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前言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1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 前 言 我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几十年来，除了“文革”时期到外地插队数年之外，我再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北京。北京眼看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成熟，我也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感悟它，直至我自己，也已成为它几十年变迁的见证。每当从外地回京，我赞赏它作为一国之都特有的雍容和璀灿；而自国外归来，我又常常叹息它因污染导致的尘昏。但无论灯明灯暗、天晴天阴，北京都与我肌肤相亲。 从踏入史学之门的那天起，我就想将北京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始终未能如愿的原因，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直到十年前接触到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我才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进入北京历史的深处并且将它表达出来的门径，那就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体的角度，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追溯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我想通过访谈，来看北京人如何记忆和表述他们的过去，他们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怎样使过去变成现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他们如何运用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眼中的这个北京，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记忆过程的本质，这是本书想做的尝试，也是本书的宗旨。 近年来北京的历史与文化备受社会各界重视，但从城市史学[1]的学科要求来看，对于北京城市史的研究却还是落后于对上海、武汉、重庆等近代以来的新兴城市。除了历史地理学家对相关领域卓有成效的探讨之外，有关北京的更多作品还类似于在讲述“掌故”，而不属学术研究范畴。举例来说，有关北京胡同的著作已出版多部，却都停留在介绍胡同的名称、来历方面，顶多再添加些胡同里住过哪位名人，或者名人有些什么轶事，等等，很少注意到生活在胡同里那成千上万活生生的普通人，注意到普通百姓在这个特定城市中生活的记忆与感受。而实际上，正是这些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才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灵魂与神韵，是研究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如今也有许多学者注意到北京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们提倡“走出单纯的风物掌故，京味小说，将‘北京城’带入严肃的学术领域，”他们希望“透过肌肤，深入其肌理与血脉”地来阅读、品味北京这个城市。他们也注意到要想做到这点，需要兼及史学与文学、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等各种方式。他们强调只有“把人的主观情感及想像力带入都市研究，城市才有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所以呼吁要对北京城“驰骋想像”。[2]能够认识到这点固然十分可贵可喜，将百姓的喜怒哀乐带入历史也实在是太应该，太必要，但我认为，仅仅靠“驰骋想像”，百姓的喜怒哀乐却不可能被正确地带入历史。毕竟，想像与记忆并非同义词，对于今天的北京史研究来说，问题恰恰在于想像太多，因想像而衍生出的误解太多，而严肃的实证研究太少。而这一切，即以史学的实证而非想像的方式将百姓的喜怒哀乐带入北京城的历史之中，口述史很可能是最重要也最可行的一个途径，这也正是我想做的尝试。 一 口述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不等同于人们一般理解的“口耳相传”的历史，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不外乎两点，即它的民间性与个人性。 首先是它的民间性。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女性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其次是它的个人性。口述史强调从个人的角度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是口述史学与主要以民间传说构成的“口述传统”最重要的区别，因为后者往往是集体性记忆的产物。 这两点就是我这部口述史遵循的原则，而本书尤为注重的是这两点的交叉与结合。 然而，原则毕竟是原则，原则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展现。对于口述史来说，展现的关键，在于对选题方案的设计，具体地说，即选取什么样的人与人群作为访谈对象、以及访谈侧重于哪些议题等方面。广义地说，这关系到史家对历史的理解，也是考验史识高低的重要尺度；狭义地说，这是口述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学科研究方法的基本科学性所在。传统的访谈对象偏重于选取上层社会的及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名人”，访谈选题则偏重于所谓的“宏大叙事”，特别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选择的访谈对象往往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近年来的口述史项目，尤重于以1949年以后的土改、反右、“文革”等政治事件为主题，这当然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却仍然未脱离传统史学研究大事件、政治事件的巢臼。可见，当人们的史观还停留在“以史为鉴”，将史学当作为统治者提供统治借鉴阶段的时候，口述史就不是真正独立的学科，而不过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一种补充而已。至于近年来，为名人即“成功人士”做口述访谈的做法广受欢迎，甚至成为一时风气。[3]就已经不是因史观不同导致的差异，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卖点，是受市场、受经济的制约所致了。 在这部《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中，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更多的是普通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百姓、少数民族和妇女，这是以往研究北京史的学者较少关注过的。至于访谈议题的中心，则是他们的普通人生。这一选择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即使访谈内容与重大题材有关，选取的也未必就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人物。这样做也许会遭人诟病，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事件与某些代表人物结合起来，但我却认为那些边缘的小人物，对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也会有自己个人的感受，他们的人生所受此事件的影响，也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谓“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就是这个道理。[4]第二，这并不说明我就一定排挤名人，只不过是访谈对象即使是名人或是某重大事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时，访谈议题也仍重在他的日常生活，而并非他超乎凡人的成就，我想以此来与对名人的新闻采访区分开来。 普通人的寻常日子平淡无奇，很难成为市场上的热点、卖点，但是“过日子”永远是绝大多数人生活的主题，“每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寻常琐事在任何时代，都是构成历史的最本质内容。 口述因人而异，它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即使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采访者，他的口述也会衍化出不同的版本。文献却是稳定的，人们常说“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是指其一旦形诸文字，便很难再修改、再推翻。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史家做口述时，无论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他们更感兴趣和更愿选择的，总是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人群，这就具备了以稳定的文献与流动的口述相参证的条件。史家讲究的是校勘辨误，这当然是就文献与文献之间的互证而言；如果再跨越一步，便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讲的是以考古发掘的文物与文献的互相参证，其说早已为学界承认并推重；而将口述与文献互参，不仅仅与“二重证据法”在方法论上有一脉相承之迹，可以纠正被访者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更为重要的是，二者互参，还可以以文献为据，来分辨哪些是被访者在此基础上有意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对这种虚构本身的研究，包括被访者何以要进行虚构，在这种虚构之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心态，等等，往往是研究者最感兴味、研究也最有价值之处，这便比“二重证据法”又跨越了一步。所以，对于口述而言，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参照物。没有比较和参照，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其他学科的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很难有进行艰苦烦琐的爬梳考据的耐心和能力，而这却正是史家最见功力的长处。如今已有学者指出，我国有些口述史学者在当前的田野实践里对于文献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里也有与文献考据相仿的一套技巧。在本书中，对于如何将口述实践与文献考据有机地进行结合，我做了初步的尝试。 以稳定与流动相参照，只体现了文献价值的一个方面，以“点”与“面”相参照，恐怕是文献更重要的功能。口述的对象是一个个的个体，他（或她）所谈的经历与往事，不可能与他生活的大背景毫无关联，也不可能互无影响。例如老北京人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无不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刻记忆，但旗人后裔与汉人和回民对此的述说，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清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生活于八旗社会中的旗人特点，对这些差异就无法理解和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文字记录。总之，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时，置于大事件之中的小角色的感受，才会变得饶有兴味和深具学术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文献之于口述史的不可替代的功用。 此话当然是有限定的，因为在没有文字文本的时期和地域，也许同样可以做口述史，完全不依赖于文字文本的口述史作品，现在有，将来也一定还会存在。但是具体到这部关于老北京人的书，既然被访者所述时期还同时存在着大量官私方文献包括档案，所以将文献引入到口述中的工作便不可免。这表现在：其一，寻找被访者时，让文献起到向导和为被访者的社会角色定位的作用。其二、将被访者讲述的内容与文献进行对比和参照。其三，当二者间出现不同的时候，并不简单地判断哪个更真实、更准确，而是考查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并以此引导出下一步的求证。当然，在整个的访谈过程中，无论我在文献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也必然是居于幕后、隐而不显，因为在一部以口述为主的著作中，是不可以让文献喧宾夺主的。 总之我认为，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也是我这部口述史，区别于其他有关老北京人的访谈、传记的主要特征。将文献记载与口述记忆结合起来认识历史，我便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二 本书的题目既然是“老北京人”的口述，首先就必须为“老北京人”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首先是做时间上的断限。北京如今人口已逾千万，如果将这些人口一概算作北京人，范围就未免过大了。事实上，北京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清朝衰亡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从全国各地陆续涌入的。据1937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1915年）四郊划入，增至120万，此后民国政府南迁，人口数量稍显减少，但旋即繁荣。迄至1937年，北京人口为150万人左右。[5]我就是以此为据，以民国之初那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作为本书中“老北京人”的标准的。也就是说，这些老北京人都是在1911年之前、至迟不晚至1915年就已经定居于此、后来也世代居住于此的人。我还要强调的是，惟有这种在居住地相对稳定的人，对于周边的环境、对于祖辈的事情才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记忆，人们都知道，记忆的遗忘与迁徙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中国也是北京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划定为老北京的这些人，其祖上有过对这场大变革大动荡的亲身经历，有着对清亡前后生活变迁的对比和对北京百年生活一脉相承的记忆，这是后来陆续移居北京的人不具备的。我当然希望这个时间的上限还能无限上延，但在1911年以前即已居住于京城的人，如今已不可能尚存于世，只有从他们后人的记忆中，还有找到某种历史延续性的可能。再者，从人们的习惯上，都认为“三代”才堪称为老，以30年为一代，三代将及百年，也约略符合本书为老北京人划定的标准。 将时间定为最近一百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由口述史这一学科的特性决定的：如果没有诸如族谱、碑文之类的文字记录，也没有为了要子孙后代记忆而编写传唱的歌谣等形式，一般地说，人们的记忆至多只能上溯三代，也就是祖父一辈，再往上溯，往往就只是一些空洞的符号，而难得有具体的故事了，而惟有故事，才是记忆的载体，也是口述得以存在和传承的前提。[6] 当然，所谓三代定居北京，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京城的官员到外省赴任，孩子可能就在外省出生；京旗人家没落之后，有可能到外省祖坟上守坟；清末就已定居于京的移民，子女可能还留在故乡，直到长大才来京跟父母同住，诸如此类，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根、他们生活的主脉还在北京，何况这样的进进出出，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本属正常，也是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必须要注意的内容。 第二是划定地域的界限。北京的行政区域，近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郊区日趋扩大，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所以对于老北京人居住的地域，也是非加以限定不可的。本书选择的被访者，主要都在城区，亦即旧日被包围在城墙以内的地方，其中又包括内城与外城（南城）两部分。至于城墙之外的城郊，我只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点”，其中一是清代旗人的聚居地，因为城郊的旗营与城内的八旗属于同一整体，是京师八旗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二是一些主要依赖城市为生、而非以务农为主的那些人，以此来展示城郊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关系。这在目前北京的城市史研究中还基本上是个空白。至于京郊的农民，这里就不再囊括了。 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划定之后，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力求在这个界限之内取样的全面性与代表性，这是在设计口述方案时就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注意的问题。但我在口述实践中却发现，预先的设定只能是初步的、粗略的，更多的还是要边做边发现问题，再随时予以弥补。这个随时修正、随时补充的取样过程，其实也正是我对这个主题的把握不断改变、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也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事先未曾料到的收获。 举例来说，我在开始做口述时，是根据多年积累的有关清史、北京史的文献资料的知识为基础，来制订访谈计划的。我主要注意的是选取不同族群、阶级、性别，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却未曾注意到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其实还生活在不同群体之中。例如我根据文献，知道京城的大宅门内，居住的很多是清代宗室与八旗官僚上层，却未曾注意到这些人并非属于同一个群体，还有着八旗外官与内务府旗人的区别，二者并不常相往来。而内务府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又与满洲的皇族以及汉族大商人（而非一般人们以为的那样与八旗官僚）编织起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在通过访谈意识到这种情况之后，我才开始着意选取内务府旗人中的典型人物作为样本，并最终将其构成以一个人群为对象的访谈。再如本书开篇中的皇城部分，皇帝被驱赶出宫了，但这里并非就剩一片空白，对此我在开始时并未予以关注，也是通过访谈，才注意到“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那批年轻人的存在，并由此而发现蕴涵于这些人身上的时代变迁的意义。而当我将他们视为一个人群来做访谈的时候，由于总觉份量不够，才又进而找到单士元单老的女儿，并将她的口述补充进去。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被访者除了分属于不同人群之外，还身处在不同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是我最初未曾重视但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概念。例如，在我最初的访谈计划中，只是将“老北京”的地域按照内城外城做了粗略的划分，对于被访者具体居住于京城何处，并未特别在意。后来访谈人数较多之后，我曾尝试着按照被访者的居住地区做一次简单的分类，分类的结果让我颇为惊讶，因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清代文献中屡次提到的内城住旗人、南城住汉族商民的格局，以及因居住人群不同导致的“东富西贵”等等现象，都还基本未变。这提醒我注意到，与许多学者所说的西方城市一样，北京城也存在着不同的城市空间，而且直到20世纪的前半期，这种城市空间还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这促使我在此后选取访谈样本时，更加注意到在整体比例上保持地域的某种均衡，并最终决定以居住于城内的不同地域的人群之不同，作为本书的架构。 做口述访谈还须注意的是，每个被访者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生活在特定的人事脉络和社会情境之中。所以研究者往往需要像人类学家做田野作业那样，从事参与观察，有时还需对同一家庭或同一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做相关访谈，以便为同一口述访谈资料的内容，提供不同的参照观点。因此之故，本书中不乏同时采访一对姐妹或兄弟、或同一家庭、家族成员的例子。既然对这些同一家庭、家族、同一社会群体成员的访谈并不在事先预设的样本之内，访谈便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知的挑战性。由一个人牵出另一人，再由另一人牵出更多的一群人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种牵涉，常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效果，也能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与收获。这样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地一步步走去，正是做口述史最有兴味、也常令人欲罢不能之处，口述史的研究也就是这样，才能被逐渐引向深入，并获得卓有成效的成果。 三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北京从此继明朝之后，成为清朝的统治中心。与明朝不同的是，清军将明朝时的京城居民悉数驱赶到南城，而在内城安置由关外带来的八旗将士及其家属，北京城从此形成内城住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等族商民的格局。这种格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续到民国时期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动。 清朝另一个异于前朝的重要特征，是人口流动的空前活跃。从全国各农村和城镇向城市迁移的人数与次数都远胜前朝，尤其是在清朝中期以后。辛亥革命时期北京附近地区人口向京城的迁移是又一个高峰期，而到民国年间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前面谈到北京人口在清末约有百万，到1937年日军侵华以前已达150万，20多年间增加三分之一）。作为少数民族夺取全国政权的清王朝，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招徕等方式，在京城中聚集起前所未有的各少数民族人口，他们中大多数在清朝覆亡之后并未返回原地，而是继续在京城久居，并与京城居民、包括日后从全国各地迁徙入京的以汉族为主的移民，形成异常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一切不仅对近代乃至今天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对北京城市的历史文化与人口结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北京史研究中，仍然存在诸多误区。而我认为，对自清以来几百年间少数民族在京城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充分认识，是其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在很多研究者心目中，始终根深蒂固地将汉族人和他们的文化置于这个城市的中心，明显的例子就是以前门外的天桥和宣武门外的会馆作为北京文化的代表。清代京城的居住格局既然是外城住汉官汉民，这两个地带又是汉人最重要的集聚区，对这两处的强调，就不能否认带有对内城满族文化的忽视。 这种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客观历史事实造成的结果。自辛亥革命爆发到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北京旗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歧视，失学、失业，生计濒临绝境，迫使他们改汉姓易汉名，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这种种现象虽然在全国的旗人中都曾存在，但北京城尤为突出。1644年清军入关时，屯聚京师的八旗禁卫军就达十万，这还仅仅是披甲的男丁，未成年的男孩、老人及妇女均未计算在内。此后旗人驻京近300年，生齿日繁，据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民政部的统计，京城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共134319户，按每户5口计，已达67万余人。其中八旗满洲与内务府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然后，在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的数十年间，这几十万人口就如水银泻地，竟在倾刻之间倏然消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自报满族的北京人仅余一万，直到1957年才缓慢增长到8万人，而在这八万人中，显然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从外地迁移入京的满族人口。[7]再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因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满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突然呈数倍、十数倍地增长，而北京满族人口的增长却始终有限。据2005年统计，在京居住的满族人口为32.5万，居然还未达到清末之半，更何况这些人中，从外地特别是东北三省迁入的又占据相当比例。可见如今的“满族”已经是一个重新建构的族群，并不能与当年的“旗人”等同，也可见自辛亥革命迄今百年，当年的京旗已经不存，他们的后裔中有很多并未“改回”自己的民族成分，或者说他们并未认同于今天的满族。在我访问的许多家庭，亲兄弟姐妹几人往往有的报满族，有的报汉族，就是很耐人寻味的例子。正因如此，所以我制订访谈计划时，就不拘泥于人们在今天户口册上注明的民族成分，而是将这个已经隐而不见的族群的后裔，作为我着力寻找的重点。通过访谈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不仅对祖上作为旗人的历史保留有较为明确的记忆，旗人生活的基本方式，包括经济活动、社会交往、民间信仰、年节习俗，以及娱乐等等也仍有遗存。事实上，所谓“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他们。不了解他们，而以主要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才迁移来京的汉人作为中心，或者以今天的满族来反观当年的旗人，都会对当时的北京，产生很大的误解。 京城的少数族群指的并不仅仅是旗人，回族、蒙古族群体和他们对北京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只有在寻找到并访问了相当数量的旗人后裔、回民与蒙古人之后，我才比较能够想像和理解昔日的那个北京，那个既不是城市规划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学家眼里的抽象的北京，也不是一些学者根据北京的现在想像出来的所谓“民间”和“市井”的北京。这还可以换句话说，就是寻找这些隐而不露的族群和他们的后裔，倾听他们对祖先的想像、对当年北京的记忆，是了解这个城市文化与心态的前提。 美国学者施坚雅曾作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两个居住及社交中心。[8]中国其它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我通过对京城一些官僚和富商后裔的访谈得知，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北京只存在一个由士绅和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中心，他们主要集中于东城，所谓“东富”，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外城，除了汉、回等民族的工商业者和士子之外，还有为数甚多的由京郊和河北等省迁移来京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汉、回民族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他们自清朝中期以后逐渐在京城扎根，主要环居于京城外围，构成北京城市与农村之间一个边缘地带，是京城中最不稳定也最贫困的下层社会群体。以往谈外城者，往往津津乐道于宣南的文化与前门外的繁华，却鲜有人注意外城的贫困，事实上，移民与他们的贫穷，也是外城近百年来与商业与文化同样重要的主题。 四 我为这本书的定位，既不是一部介绍北京风俗掌故的通俗读物，也不是一部百年来京城名人的集体传记，而是一部以口述访谈为主的史学专著。专著要将学术放在首位，这当然会影响到本书的可读性，但是常言说得好，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被访者口中和心中的那座北京城，还有京城中百姓们过的日子是那样的五光十色、摇曳生姿、饱满多汁、妙趣横生，并没有、也不会因我对学术性的追求而减色。 本书中的每篇口述访谈，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每篇访谈之前的访谈者按；二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口述本身；三是注释。 将“访谈者按”放在每篇之首，旨在为我做这篇访谈的宗旨、我为被访者身份的定位、该访谈的特点与值得阅读的精彩之处，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交待。有时也会介绍当时特定的语境（context）以及我个人的感受和心情。我还特别会谈及自己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或身份、在什么时间“进入”这场访谈，以及是由哪里切入访谈的等等相关问题，这对一部口述史来说，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环节，因为口述永远是访谈者与被访者互动的产物，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别的访谈者，被访者会有不同的反应和回答，这直接影响到口述作业的效果。在一般情况下，我当然都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访谈，但即使这样，在不同的环境和心境下，也会出现不同的版本。所以，即使我在文中涉及当时天气、地点以及对往事的回忆等看似不相干的内容，也未必就是闲来之笔。 二是口述本身，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全部是根据现场录音转录再加以整理的。这部分看起来是由被访人唱主角，但往往也是最见访谈者功力之处。对于访谈者来说，最难处理的莫过于对口述录音的文字转写与取舍。1999年我的第一部口述史著作《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就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这样一部以文献为导向的口述史，对于口述特性（orality）的关注不免有些欠缺”[9]。该学者并转引海外学者的见解，认为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该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被访者固然是在与访谈者交谈，但是前者与他自己的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更值得重视，而这一点往往难以把握、也被口述史家忽略了。他们认为访谈双方的会话速度、被访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语码转换、他的语音语调，这些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凡此种种都应该结合其文化背景来理解和解释。[10]这些见解，从理论上说固然不错，但对于口述作业的实践者来说，却未免有些抽象。因为作为一部作品，即使是学术性著作，也必须顾及到文本的可读性，如果通篇纪录都存在着各种口头语、长时间的停顿、反复的断续、重复，以及前后时序混乱等情况，读者不仅没有读下去的耐心，而且也根本无法读懂，因为在访谈者借助特定的场合、根据被访者的语气、表情和手势表达出来的内容，是转录成文字时无法表现、仅仅看文字也无法明白的。这是我的无奈，也是目前做口述史的研究者尚无法逾越的障碍。当然，针对“口述特性欠缺”的批评，我也尽力做了弥补，除了整理时尽量保持被访人讲述时语言、语气的原貌之外，比较重大的改进，就是每篇口述都以对话的方式呈现，这既反映了现场的真实，也可让读者对我的问话水平、问话经验作直接的审视。再者，唐德刚先生在为胡适先生所做口述中也提到，对话比讲课更有价值，这是世界学术史上的通例，本书虽非学术史，但也是同样符合这个通例的。 第三是注释，这也是口述访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对时间、地点、具体名词出处等必须作出的规范性的交代之外，对于被访者在叙述相关史实时与文献或其它记载之间产生的歧义，我也在注释中尽量罗列或者做出考释。此外，该篇口述中提到的一些人物、史实，凡在其他篇目中也有涉及的，我会在注释中一一举出，以便于读者参照。注释是一件看似不起眼、其实颇费心力与功力的工作，本来，我也很想效仿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李宗仁等人所作口述的体例，将注释写得尽量详细，也想像他一样将注释部分充分展开甚至借题发挥，以至成为这些被访者“春秋里的《公羊传》、《榖梁传》”（唐德刚语）。[11]但具体到这部书，一是篇幅不允许，一是恐怕会过于烦琐而影响到可读性。而且集体传记不同于单个人物的传记，注释过长，也会影响到全书主题的呈现，所以只得从简。 除此之外，本书还附了百余张插图，这也是口述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些插图以照片为主，其来源有三，一是由被访者提供的家庭的或自己的老照片，因为能够真实再现当时特定的场景，并且大多数从未公开，无疑十分珍贵。二是由本书作者拍摄的，其中有些是访谈期间当场抓拍的人物照，由于当时忙于与被访者交谈，不可能抽出很多精力，而且在被访者谈话期间当面拍照也不很礼貌，所以照片数量很少，能让我满意的就更少。还有一些，是我追寻一些被访者当年居住的地方时拍摄的，主要是一些街景，尤其是北京的老胡同。从中可见即使到今天，北京城不同地域居住的人群仍有不同的特点，例如皇城内纳福胡同和恭俭胡同的简陋与秦老胡同、什锦花园胡同的气派，构成对比。而外城诸条胡同的商家气象又与内城的传统守旧有明显不同等等，都是仅仅从口头描述中难以体察的。如今数码相机普及到千家万户，人人都有了当摄影师的可能，我的技术虽然无法与专业摄影师相比，但镜头可以传达我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感受，这既是用文字无法取代，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本书图片的第三个来源，是我从一些公开出版的书籍刊物中翻拍的，旨在提供当年情境，这些我都一一注明了出处。由于有些被访者出于种种考虑不愿公开自己的照片，所以并不是每篇访谈都附有图片，希望读者理解。在此我也向热心为我寻找和提供老照片的被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做这样一部以数十名被访者的口述为主体构成的北京史，是对我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和方式，将这样几十个既非处于同一事件、亦非属于同一群体的个人口述，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至给人一盘散沙的感觉。我的努力方向，是尽量做到“形”散而“魂”不散。从整体结构来说，按照地域划分为内城编、外城编与城郊编三卷，旨在突出京城不同地域居住的人群之不同并且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在这三个地域之内，则按若干人群、亦即若干社会群体分类，旨在强调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域存在由不同人群构成的圈子的、这种惟城市独具的特点。而在每个群体中，又各自有各自要展现的主题和中心，也就是各个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方式和关系。总之，居住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与记忆也有着巨大差异，正是这种种的差异，能够让我们从更多的层面、更多的视角观察和理解这个城市，我相信这种理解，要比传统的史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的，要丰富和深刻得多。 五 在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北京史的这个尝试过程中，我常常会陷入某种困惑，并且不时地发现这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当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必然都有它的长处，也必然会有它无法企及的高度和难以克服的缺点，口述访谈做得愈多，对这点的感触愈深，本来也是理所当然。 首先是客观因素，那就是当事者正在迅速地、不可挽回地离去，这使对有些题目、有些人群的研究已经成为不可能，也使对于北京百年来历史的整体呈现，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门，这包括许多文献未曾记载、如今已不存在的人物、行业、习俗和娱乐等等。对于这样的缺门，有些是明知其曾经存在却已无法补救，还有更多的则根本就未被觉察，而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多。然而这既然是无可挽回之事，也惟有抓紧工作，尽可能多抢救些而已。 更大的困惑，在于被访者面对一个陌生的访谈者，究竟能够深谈到什么程度？谁也不可能奢望被访者与访谈者仅仅通过一次或几次交谈就推心置腹。对于那些较富意义的题目和深具价值的被访者，口述史讲究做深度访谈(intensive interview)，但访谈程度再深，访谈者与被访者也难以深交到知己的地步，这还不仅仅是付出时间和精力多少的问题。举例来说，我这部书的主旨，是以老北京三代人的生活与传承为主线来反映北京城变迁的历史，这个话题虽然范围很宽泛，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个私人话题，那么对于私人生活，究竟应该涉及到什么程度，其分寸就让人很难把握。如果泛泛而谈，浅尝辄止，只触及事实的表面，这样的口述史便无多少意义，但涉及过度，有打探和公布别人隐私之嫌，也并非口述史的主旨，何况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这里便存在着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所涉，不仅是如何达到口述史预期目的的学术性、技术性问题，有时也是道德问题。坦率地说，迄至这部口述史完成，对于这个界限的如何把握，我也不敢说十分明确。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口述史的工作不比文献，常常会受到被访者的干预，也经常会有反复。例如与某位被访者进行多次交谈，费很大心力将其整理成篇之后，该被访者又忽然表示不愿将其公开发表，或者亲自捉刀，将我认为访谈中最有价值和最精彩之处删除，导致被删之后的访谈稿已经再无发表的意义，这恐怕是所有的口述作业者都面临过的尴尬处境。对待这样的情况，我惟有将自己的心态放平而已。因为被访者已经与我交谈过，已经给我讲过那么多故事，这本身就是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发表不发表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获得本身。这样的情况，最多发生在讲述1949年以后的遭遇、尤其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遭遇之时，所以本书的主题虽然是讲述自辛亥革命以来百年的历史，实际上却详于前50年而略于以后。即使对以后数十年有所交待，那故事大多也平淡无味，不如前数十年的故事生动精彩，还有一些，则是我为被访者的处境考虑而自行删去的。对此，相信读者能够理解访谈者与被访者双方的、出于不得已的苦衷。 与案头工作相比，访谈者个人的局限会更经常更明显地带入到工作中，较之搜求爬梳文献的辛苦和长期“坐冷板凳”的孤寂，与各种活生生的人面对面的接触更容易让人感到紧张和压力。脆弱、不自信与厌倦等负面情绪也常常会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曾有不止一个学者谈到，这是大多数长期从事田野工作及口述历史的研究者的共同体验。而我这部有关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从着手制订访谈计划到正式完工，历时整整十年，其间因为没有先行者而感到的心中无底、因为不见同行者而产生的寂寞孤独，让我对这种种灰心、沮丧的体验有着更为深切的领略。我曾几度犹豫，想将这个口述计划放弃，却始终欲罢不能，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北京这座城市蕴涵的那种浩瀚无边又深不可测的魅力，对我产生的无法抵御的诱惑，还有，就是因这个城市中“旧”的一切行将消失引起的惋惜和焦虑。有学者说过，唯有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才能看到文化的真髓，而在这样的时刻偏要转身向后看的人，精神必然是孤独的。这属于又一种负面情绪了，因为“旧”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合情合理的一面。对于历史面临的如此之大手笔、大变革，身为一介书生的我，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所以我很清楚，我知道象我这样找几个老人，做几篇口述，为过去留下只光片影的行径，充其量不过是捞几根稻草，聊以自慰而已。 [1]我这里所指，是近年新兴的城市史学（Urban History）。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与传统史学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它已经远远超出史学范围，而成为涉及到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尤其是近年从人类学发展出的一个分支即都市人类学）以及经济学、生态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第二，新的城市史学研究更加体现出社会史的色彩，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社会主体，以城市内部的社会集团的矛盾、都市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相互影响等为主要研究课题，把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并以此构成与以往那种以城市为空间背景而作的所有历史研究总称的城市史（History of City）的根本区别。20世纪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塞思托姆（Stephan Thernstrom）发表了代表作《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19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被学界公认为是美国“新城市史学”诞生的标志。在研究对象上，该书首次把史学兴趣引向千百万无名大众；从研究方法上，对复杂的计量统计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 [2]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载《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6页。 [3]李陀在《另一个八十年代》文中提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找成功人士做访谈、采访、口述，成了一时风气，广受欢迎，不但有卖点，有市场，而且形成一种以成功人士的自述和怀旧为主题的写作形式，形成一种很特殊的文类。这文类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所谓“非虚构作品”的主要部分，其影响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看样子，中国的图书市场难免也得走上这条路”，载《读书》2006年第10期，102页。 [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238-2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2页。 [6]感谢我的同事胡宝国教授提醒我注意到这个事实。 [7]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几年来民族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3月26日》，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北京满族调查报告》（一），载《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963年内部发行本，3-4页。 [8]施坚雅：《清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转引自史明正：《北京史研究在海外》，载《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3期，253一270页）。 [9]胡鸿保、王红英：《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15-18页。 [10]参考Ronald J. Grele, “ Movement without aim: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oral history”, pp.38-49; Alessanddro Portelli, “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n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pp.63-74, London: Routledge, 1998. [11]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7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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