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2:10:3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 南船北马，是中国古代南方和北方地区，在交通运输形式上最显著的差别。今陕西省地域兼跨南北，但其主体部分，深处北方内陆，总体上看，在历史时期，航运很不发达。但是，由于关中平原上的今西安城，曾经是秦、西汉和隋、唐时期，这几个重要统一王朝的都城，应从都城经济和政治、军事的特殊需求，也曾发展起相当规模的航运事业，值得重视和研究。 秦祚短促，刚刚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就被推翻。因此，虽然秦王朝建都咸阳，位于关中腹地，本应为适应都城的需要而在这里发展起一定规模的航运事业，可是，在统一后短短的十几年内，秦王朝还没有来得及在这方面做出任何建树，就在关东六国旧地的反叛浪潮中，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依然在关中建都。出于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西汉二百多年间，在都城长安附近，特别是利用渭河，大力发展航运，把古代陕西的航运事业，推向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本文拟主要从地理角度，对此做一概括性的考述。 一、自然航道的变迁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在西汉时期，陕西境内一些重要的可通航河道，与现在有所不同。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一一复原当时的状况，但是一些重要河段的变迁，还是可以大致复原出来。此外，出于都城长安的运输需要，西汉时还在关中开凿了大型人工运渠——漕渠，并积极疏凿了其他一些航道。 （一）长安附近的渭河河道 渭河在今西安、咸阳以下河段，进入下游。这也是历史时期渭河的主要通航河段。《史记》记载说，西汉时从长安城到渭河口这一段河道，非常曲折萦回，本来这一段的直线距离，只有300多里，可是，弯弯曲曲的河道，却长达900多里[1]。河曲发育，这本是平原地区河流下游河道的正常形态，只是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深入，后来才逐渐通过堤堰等工程措施，限制和阻碍了它的自然发展。渭河的情况，也是这样。 平原地区河流下游广泛发育的河曲，不仅萦回曲折，延长了河道，增加了航运时间；而且它的平面形态，还经常不断地通过裁弯取直等形式发生着改变，使河道处于连续不断的局部移徙之中。对于航运来说。这意味着航道时常会发生一些小尺度的变迁。由于这种河道变迁，过于频繁而且反复出现，所以，很难对其一一做出具体的复原。 在渭河河道上，除了上面所说的这种河曲演变之外，还有一种主要是由于地质构造原因造成的河道移徙。这种情况，在今西安附近一段河道，有比较突出的反映。 渭河水系形成于早更新世以前。在今西安附近一段河道，从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起，就不断向北移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河道北徙现象，是由于渭河盆地是一个新生代形成的断陷盆地。在它的南面，是秦岭山地。在地质史上晚近的新构造运动过程中，秦岭山地持续不断地出现了抬升运动。在今西安附近地区，这种作用，尤为明显。秦岭山地的相对抬升，就造成了渭河断限盆地中的渭河河床，不断北移。 从卫星照片上，在今西安附近，可以看到四条比较清晰的渭河河道，依次由南向北，并列延伸[2]。其中最南面的两条河道，穿过了汉长安城遗址。因此，这两条河道，显然不可能是汉代的河道，只能形成于西汉以前。关于这两条河道的具体年代，目前还缺乏有力材料来加以论证，只能留待以后研究。由南向北数的第三条渭河河道，正帖近汉长安城址的北面，距汉长安城约二里左右。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证实，这就是西汉时期的渭河河道。 汉长安城北临渭河，城北面一共有三座城门。其中最西头的城门，叫做横门[3]。正对着这座城门，在渭河上架有一座很有名的桥梁，名为横桥（后来又称此桥为渭桥或中渭桥）。根据比较可靠的记载，横桥为秦始皇时期所兴建[4]。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横桥的兴建时间，比这还要早，是战国秦昭王时期始建[5]。不管按照哪一种说法，都可以清楚看到，横桥在秦代已经存在，并为汉代所沿用。因而，秦汉时期这一段的渭河河道，也就应当没有什么改变。不仅如此，直倒三国两晋时期，这种情况也依然如故。《汉书·文帝纪》记载有汉文帝登基前夕，由封地代国过横桥而入长安的经过，曹魏时人苏林，在注释横桥的位置时说：“在长安北三里。”[6]魏晋间人所作的《雍州图》，也记载说横桥“在长安北二里横门外”[7]。考古工作者在横门遗址附近的今相家巷村北二里左右的田地里，曾经发现一些古代的木桩和建筑用大石块。据分析，很可能就是汉魏时期的横桥遗址[8]。结合这几方面情况，完全可以认定，汉代的渭河河道，就在长安城北二里左右，这与今天渭河河道距汉长安城遗址有十二里之遥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从秦汉时期起至今，这一段渭河河道，已经向北移徙了十里左右。 根据杨思植等人通过卫星照片所做的分析，在汉长安城北二里左右的这条渭河河道，大致与汉长安城北面城垣的走势平行，呈西南－东北流向。其具体流经的地点，是由汉长安城遗址向东北，通过今草滩稍北，又经过耿镇南约四里左右，然后穿过今泥河河道，在今渭河北岸，继续向东北流，在今临潼县陈家庄附近，始与今渭河河道相合。由汉长安城遗址向上游西南方向追溯，这条河道则是在今咸阳市东南，由今渭河河道上歧分出来[9]。 （二）今大荔附近的黄河河道 黄河自龙门流出山陕间的峡谷之后，河谷骤然展宽，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部和大荔县东部，直道潼关一段的南流河道，左右分别为涑河和洛河、渭河下游谷地，地势更为开阔。由于河道两岸，坦荡无阻，没有高亢的地形束缚；同时，涑河、渭河和洛河几条大水，同时汇聚在这里，水文情况，变化很大，致使这一段黄河河道，在历史时期经常左右摆动，很不稳定。 迁徙不定的河道，不仅反覆造成“鬼无墓，人无庐，百万田产了无馀”的凄惨景象[10]，使沿岸民众，饱受其灾。而且根据近代水文资料，可以知道，黄河西徙，就往往要袭夺洛河下游河道，与渭河相汇，因而，洛河也就会直接东流注入黄河；黄河河道东偏之后，洛河则又将会复归于渭河。所以，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还直接影响到洛河和渭河下游河道，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汉代以前，战国时期成书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上，记载有一条漆沮水，在泾水之东，注入渭河。按照《尚书》伪孔传的看法，这条漆沮水，就是洛水的异名[11]。这一说法，符合实际地理形势，因而，也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12]。与《禹贡》成书时间相近的《山海经》之“西山经”篇，更明确记述说，洛水注于渭水[13]。因此，在这一时期，洛水应是流入渭河。这也就是说，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若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大体相似，并没有较现在有向西有较大幅度偏移。 《山海经》和《禹贡》以后，一直到西汉时期，在历史文献中，再没有见到有关这一段黄河河道和洛河口情况的记载，估计可能变化不大。在记载西汉地理情况的《汉书·地理志》中，并存有渭河入河和入渭两种说法：在洛河口的左冯翊怀德县下，记洛河流入渭河；而在洛河源的北地郡归德县下，却又记洛河流入黄河。今人则多遵从入渭之说，而未做详细甄辨。 对《汉书·地理志》这两种不同说法曾进行过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看法的人，有清朝学者胡渭和王念孙。 胡渭认为，《汉书·地理志》这种歧说并出的情况，是由于“杂采古记，故有不同”。胡渭以为西汉时洛河应当是入渭；之所以会有入河之说，则是因为“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称洛耳”[14]。也就是说，《汉书·地理志》关于洛河入黄河的记载，是指先入渭河，再与渭河同入黄河。这种看饭，显然是很牵强的。古人记述河流水口归属，总是很明确的，不应这样含混。如果都是这样含混不清，那么，这种记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王念孙的看法，与胡渭不同。王氏认为，《汉书·地理志》北地郡归德县下的“入河”二字，乃是后人妄加，并非《汉书·地理志》原文。他这样看的理由，是东汉许慎的《说文》和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都没有洛河入渭之说，而这两部书的相关记述，又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依据，因而，可以证明，《汉书·地理志》本来只有入渭一说，当时的洛河，与黄河不相关涉[15]。 王念孙之所以这样看待这一问题，是因为他认为“记大川所入，前后异文，《汉志》从无此例”。其实，不仅《汉书·地理志》不应如此，其他任何一种地理书中，按理也都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一般出现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往往是由于杂采各种不同材料而在编排时有所疏失所致。后人如许慎、高诱等人，完全可能只采取其中一说，而舍弃相矛盾的另一说；或是只随手摘录所见到的其中一种说法，而根本没有见到与此相异的另一种说法。所以，不能由此证明另一种说法根本不曾存在。 那么，如何解释这两种相互歧异的记载呢？事实上，这种矛盾情况，正好说明在这一时期，黄河河道有过较大幅度的移徙，并且已经影响到洛河尾闾的归属。胡渭和王念孙都没有意识到，河道是随着时代而有变化的[16]，所以，只是静止地看待这一问题，自然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汉武帝元光六年开凿漕渠之后，河东太守番係在汾阴、蒲坂开垦了河壖弃地5，000顷，浚引河水灌溉。汾阴、蒲坂就在今大荔东面一段黄河地东岸，这说明当时这一段黄河河道，正向西移徙，所以才会有河壖弃地可耕。番係开渠作田数年之后，“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17]。由于河道移徙而导致河东的渠道引水不利，渠田废弃，这说明这一段黄河河道，又继续向西有所移徙。因为假若是向东移徙的话，就要冲溃淹没东岸河壖上新开的田地，而不是引水不利的问题了。番係在河东任太守的时间不长，元朔五年时，已升任御史大夫[18]。所以，这次河徙，应当发生在汉武帝开凿漕渠之后不久。 这次河徙，又可以以番係所开河渠的废止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番係在河徙的第一阶段，就已经轻而易举地开垦出5，000多顷新地的情况来看，这次黄河西徙的幅度，应当很大。这一时期开凿的漕渠，也恰好是直接入于黄河[19]，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今黄河在潼关县东北一个叫做“港口”的地方，向东转折。这里地势高亢，由西向东延伸的漕渠，已经无法通过。漕渠最远只能延伸到今潼关县西北的吊桥街一带。因而，当时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也一定西徙到了今吊桥街以西，始转而东折；而黄河西徙至此，也就必然要袭夺洛河下游河道，造成洛河直接入河的局面。 《汉书·地理志》中洛河汇入黄河的说法，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情况。这次黄河河道移徙最初发生的时间，可能在番係垦田以前不久。因为若是时间已长，就应早被耕植耕种了。从《汉书·地理志》的行文来看，入河之说系于洛源，可能是抄袭汉初资料而未经留意考订；入渭之说系于洛口，则是不大容易疏忽的，说明在西汉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洛水入渭。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中期以后，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重又东归故道，恢复到了战国时期的状况。 （三）漕渠的开凿 西汉由函谷关以东地区，向国都长安城输送粮食和其他物资，最初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渭河水运。可是，由于渭河下游河道河曲发育，迂回萦折，当时人称由渭口到长安城下，“水道九百馀里”[20]。这虽然或许有些夸张，可是弯弯曲曲的河道，大大地增加了航行时间，却应当是事实。 为改变这种困难局面，汉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河南岸，开挖一条人工运河，引渭河水直达黄河，以免却迂曲的河道，徒然耗费航行时日。同时，在航运之馀，还可以利用渠水，灌溉农田，增加关中的粮食生产[21]。郑当时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于是，汉武帝在元光六年春，征发数万人，由水工徐伯负责规划施工，前后耗时三年，在元朔二三年间，完工通水[22]。 由于史籍记载简疏，漕渠引渭渠首地段，现在已经不易考究。有人根据现代地形，把渠首定在今西安市西北鱼王村附近。这种观点认为，漕渠在这里分引渭水后，缘着汉长安城北今新民村、西营等地北侧而行，在今张家堡附近，与西汉昆明渠相汇，然后东过灞河[23]。新民村和西营，距汉长安城遗址均在二里以上。可是，如前文所述，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和文献记载，汉初的渭河，距长安城也只有二里左右，漕渠不应当反在渭河之外，也不可能紧逼渭河河床。 渭河在鱼王村附近，河身宽浅，为游荡分汊性河道，难以筑堰引水。而且这里洪枯水期河宽比为1：5，河身变化较大，在渭河与汉长安城之间的狭窄地段内开渠，也有水浸之虞。因此，漕渠不应当在长安城北引水。 开凿漕渠，主要是为了向长安城输送关东的粮食，而这些粮食，主要是输往太仓储藏。汉太仓在长安城东南[24]，与漕渠相通连的昆明渠，流经其地。但是，昆明渠水量有限，还不足以负载粮舟直抵仓下。昆明渠的水源昆明池，直到唐代，仍然保持相当规模，而漕渠却屡遭废弃，就是因为漕渠的主要水源是渭河，而不是昆明池。所以，只有源于渭水的漕渠主干经由太仓，才能将粮食运入仓中。 相传汉长安城南覆盎门外，有一座工巧绝世的桥梁[25]。可是，却没有见到有关城南河渠的专门记载。班固描述长安城“呀周池而成渊”[26]，《三辅黄图》也记载汉长安城“城下有池周绕”[27]。但是，实际上汉长安城东、北、西、三面，都是利用其他自然水道，或其他水渠，并没有专门修建护城的池隍。因此，城南可能也是采用的同样办法，即漕渠渠首段在长安城南通过，侧临南垣而东，兼用为护城池。 环绕汉长安城南墙和东南角，今残存有明显的古渠遗迹（城东南角一部分已被拓凿利用为污水池）。清嘉庆时人董曾臣，在所纂《长安县志》中，对此有明确记述，谓“汉城南有渠道，自西南入壕，折而北至青门外”[28]。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1906～1910年间，也对这条渠道遗迹，做过勘查。足立氏当时所见到的漕渠，，还有两米多深、5米多宽[29]。 后来在隋唐时期，又都重新开凿过漕渠。隋代重开的漕渠，称为永通渠，是沿着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东行[30]。唐人韩辽，在重开漕渠时，称“旧漕渠在咸阳县西十八里，……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堙废”[31]。由此可知，汉、隋、唐漕渠的渠首段，经行地点，应当基本一致。 其具体分引渭水的地点，在咸阳城西十八里，唐名兴城堰[32]，当在今沣河口下的文王咀一带。元朝时人记载，沣水“北流至长安县西北堰头元村周文王庙，西合于渭”[33]。堰头就是指水坝端头。宋元时期这里没有什么水利工程。这个堰头，指的只能是西汉和隋、唐时期的漕渠渠首堰水坝。在文王咀附近，渭河河床束狭，当地人称“十里长峡”，十分便于筑堰引水。 漕渠在今文王咀附近分引渭河水流，然后向东通过滈池北面，又经过秦代的磁石门南[34]，其后即沿着汉长安城南垣流向东去。到长安城东南角后，循城墙折而向北，至汉长安城东面南头一门青门外，与城里流出的泬水枝渠相汇，向东流，至汉霸桥以下，横穿灞河[35]。 《史记·河渠书》记载，新开的漕渠航道，与原来的渭河下游航道相比，最大的特点和便利之处，就是径直捷近，使原来弯弯曲曲长达900里的航程，缩短为300多里。按照这一记载，漕渠的渠路，自然应该相当平直。渭河谷地，地形平夷，也有条件开挖这样一条平直的渠道。因此，漕渠在灞河以东，直至其终端，都应该是比较平直。而关于这一段漕渠路线的具体复原，则由于一无具体的文字记载，二无清楚的遗迹可为凭依，目前，还很难做出。 按照《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的记载，漕渠的东端，乃是止于黄河[36]。然而，现在却有研究者认为，在渭河南岸今洛河汇入渭河的河口地域，即今三河口村附近，有一海拔330米以上的高地，其西侧地势较低，在海拔330米以下。因而，漕渠无法流入黄河，只能在今三河口村以西，注入渭河[37]。今案根据20世纪70年代测绘的大比例尺地图，从华阴县西北到三河口村一带，地势由西向东倾斜，三河口村附近，并无特出高地，漕渠完全可以通过三河口村附近，一直流到今潼关县北的吊桥街附近。 前文已经论及，今潼关县以北、大荔县以东的一段黄河河道，在历史上东西摆动相当频繁，在黄河河道西徙时，往往要袭夺洛河和渭河下游尾闾，洛水也因而直接汇入黄河。而在西汉初期漕渠开凿前后，恰恰是黄河西徙夺洛汇渭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时黄河已经西徙到了今三河口村一带，因此，在《汉书·地理志》中也留下了洛水入河的记载。这样看来，当时漕渠直接入河，也就显得十分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值得疑虑。1921～1927年间，黄河河道向西摆动，就曾流经朝邑、新市镇、赵渡镇、望仙观一线，移徙到过今三河口村以西；1967～1968年时，洛河也曾西徙到今仓西村（在今三河口村西侧五里左右）附近，汇入渭河[38]。因而，历史时期黄河夺洛，也完全有可能西移到这里。 所以，即使漕渠东段，只能终止于三河口以西，也并非不能注入黄河，还是应当尊重《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载，确定西汉漕渠乃是东入黄河，而不是渭河。 （四）昆明池与漕渠其他辅助渠道 昆明池是在漕渠开凿九年之后，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开凿的一个大型人工湖泊[39]。昆明池在两个方面，与航运具有密切关系。一是昆明池本身就是为水军练习水战而开凿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皇家设置的水上航行和作战训练的基地。二是昆明池开凿后，可以调节漕渠的来水，对漕渠的航运，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昆明池故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西南侧，是堰阻潏河和滈河，蓄积而成[40]。昆明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水利工程，在这里无需全面论述昆明池各个方面的情况，只是重点论述有关航运方面的问题。 潏河和滈河，本来是两条独自流入渭河的河流。为了使昆明池有充足的水源，潏河在今香积寺附近，被分引部分水量，堰入滈河。两河相交后西流，人称交水。交水在今堰头村附近，又被堰向北流，至石匣村口，汇集为昆明池[41]。昆明池水域广阔，周回四十里上下[42]，十分适于船只航行。 昆明池的东面、北面和西面，各有一条泄水水道。其中西面的一条流入沣河，与漕渠没有什么关系。北面和东面的两条水道，则只能流入漕渠[43]。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昆明池的开凿，为漕渠提供了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水源。这种看法，似乎不够妥当。作为昆明池水源的潏河和滈河，如果不加人工改道，顺其自然河道北流的话，也都必然要通过漕渠。这样，这两条河流的水量，也就照样可以加入漕渠，不一定非要开凿昆明池不可。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造一片辽阔的水域，来练习水军[44]，既不是为了给漕渠开拓水源，也不是像现在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长安城建一座蓄水库。所以，昆明池对于增加漕渠来水量，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过，由于昆明池面积比较广阔，储水量很大，通过它还是可以起到调蓄入渠水量的作用。昆明池对于漕渠的作用，也仅仅在这一点上。 昆明池北出一支水渠，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是流经滈池东、秦阿房宫西，再向东北，又在汉长安城西南角外，形成一小水陂，名揭水陂，然后北流入泬水（大致即今皂河河道）[45]。由于在《水经注》成书的北魏时期，漕渠渠首段已经完全堙废，所以，《水经注》中没有记载漕渠渠首一段的情况。如前文所论，漕渠渠首正通过汉长安城南，所以这支昆明池水流，应当在揭水陂上下，汇入漕渠。 昆明池汇入漕渠的另一条水渠，是由昆明池东口分出。这条渠道就叫做“昆明渠”。它从昆明池东侧分出后，东北经今河池寨附近的古河池陂北侧，再经今鱼化寨附近（据黄盛璋研究），然后仍向东北，经过汉代的明堂、白亭、博望苑南，再屈而向北，与漕渠主干渠相合于汉长安城青门（霸城门）之外[46]。 汉明堂遗址已经发掘，在今大土门附近。白亭东有桐柏园，为汉武帝卫后及太子妃史良娣葬所。汉宣帝即位后，又为卫后和史良娣改葬，追谥卫后为“思后”，故后世称其葬所为“思后园”；宣帝并改史良娣所葬之桐柏园为“戾后园”[47]。依据后世的文献记载可知，唐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即卫后思后园所在[48]；史良娣戾后园亦同在此坊[49]。戾后园东南侧，就是汉武帝为戾太子所建的博望苑之所在[50]。唐长安城金城坊大致在今西安城西任家庄一带，因此，昆明渠应当在这一带通过后，再屈而北折，与漕渠主干相汇合。 黄盛璋曾对汉唐长安附近的河渠水道，进行过几次复原研究，取得很大成就。黄氏的绝大多数见解，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被广泛沿用。可是，关于这一段渠道的复原，却与《水经注》等书的记载，有很大差异。黄盛璋在1958年复原的昆明渠渠道，是在汉明堂南直趋东北，汉博望苑所在的今任家庄一带，显然在其南岸，与《水经注》的记载，明显相悖[51]。后来，黄氏又干脆经明堂北面，把昆明渠直接推至汉长安城南门外的城墙下面[52]。 在这段渠道的复原过程中，黄氏完全脱离文献记载，单纯依据野外考察。其原则是：“ 文献如与地理勘查不符则依后者。”在漫长的社会活动和自然营力的作用下，地面上的古遗迹，特别是上古遗迹，必然要发生很大变化。采用野外考察方法进行历史地理问题研究时，不应忽视这一因素。黄盛璋自述云：“大土门附近之汉代遗迹，至少可认为汉明堂区。……自明堂区往东、往北，唐城之外都有古渠遗迹，如何联系，未能查出。”根据这一情况，也不能排除昆明渠在汉明堂区经汉博望苑南东流的可能。汉博望苑一带在唐代的城区之内，同时也处在现在的市区之中，渠道遗迹，自然难以存留至今。 此外，黄盛璋勘查汉长安城南渠道遗迹，称：“覆盎门外古渠，……往西则仅至汉城凸出处，以下今虽无渠道，但察其遗迹趋向，显是南折，绝非西折，而安门、西安门外绝无此等古渠遗迹。可以断定，渠系南下至明堂区与漕渠接。”可是，在1959～1960年测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上，覆盎门外古渠至汉城凸出处后，与城墙相并转而西折的痕迹，相当明显，至今也仍有一些残痕。由此再向西，在汉长安城南侧的西安门外和城西南角处，沿着城墙，也都有相贯连的低槽，这在黄盛璋绘制的《汉长安城建章宫区遗址及渠道复原图》上，也是显而易见的[53]。前文在论述漕渠干道时引述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本世纪初的考察结果，同样表明，东西贯通汉城南侧的渠道，确曾存在。 如前所论，这条渠道是漕渠的主干线。至于黄盛璋所说的古渠在汉长安城凸出处东侧南下的趋向，却并不明显。倘或有之，唐时在此正有南山漕河北流，也不是非汉渠莫属。因此，目前还不能否定《水经注》的记载，昆明渠还是应当经汉明堂（今大土门附近）、白亭、博望苑（今任家庄一带）以南，再北屈经青门外，与漕渠相汇合。 漕渠从沣河口下引渭东行，直到黄河，沿途横截了许多从南山流出的渭河支流。这些河流的水量，大多也是要汇入漕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从灞河引出的人工渠道，从汉霸桥以上分引灞水，斜向东北，至汉新丰县城（今沙河西岸长窎村东）附近，与漕渠干渠相合[54]。这条渠道，也可以对漕渠新丰附近河段，起到调剂水量的作用。 （五）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 东西横亘的秦岭山脉，阻隔着关中地区与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交通联系，起伏的山地，使得陆路交通都十分艰难，更不用说水上航运了。然而，古代人们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沟通秦岭南北的航运联系。西汉沟通博褒、斜水道的工程，就是这种最初的尝试。 褒水是秦岭南坡的汉江支流，在今汉中市西侧，汇入汉江。斜水今名石头河，是秦岭北坡的渭河支流，在今岐山县境内，汇入渭河。从褒水上源今红岩河，到石头河上源，这两条河流的源头之间，相去只有几十里。如果能够沟通褒、斜二水，实际上也就沟通了汉江与渭河的水上联系。 西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提议沟通这两条水道，也正是基于这一自然地理形势。这项建议指出：褒水通汉江，斜水通渭河，都可以通行漕船。漕运物资，可以从南阳一带，沿汉江溯流而上，再进入褒水。在褒、斜之间近百里不能通航的地段，改行陆运。然后，再入斜水，改行水运，顺流而下，直至渭水。这样，就可以顺利运来东部各地和汉中一带的物资[55]。 从这项规划中可以看出，当时所需要致力的航道疏通工作，主要是整治褒水和斜水的中下游河段，这两条河流的上游河段，航运条件太差，当时完全无法治理。秦岭山高岭险，褒、斜二水间的分水岭，是秦岭主脊，更是陡峻异常，两侧河流的河道，根本无法直接连通。因而，在分水岭上的几十里绝水地带和两河上源各自几十里河段，加在一起共百里上下的地段之内，仍然需要改行陆运。 这一计划，看起来似乎是比较合理可行。所以，汉武帝同意按计划兴工，建造这条通道。具体工程事宜，是委派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太守，总负其责；朝廷并为此佥发数万民众，从事施工[56]。 数万人大力整治的结果，使得陆路交通，变得大为便捷；可是，由于褒、斜二水水流湍急，礁石丛布，仍然无法通航。这次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二、水上运输及其相关设施 西汉时期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航运活动，主要是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物资运输活动和出于军事目的的水上航行。至于帝王贵戚们在一些池沼水泊之内行船游乐，一是规模太小，二是都属于园林游赏性质，算不上航运，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因此，在这里也就不做具体论述了。 （一） 渭河和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渭河在汉代是关中也是今陕西最重要的水上航线。渭河东西横贯关中平原之后，汇入黄河，而黄、渭交汇之后，又一直向东流去，直至于海。东西相连贯的黄、渭两河，构成了一条水上航运大干道。通过这条航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运送到关中地区，以保障都城长安的物资供应。同时，在一些特殊时期，也可以顺流东下，由渭河驶入黄河，把关中的物资，输往关东。 在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由汉中起家后，向北占据了关中平原，并吞三秦。然后，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出兵函谷关以东，问鼎中原，与项羽争逐多年。在刘邦与项羽连年争战的时候，军队所需的粮食给养，完全依赖萧何在关中“转漕”输送，才免却乏食之忧[57]。“转”是指用车陆运，“漕”则是指用船水运。从关中向关东“漕”运，当然只能通过渭河。因此，通过渭河水运粮食，在楚汉相争中对于刘邦能够与强劲的西楚霸王项羽相持多年，并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刘邦取得天下，分封功臣、序列位次的时候，才封萧何以头功，并使其位列身经百战的各位将领之上[58]。 刘邦除灭项羽、一统天下之后，开始筹备正式建都。开始，许多人都是主张建都洛阳，只有娄敬主张建都关中，刘邦无所适从，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赞同娄敬的意见，极力主张定都关中。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足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59] 张良这段话，反映了几个方面的情况。首先，它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萧何转漕关中，确是充分利用了渭河水运，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张良不会讲出“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这样的话来。其次，张良讲述了渭河漕运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社会安定时期，通过渭河漕运关东各地的粮食，以供给京城长安的需要；二是关东各地出现社会变乱的动荡时期，可以通过渭河，把关中的粮食，向关东输送，支持军队平定变乱。对于西汉王朝而言，汉初的战乱时期，体现了渭河水运的后一种作用；战乱平定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则主要体现的是前一种运输作用。 在汉代以前，关东地区的经济，就比关中发达，为了充实国都附近的经济实力，西汉时从关东地区强行迁来许多富户，安置在长安城周围地区。然而，这样仍然无法改变关东地区的富庶。正如上面引述张良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主要是从军事方面着眼所做的抉择。也就是说，刘邦选择的是在军事上最有利于控制天下的地点，而不是经济上最富庶的区域。 关中八百里秦川，固然也很富庶，但与广袤的关东平原相比，却就相形见绌了。刘邦虽然定都关中，可却当然也不能不依赖关东这一富庶地区。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既然不能兼于一地得之，也就只能依靠交通运输线，把关东的财富（最重要的是粮食）运输到关中来。粮食重量很大，陆运十分艰难，水运当然要省便一些。张良向刘邦提出，可以通过河、渭航道而“漕挽天下”，就是点明了依靠河、渭航运，定都关中，也可以兼顾关东的富庶地区。显而易见，渭河漕运，本是长安这一国都得以确立和繁荣的一项重要条件，它的意义，十分重大。 西汉时期，渭河的通航区间，仅限于长安以下的下游河段。虽然汉武帝时期在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提到过斜水以下的河段，都可以通航，但是，在西汉时期，没有见到实际例证。 在渭河下游河段，沿岸建有京师仓、嘉仓和细柳仓。这些仓储沿渭河而设，都是用来储存、转运渭河运输的粮食。因而，在这些仓储附近，当然也要有码头。 京师仓设在渭河口附近[60]。这里是由黄河转入渭河的中继码头。京师仓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在今华阴县东北硙峪乡段家城和王家城北的瓦碴梁上[61]。京师仓离开渭河河道，有很远一段距离，但它紧临着白龙涧河。这条河的尾闾，现在已在田野里消失，成为一条断流河，但在古代，却是流入渭河。白龙涧河旧称沙渠水，曾见于《水经注》的记载[62]。估计当时由黄河过来的漕船，进入渭口不远后，就沿着沙渠水上行，在比较接近京师仓的地方，设立码头，卸下漕粮。 设立京师仓和京师仓码头，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渭河枯水期不便航行的季节，可以将由黄河航运过来的漕粮，暂时积存，待丰水期到来以后，再由渭河航运到长安城附近。二是在一些时期，如果感觉渭河航道过于艰难，也可以把由黄河运来的漕粮，在京师仓卸下后，改用陆运，西输长安。三是京师仓也可以积存在周围附近地区征收的粮食，集中后再水运或陆运到长安。现在发现的京师仓遗址，范围很大，整个仓城将近80万平方米[63]，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各方面的功能。 嘉仓在汉长安城东[64]。更具体的位置，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不过，城东南角另有太仓，所以，嘉仓位置，应当较太仓稍偏北，估计应在城东垣外不远。这样的话，嘉仓应在太仓北面距渭河岸边不远的地方。嘉仓存储的粮食，同样也应与渭河航运有关。因此，在嘉仓北面的渭河岸边，也要有粮食装卸的码头。 过嘉仓码头后，溯流而上，再向西行，到了汉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今沣河入渭口下，汉武帝建元三年，架设有西渭桥，又称便桥或便门桥[65]。桥北头不远，就是细柳仓[66]。咸阳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渭河西北岸上的今咸阳两寺渡村附近，发现了大型汉代建筑基址，并出土有“百万石仓”瓦当[67]。可以断定，这里就是西汉细柳仓的遗址。 西渭桥是汉长安城去往西北地区的道路所必经的咽喉要地，细柳仓设在这里，应是出于防守西北边疆的需要。西汉时匈奴强盛，经常在北方和西北方侵扰汉朝疆界，有时甚至深入到关中附近。防御和反击匈奴的内侵、开拓西北边疆，这是西汉朝廷的一项重要事务，而为此所需的大量粮食，很大一部分都要依赖从关东各地，漕运到关中长安城后，再行转输。如汉武帝时征发十万馀人筑城戍守朔方，转漕粮食，“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为此需耗资数百万，朝廷府库，为之空虚。又如河西、上郡、朔方等西北边塞的戍卒，往往有几十万众，“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68]。在长安城西北侧的交通咽喉要地西渭桥北头，设立细柳仓，来囤积关东运来的漕粮，非常便于西北边防调用军粮。 细柳仓不仅可以存储溯渭而上的关东漕粮，而且还可以收储从渭河北岸一些邻近地区征收的粮食。关中平原，“膏壤沃野千里”[69]，特别是“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70]，在渭河北岸建成的郑国渠灌区，在秦时即溉田四万馀顷，使之成为高产农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71]。至汉代又在渭河北岸，先后开凿有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灌溉渠道，进一步大幅度扩大灌溉面积，粮食生产，更为丰盈[72]。这些地区出产的粮食，自可纳入细柳仓存储。同时，如果京城长安有需要，因距离很近，通过西渭桥调运，也很方便。细柳仓紧临渭河，仓下应当就是渭河码头。 渭河流浅沙深，加之下游河道河曲发育，造成航道严重迂曲。这样，给利用渭河航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需要耗费相当长时间。在漕渠开凿之前，每年从关东漕运到长安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当时朝廷与民休息，还没有大肆搜刮徵敛，加之秦人以暴虐失天下，前鉴不远，因此，在各方面都还不至于过分铺张挥霍，国用支出也有所节制。所以，仅仅这几十万石粮食，也已足够内外用度，甚至“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73]。然而，就是这几十万石粮食的运输，也是要耗费很大力气。仅仅渭河一段的运输，每年就要花费整整六个月，也就是半年时间。弯弯曲曲的九百里航道，“时有难处”，漕船航行，十分艰难[74]。 至汉武帝登基以后，朝廷上下，开始日渐奢侈。汉武帝好事喜功，在长安城周围大兴土木，兴造不断，如造建章宫、开上林苑，等等。同时，汉武帝还开辟西域、筑城朔方，在西北和其他各个边地，都大兴军旅。这些内外用度的急剧增加，使得渭河的漕运量，也随之迅速上升。这样，本来相当艰难的渭河航运，也就更为窘蹙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当时提出了开凿漕渠以代替渭运的建议。汉武帝闻知有如此救急良策，自是喜出望外，当即令人兴工开挖漕渠。 漕渠建成后，漕粮运输改从漕渠。按照郑当时最初的设想，由于漕渠航道，比较平直，原来每年需要运输六个月的漕粮，通过漕渠，只需要三个月，可以大大缩短用于航运的总时间[75]。 那么，漕渠的实际效用究竟怎样呢？漕渠在缩短航道方面，确实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解决渭河航道水量不足、流沙淤浅方面，却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漕渠的主要水源，还是渭河。虽然拦截了南山一些河流入渠，但是，这些河流同样也有许多沙石淤淀。在渠内的水量方面，虽然渠道不像河道那样散漫，它可以束狭水流，增大航行水深，可是，漕渠毕竟只分引了一部分渭河水流，而且渭河南岸没有北岸像泾河这样大的支流，渠内的实际水量，比原来的渭河航道，要少许多。此外，整个漕渠航道，从分水到横截一系列河流，需要有一系列复杂的水利工程，从南山流下的河流，流程都比较短，而且出山未远，在洪水季节，很容易出现较大洪峰，冲毁渠道及有关工程设施，特别是像灞河这样较大一些的河流，更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因此，漕渠初开，在解决漕运方面，或许可以奏效于一时，而从长久效应来看，它似乎不会比渭河更好。西汉时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史记·河渠书》记载说，漕渠通航后，“漕稍多”[76]，显得很是便利。当时对改善渭河漕运的困难状况，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这种效果，时间很短，作用也有限。因为通水、通航之后，由于漕渠水量不及渭河，挟沙能力也要比渭河低，随之而来的泥沙淤淀，也要比渭河快得很多，很快就会影响正常通航。 以往许多人都把汉武帝时漕运量的急剧上升，归之为漕渠的作用，这是不够合适的。如前文所述，漕渠开通后不久，河东太守番係，在河东即今山西运城地区，开渠种田。番係在提出这一方案时，向汉武帝陈说，开田后可以收得200万石以上的谷物，把这些粮食从渭河运到长安，与使用关中当地出产的粮食，一样便利[77]。番係开河东田地事，乃是在漕渠开通之后，而前文已经论及，漕渠开通于元朔二、三年间，元朔五年六月，番係已由河东太守，升任御史大夫[78]，那么，番係在河东开田一事，只能在元朔三、四年间。这时漕渠刚刚开通，番係却只字不提漕渠，而只讲利用渭河来水运河东的粮食。尽管仅仅根据这一点，来说漕渠刚刚通航，就被淤塞，还有些唐突；可是，《史记·平准书》又记载说，番係在河东开田、郑当时修漕渠、以及在朔方修渠这三件事情，都是“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79]。这里明确讲到，漕渠并没有能够奏效。《史记·平准书》所说三件事中，番係开田一事，当时并非没有成功，只是数年之后，黄河河道移动，新开田地赖以灌溉的渠道，无法继续引水，这才不得不废弃[80]。《史记·平准书》对于此事，仍以“功未就”称之，可见漕渠应与河东新田一样，虽然最初也有相当功效，可是没有能够使用多久，就不能继续使用，很快即被废弃。从番係所讲的话里，至少可以反映出，漕渠开通后，仍有相当一部分漕粮，要继续依靠渭河航运。 在漕渠通行期间，漕运与渭运一样，也需要使用京师仓转运。所以，京师仓也是漕渠岸边的重要码头。京师仓设在漕渠的东端，在另一侧的漕渠西端，则有太仓，设在汉长安城东南角外[81]。这里正是漕渠主干和昆明渠都经过的地方。因此，太仓下也要设置相应的码头。这个太仓，不仅可以通过漕渠运粮，而且昆明渠还有一条支渠，在长安城东注入渭水[82]。渭河里的漕船，也可以沿着这条支渠，循昆明渠而上，把粮食运到太仓。 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告缗、令吏入粟补官等一系列搜刮民财的措施，由关东漕运入京的粮食数额，大为增加，很快就由原来的每年几十万石，增加到每年400万石；元封年间，更一度高达每年600万石[83]。400万石的漕粮数额，至少要维持到宣帝时期[84]。这400多万石漕粮，除了漕渠初开时，有一短暂时期，可以通过漕渠运输外，其余大多数时间，还是都要依赖渭河水运。所以，东汉时人杜笃曾在《论都赋》中追忆、描绘当时的渭河水运盛况说：“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85]所谓“大船万艘”，自然是夸大其词的文学语言。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西汉关中漕运所依赖的水道，主要还是渭河，而不是漕渠。 渭河航运有很强的季节性。这是受渭河本身的径流季节变化所制约的。渭河70％以上的径流量，集中在夏、秋两季，其余时间，流量不足，无法通行漕船。因此，汉武帝时郑当时说，渭河运粮，每年要耗费六个月左右时间。实际上，这是整个可通航时期内，都在进行漕运。然而，前面已经论述，当时的漕粮数额，每年只有几十万石，后来增加到400多万石、乃至600多万石以后，渭河是否能够单独承负这样繁重的航运量，已经不能不令人怀疑。或许当时已有部分粮食，由黄河运到京师仓后，已改用陆运。史籍简疏，缺而失载，亦未可知。 （二） 昆明池上的水师 关于昆明池开凿的目的，现代学者往往过于“现代化”地看待。这些学者，从昆明池开凿后，对于增加漕渠水源、解决长安城供水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出发，抛开文献记载中的实际史事，推论昆明池是有计划地开凿的一个复杂的供水工程。这种看法，事实上是求之过深，增添了过多主观的诠释。 前面已经指出，昆明池开凿的目的，本来简单明了，它是汉武帝为了演练水军而开凿的一个大型水上军事训练基地。事情的原委是：汉朝派遣时节，取道西南，出使身毒（今印度）国，而为滇池一带的昆明国所阻拦，不能通行。因此，汉武帝想要出兵讨伐。为适应昆明国滇池上的水战，特地开挖昆明池，以模拟滇池的作战环境，练习水战[86]。昆明池开挖修成后，没有派兵讨伐昆明国，也就没有能够到滇池去检验演练的水军。可是，西汉朝廷不久又要与南越的吕嘉相战，而南越本是习于船战，为此，汉武帝重又疏浚拓凿昆明池，并在昆明池周围建造了许多楼观[87]。在修治昆明池的同时，汉武帝命人建造了大批军舰，仅戈船、楼船两种船只，就各有数百艘，游弋在周回四十里的辽阔水域上，构成了一支威武雄壮的水师[88]。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航运形式。 （三） 汉江、洛河和黄河的航运 西汉时期的汉江航运，没有留下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是，前面叙述的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尝试，本来就是为了开辟汉江航线，来代替由黄河到渭河的河、渭漕路。按照当时的设想，如果沟通了褒、斜水道，就可以把关东各地的漕粮，先集中到南阳，然后利用汉江，西运到汉中，再沿褒水，运送到秦岭山上，改换陆运，转至斜水，顺流而下，进入渭河，直抵长安。这样，就可以免却黄河航运的砥柱之险。 能够提出上述设想，当然是要以汉江可以通航为前提，起码要像渭河那样，其大部分条件适宜的河段，都可以通航。战国时秦王曾威胁楚王说，秦国假如想进攻楚国，命令汉中的军队，乘船顺水而下汉江，在夏天水大时，四天就可以到达楚国的腹心地带[89]。由这一事例可以证明，陕西境内的汉江河段，确是可以通航，起码可以上行到汉中一带。根据这种情况，可以推测，在西汉时期，汉江上也会有一定规模的民间航运，只是史有阙疏，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罢了。 根据十分有限的历史资料，可以推测，西汉向西北边地调运军粮，曾经使用过一段洛河航道。今陕西澄城在西汉时设有徵县，西距洛河不远，当地出土有“澂邑漕仓”瓦当，显然是漕运通道上仓储所用屋瓦[90]。“澂”应通“徵”，澂邑即徵县县邑，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在其上游的洛河河段，已经不适于航运，显然应当是用来存储下游洛河河段运来的粮食。西汉时期需要向西北边防线上输送大量粮食，在澂邑以下的洛河河段上施行漕运，可以很便捷地将洛河西岸郑国渠灌渠和东岸龙首渠灌渠出产的粮食，集中到这一仓储后，直接运往西北边地；但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洛河下游河道，还可以将京师仓的粮食向西北边地调运。 黄河在今山陕峡谷内水流湍急，不便航行。但在龙门以下河段，河道却很开阔，可以畅行无阻。番係在河东开田，其用意和尝试开通褒、斜水路一样，也是想用河东出产的粮食，代替东面从黄河上运来的粮食，以避免黄河航运的砥柱之险。番係说河东收获的粮食，可以从渭水直接西运长安。可是，渭水并不直接流到河东，河东的粮食要想进入渭河，却必须先在黄河边上，装上漕船，然后沿黄河顺流南下，到渭河口后，再转而溯渭西上。 番係所开凿的灌溉渠道和开垦的田地，虽然没有维持几年，但最初也曾取得一定成效。当时河东收获的粮食，一定是按照番係的设想，由河入渭，运到长安。河东本来就是一个富产粮食的地方，即使没有番係开田，也会有一些粮食，调入长安。这些粮食，当然也会按照同样方式，由河入渭，通过水上，输送到长安。 这一段黄河的航运，可以从以往的历史当中，得到印证。春秋战国之际，魏武侯曾在这一段黄河上泛舟顺流而下，就是很好的证明[91]。继番係之后，汉宣帝时，耿寿昌又提议，为省除关东漕运的财力费用，糴买关中以及河东、上党、太原等地的粮食，转运京师[92]。这一措施，和番係的想法一样，都是为了免却黄河砥柱一段的艰险。河东、上党、太原，都在今山西省境内，这里的粮食，要想西运到关中，大部分也只能在河东通过黄河转入渭河，航运到长安城。传世汉封泥中有一方印文为“郃阳丞印”与“都水丞印”异名联封[93]，这在同时期封泥中极为罕见。按照汉律规定，都水长、丞为西汉负责治理“渠堤水门”的官员，三辅各郡都设有这一职位[94]，郃阳隶属于左冯翊，为三辅郡之一，县治正位于这段黄河岸边，所以，这位与郃阳县丞联署公文的“都水丞”，很可能就是负责掌管这段黄河运道的官员。 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龙门以下的黄河河段，也是关中漕粮的一条重要运输航道。 西汉在夏阳县境内建有扶荔宫，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东临黄河[95]。当地出土有“船室”瓦当[96]，说明西汉在扶荔宫东侧的黄河上确曾施行过水上运输。虽然夏阳是秦汉时在山陕间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97]，这一船室也可能与河津上的摆渡有关，但联系上述有关这一段黄河水运的史事，可以推断，这一船室应当与黄河水上运输有关。西汉朝廷在夏阳设有铁官[98]，铁器是笨重物品，运输应尽可能利用水道，扶荔宫船室也可能与铁器运输有关。 （四） 关于西汉时期的人员航行问题 西汉时期，今山西境内各河流，基本上没有关于人员乘船航行的记载。除了园林池沼间的游玩和陆路渡口的渡船之外，唯一的乘船航行活动，就是前面讲到的昆明池上的水师了。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西汉时期绝对没有人乘船旅行，但是这种情形，确实是极为罕见。 在一些论及陕西历史时期航运状况的著述当中，一些人往往举述汉武帝《秋风辞》和《汉书·薛广德传》的有关记载，来说明西汉时期在黄河和渭河上乘船航行的普遍性。其实，仔细分析这两种材料，可以看出，这两项史料，都不能作为人员乘船航行往来的例证。 《秋风辞》是汉武帝在由长安去河东祭祀后土祠的行程中，在船上所作的一首歌，其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两句歌词[99]。有人认为，这就是乘船由渭入河、再由河入汾的例证。其实，歌词中“济汾河”的“济”字，以及“横中流”三字，都已点明，这里所歌咏的是由渡口乘船横过黄河（“河”）和汾河（“汾”）的情形。后来汉成帝时祠祀后土，即是“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100]，即横渡黄河而非顺流航行，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类似的情况，还有东汉光武帝在建武十八年巡历关中时，前去祠祀后土一事。东汉人杜笃，在《论都赋》中叙述说：“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邠郊。”[101]有人认为，这“东横乎大河”，指的也是在黄河上航行。其实，唐人李贤早已指明，这里的“横”字，指的乃是“绝流度也”[102]。这里讲的同样是横渡黄河，而不是顺河航行。其实，据《西京杂记》记述；“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103]整个一套制度设置，都是为行走陆路而设计，朝廷根本没有水上航行的安排。这种常态化的设置，更说明当地基本不具备以船作为人员往来交通工具的条件。 《汉书·薛广德传》记载，御史大夫薛广德等人侍从汉元帝，赴宗庙举行祭祀。他们一行从长安城西面出城，“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案指薛广德）言可听。’上……乃从桥。”[104]过去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讲的“御楼船”，是指在便门外叫做泬水枝渠的一条河流上乘船。由于泬水枝渠是流入渭河的，所以，汉元帝应是想要乘船，在泬水枝渠上驶入渭河。其实，仔细审视上文中或从桥、或乘船的争执，可以看到，汉元帝所要乘御的船只，根本不会是在河流上顺着河道通行的航船，而只是陆路渡口上的渡船。 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九《河渠书》，页1509～1410。 [2]杜甫亭《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演变》，刊《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页94～101。 [3]《三辅黄图》卷一。关于西汉长安城诸门的名称，今传世文献，记载颇为混乱，相关考辨，请参见拙文《<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3辑（1988），此据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56～262。 [4]《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本）卷一九，页7b～8a。《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7。《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页1982。 [5]《史记》卷一○《孝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页415；又《史记》同卷《索隐》引《三辅故事》，页415～416。 [6]《汉书》卷四《文帝纪》唐颜师古引苏林语，页107。 [7]《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一○潘岳《西征赋》唐李善注引《雍州图》，页159。 [8]王翰章《唐东渭桥遗址的发现与秦汉以来的渭河三桥》，刊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265~270。 [9]据前举杨思植等人文章附图，页100。 [10]康熙《朝邑县后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国地方志丛书》影印清康熙刻本）卷八《艺文》载明王钺《黄河民谣》，页354。 [11]《尚书·禹贡》伪孔传，据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六，页152。 [12]如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三（页178）等。 [13]《山海经·西山经》，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山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二，页61。关于《山海经》“西山经”篇所从属之“五藏山经”部分的成书年代，诸家看法不一，但不出春秋末期至战国后期之间，与《禹贡》的成书时间，均相去不远。 [14]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一○，页313。 [15]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中国书店，1985）之《汉书》第七“入河”条，页7～8○，页313。 [16]案胡渭在《禹贡锥指》（卷一○，页313）中提到，过去有人怀疑，“禹时漆沮，本入河；其后改流入渭。明成化中，乃复故”，即洛河下游河道的归属关系，前后有过变动。但是，胡渭对此不以为然，谓之“非也”。 [17]《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0。 [18]《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页772～773。 [19]《史记》卷二九《河渠书》，1409～1410。《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页24。 [20]《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 [21]《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1410。 [22]《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6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1410。《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79。 [23]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刊《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页92～102。 [24]《三辅黄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陈直《三辅黄图校证》本）卷六，页135。 [25]《三辅黄图》卷一引《庙记》，页23。 [26]《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页23。 [27]《三辅黄图》卷一，页19。 [28]嘉庆《长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国地方志丛书》影印1936年排印本）卷一四《山川志》下“《水经注》水道考”条，页407～409。 [29]足立喜六《長安史迹の研究》之《漢の長安城》，请参见王双怀等译本《长安史迹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页84。 [30]《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六一《郭衍传》。《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四九七《河渠》二，页5949。 [31]《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32]《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页3222；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33]《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六《山水类》“沣水”条，页172。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正义》（页260）及《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本）卷一二长安县（页140）引《括地志》。 [35]《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0a～12b。 [36]《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页24）也说漕渠是“溃渭洞河”。《水经·渭水注》（王先谦合校本，页16b）亦同样记载漕渠是“东至于河”。 [37]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刊《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页98～100。 [38]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组《渭河下游河流地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八章第二节《渭河河口拦门沙的表现及其形成的动力条件》，页133～134。 [39]《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7。 [40]参阅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页163～174。 [41]参阅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0～21。 [42]《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臣瓒语，页177。 [43]《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6，页10。 [44]《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0；卷一《武帝纪》注引臣瓒语，页177。又《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页1。 [45]《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6。 [46]《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0a～11a。 [47]《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8，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0。《续汉书·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后汉书》本）一京兆尹长安县下（页3403）梁刘昭注引《皇览》。《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0b～11a。。 [48]《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唐颜师古注，页3951。《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卷二五雍州长安县，页21。 [49]《太平寰宇记》卷二五雍州长安县，页21a。案戾后园，《太平寰宇记》原文作“戾园”，据《汉书·戾太子传》（页2748），戾园乃戾太子据陵园，在湖县“阌乡邪里聚”，故此“戾园”应为“戾后园”之讹。 [50]《太平寰宇记》卷二五雍州长安县，页21a。 [51]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之《水经·渭水注》部分，图三“根据水经注复原之汉长安附近水道图”。 [52]黄盛璋《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兼论<水经注>的研究方法》，原刊《考古》1961年第6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页42～56。 [53]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之《水经·渭水注》部分，图四。 [54]《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6。 [5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1。 [56]《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1。 [57]《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页2014～2016。 [58]《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页2016。 [59]《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页2043～2044。 [60]《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并唐颜师古注，页4189。 [61]《华仓遗址勘查记》，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页62～70。《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页20～28。 [62]《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8b。 [63]《华仓遗址勘查记》，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页62～70。《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页20～28。 [64]《三辅黄图》卷六，页135。 [65]《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58。《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7b～8a。 [66]《三辅黄图》卷六，页135。《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京兆府咸阳县，页13。 [67]此点承邓霞、时瑞宝、曹发展几位先生介绍，谨致谢意。 [68]《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21～1422，页1439。 [69]《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61。 [7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42。 [71]《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8。 [72]《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81，页1685。 [73]《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20。《三辅黄图》卷六，页135。 [74]《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 [7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 [76]《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1410。 [77]《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0。 [78]《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页772～773。 [79]《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24～1425。 [80]《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0。 [81]《三辅黄图》卷六，页135。 [82]《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2。 [8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1。《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41。 [84]《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1。 [85]《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八○上《杜笃传》，页2603。 [86]《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臣瓒语，页177；卷八七上《扬雄传》上，页3541。《西京杂记》卷一，页1。《史记》卷三○《平准书·索隐》引荀悦语，页1428。 [87]《史记》卷三○《平准书》并《索隐》，页1436。 [88]《西京杂记》卷六，页43。《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36。 [89]《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燕策》二“秦召燕王”条，页1077～1078。 [90]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380。 [91]《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页1166。 [92]《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1。 [93]案这方封泥现藏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见钱存训《封泥小识》引述封泥文字，据作者文集《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页39。 [94]《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唐颜师古注引述曹魏如淳语，页727。另外奉常、治粟内史、少府、水衡都尉、主爵中尉诸官也下设有都水长、丞，见《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26～736。 [9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三“扶荔宫”条原文并何氏校释，页208～209。 [96]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页388。 [97]如《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页2613～2614）记韩信率军由夏阳渡河击魏王豹；《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3）记汉武帝于元鼎四年“行自夏阳，东幸汾阴”。 [98]《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5。 [99]见《文选》卷四五《秋风辞并序》，页636。 [100]《汉书》卷八七上《杨雄传》上，页3535。 [101]《后汉书》卷八○上《杜笃传》，页2597。 [102]《后汉书》卷八○上《杜笃传》唐李贤注，页2597。 [103]《西京杂记》卷五，页33。 [104]《汉书》卷七一《薛广德传》，页3047。 转载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0228/15/27872_1078391.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