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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经济上的目标是为侵略战争服务，建立“总体战争经济体制”。为此，希特勒运用“领袖原则”，打着“重建德国经济生活”的旗号，对工业、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实行一体化，对德国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严格控制。首先对工人实行严格管制，“在一切领域、一切部门树立领导的绝对权威”（33），1933年5月17日，莱伊发表一篇宣言宣称，资本家要对工人反抗的一切企图“都必须消灭于未然”，并发表文章鼓吹工人要绝对服从资本家，“国家建设者最主要的是重新给工厂的当然的领袖即企业主以充分的领导权。”1934年1月20日颁布的《国家劳动秩序法》规定：“有关企业的一切事务，都由企业领袖向职工作出决定”，企业领袖拥有确定劳动时间和工资、应聘、解雇与惩罚等权力，连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其次，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确立以重心发展军事工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成立德国经济总会是希特勒加强对经济控制采取的重要措施。经济总会是德国经济的最高权力机关，按行业划分又在全国成立七个经济组，即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经济、手工业和对外往来，在经济组下面又设44个部门经济组。德国经济总会由纳粹要人和垄断资本家组成，有权对国家经济进行改组，制订经济政策和颁布各种经济法令，有权对各个企业进行原料分配、财政预算。纳粹政府对全国经济进行改组的一项措施就是强制推行卡特尔化。1933年7月15日颁布了一项关于强制卡特尔化的决定，规定卡特尔有权合并局外企业，消灭低级卡特尔；有权禁止建立新的企业，只有被卡特尔承认的商号才能获得货物和原料。对企业改组的重要前提条件是看对发展军事工业是否有利，否则就被吞并或关闭。强制推行卡特尔化的目的是使一切经济部门和资金服从于战争经济。“工业、手工业、各行各业以及农业的全部产品”，“都应纳入无所不包的战争经济范围”（34）。纳粹政府还于1935年5月21日秘密通过了“国家防御法”，成立了“战争经济全权总办”，目的是“使全部经济力量为作战服务”。1936年5月21日，戈林在召集军界和经济首脑讨论战争动员有关问题时指出：“一切措施必须着眼于保证作战的观点”（35）。为此，德国集中所有财力、物力，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使德国军事工业恶性膨胀。不可否认，军事工业也刺激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发展，纳粹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总体战争经济政策下，希特勒把数百万失业者驱赶到军事工厂或军事建筑工地，修建高速公路、机场和兵营，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为此，法西斯“经常不断地宣传纳粹政权取得的成就来吸引德国人民大多数站在新帝国一边。”（36）但是，德国军事工业膨胀的结果，使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畸形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并未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善，相反负担比以前加重了。为加紧军备建设，希特勒强迫德国人民志愿服劳役，后来又把“志愿劳役变为普遍青年男子的义务劳役”，每年强制25岁以下的青年55万人参加义务劳役。发展军事工业需要资金，为开辟经费来源，纳粹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发行汇票和公债吸收游资。1933年至1937年，全国捐税提高了100亿马克，1938年税收占国民收入的29.5%（1932年为25.40%）。
    希特勒对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也是前所未有的，充斥着法西斯的专制精神，推行一条摧残科学文化事业的愚昧反动政策。1933年3月13日，戈培尔被任命为教育和宣传部长，统管教育、文化和新闻出版工作。为贯彻“领袖原则”和德意志民族精神”，在文化领域实行文化生活总体制。在戈培尔亲自兼任主席的“德国文化协会”章程规定，只有亚利安血统的和“同国家态度一致”的人，才能参加协会。协会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德国的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会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37）。没有参加文化协会或被开除的人，不能从事本职工作，不能发表作品和参加演出。在所谓纯洁德意志文化的旗帜下，法西斯还大张旗鼓地对“非德意志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清理运动。首先是焚烧非德意志著作，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及30多所大学所在城市举行一次“焚书日”活动，仅柏林就焚烧了近两万册图书，被焚烧的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梅林等人的著作，还有著名作家海涅、亨利希·、托马斯、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其次是举办所谓“蜕化”艺术展览，对全国民间图书室、图书馆和博物馆进行“清理”，列出禁书、禁画书目，编造成册，一律被取缔。犹太艺术家的作品、表现主义风格和现代的艺术流派作品，均作为“蜕化作品”，在被取缔之列。纳粹不仅禁书，破坏文化，而且对科学文化工作者进行打击和迫害。至1938年，有45%的官方学术机构彻底被改组，重新换人；有2800多大学教师和科学家被解雇或开除。世界闻名的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贝曼被迫辞职，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被波恩大学取消荣誉博士称号。被贬黜的科学家、艺术家命运是很悲惨的，不少人遭受歧视和迫害。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被查抄，家产被没收，并赶出科学院，剥夺了德国的公民权。有的人被送到军火工厂受苦役；有的被逮捕，甚至惨遭杀害；有的不满纳粹文化专制主义而愤然辞职。新浪漫主义诗人、历史学家卡达·胡赫毅然退出普鲁士艺术学院，她在退职信中写道：“我认为，一个德国人有德意志的感觉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到底什么是德意志的以及德意志精神如何发挥，对此存在着不同意见。现政府所规定的民族意识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德意志精神。集权、强制、血腥的手段、诽谤持不同政见者、自吹自擂等，我认为都不是德意志的，是贻害无穷的，……根据已发生的历史形势，忠诚地参与依照规章应由艺术学院承担的发展任务，就要求与政府的纲领一致，我做不到这一点。”（38）在纳粹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一大批学者愤然流亡国外。
    希特勒对新闻、广播、电影同样实行严格控制。报纸不再是公共舆论工具，而是一种政治领导机构。戈培尔声称：“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39）根据法律规定，只有符合政治和种族条件的人才获得编辑资格，从事报刊出版工作。为实行舆论一律，戈培尔亲自过问新闻的编发。新闻界每天举行“德国政府记者招待会”，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发布新闻报道方针，指导全国新闻宣传工作。如果违背政府精神，刊物被勒令停办，编辑将被关进集中营。希特勒上台后一年内，有一千多种非法西斯报刊被迫停办，财产被没收。纳粹把广播列为“每日活动的中心，他们有意识地使广播具有倾向性，使它积极地、无条件地为新政权服务”（40）。为此，学校、企业和机关实行集体收听广播。电影事业也完全置于纳粹控制之下，决策大权由戈培尔一手把持，完全成为希特勒政治宣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