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地理志》纂修考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4:10:36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清史稿·地理志》纂修考 胡 恒 提 要：《清史稿·地理志》的纂修歷經四個階段：初稿撰寫、改簡為繁、改繁為簡、修正成書，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77冊未刊稿本分別于上述四個階段形成。本文根據文獻性質將其初步區分為底本、初稿、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第二次修訂稿、呈稿五種類型，在研讀、比勘各類稿本的基礎上，對《清史稿·地理志》的纂修過程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包括體例討論、纂修官組成、初稿取材、總纂經過、定稿形成等，分析了《清史稿·地理志》纂修不足的原因，指出《清史稿·地理志》未刊稿本仍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清史稿 地理志 秦宥衡 王樹楠 纂修 一、引 言 《地理志》為廿四史常設的志書之一，共有十六部之多（或稱《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郡縣志》、《職方考》）。這十六部《地理志》就其文獻性質而言，其實是最後成書的定本。至於定本如何形成，纂修人員又如何組成，由於檔案文獻尤其是原始稿本的缺乏，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多還粗略。 《清史稿》歷經清史館數十年的纂寫，雖成書之初即遭封禁，未列正史，然而纂修過程中形成的檔案大都保存下來，各類已刊、未刊稿本也保存在海峽兩岸的相關機構裏，為深入研究定本形成的過程和纂修人員的構成提供了可能。以《地理志》為例，目前臺北故宮博物院保存有77冊清史館地理志檔的各類稿本文獻。[1]藉助對這批檔案的整理、分析，本文將集中探討以下四個問題：1、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77冊《清史稿·地理志》（以下一般簡稱《地理志》）稿本的文獻性質及其相互關係；2、《地理志》的纂修過程，包括體例討論、纂修官組成、初稿取材、總纂經過、定稿形成等；3、《地理志》纂修的教訓；4、《地理志》未刊稿本的價值。 二、現存《地理志》稿本的基本情況 對《地理志》纂修經過，曾任《藝文志》總纂的朱師轍在《清史述聞》中有一段概括的交待： 右地理志初稿，撰人大略可考……地理志後歸秦右衡（樹聲）總編，用力甚勤，其意欲自成一書，故所編甚繁。經十餘年，僅編大半。至二期，議史稿結束，以太繁不合正史地理志之用，始自縮編改減，未終而逝。值三期方始，議歸總結。由館中向秦氏家取原稿，交王晉卿修正。晉卿以兩稿皆不全，無法合并，乃取原撰各人稿，選其可用者，略加刪倂潤色，合成全帙。今史稿地理志是也。[2] 由該段文字，可知《地理志》纂修歷經四個階段：1、初稿撰寫，共有十九人參與；2、秦宥衡（又字右衡、樹聲）改編之繁稿；3、秦宥衡改編之簡稿；4、王樹楠（字晉卿）修正稿。臺北故宮所藏77冊《地理志》稿本就是在上述四個階段形成的。 臺北故宮現藏之77冊清史館地理志檔，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將文物運臺時被編入“寓字號”，與《天文志》合裝一箱。[3]今檔案編號為205000001-205000028，205000636-205000684，前28冊，是《地理志》底本；後49冊，“清代文獻檔案目錄資料庫”簡單著錄為清史館本，未進一步區分，《故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僅分初稿、原稿兩類，也有不妥。筆者以為，應當結合各稿本內容及版式特點，進一步明確文獻性質，便於利用。筆者據調檔所得，略分五類如下。 （一）底本（28冊） 故宮史館檔編號205000001-205000028，28冊，15冊在封面題“王樹楠修正、周仰公校”，5冊題“王樹楠修正”，其餘無題。部分封面寫有交付史館時間。編號為205000001冊者含有兩部分內容，除《地理志》直隸部分外，還有《序》一篇，是《地理志》總序，每頁9行，每行17字，版心底部有“清史館”三字。版式、紙張與其餘27冊及該冊直隸部分有明顯差異，應當是後加上的。直隸部分及其餘二十七冊均為紅格本，版式、行格相同，每頁10行，每行21字，雙行小注，版心寫有“清史卷××”字樣。 這28冊內容有少量增、刪、添、改的內容，貼有素簽，經與《地理志》刊本內容比對，[4]皆能相合，這批文獻應當就是《地理志》刊本的底本。28冊中，明確標示交付史館時間的有16冊，丁卯年（1927年）交付的9冊，最早的是《吉林地理志》，八月二十八日交；戊辰年（1928年）交付的7冊，最晚的閏二月二十七日（西曆4月17日）。而《地理志》經金梁操辦，于民國十七年五月刊印。[5]《地理志》从交付史馆到刊印，间隔非常之短。 表一：《地理志》底本
注：《總目》指《故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臺北故宮博物院印行，1982年。 （二）初稿（16冊） 故宮博物院所藏稿本中，封題直接明確為“初稿”的是編號為205000648的《直隸地理志初稿》，秦宥衡纂。紅格本，每頁8行，每行20字，雙行小注，版心上方有“清史館”字樣。另外，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6冊內容紙張、版式、行格與《直隸地理志初稿》完全相同，封面題有撰人姓名，與朱師轍《清史述聞》所列的初稿撰人姓名皆能相合。冊中內容有大量刪改痕跡，顯系《地理志》初稿。 另外有被稱為“原稿”的3冊，分別是《奉天地理志原稿》、《吉林地理志原稿》、《黑龍江地理志原稿》。其中《吉林地理志原稿》、《黑龍江地理志原稿》版式與上述初稿有所不同，九行本，每行字數不一，有大量增、添、刪、改的痕跡，系稿本。紙張與下文所說的呈稿相同，且又都有同名的清繕本呈稿，故筆者認定這三冊亦屬初稿。《奉天地理志原稿》封面雖亦是九行本，而其正文則是紅格本，每頁8行，每行20字，雙行小注，版心上方有“清史館”字樣，與《直隸地理志初稿》等版式相同。 編號為205000636-205000641的6冊稿本，除205000636封面有《內蒙古地理志》題名外，其餘均無，紙張寫有“政事堂主計局用紙”，[9]6行本，每行字數不一，字跡十分潦草，刪改痕跡明顯，屬稿本性質。每冊撰寫內蒙古一盟，經與下文所著錄的編號為205000642-205000647的清繕本呈稿比勘，皆能相合，故可肯定為內蒙古初稿。 表二：《地理志》初稿
此外，民國時期吳宗慈主編的《江西通志稿》第11冊《輿地考》中收入藍鈺所撰《江西地理志》一卷。[13]據《江西地方文獻索引》，該卷原系稿本，用翰林館稿紙書寫，現藏於江西博物館。[14]《江西通志稿》所收錄的《江西地理志》仍保留了藍鈺《江西地理志》的原貌。在“清史館地理志檔”中，江西初稿缺失，使人不得不懷疑《江西地理志》即是《地理志》江西初稿。該冊《地理志》為九行本，每行字數不一，版心底部有“清史館”字樣，有刪改痕跡。另外，經過文字的比對，該冊稿本與下文所提到的《江西呈稿》詳本相同，故可斷定其就是清史館地理志檔所缺失的《江西初稿》。那麼該冊稿本是如何流失館外的？推測起來，應當與吳宗慈有關。吳本人系江西南豐人，以善修志書而名，民國初值《清史稿》被封禁，國民政府延聘其至南京檢校、整理《清史稿》，并曾為《清史稿》撰寫審查意見，后改任江西通志館館長，[15]《江西通志稿》就是在他組織下編纂的。楊家駱先生曾回憶道“抗戰軍興，宗慈、仲騫返贛，曾將檢校之清史稿原文隨身攜至南昌。嗣後南昌失陷，宗慈又攜原書避地泰和、南豐、贛州等處。勝利后，宗慈出任江西通志局總纂，又攜原書遄返南昌。亂離中與駱通書未絕，故知其詳”，[16]因此，《江西地理志》初稿很有可能是吳宗慈利用整理《清史稿》之便自清史館攜出，收錄入《江西通志稿》中，并最終保存於江西博物館的。 （三）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繁稿，4冊） 初稿纂成以後，皆歸秦宥衡總纂，所編甚繁。其所繁者，在明代及之前沿革上。敘述一府、一縣之沿革，必追述至該政區設置之初，內容上易與其他種類文獻相區分。以山東為例，駱成昌所纂初稿紙張編號自001-043頁，經秦宥衡之修訂后的繁稿分一、二冊，與初稿相同版式的紙張分別有78、82頁，篇幅將近初稿四倍。無怪乎館中諸人皆稱其繁。秦宥衡所編之繁稿一般均直接在封面題作“秦宥衡纂”。其版式與各初稿相同，紅格本，每頁8行，每行20字，雙行小注。為便於區分下文所指秦宥衡改編之簡稿，筆者將這一系統的稿本統一命名為“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 表三：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
（四）秦宥衡第二次修訂稿（簡稿，2冊） 《清史稿》修至第二期時，史館因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過於繁雜，故命其改簡。由此形成第二次修訂。第二次修訂主要是對第一次修訂稿中有關明代及之前的沿革加以刪除、簡化，故其敘沿革一般從明末開始。從版式而言，這批修訂稿與第一次修訂稿及初稿相同，紅格本，每頁8行，每行20字。同一省份，其內容較第一次修訂稿有較大幅度的刪改。如河南部分，秦宥衡所纂初稿紙張編號至045號，因即系總纂本人初稿，故第一次修訂時未及此，第二次修訂時改繁為簡，與初稿版式相同的紙張，編號已減少到034號，減少了將近三分之一。[17] 表四：秦宥衡第二次修訂稿
臺北故宮檔案保存的秦宥衡第一次、第二次修訂稿加起來只有六冊。儘管前引朱師轍《清史述聞》嘗言秦氏繁、簡“兩稿皆不全”，但歷經數十年的辛勤編纂，諒不至僅成此數冊。真實的原因恐怕是史館稿件交付制度鬆弛，撰稿人可攜稿而歸，故而才有朱師轍所說的“秦氏兩稿，尚藏於家”的情況。況且從江西的情況來看，《清史稿》刊印后，各類稿本曾因各種原因流出館外。今不知秦氏繁、簡兩稿是否尚存。朱師轍曾冀望“有好事者，能刪繁就簡，或補其略者，合而一之，成為完帙，亦清代一佳地理書也”，[18]此惟留待將來。 （五）呈稿（27冊） 史館檔中有一類版式整齊的檔案，題名有的寫作某某呈稿，有的寫某某纂輯。九行本，每行大字約22個，版心底部有“清史館”字樣。謄寫清晰，無刪改痕跡，間或貼有素簽或行格外有批註。惟其內容來源稍有區別，經與初稿、第一次修訂稿、第二次修訂稿比對，11冊來源于初稿，只有《河南》一冊是秦宥衡第二次修訂稿。這批呈稿很可能就是《地理志》統一進呈史館的清繕稿。 表五：《地理志》呈稿
三、《地理志》纂修過程 （一）史料之蒐集 民國三年九月開清史館，二十八日由袁世凱下達《徵書命令》。[23]十月十六日，為纂修《地理志》，特徵集各省、府、縣圖志： 敬呈者：本館現正纂辦地理志，亟需各省通志，各府縣志，以及各縣近年所編之鄉土志。又各省全省地圖，各府各縣分圖，以資參考。相應敬求貴巡按使、都統轉飭各道縣知事，迅將所有輿圖、鄉志，克期送省，由貴巡按使檢同貴省之省圖、省志，一併送館。[24] 徵集圖志的通告下達各省，有一定的回應。如1915年4月25日热河都统公署令转蒙藏院征集内蒙地志材料的咨文称“兹准清史馆函称，现纂内蒙地志，应需征集各事。拟请贵院派员照下开各条，或就已有案卷图籍检查详细，开单示知，或请行文各扎萨克，请其克日查明报告，以便纂办，并附应需征集各事单一纸等因到院”，[25]民國《太和縣誌》還頗為可惜的記載“乙卯清史館有徵集各縣圖志之舉，予太和惜無以應”。[26] 同時，清史館繼承了清國史館的檔案，有歷次纂修《一統志》的檔案、《皇朝地理志》稿本及各省方志。這其中《皇朝地理志》經乾隆、嘉慶、光緒年間幾次修纂，最後的進呈本纂修于光、宣之際，[27]與《地理志》的斷限相近，[28]包含了有清一代國史館纂修國史地志的精華，內容宏富，足資採擷。此外，清史館所藏方志數量非常之多，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史館《各省志書總目》，[29]筆者簡單統計如下：各省通志，計有20部；府廳州縣志中，直隸146部、江蘇60部、安徽48部、山東118部、山西82部、河南117部、陝西93部、甘肅55部、福建30部、臺灣3部、浙江89部、江西83部、湖北74部、湖南70部、四川113部、廣東95部、廣西36部、雲南47部、貴州17部，合計1396部。館中還備有《道光改修大清一統志》，秦樹聲就曾調取河南十五本借閱。[30]如能加以深入利用，清史館是可以纂修出一部高質量的《地理志》來的。 表六：今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皇朝地理志》版本冊數分省統計[31]
（二）體例、纂寫內容之討論 《清史館》成立以後，首要的問題是確定體例。館內、館外都提出了各種體例設計，討論很熱烈。對於在志書中設立《地理志》，諸人并無太大異議。此亦因廿四史中，十六部設有《地理志》，已形成正史編纂學上的“一定之規”。主要的爭議在志目的名稱和纂寫內容上。 于式枚等擬定開館辦法時設計《地輿志》，專記建置、沿革、山水、關隘。[33]金兆蕃則擬命名為《輿地志》，列為志書第二。[34]袁嘉榖是《地理志》初稿撰人之一，他建議將《地理志》列為志文第十一。[35]朱鐘琪建議設《疆域志》，列為志書第二。[36]袁勵準等將《地理志》列為志書第四。[37] 梁啟超主張將《地理志》列為志目第二，除以建置沿革為主外，還應詳敘山脈河流、海綫氣候，并提出“取材外籍，十宜八九，雖曰大恥，將焉避之”。此外，梁氏還主張對近代劃界所喪土地、關塞要隘均宜詳記。[38]袁嘉榖等也主張對近代失地應詳細記載，“蓋追溯其始，諸地皆內地也”。[39] 對於有人主張設立的《民俗志》，梁啟超認為“故籍既無所取材，輶采又苦難周偏，渾言肊述，豈堪傳後，毋甯蓋闕”，指出各地民俗如有灼見，置于《地理志》下即可。《地理志》有“民俗”實自《漢書·地理志》朱贛條列各地風俗始，其後僅有《南齊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宋史·地理志》附有極為簡略的風俗資料，其餘十二部正史地理志均無風俗一項，寫作難度極大，即使是今天清史檔案、文獻大量發現的今天，仍沒有找到全國統一的風俗材料，地方誌中雖記有風俗，但多陳陳相因，《嘉慶重修一統志》風俗一項甚至照抄《漢書·地理志》等，因此梁氏的意見有其合理性。 袁勵準、王桐齡主張《地理志》應分兩部：一為本國地理志，一為世界地理志，凡清內地各行省、近代失地皆入本國地理志，朝鮮等藩屬國定名屬國地理志，列本國地理志后，至於亞歐非美澳等與中國無隸屬關係者，入世界地理志。[40]于式枚極力反對這種提法，他認為歷代地理志書均只記載實際管轄之區域，“本有而淪陷者尚不及，況本無而虛認乎”，作為正史地理志，更不能不合“限斷之例”。[41] 對於民國地名的著錄，袁嘉榖等主張仿《漢書·地理志》附注新莽地名之例，將民國成立后所改地名，分別注明。[42]于式枚認為《漢書》有王莽傳，新莽地名自應附注，而《清史》斷自宣統三年，自不當載民國所改之地名。[43]從《地理志》稿本來看，採用了于式枚的意見。 關於資料來源，吳士鑑主張利用國史館至宣統二、三年間才完全進呈之《地理志》，惟需以《一統志》、清會典等參校。關於河流的寫法，吳氏認為國史館《地理志》水道敘述過於繁冗，應重點載大山、大川、大湖。對於東北建省后那些僅有設治局而無確定縣名者，吳氏主張于本省本府注文中附見數語。[44]從《地理志》東北初稿、呈稿及刊本的情況來看，《地理志》對此類設治局采用了“附志”的形式，附於全省之末，可以說是吳氏意見的變通形式。 關於資料來源是否出注以便查核，吳士鑑認為整部《清史稿》應逐段逐句加以注文，俾使閱者可以檢尋原書，殆全史告成，繕寫清本時，再刪去注文。[45]袁嘉榖等也特意列“詳注出處”一條意見，建議“先定一例，除序贊外，凡所採用之書，簽注出處”。[46]從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清史稿》未刊稿本來看，有的史傳確實句句皆有出處，如清史館冷家驥纂輯的《卓行武訓列傳》稿本，引《山東通志》、陳代卿撰《家傳》、郭春煦撰《興學碑》、莊洪烈撰《遺像記》、《國史孝義傳》、賈品重撰《墓志祀堂邑忠義祠》等重要資料，句句皆有出處，并附載考異。[47]但對《地理志》和《藝文志》，吳士鑑要求降低了一些，他認為二志“條文繁重，只可於每卷后注明，採用何書，不能逐處加注”，從臺北故宮所藏地理志稿本來看，不僅句句有出處沒有做到，甚至連在每卷后注明採用何書都沒有。可見，吳士鑑的意見在《地理志》實際撰寫時絲毫沒有得到重視。 （三）、纂修官之組成 清史館初立，館長趙爾巽大肆延攬人才，清末地理名家楊守敬亦被聘為名譽纂修。楊氏致函推薦其門人熊會貞襄助修史事宜，稱“若以《清史地理志》屬之，必能勝任”。[48]然而，熊會貞僅被聘為名譽協修，實際負責總纂《地理志》的是秦樹聲。秦樹聲，生於咸豐十一年，卒于民國十五年，異名宥衡、右衡等，[49]《地理志》稿本中較常自題“秦宥衡纂”。秦氏頗負才氣，曾自題“四壁圖書生葬我，千秋孤寄冷看人”[50]，是固始桐城派傳人，清史館館員組成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桐城古文派為主。 根據朱師轍《清史述聞》及臺北故宮所藏《地理志》稿本，目前可知《地理志》初稿撰人有十九位，分任二十五部分的撰寫，見表七： 表七：《地理志》各卷初稿撰人一覽
除了以文人為主、遺臣較多、關係密切等清史館館員的共性外，[51]《地理志》初稿撰人還具有獨特之處： 1、負責撰寫的省份與撰稿人籍貫或曾在該地為官、生活有關。如秦樹聲為河南固始人，曾任直隸提學使，故撰《河南》、《直隸》；吳廣霈為安徽涇縣人，[52]故撰《安徽》；田應璜為山西渾源人，故撰《山西》；[53]駱成昌為山東布政使崇保之子，[54]故撰《山東》；吳懷清陝西山陽人，[55]故撰《陝西》；金兆豐為浙江金華人，[56]故撰《浙江》；藍鈺為江西高安人，[57]故撰《江西》；張仲炘為湖北江夏人，[58]故撰《湖北》；唐恩溥為廣東新會人，[59]故撰《廣東》；胡嗣芬雖為貴州開州人，[60]但他曾任四川勸業道臺，[61]故撰《四川》；袁嘉榖為雲南石屏州人，[62]故撰《雲南》；吳燕紹曾供職清末理藩院和民國初期的蒙藏院，對蒙、藏素有研究，故撰《西藏》，《藩國傳》西藏部份也是他撰寫的。[63]這樣的優點在於撰稿人對所寫地區地理狀況較為熟悉，必要時可通過本地知識解決難題。如《山西》呈稿中興和廳上田應璜就批註云“地理志及山西通志皆謂大青山西，西麓之水流入禦河，即水經注所謂旋鴻池水也。近詢土人之知地理者，以為山嶺障隔不相通，并指畫形勢言之，綦詳，似不為無見，故削之”。 2、不少撰稿人對地理素有研究，且曾撰寫了不少地理著作。如韓樸存，金梁稱其“精輿地”，[64]早在宣統年間就曾寫作《輿地講義》一書，被時人稱為“地理專家，與鄒代鈞先生齊名”，[65]并共創輿地學會，為近代地理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又如吳廷燮，與王樹楠主持編纂《奉天通志》，再如張仲炘纂修過《湖北通志》，吳燕紹更是邊疆史地專家，所著《清代蒙藏回部典匯》，至今仍是邊疆民族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淵藪。 3、部份撰稿人曾參與過會典館地理部份、國史館《皇朝地理志》的編纂，具有編纂《地理志》的實際經驗。如《地理志》總纂秦宥衡曾“充會典館繪圖處纂修、總纂，任地理，鉤稽圖志，糾正沿革”；[66]臺北故宮所藏編號自205000091-205000102《皇朝地理志》陝西定稿的總纂官之一就是吳懷清，《地理志》安排其擔負陝西纂修任務，可謂得人；藍鈺曾覆輯了部分《皇朝地理志》貴州、蒙古、新疆的內容，但在《地理志》中卻從事江西部分初稿纂修，其故不可曉。 （四）初稿之纂寫 臺北故宮所藏的《清史稿》初稿僅有直隸、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廣西、廣東、黑龍江、吉林、奉天、內蒙古等。《地理志》編纂之初，是否明確了體例和寫法，今因無直接的檔案支持，故只能通過對初稿文本的分析，盡可能的予以還原。 先看直隸、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廣西、廣東等地的體例。這七省的有一定的體例，但似乎并無完全統一。 首先看省條。直隸、河南初稿無，暫置勿論。余五省省條內容比較如下： 表八：山東等五省初稿省條內容比較
各省共有的是禹貢地域、廣袤、省級沿革、領府州縣數、四至、戶口等項，其餘如北極高、星野、名山、巨川、田賦等項俱未能統一，甚至湖南、廣西、廣東在省條中不講府級層面的沿革。即使是都有的戶口一項，記載的仍是五花八門。如廣東、廣西、湖南記載的是宣統二年的正戶、附戶，沒有口數，山東記載的是康熙五十二年、乾隆三十七年的人丁和宣統三年的戶、口，山東所載乃順治八年、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的丁數和宣統三年的口數。 其次看府條。所寫內容大致包括缺分、等第、職官駐地、距省會距離、沿革、廣袤、四至、經緯度、土產等項。缺分、等第部份，直隸、河南只有缺分，如承德府，僅寫“要”字，代表要缺之意；廣東、廣西則只著錄等第，如桂林府，“衝、繁、難”；而山東、湖北則著錄完整，如濟南府，“要。衝、繁、疲、難”。再如沿革，直隸、河南長篇累牘自政區設立之初開始追溯，如承德府自“古山戎、東胡地”開始記述沿革，非常繁雜，其餘幾省主要從明末開始講述政區沿革，與後來的刊本《地理志》的寫法是一樣的。再如經緯度，廣西、廣東、湖南都寫有，而直隸、河南、山東、湖北則沒有。土產一項，或稱土貢，在《地理志》刊本中已經全部刪去，但在初稿中，除湖北外，其餘六省都有。 最後看縣條。關於缺分、等第的寫法與上述府條體例的差別相同，直隸、河南只寫有缺分，如保定府清苑縣，“要”，廣東、廣西僅著錄等第，如廣州府南海縣，“衝、繁、疲、難”，而山東、湖北著錄齊全，如武昌府江夏縣，“要。衝、繁、難”。沿革亦有差別，直隸、河南仍然追溯至明代及之前，如正定府正定縣，“秦東垣，漢真定，為真定國治，唐改中山，後復故。雍正元年改真為正”，而其餘各縣沿革均在府條中敘述，縣下不再重複。餘下記載山、川、職官駐地、鎮、驛等，各省體例均類似，惟直隸、河南關於河流的記載稍顯複雜，在河流敘述中兼有考證，如直隸清苑縣，“徐河，古順水，漢光武追銅馬、五幡北平，破之于順水北者”，其餘各省則無。 總體而言，秦宥衡所撰之直隸、河南初稿比其餘幾省要繁雜的多。單以篇幅計之，相同紙張、版式，直隸114頁、河南74頁，山東43頁，湖南58頁，湖北48頁，廣西68頁，廣東64頁。繁雜之處主要在沿革及河流的敘述上，秦宥衡的纂述風格是對政區沿革作通代的考察而非僅僅局限於有清一代，同時，對河流的敘述，不但是在清代的流向及演變上，還包括對史籍記載的考訂和與該河流相關史事的考察上。這一不同的撰述宗旨，使得《地理志》編纂之初，就面臨體例不一的難題，也為後來的總纂及最後成書帶來了極大的難處。 至於奉天、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等地區，體例與內地稍殊。其中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初稿皆出自韓樸存之手，體例統一，如只記載等第不載缺分，省條追溯歷代政區沿革、著錄土貢、府條記載戶口數等項均同，惟戶口數據來源不一，黑龍江、奉天為宣統元年戶口，吉林則為宣統三年戶口。內蒙古採用盟旗制，其體例又與上述三省有所不同，但各盟、旗之間的體例還是保持了相对統一。 另外，關於呈稿的性質問題。根據上文表五所列，這批呈稿保存下來的有27冊，除去內蒙古六冊其實為一部份，順天呈稿又可於直隸呈稿合併，則實際上保存下來的呈稿有21省的內容。這些呈稿的來源大致有兩個系統：一是初稿，如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內蒙古等俱與初稿內容完全相合；一是秦宥衡所撰之《河南》乃第二次修訂稿之清繕本。其餘各冊中，直隸顯然和初稿內容繁簡程度不一，估計與《河南》情況類似，乃是改簡以後之清繕本。其餘各部份雖已無初稿供核對，但根據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內蒙古的情況，這些呈稿乃是初稿之清繕本，當無太大問題。故就版本而言，呈稿大都系初稿清繕，從內容而言，可視同初稿，用以彌補初稿存世量不足問題。 朱師轍曾言“湖南左霈亦曾撰一卷，后由唐恩溥重撰”，從現存檔案來看，恐怕并不完整。湖南、廣西都由兩人同撰初稿，最後選入進呈的是左霈所撰《湖南》和張書雲所撰《廣西》。唐恩溥所撰《湖南》初稿編號為205000657，最後的呈本是編號為205000672的左霈呈稿。朱文完全忽略的是廣西部份，唐恩溥亦曾撰有一卷，編號為205000659，呈稿則為張書云所撰《地理志 廣西》，編號為205000673。 這些呈稿和初稿一起，代表了《地理志》撰寫之初的基本狀況。各省寫法雖大致有章可循，但又有一些差異。今天已不知《地理志》撰寫之初是否曾詳細討論過體例問題。大致而言，《清史稿·地理志》仿《明史·地理志》而作，秦宥衡就曾抱怨说“明史志疏漏甚多，既以为标准，略举一二辨之”。[67]各省稿本中惟一保存下來的是新疆《略例》，有助於理解吳士鑑是如何撰寫《新疆》初稿的。因係《地理志》77冊稿本中唯一保存下來的體例，故全文錄入如下： 略例 一、新疆自明以前未入版圖，今修地志，于漢以後古地沿革，不能不求詳備，與他省不同； 一、新疆漢唐以來古地沿革，《西域圖志》既列為表，李氏西域圖考尤為翔實，宋氏建置志復詳考之。今參證各書，一一臚舉，其前人偶誤而已經辨駁者，則不復書 唐時都護府、都督府均據新唐書； 一、乾隆時平定準、回，開拓疆域，故敘述沿革不能不略涉兵事，與他省不同； 一、新疆地名宜以譯語注明，今從《新疆識略》，備載之。祁氏《西域釋地》互有異同，不及《識略》之碻，以祁氏成書在前也； 一、新疆未設行省以前，凡將軍、都統、參贊、領隊建置裁改之年月，以《新疆識略》為詳碻，復參之以《西域圖志》，道光以後略有更改，皆備書之； 一、新疆戶口，前民政部定限以宣統二年調查戶數，三年調查人口，故民政部表册僅有戶而無口，以三年報部之冊，辛亥八月尚未達部。今所記丁口之數，從《新疆圖志》各屬戶口，核成總數，以此書之告成，實以宣統三年為斷也； 一、新疆以天山為全省之幹，其餘小山皆其支脈，故每縣必須明天山以辨其方位，與他省書法不能從同； 一、新疆諸水有入于戈壁沙磧者，其下游即無經流之可言，與他省書法不同； 一、新疆幅員遼闊，有一水源委即在本縣，不流入他境者，亦與他省不同； 一、新疆水名稱皆由譯語，官私記載往往歧異而實即一聲之轉，凡名稱熟習者均沿用之，其餘則以最近之圖為準 圖與圖說亦復參差，則酌采之； 一、淖尓與洞庭、鄱陽、洪澤諸湖相類，為眾水之所歸，今并書之，亦有稱為泊者，并仍舊名； 一、回莊、遊牧、卡倫、牌博為他省所無者，首回莊，以新疆本為回疆也，次遊牧，以額魯特、土尓扈特、察哈尓、哈薩克四部 蒲犁廳有塔吉克族遊牧，又在四部之外 非全省所盡有也，次卡倫，次牌博，以其為邊界、國界也，終之以商埠 以上五類均敘述於山川、分防、城鎮、驛站之下； 一、新疆各縣宜載回莊，惟王氏所纂圖說，與宋氏建置偶有不符，今從圖說； 一、蒙古遊牧散隸各府廳州縣，今一一書之； 一、卡倫但言其數，不能盡書其地，以至多者且數十也。驛站以與他省從同，不能不一律書名，多者亦不過十一二； 一、牌博至關重要，今以宣統二年該省造送民政部之地圖為準而參考光緒間條約； 一、國史館所纂地理志，大誤有二：一為漢金滿縣 唐時置縣，漢安得有此名 一以巴楚州隸疏勒府 查官書檔案，實屬莎車 此古今沿革之舛謬者，其餘小疵，毋庸臚舉，今修此志，棄置勿用； 一、王氏所纂圖說，與新圖相輔而行，其圖為最近之本，勝于會典，惟纂說者又於敘水道文法未盡符合，今詳覆原圖，敘明原委，俾文法瞭然可曉。 由《略例》所列示，《新疆》部份參考了《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宋伯魯《新疆建置志》、祁韻士《西域釋地》、徐松《新疆識略》、宣統《新疆圖志》、進呈民政部地圖、光緒間條約等等，而對於國史館《地理志》則棄置勿用。同時，對於新疆的寫法及與內地其他各省寫法上的區別作了說明，可謂新疆《地理志》的“寫作大綱”。 關於初稿之取材，因《地理志》俱未標注出處，故筆者僅依各稿本所殘留的信息略加分析如下，一切皆依所見史料開列：第一類資料是《一統志》及方志，從前述故宮檔案《各省志書總目》及《借書收據》，清史館所藏數量較多的是方志，也是《地理志》資料最主要來源之一。《地理志》纂辦之初最先向各地徵求的也是地方志書。從實際利用的情況來看，《新疆略例》已明確提到利用了多部方志，田應璜《山西呈稿》批註稱“測石，《山西通志》作平潭，今依地理志”，“大要谷，《一統志》及諸書多依漢志作大黽谷，不知其偽字也，今從《水經注》”，另據《清史館借書收據簿》所示，金兆豐也曾調閱《金華府志》；第二類資料是《皇朝地理志》。清史館諸纂修人雖對《皇朝地理志》的價值存在若干意見，其中以吳士鑑指責最為嚴厲，但作為清國史館所撰寫的一部重要的地理書，還是得到一定的參考。如田應璜《山西呈稿》，省序寫廣袤時，批註“皇朝地理志及山西省志廣八百八十里，袤千八百三十里”，鎮的名稱也是依《皇朝地理志》列入的；第三類資料是地圖。吳士鑑《新疆略例》已提到他在撰寫新疆時曾用到新繪製的地圖，可能就是與宣統《新疆圖志》配套的《新疆全省輿地圖》，同樣在《山西呈稿》批註中，“今則東西展界十余里，北數百里，非昔比矣，所據私家地圖，不能徵實，闕之”，“五原、東勝河流所據乃私家地圖，仍俟詳考”；第四類是清代地理著作，如《新疆略例》中提到的《漢西域圖考》等，《山西呈稿》中也見有《水道提綱》、《讀史方與紀要》等著作；第五類是前代地理著作。如初稿甚至刊印本中仍在出現的《水經注》、《漢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明史·地理志》等；第六類是統計數據，主要是人口數字，使用了民政部的調查數據。此外，對於國外地理著作也有所參考，這也是《清史稿·地理志》區別于前代《地理志》的地方之一，如吳廣霈《安徽呈稿》素簽稱“又按新出《地理全志》則載明皖省全體面積計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英方里。一英里合中里三里三，則與一統志之廣袤恐不相侔矣”，《地理全志》是由傳教士慕維廉編纂的第一部中文版的西方地理百科全書。再如胡嗣芬《四川呈稿》中董清峻按語“舊說以大江發源岷山，自清中葉以來言地理者殆認金沙江為大江正源，貶岷江為入江諸水之一，今地理家悉從之。蓋金沙江源之來源長于岷江，西人列揚子江為世界河流第二，正以認金沙江為正幹故也。岷江與金沙江合於敘州府宜賓縣城南，今以宜賓以上未合金沙江之岷江概稱為大江，似不如將成都府眉州嘉定府敘州府各屬縣境內，斷自宜賓以上之大江字悉改稱岷江，自宜賓以下岷江與金沙江合流始稱大江，則新舊說皆可通”，已注意調和中學舊說與西學新說。 初稿完成并進呈后，曾請清史館中其他諸人審校，部份意見在刊本《地理志》中得到體現。如《四川》呈稿003頁上關於戶口數字貼有素簽，“清峻謹按戶口逐年遞增。有清二百數十年中，其數目因時代而各異，似宜於采列戶口數目之上，冠以某年字樣，以清界說而符先例。此文係采用民國元年內務部所編戶籍表，為前清宣統三年民政部彙輯各省查報之數，但原表係將四川全省成都駐防川滇邊務所屬各戶口之數，未經加入。今四川地理志既含有川滇各屬在內，則川滇戶口當入數中。至成都駐防戶口 實在川省地域，如不屬之川志，便覺無地可歸。此種問題，關係全志。應俟畫一志文時酌定。又按原表成都駐防三千八百五十七戶、一萬八千六百八十二口，川滇邊務所屬四萬八千八百七十四戶，其口數未經咨報，從闕”。“清峻”即董清峻，任清史館校勘。[68]董清峻乃四川南溪人，[69]故對四川地理較為熟悉。020頁還有署名“錫章”的素簽，“錫章按盛山係吾邑主山，隋以此名縣，唐刺史韋處厚常游此，作盛山十二景詩，韓愈為之序，似未可略。又大池九龍為邑中最富之區，良田萬頃，民食仰給，反遺不載，而取無所知名之鯉城等山，似當斟酌”。錫章當即戴錫章，清史館任協修，《邦交志》歸其整理，并纂有部份列傳，[70]四川開縣人，[71]故在素簽中自稱開縣為“吾邑”。呈稿中開縣部分山的部份原寫作“西少北二百三十里，東有熊耳山，西南有鯉城山。”而刊本《地理志》開縣已改作“北：盛山”，显然吸收了锡章的建议。 初稿編撰中，撰稿人或校閱者根據實際撰寫情況提出了一些意見。如關於鐵路與電綫的寫法，袁嘉榖在《雲南》呈稿中就提出“鐵路與航路電綫為一類，不宜詳一略一，又有郵傳專志，則地理志似可略之。敬請再酌。”還比如關於市鎮的著錄，田應璜在《山西》呈稿中提出“鎮名今昔不同，且強半有名無實，故依地理志列入，似刪去較潔”，[72]董清峻也在《四川》呈稿上批校“各縣驛鎮之數皆承用舊文，其事實則歷經變更浚且廢矣。清末辦理地方自治分城鎮，緣此得鎮名者不少，顧此失彼，不無疑難。此條闕。係全志應俟將來畫一時酌定。”從最後刊印的《地理志》來看，這些意見都沒有得到吸收。 （五）、秦宥衡之總纂 初稿完成以後，交予秦宥衡總纂。秦宥衡用力十年，所編甚繁，筆者將改繁后之《地理志》稿稱為“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可惜的是，由於史館交付制度的不嚴密，這些繁稿在秦宥衡去世以後就存放其家，到五十年代時朱師轍稱“尚藏于家”，今則已不明去向。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僅余山東、安徽兩省。藉由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與初稿、呈稿的比較，或可一窺秦宥衡總纂的思路及其中所存在的問題。 秦宥衡身為總纂，曾親自撰寫《直隸》、《河南》兩省，形成了一定的撰寫體例。他的修訂基本是按照直隸和河南的初稿體例進行修改，重點在於對歷代沿革的考察和山川、河流的細緻描述和考證上，今僅以安徽安慶府懷甯縣條以證之： 缺分、沿革部分。吳廣霈呈稿僅寫“要。倚。”秦宥衡修訂稿改為“要。倚。劉宋置，治今潛山，屬晉熙郡，故漢廬江郡舒及皖地。南宋景定初始徙宜城，為安慶府治”。秦宥衡修訂稿將懷甯自劉宋初置直至南宋的沿革面面俱到的予以梳理。 山。吳廣霈呈稿無盛唐山。秦宥衡修訂稿增補“城內盛唐山。漢元封五年南巡江漢至於盛唐，登禮潛岳出樅陽，作盛唐樅陽之歌，晉郭璞謂宜城，唐因置郡。宋嘉定十年黃幹知安慶，遂請建城於其灣，宜城渡之陰”。秦宥衡不僅增補盛唐山名目，而且將與盛唐山有關的史事俱考訂於該條目下。 川。關於長江，吳廣霈呈稿甚為簡略，“大江逕城南而東”，秦宥衡修訂為“大江自望江入，與東流分岸，受潭湖，又東北白沙洲，其內昌蒲夾，又東沙漫洲，為皖江。西十五里，吳嘉禾六年諸葛恪，陳永定三年徐度屯此，元山口鎮也。皖水（中略一百四十六字）大江又東逕城南樅陽門外，有宜城鎮，又東，長楓港會菱湖、石塘湖入焉，古長風沙也。又東至官洲折北入桐城。凡百二十里”。秦宥衡的寫法是以“大江”為主幹，在支流入江處接著鋪陳支流之源流，兼及史事，其寫法類似《水經注》。與初稿相比，內容擴寫了許多。 但也有一些初稿較詳而修訂稿較略、刪除的內容。如吳廣霈呈稿關於關隘、職官駐地、市鎮、驛站、商埠、水師的記述，“集賢關，縣北，一名脊現關，關廂碎石鎮，有分防營汛二，石牌鎮又有營汛一，江防同知一，督糧通判一，縣丞一，長楓、三橋二鎮，巡檢各一，一驛：練潭。商埠濱江，新鹽河、鐵泥洲有水師，有衛”，在秦宥衡修訂稿均被刪去。又如在安慶府桐城縣，秦宥衡修訂稿中巡檢司和驛站的內容被保留，但分防營汛、水師等內容仍被刪去，其他各縣大致類似于此，可見秦宥衡修訂稿中對於武職官的駐地基本上一概刪除，文職官的內容還大致保留下來。 山東初稿與修訂稿的差別與安徽類似。秦宥衡對於歷代沿革的考證和山川河流的走向非常詳細，篇幅遠超初稿。同時，對於鐵路、電綫等晚清新生事物，秦宥衡也予以較為詳細的補充，如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初稿寫作“有商埠、鐵路”，聊聊一句，秦宥衡增補為“有青濟鐵路，津浦鐵路亦徑之。海岸長二千四百里。航路自之罘西駛天津，北營口，南上海，東朝鮮、日本。有電綫、海綫”。 秦宥衡十餘年修訂《地理志》，其功可謂深矣，史載其“晨入暮歸，烈風堅冰，十年無間”， [73]“欲自成一書”，故不僅清代之地理變遷自當寫入，舉凡歷代沿革及與地理相關之史事皆列入其中，故所編甚繁。然而從歷代《地理志》的體例而言，很少有這種複雜的寫法，即使是常被稱為繁雜的《皇朝地理志》在沿革方面也沒有秦宥衡修訂稿這麼複雜。另外，從篇幅而言，修訂稿也很難和《清史稿》相配套，從中華書局點校本《清史稿》來看，依據初稿簡單刪并而成的《地理志》已占了兩冊之多，若俱按秦宥衡第一次修訂之繁本，則其篇幅大概要有六、七冊之多，故朱師轍稱其“不合正史地理志之用”，是有道理的。 （六）、秦宥衡改繁為簡 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因過於繁雜，故史館之人提出較多意見，秦宥衡據此又加以“縮編”，改為簡本，筆者稱其為第二次修訂稿。目前，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第二次修訂本僅有河南、福建兩冊。但其中唐恩溥福建部分的初稿已不存，秦宥衡對其是否作了第一次修訂，也不得而知，故很難得知其如何改簡。目前可供分析的只有秦宥衡自撰的《河南》部分。其中編號為205000650的《河南》初稿即系秦宥衡所親撰，可視為以秦宥衡依自我設想體例撰述的繁稿，而改繁為簡后編號為205000649的稿件即為簡稿。 由繁化簡，關鍵的地方還在於對與清代無關之沿革與史事的記載上的區別。秦宥衡第二次修訂稿主要是刪除了部分清代之前沿革與史事的考訂上。以開封府祥符縣為例： 繁稿：要。倚。漢浚儀。宋大中祥符二年改置。有夷門山、赤崗。黃河自中牟逕縣北，曰黑崗口、柳園口，南岸上、中、下三廳，八汛。堤工長百四十八丈。惠濟河、賈魯河亦自中牟來，分入陳留、尉氏。浚水即汴故渠。北流者陰溝，黃河敓之。南流者鴻溝，賈魯河擅之。惟寒泉陂存焉。高宗行宮城內，明周王府，今貢院。縣丞駐陳橋鎮，鹽捕同知駐朱仙鎮。又巡檢一。驛大梁。有鐵路。 簡稿：要。倚。北有黃河，南岸上、中、下三廳，八汛。堤工長百四十八丈有奇。西南有惠濟河水，乾隆六年賜名。賈魯河即汴水，分入陳留、尉氏。高宗行宮城內。陳橋鎮東北，乾隆四十九年移縣丞駐此。朱仙鎮西南，有巡檢司、鹽捕同知及千總駐。有大梁驛。有鐵路。其驛與州縣同名者，則但云有驛，從可知也。 簡稿與繁稿相比，刪去了追溯清代之前沿革部份，同時對河流的寫法也有一定的省略。但另一方面，對縣丞沿革的寫法更加詳細。雖為簡稿，其實有改繁為簡者，亦有改簡為繁者，故大體而言，仍顯繁雜，繁稿缺省條，原稿本共45頁，簡稿包括省條，相同紙型版式仍有34頁，縮編改簡的幅度不大，故朱師轍曾言“若以入正史，簡本尚嫌其繁，未合於正史體裁也”，此言不虛。 將“欲自成一書”的繁稿改簡，秦宥衡本人很不情願，在《河南》第二次修訂稿的批註中，秦宥衡留下一段珍貴的“個人心聲”。 芟改不盡，故加評點誌之。然評點即不欲人芟改也，附批乃說明事皆就正之意。天下之事，茍與天下共之，人人儘可芟改之，況同館人邪！另有一詳本，自存之。此上不足示人者，然功課不敢不交。閱者是正為幸。此依明史志為之。恪遵撫恭意列此。 秦宥衡對改繁為簡并不樂意，故在簡本之上另加評點，以表心志。然而功課不敢不交，故只好改簡，詳本則自存于家，以待來日。改繁為簡，過程反復，又歷數年，仍未完成，而秦氏則溘然長辭，時在1926年，終年66歲。總纂的過早去世是《地理志》的不幸。 （七）王樹楠之修正及定稿形成 秦樹聲的去世使《地理志》的編纂群龍無首，陷於停頓。而此時，趙爾巽身體虛弱，自感時日無多，急於刊行《清史稿》。時三期方始，史館“議歸結束”，王樹楠調任《地理志》總纂。留給王樹楠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年，1928年時《清史稿》已全部刊印出版了。 王樹楠（1852-1936年），字晉卿，河北新城縣人。在方志編修上具有豐富的經驗，《奉天通志》、《新疆圖志》均由其參與纂修，由他來結束《地理志》似乎不能說不妥。 擺在王樹楠面前的《地理志》是一份耗費十數年精力大力編纂而仍未成形的“散篇雜章”。初稿的纂修自是倉促，而秦樹聲接連兩次的修訂稿均不全。且秦樹聲所編纂的繁稿、簡稿自成體例，與初稿侔不相同，秦氏繁、簡兩稿缺失之省無法用初稿彌補。相比之下，初稿基本是全的，而且體例雖有不合，但大致相差不遠。王樹楠只有一個選擇，如朱師轍所述，主要從初稿中選擇可用者，作為修正的工作本。從底本原稿與各省初稿簡單比對來看，朱氏所言與事實雖大致不差，但王樹楠修正稿之工作本不全來自初稿，而多略有差異，其中內外蒙古與初稿差別較大，而與《皇朝地理志》蒙古定稿較為接近，河南與秦樹聲初稿、簡本皆有較大不同，山東似更接近秦樹聲第一次修訂稿，其工作本來源除各省初稿外，是否也包括秦樹聲修訂后的繁本、簡本，甚至部份《皇朝地理志》，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今保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28冊《清史稿》底本就是王樹楠修正、周仰公校對的成績所在。这批底本的纸张原题有“清史卷××”字樣，有的已經改作“清史稿卷××”，如總序一篇，原作“清史地理志序”，底本已改作“清史稿地理志序”。這批底本正是《地理志》刊印前最後的修訂本，依賴於此，我們得知在匆忙的1926-1928年，王樹楠對《地理志》所做的工作。 第一是撰写總序。今《地理志》前的總序一篇其实是王树楠所作[74]，稿本尚有刪改的痕跡。如記述清朝對藩屬國的管理時，底本原有“雖然國既我屬，徒事羈縻，不思所有撫循而整理之，一任其國之安危治亂，一不過而問焉。務廣而荒，聖王所不取也”，已刪去。筆者將該《總序》與定本《皇朝地理志·總序》一篇作比對，基本上前者是後者的刪改本，也延續了《皇朝地理志》的錯誤。如“穆宗中興以後，臺灣、新疆改列行省；德宗繼位，復將奉天、吉林、黑龍江改為三省”句最為無當，戴逸先生就曾批評道：“新疆于光緒十年(1884)建行省，臺灣于光緒十一年(1885)建行省，這幾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識。而《清史稿·地理志》……把臺灣、新疆建省提前到同治年間”。[75]這句話在《皇朝地理志·序》中的寫法是“穆宗中興以來，福建之臺灣、甘肅之新疆復列在行省”，[76]《清史稿·地理志》沿襲《皇朝地理志》而誤。 第二是省條排序。在底本原稿上，各省之間原無排序，但底本在各冊省條前均加上了序號，如直隸，原稿上僅有“地理志”三字，底本已塗改為“地理一 直隸”，其他各省同，最後排列下來的次序是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臺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新疆、內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察哈爾。傅振倫曾評價說“頗無倫次”，[77]但此排序實際上并非王氏所創，而是依據《大清一統志》統部排序而得之。[78] 第三是統一格式。底本對於格式有一要求，在每冊開始處均有批註。其做法是：省條部份首行頂格寫，第二行以下均低一格；府條首行亦頂格寫，第二行以下全低一格；縣條不另起行。東北政區較為特殊，部份縣直屬道，不隸屬府，故單列一行，與府平行，如吉林，農安縣批註“以下各縣全仿此。各縣皆獨立不隸府，全應另行頂格，二行以下全低一格”。另外，還有字體上的調整，如黑龍江省條首句“古肅慎國北境，明領于奴兒干都司。清初有索倫、達呼爾諸部，散居黑龍江內外額爾古納河及精奇里江之地”，原稿為小字，底本上有批註，令改為大字，作為正文來敘述。也有改大字為小字者，如山西省條“其名山：管涔、太行、王屋、雷首、底柱、析城、恆、霍、句注、五台。其巨川：汾、沁、涑、桑乾、滹沱、清漳、濁漳。鐵路：正太。驛道：西達蒙古、陝西潼關，東北至京師。電綫達京師，西南西安。”底本批註：“其名山下改小字”。 第四是校改錯字。如山西澤州府鳳台縣底本原稿有“鎮四：橫望、攔車、周村”，底本已改“四”為“三”。 第五是刪增潤色。為劃一體例，王樹楠對各省原稿進行了刪增潤色。根據底本上塗改的痕跡，主要有： 經緯度。底本原稿上大部份省、府、縣的經緯度是沒有著錄的，個別的只著錄了經度而無緯度，底本上一一加入，這一套經緯度的數據來源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有的府、縣因為經緯度數據缺乏，故未加入。如奉天，底本封題有素簽，“法庫聽、營口聽、輝南廳、海龍府、莊河廳、洮南府 以上六處無高偏度廣袤里”，黑龍江，底本封題素簽，“海倫府、黑河府、瀘濱府、興東道、肇州廳、大赉廳、安達廳 以上各處舊志未載偏度，無從查添”。 人口。底本原稿各省記載的人口五花八門，如直隸省條記載的是光緒九年的戶口數，府條記載的卻是順治十八年、康熙二十四年的人丁數和光緒九年的戶口數，吉林各府、廳、縣均有宣統三年戶口數，彼此體例差異極大。底本一律改為省條用宣統三年戶口數，府、州、縣一律不著錄戶口。 驛站。對於地點位於州城、縣城的驛站，如直隸省底本原稿原作“驛同縣名”，后均改作“有驛”。秦宥衡的解釋是“其驛與州縣同名者，則但云有驛，從可知也”，[79]底本一律改為“州驛一”或“縣驛一”。 沿革。省條、府條下原有對清代及其以前沿革的敘述，底本大多素簽覆蓋，將原有的前代沿革內容略去。如直隸“禹貢冀、兗二州之域”下原有雙行小字“明初置北平布政使司，永樂元年建北京，其畿輔之地直隸六部之府八：順天、保定、永平、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州二：延慶、保安。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領宣府等十五衛”，底本上該句覆蓋素簽，改為“明为北京，置北平布政使司、万全都指挥使司。”當然，也有一些刪而未凈的內容，如頗為人詬病的河南、山西等省“《水經注》如何如何”等句子仍有一定程度的殘留。對於原稿記載錯誤的，底本也有一定的訂正，如四川保甯府，原稿有“雍正二十六年改梓潼屬綿州直隸州。”文中“雍正二十六年”底本已改作“雍正五年”并素簽說明，但這樣的更正例子很少。 用字。第一個是“清”字，省條里的“順治初”前常被貫以“清”字，或改“順治”為“清”字。曾撰寫《江蘇》初稿的張爾田在《清史稿》刊印后發現他所撰《江蘇》部份“惟首行順治上，增一清字，既為清史，則此字可從省，今不知何人所加”，[80]其實正是王樹楠刊削時所加；第二個字是“距”字。如保定府底本原稿作“東北至京師三百五十里”，底本改“至”為“距”，其餘均仿此而改；第三個字是“駐”字。原稿多處用“某某道駐”等式樣，底本一律改為“某某道治所”，福建、山東等省均有這樣的例子。 通過王樹楠的訂正，使得體例不一的《地理志》初稿得到相當程度的規整，但毋庸諱言，王樹楠對於《地理志》的內容錯誤幾乎毫無修正，這一方面是修正時間過於倉促所致，另外一方面也因王樹楠之前並未參與《地理志》的編纂，甫經接手，便已是刊印前夕，因此冀望他仔細核對初稿撰寫史料，進行訂正、完善，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初稿未出注，更無從核實。這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關於失載廳縣問題，[81]如《直隸》朝陽府本領建昌、建平、阜新、綏東四縣，《地理志》僅載建昌一縣，王樹楠發現了這一問題，不無疑惑的寫到“府領縣四，似漏三縣。查縉紳錄，建昌而外，有新設二縣：一建平，一阜新，并無四縣。”[82]但他也無力增補。 初稿刊印后，之前曾撰寫《江蘇》的張爾田曾說刊印本《江蘇》“仍是僕之原稿。一字未動，惟首行順治上，增一清字”。[83]這與事實雖去不遠，然稍有偏差。據《江蘇》底本，王樹楠共修正28處，除上文所言“清”字外，基本上是經緯度的增加、個別字詞的增加和刪改，對主體內容毫無改動。 （八）《地理志》作者的爭論 《地理志》應屬何人所撰，有三種說法，且其來源均為清史館臣： 一說是秦宥衡。最後結束《地理志》的王晉卿在所作的《廣東提學使固始秦君墓誌銘》中說“既入都，清史館聘為總纂，十年成《地理志》若干卷”。[84] 一說是王晉卿。《藝文志》總纂朱師轍，“晉卿以兩稿皆不全，乃取原撰各人稿，選其可用者，略加刪并潤色，合成全帙。今史稿地理志是也。外人不知，尚謂為右衡所撰，事實不符”。[85] 一說是韓樸存。經辦《清史稿》刊印的金梁曾言韓樸存“精輿地，兼譯學館輿地教習，后為清史館協修，《地理志》實出其手，秦樹聲特加以文飾而已”。[86] 這里所談的《地理志》作者之爭實際上專指刊印的《地理志》。通過以上對纂修過程的梳理，可以看出秦宥衡費十餘年之功所從事的總纂工作，在刊本《地理志》中沒有得到太多體現，《地理志》刊本實際上是由包括秦宥衡在內的十幾位作者群體撰修而成的初稿，經過王樹楠簡單的刪并潤色，并經周仰公校對后形成的。因此，與其說《地理志》是前總纂秦宥衡或后總纂王晉卿所成，毋寧說是一部開始於秦宥衡、結束於王晉卿，主要由十幾位作者集體創作的產物。 至於金梁所言《地理志》出自韓樸存之手，更不值一駁。《地理志》初稿俱在，事實昭然，韓樸存完成的僅東北三省內容，余俱與韓氏無關。即使如金梁所言，秦宥橫在總纂中，受韓樸存協助甚多，然因《地理志》多未采秦氏繁、簡二稿，韓氏之功未能反映于刊印本中，亦不得云《地理志》出自韓樸存之手。 另外，王晉卿自訂年譜《陶廬老人隨年錄》丙寅年（1926）七十六岁记“在史馆，纂成《地理志》”。[87]雖出于自說，亦未可信。其一，此年八月十九日，秦宥橫方過世，其後《地理志》交予王晉卿總纂，此年《地理志》斷不可能成書，且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史館借書收據簿》上尚記王晉卿借閱《皇朝地理志》12本，民國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方歸還其中7本，這無疑仍在為修正《地理志》作參考，若已纂成，更無須此舉；[88]其二，王氏之功在修正、結束《地理志》，若云“纂成”，似未为可；其三，由《地理志》28冊底本交付史館日期，《地理志》結束修纂最晚在戊辰年（1928）閏二月二十七日，而非丙寅年。且宥衡去世之時，曾託付晉卿撰寫墓志銘，王晋卿在铭文中亦明言秦宥衡撰述十年，“成《地理志》若干卷”。 四、《地理志》刊印后之各方意见與教訓 《地理志》刊印后，總體而言，批評多於肯定。批評主要集中在內容的錯誤上，尤其是年代、地名、用字錯誤，不勝枚舉，但涉及政治立場的較少。有涉於此的大概只有聊聊三處，其一為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下“咸豐金田之役實肇亂於此”句；其二是臺灣省條“清順治十八年，海寇鄭成功逐荷蘭人據之，偽置承天府”，此句實際是襲自《嘉慶重修一統志》臺灣府建置沿革的寫法，一字未改；其三是臺灣省條“康熙二十二年，討平之”之句，略失“史家公正之筆調”，故70年代臺灣國防研究院新修定本《清史》時即將此句改為“平定之”。但此並非史家有意為之，可以推知。因此事在福建省條底本原稿的寫法是“康熙二十三年，海島蕩平，以其地置臺灣府”，底本中“蕩”字已被刪去，足見王晉卿修正《地理志》之時猶注意持論之公允。 《地理志》錯漏之甚，大概已無可爭議。僅《清史稿校注》地理志部份即出校3124條，[89]再加上眾多考訂文章，[90]其錯誤率是相當驚人的。至於爲什麽經過十數年的修纂，仍會存在如此多的錯誤，除了常說的成于眾手、成書倉促、校勘不精等批評外，還有《地理志》本身的特殊原因，本文試作一簡要分析。 第一、秦宥衡過早去世使得《地理志》的修纂事倍功半。從1914年清史館成立到1928年全部付印，《地理志》隨《清史稿》的修纂也經歷了整整十五年的時間。這其中1914-1916年為初稿撰修，1916-1926年為秦宥衡總纂，1926-1928年為王晉卿修正、《地理志》付印時期。從刊本《地理志》的形成及來源來看，它實際上只經歷初稿撰修和王晉卿修正短短四、五年時間，秦宥衡長達十年的總纂努力在《地理志》刊本中根本沒有得到太多體現。 第二、編纂未從資料長編做起，文獻未能充分利用。清國史館在編纂《皇朝地理志》時曾編纂過部份資料長編，[91]清史館的《地理志》未吸收這一長處。對於檔案、《實錄》等較可信史料，《地理志》亦未充分利用。從保留下來的《新疆略例》來看，它所用的材料主要是方志、地圖和邊疆史地著作，而對於檔案、《實錄》未曾充分利用。對於原清國史館所纂辦的《皇朝地理志》等也未能充分吸收。[92]而這些資料當時都保存在清史館中，在修誌之初，就有人建議對光、宣之際進呈本《皇朝地理志》作為纂修《地理志》的參考。但是，使人不可思議的是《地理志》的編纂者似乎對原清國史館纂修的《地理志》不屑一顧，如前錄吳士鑑《新疆略例》就稱“國史館所纂地理志，大誤有二：一為漢金滿縣 唐時置縣，漢安得有此名 一以巴楚州隸疏勒府 查官書檔案，實屬莎車 此古今沿革之舛謬者，其餘小疵，毋庸臚舉，今修此志，棄置勿用”，不僅如此，吳氏還曾與繆荃孫通信寫到“與館中同事論國史地理志八謬，原稿錄呈大教，其實甚為淺近，然此淺近者亦不能不詳言之，深恐以誤傳誤，將來無從修改”，[93]“于國史舊地志，檢閱數省，謬誤百出，摘其要者為八謬，示諸同人，……國史原志不但體例不一也，且有大謬不然者”，連同館之人都以為 吳氏指責“太過”。[94]吳氏對國史館《地理志》的批評可能影響到其他編撰者，如《山西》田應璜呈稿中就常批註《皇朝地理志》誤處。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晉卿在最後修正《地理志》時，可能利用了《皇朝地理志》，清史館《借書收據簿》上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廿七日王晉卿曾借閱《皇朝地理志》內外蒙古、青海、臺灣、西藏，共12本，[95]但與清史館所藏《皇朝地理志》相比，真寥寥無幾也。 第三、編纂之初應統一體例，以免作無用之功。初稿撰寫大致仿《明史·地理志》而作，然體例亦屢不統一。待交秦宥衡總纂后，又大肆其力於明代之前政區沿革及較次等級山川水系的敘述上，還兼寫史事及考證，以致《地理志》的編纂不僅顧及有清一代的沿革，而且對於歷史上的地理狀況也需要精細考訂，一方面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也使《地理志》篇幅過於龐雜。以致到了二期以後，史館同人才發現秦宥衡繁稿不合正史地理志之用，以致不得不將過去數年大力增補的前代沿革內容刪去，直到去世前，繁、簡兩稿均未完成。等到王晉卿新任總纂，不得不以較完整之各人初稿開始修正。這一狀況根源於沒有在編纂之初制定較統一、嚴格的體例，以致不斷變換寫法，作了大量無用功。 當然，不斷的修訂使得《地理志》體例得到進一步規整，但修訂的同時也意味著有可能將正確的內容修改為錯誤，或者是刪去了有價值的信息。後人所作的一些校正文章，與其說是校正《地理志》的錯誤，毋寧說是恢復了《地理志》稿本的原貌。以下以缺分、等第的校正為例說明。 清代延續前代為政區分等的做法，提出了一套以“衝、繁、疲、難”的分等辦法。具體的操作是交通繁忙為沖、政務繁忙為繁、賦稅繁重為疲、治理艱難為難，其中四項俱全為最要之缺、兼三項者為要缺、兼二項者為中缺、兼一項或四項俱無者為簡缺。[96]《地理志》刊本除了少數府、縣記載了完整的缺分、等第外，大多只記載了等第，缺分則付之闕如。已記載的等第也有一些錯誤的，故劉錚云先生以《職官錄》等材料為依據，對該項內容進行了全面的訂誤，共訂正一千四百八十六條，所得茲多。[97]今以《地理志》稿本相核，其中不少劉錚云先生的校訂結果與稿本所著錄的完全一致。以江蘇為例，列表表示如下： 表九：江蘇缺分、等第之各家記載比較
說明：加底色、斜體者表示《江蘇》呈稿與劉錚云訂誤結果不同。 江蘇81個府、廳、州、縣中，《江蘇》呈稿與劉錚云先生的訂誤結果相同的高達74個，可見《清史稿》初稿、呈稿并沒有所常判定的錯誤之甚，反而可以稱得上較為準確。除江蘇外，其他各省的缺分、等第，有的同樣著錄非常完整，而有的稿本如《直隸》部份，刊本有等第而無缺分，而秦宥衡初稿有缺分而無等第，二者結合起來看，大多也是正確的。因此，可以如此理解，《清史稿》稿本對缺分、等第有不同著錄方法，或只載等第，或只記缺分，或兩者均錄，而刊本只記載等第而未載缺分，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各個編纂者對缺分、等第的著錄有不同認識，而非記載缺失或失誤。或許是因缺分本身乃官缺地位之象徵，作為督撫和吏部調補人員的分工而設，本身與州縣等級無關。“衝、繁、疲、難”四字區分才與州縣行政級別直接相關，[98]故總纂時只保留缺分而刪去等第項。而且，這一著錄形式也有先例可循，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國史館《皇朝地理志》均只記載了等第而不及缺分。當然，這一觀點尚無直接史料支撐，姑備一說。 五、《地理志》稿本之價值 《清史稿》的刊印，標誌著民國清史館“網羅史料，以成一代之史”使命的終結。但必須明確的是，清史館的價值與《清史稿》的貢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後者的貢獻全部反映于刊印的《清史稿》356卷中，而前者的貢獻要大得多，不僅包括已刊印的全部356卷《清史稿》，還包括修史過程中形成的各類至今仍具有學術價值的稿本。特別是由於《清史稿》刊印倉促，選擇不善，使得刊印時所選底稿未必是各種稿件中最優的一個，因此，全面整理、利用《清史稿》未刊稿本，吸取其全部有益成分，仍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 具體到《地理志》未刊稿本上，由以上對於纂修過程的分析，可知《地理志》雖編纂了十余年，但其中秦宥衡的“勞而無功”，加上新任總纂之前并未曾參予其事，事實上刊印出的《地理志》只代表了編修之初的水準。而且即便僅就初稿而言，《地理志》刊本仍有反不如初稿之處。《清史稿校注》曾採取“以稿校稿”的形式，比勘了各稿本與刊本《地理志》，并附注說明，所得不少。 進入21世紀，中國大陸斥資編纂《清史》，《地理志》是典志项目之一。要编纂一部充分吸收现有学术成果、代表當前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清史·地理志》，必然建立在对清代有关地理沿革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這其中包括對《清史稿·地理志》的利用，揚其之長，避其所短，借鑒其經驗教訓，才能纂修出一部足以反映當代水平的志書來。《清史稿·地理志》雖成於眾手，品質難盡人意，但畢竟對有清一代地理資料作了整理、排比，采輯宏富，兼徵集地方咨送材料，至今仍是研治清史必備的參考書之一。即使新修《清史·地理志》在體例設計及資料準確性上較前者有了質的提高，《清史稿·地理志》仍可與之並行不悖，如《舊五代史·郡縣志》、《新五代史·職方考》，《元史·地理志》、《新元史·地理志》例，斷無廢棄之理由。 以下笔者仅从文字校勘、史事考訂等方面舉出實例，以見《地理志》稿本之價值。 1、文字校勘。如《地理志》卷六十八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有巡司：申公集。主簿：譚城。龍山驛。”[99]筆者案：此句標點不確，根據《宣統三年冬季職官錄》，時歷城縣巡司駐龍山，譚城為驛站，故此句標點實應為“有巡司。申公集主簿。譚城、龍山驛”方妥帖。此處但論“申公集”之寫法。在駱成昌呈稿中的寫法是“主簿駐中集”，前有一句“有盤水、堰頭、柳埠、龍山、中公五鎮”，在秦宥衡的第一次修訂稿中的寫法是“五鎮：盤水、堰頭、柳埠、中公、龍山：有巡司。主簿駐中公集”，兩人寫法雖不盡完全一致，但主簿駐地作“中公”或“中集”、“中公集”自是毫無疑問。又查《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一六三《濟南府·關隘》：“中公集在歷城縣南三十里”，《清德宗實錄》卷五一一光緒二十九年正月載將“前署歷城縣中公主簿候補縣丞馮懋典”革職，均用“中公”或“中公集”一名，故可知《地理志》刊本此條誤“中”為“申”字而駱成昌呈稿、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不誤。 2、史事考訂。如《地理志》卷五九安徽池州府東流縣：“香河鎮，明置巡司，今移駐青陽鎮”。筆者案：嘉慶《東流縣志》卷四、《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一0八、《光緒會典事例》卷二九、《皖政輯要》卷八、《職官錄》並作“吉陽鎮”巡檢。又據《明史·地理志》卷四十安徽東流縣：“有香口鎮巡檢司，後移于吉陽鎮”，移駐事在明代，移駐地為吉陽鎮。吉陽鎮之得名是因位於吉陽河入江口，形勢險要，故於此設巡檢以資控制。《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清時期·安徽》東流縣東北標有吉陽鎮。吉、青形近致訛，當據改。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安徽》池州府東流縣，正寫作“有吉陽巡司，自香河鎮改置”，非常準確。 又如《地理志》卷六十山西薩拉齊直隸廳：“有巡司兼司獄一，駐包頭鎮”。筆者案：據《清國史》、光緒《山西通志》、《光緒會典事例》、《職官錄》，薩拉齊直隸廳有二巡檢司，一駐廳治兼司獄，或稱薩拉齊巡檢司；一駐包頭鎮，《清史稿》將二巡檢司誤為一。而田應璜《山西》呈稿薩拉齊廳下書：“巡檢司一在廳治兼司獄，一在包頭鎮“，是非常準確的。 再如《地理志》卷六六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三江口、市汊二巡司”。案：《清高宗實錄》卷一0九一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壬寅：“地當適中之南昌縣三江巡檢、新建縣吳城巡檢二缺均改為主簿”，《光緒會典事例》卷三一同。此句當改“三江口巡司”為“三江口主簿”。而藍鈺《江西》呈稿此句實作“主簿駐三江口，巡檢司駐市汊”，非常準確。 3、糾正《清史稿校注》之失。《清史稿校注》第2311頁校注⑨“洞過水”條，校注“案清國史館皇朝地理志作‘洞渦水’，嘉慶重修一統志一三六、光緒山西通志卷十七同。此當據改。以下同”。筆者按：清史稿作“洞過水”，自有淵源。《山西》呈稿中，洞過水條上有田應璜批註，“洞過，史作洞渦，誤，戴東原嘗辨之”，句中戴東原“嘗辨之”即是指他的《記洞過水》[100]，光緒《山西通志》在《山川》部分一直寫作“洞過水”，并附考證，“（洞過）其字史多作洞渦，或書銅鍋、同戈，皆因方言而誤，顧亭林、戴東原嘗辨之”。此外，楊守敬、熊會貞在《水經注疏》中同樣認為當作“洞過水”，曰“朱過作渦，趙同，戴改，下同。守敬按：殘宋本經、注並作過，《大典》本、黃本過、渦錯出，吳本盡改渦，而朱沿之。蓋本作過，傳鈔或變為渦也。觀《通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注引此作過，唐光化二年注又作過可證。”[101]可见，《地理志》作“洞过”自有依據，未必便誤。 4、糾正今著之誤。如《中國歷史地圖集》山西部份清漳水出遼州入河南涉縣。按：清漳水出遼州入何地，史有兩說。一說潞安府黎城，如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五《山川九》：“漳水由和順入州境，起西一百里八賦嶺，經州城南一里，又東至上下交漳村合東漳水，流入黎城境”、 乾隆《潞安府志》卷四《山川》：清漳水“自遼州之雲頭底入黎城界，經吾兒峪東至五渡里入河南涉縣界，在縣境袤二里”、《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一五九《山川》清漳水條：“清漳水在和順縣，東源自平定州南流入縣界，……又南入潞安府黎城縣界”（見圖一，自《嘉慶重修一統志》沁州直隸州圖截取）、光緒《山西通志》卷四二《山川考》：清漳水“合流而南，逕黎城縣東，東南入河南涉縣”。一說河南彰德府涉縣，見《皇朝地理志》：“清漳河自和順南流入境，屈曲南流，逕下交漳村，匯西漳水，南入河南涉縣界”、《清會典圖》卷一六五《輿地二七·遼州圖》：“清漳河自平定州南流入界，……又南入河南彰德府界”。後者實誤。在《山西呈稿》遼州田應璜批註云“地理志謂清漳自州界入河南涉縣，誤。今從山川考”，故呈稿中，此段被改寫成“清漳水……逕黎城東，入河南涉縣，至林縣與濁漳合”。據《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一五九《遼州直隸州圖》，清漳水出遼州後，入黎城縣界，再入河南涉縣。另外修纂於光緒年間的《山西省疆域沿革圖譜》黎城縣圖更為清楚地繪出清漳水流經晉豫交界處的詳細情形（見圖二）[102]，清漳水先入黎城縣里許又東南入河南，與“黎城說”文獻相合，今地圖上清漳水亦由左權縣（清代遼州所在）先入黎城縣里許，再入河北省涉縣（1949年涉縣由河南劃歸河北），與清代相比，沒有變化。以圖證史，知《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清漳水經遼州直接入河南涉縣當誤。這一問題在《山西呈稿》批註中已得到解決。 圖一 圖二 六、結 語 《清史稿·地理志》的纂修共經歷四個階段，初稿撰寫、改簡為繁、改繁為簡、修正成書。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77冊稿本分別于上述四個階段形成，筆者將其分為初稿、秦宥衡第一次修訂稿、第二次修訂稿、呈稿、底本五種文獻類型。在整理、分析這批稿本的基礎上，還原了《地理志》纂修經過，總結了《地理志》纂修的經驗與教訓，得出以下結論： 1、初稿撰修隊伍由十九人組成，除以文人為主、遺臣較多、關係密切等清史館館員的共性外，還具有三個特點：負責撰寫的省份與撰稿人籍貫或曾在該地為官、生活有關；不少撰稿人對地理素有研究，且之後仍撰寫了不少地理著作；有的撰稿人曾參與過國史館《皇朝地理志》的編纂，具有編纂《地理志》的實際經驗。初稿體例不一，纂成以後亦曾請同館之人提出意見并修訂；初稿資料來源至少有六部份：方志、皇朝地理志、地圖、清人地理著述、前代地理著作、統計數據，對西人地理著述也有一定的採輯。 2、秦宥衡的總纂分前後兩期，第一期改簡為繁，按照直隸和河南的初稿體例進行修改，重點在於對歷代沿革的考察和山川、河流的細緻描述和考證上，篇幅較巨；第二期改繁為簡，側重在刪改歷代沿革及山川、河流上，但篇幅仍過巨。且繁、簡兩稿均未完成，即去世。 3、王樹楠修正的主要工作有五個方面：撰寫總序；省條排序；統一格式；校改錯字；增刪潤色。王氏的修正使體例得到一定的統一，但對主體內容并無太多修改。 4、《地理志》并非秦宥衡、韓樸存，亦非王樹楠之作品，實質上它是一部始於秦宥衡、終於王晉卿，主要由十幾位作者集體創作的產物。 5、《地理志》刊印后，毀多于譽，其不足的原因及經驗、教訓是：秦宥衡過早去世使得《地理志》的修纂事倍功半；編撰未從資料長編做起，文獻未能充分利用；編撰之初應統一體例，以免作無用之功。 6、《地理志》稿本仍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新修清史《地理志》應予吸收。 载《文史》2011年第1辑 Complication Research of Geography of Draft of Qing History Hu Heng Theinstituteof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ofChina Abstract：The complication of Geography of Draft of Qing Histor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viz preliminary complication, amplification, reduction and finalization. The 77 unpublished volumes collected byTaipeiPalaceMuseumformed respectively during that four periods mentioned above. This artic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roperties tentatively classifies them into five categories, named preliminary manuscripts, first and second revision by Qin Youheng, submission version and finalization. Based upon careful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these various visions, elaborately combing of the compiling process of Geography of Draft of Qing History has been conducted , including style discussion, compiler group, material selection, compiling process and finalization forming etc. While analyzing the failure causes of the compiling of Geography of Draft of Qing History, this paper also affirms the academic merit possessed by th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Key Words: Draft of Qing History Geography Qin-youheng Wang-shunnan complication 後記：本文之寫作有賴于中華發展基金會資助赴臺訪學，并得到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及周惠民教授的熱情接待。臺北故宮讀檔期間，圖書文獻處提供了諸多便利，莊吉發教授曾多次給予指點。初稿成后，導師華林甫教授、臺灣大學吳修安博士、湖南社科院馬延煒博士均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耑此一並致謝。 [1] 臺北故宮編輯出版的煌煌三十四冊《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稿本專輯》並不包括《地理志》部分。除臺北故宮所藏77冊稿本外，大陸地區僅知江西博物館藏有《江西地理志》稿本一冊。 [2] 朱師轍《清史稿紀志表撰人詳考表》，载《清史述聞》卷二，三聯書店，1957年，第33頁。 [3] 《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運臺文物寓字號清冊》，收入煮雨山房編《故宮圖書及內務檔案史料》第三卷，廣陵書社，2008年。 [4] 本文所指的《地理志》刊本以中華書局標點本為依據。該本是以關外二次本為底本點校的。 [5] 整個《清史稿》的刊印經金梁操辦，于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印出各朝本纪及部分志、表、列传，共50册。十七年五月，印出其余部分共81册，其中《地理志》是在第二期刊印的81冊中，見鄭鶴聲《清史稿地理志跋》，收入許師慎輯《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上冊（以下引用該書，均簡稱許師慎書），臺北：中華民國史料中心，1979年，第449頁。 [6] 封面寫“初校訖 共抄一萬零四百九十三字”。 [7] 封面寫“校訖 共九千八百七十字”。 [8] 封面另寫“民國十七年一月六日交”。二者是同一日期，只是使用了中、西曆不同的紀年方法。 [9] 內蒙古初稿不用清史館用紙，而用政事堂主計局用紙是有原因的。政事堂是1914年5月1日袁世凱任大總統后，廢除國務院而設立的，直屬總統府，下設五局一所，主計局正是其中之一。它的首任局長吳廷燮正是蒙古部分初稿撰寫人，見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民國三年5月1日、5月3日條，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79年， 第44頁。1916年政事堂重新改為國務院，主計局改名統計局，因此這6冊蒙古初稿很可能就是在1914-1916年間撰就的。 [10] 稿本上原無撰稿人，此據朱師轍《清史述聞》卷二，第33頁。 [11] 缺天津、河間府內容。另朱師轍在《清史館館員名錄》（《清史述聞》，卷十四，第287頁）秦樹聲條小注中稱“今史稿中總序一篇，為王樹楠作，尚缺口北七廳，不知何人所作”。案：朱師轍誤。口北僅三廳，即張家口廳、獨石口廳、多倫諾爾廳。另外，口北三廳在秦樹聲直隸初稿、呈稿中均有，確系秦樹聲所撰，不存在“不知何人所作”問題。朱師轍之所以誤，其原因大概是《地理志》刊本中，口北三廳排序在直隸部分最末，而在秦樹聲初稿、呈稿中，口北三廳內容則在宣化府和保定府之間，朱師轍一時未能認真核對，故而誤認該三廳內容另有人補。 [12] 中研院郭廷以圖書館館藏目錄有《清史館地理志·山東省》原稿、清稿，編號926.7 810，實乃複印件。 [13] 吳宗慈《江西通志稿》第十一冊《輿地考》，江西省博物館、《江西通志稿》整理組據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稿本影印，1985年，第55-65頁。 [14]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情報資料研究所編《江西地方文獻索引》上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1985年，第150頁。 [15] 劉成禺《清史稿之纂修與刊印》，載《世載堂雜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1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267頁。 [16] 楊家駱《讀清史稿纂修芻議雜記》，載許師慎書下冊，第841頁。 [17] 河南初稿檔案編號為205000650，第二次修訂稿檔案編號為205000649。 [18] 朱師轍《清史稿紀志表撰人詳考表》，《清史述聞》，卷二， 第33頁。 [19] 該冊檔案有整個《內蒙古地理志》的目錄，各部順序是：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檔案編號為205000636哲里木盟的初稿本中，也有整個《內蒙古地理志》的目錄草稿，六盟的排列順序與上同。但實際上按照稿本封面，內蒙古一為昭烏達盟、內蒙古二為錫林郭勒盟、內蒙古三為哲里木盟、內蒙古五為烏蘭察布盟。其餘兩冊呈稿無編號。 [20] 無呈稿人，封題僅寫“金玉杰繕”四字。《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總目》第52頁著錄為“金玉杰纂”是不準確的，朱師轍《清史館館員名錄》也沒有“金玉杰”之名。 [21] 該冊封題另有小字“后附詳本”。紙張編號001-024為簡本，024-056為詳本。 [22] 該冊內容除順天府外，還有直隸省序。與205000661直隸呈稿合并，即是完整的直隸呈稿。 [23] 《大總統袁世凱特頒徵書命令》，許師慎書上冊，第4頁。 [24] 《清史館徵集各省、府、縣圖志通告》，載許師慎書上冊，第9頁。 [25] 遼寧省檔案館選編《編修地方志檔案選編》，遼瀋書社，1983年，第14-15頁。 [26] 王朝隆為民國《太和縣志》所作之《序》,《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州縣志輯》第27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8頁。乙卯年是1915年。 [27] 華林甫《關於<皇朝地理志>的初步研究》，臺北《故宮學術季刊》2007年春季號，第24卷第3期，第141-180頁。 [28] 實際上《清史稿·地理志》並無統一的斷限，大致是光、宣之際三個年代道的建置和宣統二、三年間府、州、縣建置的混合物，詳拙文《<清史稿·地理志>政區斷代考》，《書品》2009年第4期，第74-85頁。 [29] 檔案編號81700004，《各省志書總目》。另外，編號為81700001-81700003的三冊《清史館書籍目錄》全部都是著錄各省志書的，但都沒有《各省志書總目》著錄的完整。 [30] 清史館《借書收據》，檔案編號81600001。該冊檔案掛有小木牌，上寫“借書收據簿一本”，“清字三十三號”。內《道光改修一統志》，自收入《四部叢刊》時被命名為《嘉慶重修一統志》，沿用至今。 [31] 此表系據華林甫《臺北故宮庋藏<皇朝地理志>各種版本情況》製作，北京香山“清代地理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12月，未刊。 [32] 編號為205000759不分卷之舊副本，吉林、黑龍江合為一冊，姑且每省計算為0.5冊。 [33] 于式枚等《于式枚繆荃孫秦樹聲吳士鑑楊鐘義陶葆廉六人合上謹擬開館辦法九條》，載許師慎書上冊，第31頁。 [34] 金兆蕃《擬修清史略例》，載許師慎書上冊，第79頁。 [35] 袁嘉榖、陳敬第《袁嘉榖、陳敬第陳清史凡例商榷》，載許師慎書上冊，第110頁。 [36] 朱鐘琪《擬修清史目例》，載許師慎書上冊，第120頁。 [37] 袁勵準、王桐齡《袁勵準、王桐齡上纂修清史管見書》，載許師慎書上冊， 第126頁。 [38] 梁啟超《清史商例第一書》，載許師慎書上冊， 第41頁。 [39] 袁嘉榖、陳敬第《袁嘉榖、陳敬第陳清史凡例商榷》，載許師慎書上冊，第111頁。 [40] 袁勵準、王桐齡《袁勵準、王桐齡上纂修清史管見書》，載許師慎書上冊，第127頁。 [41] 于式枚《修史商例按語》，載許師慎書上冊，第61頁。 [42] 袁嘉榖、陳敬第《袁嘉榖、陳敬第陳清史凡例商榷》，第110頁。。 [43] 于式枚《修史商例按語》，第61頁。 [44] 吳士鑑《纂修體例》，載許師慎書上冊，第96頁。 [45] 吳士鑑《纂修體例》，載許師慎書上冊，第107頁。 [46] 袁嘉榖、陳敬第《袁嘉榖、陳敬第陳清史凡例商榷》，載許師慎書上冊，第117頁。 [47] 稿本錄文見莊吉發《清史館與清史稿-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的纂修及其史料價值》，臺北《故宮學術季刊》2005年冬季號，第24卷第2期，第161-199，207頁。 [48] 楊世燦編纂《楊守敬學術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7頁。 [49] 故宮清代檔案權威人名資料，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 780974611（檢索日期：2009年10月1日）。 [50] 任企幸撰《固始秦宥橫先生事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76冊，綫裝書局，2003年，第581頁。 [51] 鄒愛蓮等《<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86-94頁。 [52]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七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80頁。 [53]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二十八冊，第612頁。田應璜之墓在今山西渾源縣，墓碑尚存，見劉緯毅主編《山西文獻總目提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9頁。 [54] 朱師轍《清史述聞》，卷十四，第299頁。 [55]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七冊，第311頁。 [56] 王樹楠《清封二品銜記名提學使翰林院編修金雪蓀君行狀》，金兆豐字雪蓀，載卞孝萱、唐文權主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團結出版社，1995年，第473頁。 [57] 吳宗慈主編《江西通志稿》高安縣《藍鈺傳》。 [58]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六冊，第298頁。 [59] 陳占標《唐恩溥與他的<文章學>》，收入《江門文史》第三十三輯，江門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7年，第113-126頁。 [60]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二十八冊，第345頁。 [61] 嚴懋功主編《清代館選分韻匯編》，卷二，收入《清代徵獻類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第582頁。 [62]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八冊，第240頁。 [63] 其子吳豐培亦為蒙藏學專家，嘗述文介紹其父生平及學術貢獻，見《吳燕紹先生和他的蒙藏史研究》，載馬大正等整理，《吳豐培邊事題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0-407頁。 [64] 金梁《韓樸存》，載《道咸同光四朝佚聞》卷上，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第67頁。 [65] 錢基博《十年來之國學商兌》，收入曹毓英選編《錢基博學術論著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7-55頁。鄒代鈞乃清末地理、製圖名家。 [66] 任企幸撰《固始秦宥橫先生事略》，第581頁。光緒《大清會典圖》職員表列秦樹聲為“前充總纂官”，“前工部即補員外郎”。 [67] 《河南》，秦宥衡第二次修订稿，故宫编号205000649，编码016，巩县条上批注。 [68] 關外本列為收掌，此依朱師轍修正之《正本（關內本）清史館職名》列為校勘，見《清史述聞》卷五，第84頁。 [69]《近代巴蜀詩抄》下冊，巴蜀書社，2005年，第1054頁，董清峻（三首）：“（1875-1925），字漢倉，又字平子，四川南溪人。……后任清史館纂修”。據故宮清代檔案權威人名檔，董任職清史館時，亦曾參與列傳撰寫，撰有額勒和布、王德成、徐郙、馬慶封、張光亮、楊應元、趙爾豐、鳳全等人列傳（檢索日期：2009年10月5日）。 [70] 據故宮清代檔案權威人名檔，董任職清史館時，亦曾參與列傳撰寫，撰有王養粹、賈壯、顏元、圖欽保、烏爾卿額、長庚等人列傳（檢索日期：2009年10月5日）。 [71] 戴錫章撰、李蔚整理，《西夏紀·序》自署“開縣戴錫章”，收入羅炳良主編《中華野史·遼宋金元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61頁。 [72] 此處所言“地理志”即《皇朝地理志》。 [73] 任企幸撰《固始秦宥橫先生事略》，第584頁。 [74] 朱師轍《清史館職員名錄》，《清史述闻》，卷十四，第287頁。 [75] 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6頁。 [76] 《地理志序》，《皇朝地理志》，卷一，故宮編號205000029。 [77] 傅振倫《清史稿評論》，載許師慎書下冊，第587頁。 [78] 汪宗衍《<地理志>與<一統志>》，收入氏著《讀<清史稿>劄記》，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第199-200頁。 [79] 《秦宥衡第二次修訂稿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條，故宮編號：205000649。 [80] 張爾田《張爾田復夏孫桐書》，載許師慎書上冊，第195頁。 [81] 劉錚云《<清史稿·地理志>失載廳縣補遺》，《大陸雜誌》第87卷第4期，1993年，第1-3頁。 [82] 王晉卿《直隸》底本批註，紙張原編號040。 [83] 張爾田《張爾田復夏孫桐書》，第195頁。 [84] 卞孝萱、唐文權主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團結出版社，1991年，第744頁。 [85] 朱師轍《清史稿紀志表撰人詳考表》，第33頁。 [86] 金梁《韓樸存》，載《道咸同光四朝佚聞》卷上，第67頁。 [87] 王樹楠《陶廬老人隨年錄》，近代史料筆記叢刊本，中華書局，2007年，第84頁。 [88] 故宮檔案編號：81600001。 [89] 張玉興《評<清史稿校注>》，《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3頁。 [90] 劉錚云《<清史稿·地理志>府廳州縣職官缺分繁簡訂誤》校正府州廳縣缺分、等第失誤1486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三分，1994年，第509-672頁；拙文《<清史稿·地理志>巡檢司項校正》修正巡檢司一項記載失誤111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第3期，第143-156頁。 [91] 故宮編號為205000685號至205000699號，共14冊。 [92] 華林甫《關於<皇朝地理志>的初步研究》，臺北《故宮學術季刊》2007年春季號，第24卷第3期。 [93] （清）繆荃孫等著，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63頁。 [94] （清）繆荃孫等著，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下冊，第458頁。 [95] 故宮檔案編號：81600001。 [96] 劉錚云《“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年，第175-204頁。 [97] 劉錚云《<清史稿·地理志>府廳州縣職官缺分繁簡訂誤》，第509-672頁。 [98] 此點受復旦大學史地所傅林祥先生啓發。 [99] 此處標點系依中華書局點校本《清史稿》，有誤。《清史稿校注》所引《清史稿》本文標點為“有巡司。申公集主簿。譚城、龍山驛”，是正確的。關於申公集的寫法，此處所出校句“案清史館駱成昌、秦樹聲輯山東地理志稿皆作‘中公集’”，不確，駱成昌輯稿實作“中公”、“中集”。 [100] 段玉裁《經韻樓集》亦收入，故此篇作者究竟為段玉裁還是戴震，學術界尚有爭論，見楊應芹《段著<東原年譜>疑誤考》，《安徽史學》1994年第3期，第37-41頁，又見氏著《段著<東原年譜>補正》，《文獻》1996年第1期，第105-152頁。又或認為其作者是乾隆《壽陽縣志》的作者襲導江，見陳鴻森《<記洞過水>非段玉裁所作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四分，2002年，第735-750頁。 [101]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六，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01頁。 [102] 《山西疆域沿革圖譜》，收入《清代地圖集彙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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