分的效用，并把社会和政治／军事视角区别开来。总的来说，希腊／波斯案例可以支持区别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判定。
这一部分主要是利用波斯和希腊的历史，以举例说明国际体系和社会的出现和巩固。但至关重要的是记住这样的发展在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Watson 1992,Buzan and Little 2000）。[19][5]然而清楚的是，我们难以认定在国际关系内有一种演变的趋势在运行，把我们从无政府带入等级制，或难以认定有一种把我们从国际体系转移到国际社会，或从法理社会转移到礼俗社会的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比较研究，以接近于全面理解国际关系的世界历史。
欧洲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的起源
当此时刻，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家们仍在继续努力发现能够理解现代欧洲出现前复杂的国际环境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在这一时期，主权被一种复杂和多层的方式所分割。所以一般认为，无论是按帝国等级制还是按国际无政府状态来定义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不合适的，在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描述上都没有达成共识。沃尔兹（Waltz,1986）[42]坚持认为，可以用来说明造成中世纪复杂性的因素太多了，他的国际体系模式可以有效地穿透这些复杂性。但多数理论家都与拉吉（Ruggie, 1986:141）持同样见解，他认为沃尔兹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不能描述，更谈不上解释过去1000年里最重要的变化：“从中世纪向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变”。随着建构主义影响的增强，沃尔兹对理论简约性优点的重视看起来与当前理论关注的重心越来越不协调。对更为精细的建构主义分析而不是对新现实主义粗略描述的渴望正在增长。
无疑，英国学派的成员已经认识到中世纪欧洲的复杂性，但他们还没有设法找到一种成功地分析这种复杂性的途径。就像怀特（Wight, 1977:132）[18]坦率地承认的那样，问题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政治词汇不适合在同一个句子里描写国家－体系（the states-system）和它的中世纪先驱”。同样也因为中世纪欧洲覆盖一个很长的时段，并且包含某些非常重大的变化。例如特施克（Teschke, 1998:349）对中世纪欧洲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封建的帝国时代（650-950年），封建的无政府时代（950-1150年）和封建的国家体系时代（1150-1450年）。但在这个简要的部分里不可能考察这种捕捉中世纪欧洲复杂性的尝试。我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概念上。变得清楚的是：尽管可以用国际社会的术语来描述中世纪欧洲，然而使用国际体系的概念则更成问题了。
在尝试把中世纪欧洲作为一个国际体系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它与沃森所建立的从一个极端的无政府国际体系到另一个极端的帝国国际体系政治范畴中的任何一处都不吻合。中世纪欧洲在政治上是由重叠有时又是相互竞争的权威构成的一个拼辍物。例如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都对同一选区的基督教徒宣称享有管辖权。但实际上，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享有至高权威（sovereign authority）。在特施克（Teschke,1998）称之为封建的无政府阶段，一种甚至更为分散的政治组织模式在义务的个人联系的基础上发挥作用。所以在欧洲不仅罗马教会和帝国宣称有管辖权，而且在众多政治角色中，还有国王、男爵、城市市民、贸易行会和主教。作为结果的政治结构有时被称为他治，国际关系理论家们越来越承认他们现有的概念都不能捕捉中世纪政治组织的复杂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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