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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虢国墓地博物馆馆藏驮鸟蚕身龙首玉


    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博物馆陈列一件青玉质地驮鸟蚕身龙首玉(图一)。其工艺特征:片雕,“臣”子眼,张嘴,周身无穿孔,屈身,“瓶形”高犄角向后翘起,腹部阴刻七道纹饰,分成八节。龙身卧鸟,鸟形态安详,昂首翘尾,曲腿作卧状。身上刻羽纹,颈下有垂囊,长尾。阴线片雕。该件玉雕实为该馆艺术之精品,也是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该玉龙驮鸟圆雕如新郑春秋大墓的莲鹤方壶那样开创了春秋时代的精神先河。
    
    孙机先生《蜷体玉龙》曾经考证了与该件器物同构的虢国墓地M2006:78为蛴螬(图二)。而《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中M2006:78被分为一式玉蚕,描述为:和田玉质,圆雕。龙形首,蛹身弯曲。首部阴线刻出角、目等。口部一穿。长2. 6厘米、高0. 9 厘米,厚0. 5厘米。与三门峡市博物馆展出器物基本同构。
    
    同墓另一件玉器M2006:77。和田玉质,圆雕。直身,圆眼突出,张嘴.嘴下一斜穿。长2厘米、高0. 8厘米、厚0. 6厘米。其设计与M2006:78同构。故此两件器物均为蚕身玉龙。
    无独有偶,M2006出土一件玉璜(M2006:75)(图三),“和田玉质,青白透明,因受沁,多处呈白色。半环状扁圆体。饰阴刻双龙纹,两端龙首,臣字形目,卷角,长须,身饰鳞纹及斜角云纹,腹部有平行横线。长6. 1、截面径0. 9厘米”。“腹部平行线纹”,为器身分节标志,与M2006:78“蚕”身同构。他们既出土同一墓葬,又技术(设计)同构,说明之间肯定有相似之处。而器身“双端龙首”设计,则源于与红山文化出土双龙首玉璜。其形为“淡绿色,一面雕刻纹饰,一面平素,中部对穿一孔。两端各作一龙首,吻前伸,上唇翘起,口微张,眼睛为菱形框,身饰瓦沟纹。……有以为形象近于甲骨文中的‘虹’字”。 M2006:75与该件双龙首玉璜同构。
    
    翻阅《虢国墓地出土玉器》也发现了相同的设计,如M2001:548(图四),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被误认为虎形玉佩,通长8.7厘米,宽1.7厘米,厚0.2厘米,青玉。冰青色,大部分受沁呈土黄色。玉质较为细腻,微透明。片雕,整体做璜形,器身阴刻弧线四道分为五节,正背面纹样相同,以阴线勾勒出虎的口、眼、耳、前后腿,方睛有瞳仁,张口,头部有犄角,尾端尖而上翘。
    这些玉龙基本遵循了形以料的原则而进行设计。其基本表现手法则为曲身、张嘴、有角、龙身饰分节的蚕纹。该遗址出土的玉蚕M2012:113也证明了腹部分节,器身弯曲是玉蚕的典型特征。该器物长4.1厘米,厚0.85厘米。青玉,豆青色,大部分为灰黄色,微透明。圆雕,曲体,头部有浮雕圆目,嘴下有斜穿。腹部分8节。孙机先生认为,宝鸡竹园沟、长安张家坡、滕州前掌大等均出土了同构的蚕身玉龙。学者把甲骨文“蚕”多环节的特征作为与“它”字相区别的标志。可见这种物质逻辑是西周较为普遍存在。
    关于龙身饰蚕纹,文献有载:
    《礼记·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于蚕室,奉种浴于川。”郑玄注:“《蚕书》中解到:蚕为龙精,用直大火,则浴其种。”
    《管子·水地篇》也说:“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干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千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暗能存而能亡者也。”
    而龙角,则称为尺木,汉代《论衡·龙虚篇》追溯曰:“龙无尺木,无以升天。”《酉阳杂沮·鳞介篇》:“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头上加了这样奇特的角,表示它是能上天的神龙。张光直先生曾引《道藏·太上登真三蹻灵应经》论证巫师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夫三蹻者,上则龙蹻,中则虎蹻,下则鹿蹻。”三门峡虢国墓地随葬蚕身玉龙则应是原始道家思想的体现。
    赵丰先生《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中认为:“我们的祖先不但从蚕的变化中产生了对蚕的惊奇,而且还产生了对桑树的崇拜,认为桑林是一片神圣之地,桑林中特别容易与上天沟通,以致求子、求雨等重大活动均在桑林进行。从而又产生了扶桑树,把沿扶桑树上下亦看作是天地间沟通的途径之一。在这种情况,育桑养蚕也就不是为了普遍的经济利益了,而应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情进行的。”
    关于蚕神崇拜礼仪,商代甲骨文卜辞记载“牢,五牢。蚕示三牢,八月。”而先秦思想中“蚕为龙精”的观念,三门峡馆藏的蚕身玉龙则是其物质逻辑,而广为存在的“蚕龙”也为西周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认识史前艺术形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蚕桑丝绸对先秦社会文化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如商代甲骨文中有200多字与此相关,反映了蚕桑文化已经融入了商代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发达的蚕桑丝绸文化也为“以等级性为内容,形式性为特征”的礼乐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影响中国文明直至今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1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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