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讨论班教室内，曾挂着这样一句格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今的历史”。如今看来，这个场景距今似乎不止百年，而是恍若隔世。
政治史曾经统治着美国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但近年来，职业史家们却对那些强调主流政治（包括政党和政治机构）的研究报以怀疑、有时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更不用提那些关注伟大的政治领导人和公众人物的生活和成就的作品了。毫无疑问，在这些主题方面，曾诞生了无数的作品，今天亦然。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们对社会史、文化史和人类学历史等其他历史研究模式的兴趣的大爆发，使得政治史走向学术的边缘。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政治史已经失去了其古老的兴奋感，也失去了伴随着这种兴趣而来的各种奖励。
有意思的是，在职业政治史衰落的同时，公众对政治传记，以及战争和军事等与政治和政治史有广泛关系的书籍的兴趣却急剧增长。大卫·麦卢库（David McCullough）、 道利斯·吉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等大众政治史家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种畅销书榜单上，与历史有关的电视频道也取得了成功，这似乎都表明大众对于传统历史产品的阅读和消费兴趣是永无止境的。有评论家指出，这种复苏的兴趣表明，人们无比怀念美国历史中的那些更早时期的、更高贵的、更光荣的时刻，尤其是那些政治时刻。即便如此，大部分学院派史家并没有分享这种（政治）乡愁。
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政治史与其他形式的历史写作之间的分裂可能是暂时性的，也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巨大。我认为，任何对传统政治史和社会史所作的严格划分，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正因为部分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力的确比其他人要大，而且美国政治的基调和框架也是由他们所确定的，所以历代的美国的领导人必须要以他们想要领导的人那里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框架。要想全面研究历史，“从下至上”和“从上之下”这两种研究途径缺一不可；在《美国民主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一书中，我就想表达这个观点。而且，如果我们抛弃自满和保守情绪，快速回顾美国政治史学，就会发现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这个领域发生了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有时是为了回应美国史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有时则是出于美国政治史家内部的分歧。因此，讲述美国政治史家，比讲述美国政治史本身，更能说明美国政治史的发展历程 。有些政治史家与政治史之外的领域保持这密切关系，他们有时似乎比其他领域的史家更前卫、更富于魅力。而且，长期以来，政治史家都在寻找政治冲突的根源，并试图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历史进行调和。
在1907年，美国政治史家和研究政治的方法都处在变动之中。古老的叙述性史学模式仍然享有巨大的声誉。这类史学作品非常强调故事和道德劝诫，且往往卷帙浩繁。它们中有第一部综合性美国史学著作——乔治· 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的《自新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史》（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ntinent），也有詹姆斯·福特·罗德（James Ford Rhodes）的《1850年大妥协以来的美国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所著的《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治下的美国》(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是这种19世纪类型的历史著作中的永恒经典。这这本书中，亚当斯在进行详尽的政治描述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对着与政治相伴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复杂变迁的深刻理解。但是到1907年，美国政治史家的著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数量方面，都发生了巨变。推动这种变化的是两股力量。一是强调以精确解读原始资料来揭示历史的更大动力的德国的研讨班式的“科学”史的兴起，二是人们对进步主义改革精神和实用主义哲学所支持的政治现状的不满。总之，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描述政治变迁和冲突背后的深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原因。
人们一般把这种新的历史研究的转向回溯到1893年。在那年召开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大会上，年轻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朗读了他的那篇著名论文——“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这名刚刚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博士生指出，能够解释美国民主的起源及其特殊发展历程的，不是旧世界（欧洲）的体制和精神遗产，而是边疆移民。这种对美国政治的文化和社会动力的开创性解释，远比此前的描述性史家的所有解释都更加敏锐。此后，特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教学而非写作，他也从未把边疆理论发展成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但是特纳的众多的学生们（尤其是Orin G. Libby）却写出了无数关于地区因素影响宪法制定以来的美国政治的重要作品。在此后数十年中，有些关于区域解释的作品在政治学家、战略家和历史学家中都颇具影响力，比如V. O. Key的《州和国家中的南部政治》（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1949）和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的《新兴的共和党多数》（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1969）。
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并非没有受到特纳的对政治的地区性解释的影响；但是像他那一代历史学家一样，比尔德更看重他所坚信的、被地区差异所遮蔽的经济利益。而且，与特纳不同的是，比尔德所关注更多的不是发展中的西部，而是东部城市所发生的变化。在其早期著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1913)中，比尔德提出一个假设：导致1787年至1788年间的政治斗争的原因是不同形式的财产所有权（尤其是商业与对农业）。在《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一书中，比尔德与其妻子玛丽·里特尔·比尔德（Mary Ritter Beard）一起，试图以经济利益重新解释美国史。毫无疑问，从19世纪20年代到二战期间，这本书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在以经济利益作为历史解释框架的道路上，比尔德夫妇并非踽踽独行；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和约翰·D·希克斯（John D. Hicks）等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历史学家的著作也遵循同样的解释路径。
从激进重建到种族歧视兴起的这段时间中，内战及其影响的得到基本的重新评价。尽管伟大的叙事史家罗德（Rhodes）站在反对奴隶制、支持大企业的共和党的立场上阐释这段时期,但是新一代接受过职业训练的年轻历史学家们，完全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把奴隶制的消亡解释为北方人对南部的政征服，直到白人至上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得到“救赎”，这种征服的努力才结束。威廉·A·邓宁（William A. Dunning），一个在柏林接受训练、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历史写作（尤其是1907年出版的《重建：1865至1877年的政治和经济》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1865-1877）和其学生的著作，成为这种新观点的主要推动者。20世纪30、40年代，在更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作品中，邓宁学派的思想和观点再次出现。詹姆斯·G·兰格尔（James G.Randall）和艾弗里·O·格雷文（Avery O. Graven）是这批学者中的一员，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废奴主义者的狂热，没有专横的北方人的贪婪，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因为在19世纪50年代涌现的那批“愚蠢的一代”政治家们的无能，内战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一批进步主义历史学家把政史与思想史和文化史融合起来，而且其融合方式与比尔德和特纳的研究大致一致。这些作家中最优秀的一名在历史学家中获得了广泛的尊重英文教授——弗农·L·帕灵顿（Vernon L.Parrington）。在三卷本的煌煌巨作《美国思想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中，帕林顿讲述了一部由艺术、信件和哲学的美国政治史。在这段历史中，汉密尔顿式的、支持商业的精英分子与杰斐逊式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之间有泾渭分明的区别。这部巨著所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人们难以注意到作者对杰斐逊的赞同。
在进步主义史家之后，严肃的美国政治史家再也不会试图把政治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一个与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更广阔的世界分离开来的领域，尽管有些学者可能更强调政治与其中一个领域的联系。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股持续批评进步主义史学的潮流，它认为进步主义史家总是把政治解释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工业与农业，汉密尔顿对杰斐逊），并把政治史解释为无止境的地区或经济利益冲突。新一代的历史家们试图把文学评论家莱昂纳尔· 特里林（Linoel Trilling）所谓的“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感”带入到政治史研究中，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们则逃避了这些。尽管他们反对进步主义史家的简单化，他们自己的观点（就像他们的领袖这一霍夫斯塔特所发现的那样）也建立在进步主义史家的开创性解释的基础上。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的确是多样性的，他们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解释政治史，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在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学术中，至今仍有些许明显影响力的是所谓的共识学派（consensus school）。共识学派的开山之作是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那部偶像破坏性的著作《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的《美国政治的精髓》（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则为共识学派增加了更多的爱国主义导向。共识学派的史学认为，在进步主义史家所看重的那些美国历史上的重大冲突中，基本的一致性多于分歧，贪婪多于民主的理想主义。这种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副产品。共识学派的历史学学家无视（或者没有重视）美国政治史中的欧洲式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断言在新大陆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只不过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斗争，在竞选过程，候选人手中挥舞的不过是木矛。在霍夫斯塔特的笔下，所有的政治领导人，从建国之父到富兰克林·罗斯福（除了19世纪中期的异议者温德尔·菲利普斯, Wendell Phillips），都相信资本主义。而在布尔斯廷的书中，美国人一直在务实地寻找最好的对他们最有利的观念，一旦找到就坚持如此，直到有更好的观念出现；除此之外，美国人认为其他观念都不值得关注。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共识学派盛行一时，但是它在60年代的政治动荡中遇到了危机。这场政治动荡使人们重新认识美国内战的遗产，这场全民参与的灾难性冲突将全面驳斥共识学派的核心观点：从古至今，美国政治的基石都是一致的和谐。1956年，肯尼斯·M·斯坦普（Kenneth M. Stammpp）的《特殊的体制：内战前美国南部的奴隶制》（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一书的出版，意味着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学者群体开始批评进步主义学者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看法，并采纳了黑人史学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关于重建的观点（他的观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专业史学所忽视）。
在进步主义史学的反对者中，与大多数的共识学派的历史解释相比，影响力最持久的研究方式是以非经济因素来解释美国政治生活的变化。不同的学者，包括霍夫斯塔特和戴维·希尔伯特·唐纳德（David Herbert Donald），都自由地从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韦伯的社会中）借用了“社会地位焦虑”这一个概念，以反对阶级利益理论，阐释从废奴运动到进步主义运动的时期的政治运动。相关的跨学科努力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更“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包括关系集团理论、多变量分析，以及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罗伯特·K·莫顿（Robert K.Merton）有关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这些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科学的新创新一起，产生一大批新的历史研究，它们分析登记投票的模式，政治报纸的社论内容，最重要的是大众投票的人口学。在6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入侵，催生了我们进入所知道的“新政治史”。
尽管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新政治史研究具有一个主要特征，即认为决定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不是阶级，而是种族和宗教。在新政治史的开创性著作《杰克逊民主的概念：关于纽约的个案研究》（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 1961) 中，李·本森广泛考察了1844年纽约州的相关资料，发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区别，对投票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贫富差别。本森坚持认为，政党的阶级修辞不过是“哗众起宠”的言论；如果真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那些看上去保守的、支持商业的辉格党人，而非杰克逊民主党人，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支持者的先驱。迈克尔·霍尔特（Michael Holt）、罗纳德·P·法米萨诺（Ronald P. Formisano），威廉· G·谢德（William G. Shade），保尔·克莱普纳（Paul Kleppner）、理查德·J·简森（Richard J. Jensen）等历史学家也对19世纪的美国政治史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在关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种族与宗教投票行为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不管这些学者之间存在什么异同，我们都可以将他们称为美国政治史研究中的种族文化学派。
正当这群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历史学家在最大限度地强调文化因素对政治的重要性，并弱化政治观念的重要性之际，另外一批学者却重新发现了思想与政治史之间的关联。启发他们的，或者在某些时候直接教导他们的，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佩里·米勒（Peril Miller），他或许是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们颠倒了帕林顿的理念——美国的思想是美国政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他们试图将政治视为思想的产物。在1945年出版的名作《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ackson）中，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不仅挑战了将杰克逊支持者视为一场西部运动的特纳式的观点，而且重新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思想在杰克逊民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很多年后，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和海伦·摩根（Helen Morgan）强调了思想观念在1765年印花税法案危机中的重要性。后来，埃德蒙·S·摩根将这个观点扩扩展为一篇论文，并在1963年发表，题为“将美国革命视为一场思想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更年轻的一批历史学家把思想史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尤其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cheim）（他对早期的历史学家有影响，包括霍夫斯塔特）和克利福德·格尔茨（Glifford Geertz）所描述的更广泛意义的世界观联系起来。进步主义学派倾向于将政治宣言视为物质基础利益的伪装，“新”政治史家将政治述求视为吸引大众的哗众之词，然而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从18、19的小册子和报纸文章找到线索，以发现激发美国人行动的大规模的偏见和渴望。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起源》(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7)和戈登·S·伍德（Gordon S.Wood）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1969)完全改变了历史学家们对美国建国时期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独立背后的指导性思想力量，不是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而是英国反对派的、自由辉格党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共和主义”。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共和党在内战前的意识形态》（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一书中也借鉴了类似的意识形态概念来分析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反奴隶制政治，以此把物质利益与道德因素结合起来，认为把大多数北方人联合起来反对蓄奴的南部州的是自由劳动意识形态。
方纳的书在1970年出版；此后，社会史盛极一时，似乎要横扫其他的美国史研究领域。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讽刺，以及与现实事件的一些明显的关联。当时，很多新兴的社会史研究被称为“新社会史”，以区别于之前的社会史学所做的更具轶事性质的、更印象主义的研究。“新社会史”也吸收了“新政治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定理分析技术。（而且，两种“新”史学的践行者可能会在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历史协会中碰面，尽管他们有时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在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运动之后，社会史家发现，他们对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政治史家毫无兴趣。每一个年轻的社会史家的自身经历都在告诉他们，美国的共识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概念。他们试图发现在历史之外的投票和政党记录，很多是关于黑人和女性的，在大部分的美国历史中，这些人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在劳工史家和研究奴隶制的历史学家中，出现了一股明显的新马克思主义潮流。这些学者试图重新发现窒息了美国政治的阶级动力，社会史家相信它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学者认为它微不足道。（一个结合了社会史和政治史的重要研究指出，“投票箱是阶级意识的坟墓”）。一些新社会史的作品复活了进步主义史家的精神，但是，与进步主义史家不同的是，新一代史家只关注边缘的政治问题，或完全置身于政治史之外。
但是，即便在社会史家中，对政治的兴趣也从未完全消失过。有关类似尤金·V·德布斯这样的政治激进人物的出色传纪，让人们对选举仍抱有兴趣；最近，有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 Byran）这样的政治人物。有些妇女史家注意到，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妇女运动的伟大斗争是为了得到选举权，这意味着他们需要研究政治史。尽管研究美国现代史的学者在融合社会史和政治史方面普遍行动得比较慢，但是阿兰·布林克利（Alan Bringkey）和伊丽莎白·科恩（Lizabeth Cohen）这样的学者已经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融合这两个领域。
从始至终，关于政治史死亡的谣言都是夸大其词。在20世纪80年代，堪萨斯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著名的美国总统系列图书，随后，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和时代图书等一批关于美国总统的图书相继问世。受到意识形态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印象，“新政治史”的代表史家对不少题材进行了重新评价，包括多尔战争和辉格党等等。在研究共和国早期史的学者中，出现了“新新政治史”研究，它试图把研究符合和仪式的文化史与更传统的考察选举和法律制度的政治史结合起来，重新点燃了人们在早些时候对政治史的兴趣。另一批后起之秀则重新考察了很多政治问题，从国家构建的政治经济到新右派保守主义在里根时代的起源。在政治史陷入低落的之际，很多历史学家对公共政策史的很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埃德蒙·摩根、戈登·伍德和约瑟夫·爱丽斯在内的诸多史学名家，也出版了很多集学术研究与通俗易懂的语言于一身的作品，以引发普通读者对政治史的兴趣。
从上述这些研究和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思考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每个历史学家可有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首先，美国的政治竞争中经常会出现竞争对手之间的联盟，因此不能将其简化为社会学和意识形态原则。其次，不管美国政治看起来多么不理性的，多么缺乏思想，但是思想观念，至少是胡凭乱凑的意识形态，仍在选举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再次，美国的政治（就像关于美国政治的历史写作一样），是关于特定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民主——的含义的持续争论，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对此意见不一，有时甚至有激烈分歧。
政治史如何走出当前的模式和路径中，我们目前并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学术嫉妒、方法迷恋和政治入侵这些妨碍职业史学的因素不存在的地方，只有那些已经变成职业识别标志的标签被完全忽略的领域，政治史才能发展。如果美国人普遍因为意识形态的毒害而痛恨政治，那么美国历史学家将在友爱和宽容盛行的地方重新革新政治史。
毫无疑问，无论政治史家感到他们被多么轻视，政治史仍然对任何美国历史研究都至关重要。著名的政治史家约翰·莫顿·布鲁姆（John Morton Blum）——他也写过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著作——曾经说过：“即便那些痛恨政治和政治史的人，也不能避开政治对他的持续影响”。就像政治不可避免一样，对历史学家而言，政治史也不可避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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