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4:11:3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三、 满汉融合：满化？汉化？ 以往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的解读，一种普遍观点是从汉族、汉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的。历史上我们总是认为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后，最终都被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汉族文化所同化，无论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鲜卑、匈奴、氐、羌等族，还是契丹、女真、蒙古，最终都被中华文化同化，中华文化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清代满族人也不例外。但是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受到西方中国学家们的批评。所谓汉化，魏特夫称之为“Absorption Theory”，即吸收理论。意指在中国凡是异族统治，最终都被汉化，被汉族文化同化，征服者反被征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定律。欧立德教授的著作也继承和发扬这种批评。此书中他更看重清史中的“新传统”，即满族传统。指出满族的认同虽是在不断变动的，但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因其抹煞了许多历史层面，因而本书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厌其详地论述满族的驻防地及汉人的“满化”，以批评清史中根深蒂固的“汉化说”。 本书一个重要论点是：清朝确保满族的民族性特征，以维护满族与旗人的独立性，其针对的正是汉族，担心满族汉化，从而威胁其统治根本。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满族汉化问题，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仅接受汉族的统治标准和儒家正统，另一方面又保持汉族与满族之间的差异，确立满汉之间的明确界线。一开始就表明并不赞同满族被汉族同化，成为汉族一部分的说法，[21] 指出满族并未汉化，反而可以说汉族“满化”。作者指出虽然很难否认中国文化对于满洲及其统治者们的影响，但用“汉化”一词，并不正确，而是一种误导，因为“文明必须与同化区分开来”。作者断言用“汉化”一词并不能解释满族统治，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22] 也就是说满族采用了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汉化，本书很强调其中的差别，进而强调“满族性”与“汉族性”一样重要。本书从许多方面论证这个观点。 首先，是八旗内部的差别。尽管十八世纪以后，八旗内部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皆被视作“旗人”，但其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无论是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都没有完全与满洲八旗融合一起。甚至于满洲八旗内部，不同的旗下各个独立的旗也是同时并存的。”[23] 满洲八旗是地位最高的，其次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地位最低。汉军八旗1637年建立两个，1639年建立4个，1642年则有8个。因为汉军八旗建立晚，又是汉人，他们从未取得与满族八旗同等的地位。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所享有的特权，对于汉军八旗来说都是低人一等的。对于汉军八旗的歧视，其实正是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清中期以后，因为八旗人口增长迅速，为了解决八旗正身旗人的生计，并企图缓和汉军旗人的反抗斗争，清朝统治者放宽对八旗成员的控制，逼迫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出旗之后，汉军所遗官军名额，由满洲人补充。将汉军八旗的汉人出旗处置，既是为了解决八旗内部的生计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清中期日益突出的满族的“民族认同”的问题。因为八旗之中，汉军八旗人口增长最快，尽管汉军八旗的旗人已经“满族化”了，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不同的两种人，在八旗中保持过多的汉军旗人，是对满族认同上的一大挑战。这样的做法也可视作是进一步强化八旗内部满族的族群性，巩固满族的地位。汉人的离开八旗是八旗制度机构的最大的一次调适，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个制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证明了雍正与乾隆皇帝所作努力的成功。进而，满族独立身份地位与认同一直保持到王朝的结束，也证明了十八世纪对于满洲认同危机解决的成功。作者认为十八世纪的这次调适是把满族由征服民族变成一种职业民族，把制度性因素融入了认同身份中去了，从而创立了一条新的满洲之道。[24] 其次，与汉化不同的是，清朝为了确保满族的特性，在全国设立满洲驻防地，实施满汉分离，汉族反而有“满化”的特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大多数满族人都从满洲迁往全国各地。为了安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满城，首先在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建立。最后在全国建立了十八处八旗驻防地，包括北京则是十九处。八旗驻防地是八旗在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兵营。这些驻防地是军事要塞，也是行政中心，还是满族聚居中心，驻防地成为安置旗人官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庭、奴仆的要地。它们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强化清朝帝国统治的重要保证。八旗驻防的网络，遍布全国。从畿辅、辽东，到新疆、西藏，以至中原各地，成为清朝加强全国统治的重要纽带和工具。“作为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满城是清朝重新编排其满族族群特质的场所。”[25] 正是在北京和遍布全国的满洲八旗营地，满族针对中国的变化而给予调适，一种新的满族认同打造出来。这种制度在几个方面显示其族群特质：八旗驻防地是作为满族分布于全国用于防止汉族叛乱的网络，它是明确区分满人与汉人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机构。尽管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分别，但在驻防地上，这些八旗有着几乎相同的背景。这种驻防地进一步强化了满族的族群特质。因为他们与汉人分离，各自单独居住，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八旗的族群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内部认同也进一步强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人也对他们有着一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属于八旗各自不同的旗，但是有着一个共同名称，即“旗人”。“旗人”的出现，表明这种认同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是针对外部人士而言，他们有些共同特质，同属于八旗管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也表明彼此之间的差别逐渐消亡，八旗之间日益相同，故而原来彼此的差别不再是问题。“旗人”名称的出现，正表明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满化”，而并非满族人的“汉化”。而汉人的“满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尼勘”的出现。 “所谓‘台尼勘’，特指清代旗下戌守边台的汉人。” 有两种“台尼勘”，一种是满洲旗下的台尼勘，他们是入关前即已入旗，为满洲人戌守边台的汉人；另一种是汉军籍下台尼勘，乃三藩余部，前往东北戌守边台驿站。[26] 他们被满族融合，并最终成为满族的一份子。 八旗驻防地与八旗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清朝在北京以至全国设立驻防体制，意在强化满洲对于汉人的监督与控制，“这种制度促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掌控大多数的汉族人。”[27] 通过八旗驻防地的设立，城市中形成满城，这样城市与国家间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两种族群：归属八旗的旗人与旗外的汉人，这构成了清代社会中两种基本的社会群落。而这种分别直到18世纪，因为满城的人口膨胀，无法容纳，这样才开始出现满人搬出满城，而居外城的现象，才开始出现两个民族间的杂居，将两个民族间交往的最后樊篱打破。 其三， “满汉一体”问题与满汉的紧张关系。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皇帝就倡导满汉一家亲，满汉一家人，不分彼此。多尔衮、康熙帝皆表布过这种诏令，康熙帝曾发布了二十余道诏令，宣示满汉平等。但事实上，“满汉平等是个迷。”[28] 因为满族住在独立的满城之中，保持一种与皇帝特殊的关系、在仕途上也有着比汉人好得多的优势、经常得到财政与经济上的资助、享有一种特殊的法律系统。所有这些都与皇帝所倡导的满汉一家相矛盾。作者进而指出，“清代政治中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享有一种比汉人好得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满族官员又必须处理打着满汉一家的旗号而否定满族优越性的做法。” [29] 可见满汉平等在清代是一种人为塑造出来的想象。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清代政治与社会中的一股暗流”，[30] 最初汉人与满人就有摩察和矛盾，于是从辽东开始，就有意将汉人与满人分开。八旗驻防地的形成，城市中满人与汉人的分别居住，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制度，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满洲的族群特质更得以清楚的表露。 满汉之间的矛盾，中国清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涉猎此问题，但或是把它作为一种阶级的分析视角，或者只是在政治层面进行探讨，很少从族群差异性去探究这个问题。而本书恰恰选取了这样的视角，这样不仅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而且所提供的解说也令人信服。因为族群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因统治与被统治政治地位的差异而更加扩大，这样的话，构成了清朝历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清史上的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 所以，作者强调满族虽然有汉化的现象，但并不表示满族的民族性就完全消失。若因此只从满族汉化视角讨论清史问题，就会出现许多偏差，因为清朝统治者虽然倡导满汉一家，但永远只是一种政治口号，在具体实施上，他们坚持一贯的政策是强化满族民族性，不仅将所有满族人都编入八旗之中，而且在全国各地设立满城，实行严格的满汉分隔制度。同时在政策上，亦给满族人多方优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八旗有着许多优惠，是汉人远远也不可企及的。而且在司法上，旗人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体制，这样所谓满汉一家、天下一体，只是皇帝的口头诏令而已，与事实完全不同。政治与地域上的分别对待，进一步强化了八旗的族群性，也进一步与汉人对立起来。而对汉族人则处处设防，这样实际上的结果是汉族人的“满化”，“旗人”概念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此看来，以往我们对清史的解读，就值得重新思考了。 四、 几个问题 本书从八旗的满洲民族性出发，运用族群理论，重新梳理清朝历史，发掘出以前很少注意的清史中的一些重要层面，对于满族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汉人的历史，且何以能坚持三百年之久江山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解答，具有深邃的洞察力，从而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清史、把握清史特色，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视角。也许我们不承认，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是汉族人，汉族认同是一种先天性的约束，使得我们无法设身处地地去探询满族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从而漠视历史的真相。作为西方学者，作者没有这样的局限和这样的偏见，他的论断也就更容易接近客观真实。同时，作者视野相当开阔。他研究八旗制度，关注的是整个清史和晚期中华帝国史的问题，甚至于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些问题。由此也决定了此书的价值，就不只限定于清史的范围，其影响更为深远。 本书基于充实的原始材料，加上深邃的理论架构，批评了一些既定的看法，提出全新的论点，创获良多。不过有些问题也许值得重新思考，值得进一步探讨。下面试举数例： 第一， 尽管此书在结论中点出如何保持满族与汉族的平衡，是清朝长治久安的关键，但整篇论述的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满族的民族特性所作的种种努力，对于如何安抚汉人，尤其是八旗以外的汉人甚少提及，也许是前人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故而从略。不过若不是结论中点出，会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作者只强调满族民族特性的重要性，而忽略对汉人的安抚。书中强调族群认同对于满族统治的重要性，实际上还是把满族看成是统治民族，对于清朝皇帝所宣称的“满汉一家”表示怀疑。结论中作者肯定了清朝对于当今中国疆域与认同方面的重要意义，因而质疑“中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表达，因为清朝是满族统治，而非汉族统治。实际上，作者与“征服王朝”论者陷于同样的误区，因为中国从来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汉族以外，另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按照费孝通的说法，“各个民族渊源、文化虽然是多样性的，但却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31] 所以说起中国的历史，当然不应该只是汉族的历史，还包括其它少数民族的历史，而“征服王朝”论者与作者的质疑，都是因为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对立起来看待，这实际上是西方学者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这样也就使得论述上出现一些偏颇。 第二， 从皇太极开始，到雍正、乾隆，一直倡导的“满洲之道”，是确保清朝统治长治久安的关键，但是嘉庆以后则几乎没有讨论，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已经不是问题了？书中虽然交代了十八世纪后半叶迫使汉军八旗脱籍为自由的汉人，以解决其财政危机，但是满洲之道的“骑射问题、讲满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难道以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尽管书中交代八旗由军事组织变成了职业组织，出现了“新满洲方式”，但“新满洲方式”主要特征如何，与旧满洲方式的区别何在？似乎还值得重新探讨。其实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八旗日益腐败，尽管还保存了其组织，但是清朝军事上、政治上更多的是依赖于绿营兵，到太平天国时期，这两种政府军都不行了，才依靠地主团练。因而，十九世纪以后的情况，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 书中借用包弼德教授关于女真的“文化”并不表示是“汉化”的观点，指出“文化”与“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批评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这种批评固然不错，但是什么叫“文化”？为何要提倡“文化”？“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难道“文”和汉族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只用“文化”不是“汉化”的说法，从而否定汉化说，也是不够的。文与武是相对的，正是汉族与女真的相对性。把汉化问题看成是绝对真理是不对的，但是否定它也不能这么简单。 第四， 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书中指出：大量的军事花费是清朝军事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进而推论，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清朝象元朝一样花费比汉族王朝更多的军事经费，因为军队不仅要负责地域上边疆的安全与完整，还要确保其族群意识上“疆域”的安全与完整，“族群主权并非不是一个昂贵的事业。” [32] 清朝对于旗人的开支是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负责的，因为八旗制度是一种世袭的制度。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历史上世袭性的兵制并非只是征服王朝才有的制度，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都是世袭性的，他们与八旗制度一样，对于士兵的开支也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所以并非清朝的特色。所以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本书是一部以族群理论，从满族民族性特征，透过八旗制度的研究，来重新解说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抓住“满洲之道”，以及清朝为了确保满族民族性所作的各种努力，尤其是解决十八世纪出现的认同危机，从而使得满族统治能够维系三百年之久江山。对于清史界的一些既定看法，提出了挑战，尤其批评了汉化说、同化说，指出“旗人”概念的出现表明，当时出现了汉人“满化”的现象，这也是清朝统治能够稳固的根源。虽然某些方面的看法有深入的可能，总体的论述深化了清史研究的层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