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与“身份”夹隙中的明代士人群体———《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评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1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摘要］《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塾师的社会规模与构成、生计状况与职业生存观念、职业生活及其社会活动等内容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该书使我们透过“身份”与“职业”的夹隙，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明代塾师群体的真实生活样态，以及中国近世士人群体演进的内在趋向。 ［关键词］职业；身份；明代；士人群体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2010年5月梓印刊行。该书是刘晓东教授在其南开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明代塾师初探》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而成。全书分七章，共30余万字，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塾师的社会规模与构成、生计状况与职业生存观念、职业生活及其社会活动等内容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主要包含这样几方面内容： 第一章，私塾与塾师。通过对明代“私塾”分布的考察，认为私塾教育在明代呈现出更为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并促动了塾师职业群体人数与社会规模的极大增长。不过，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远远超出了私塾，及其对“塾师”社会需求的增长速度，而呈现出了一种“供大于求”的相对失衡的社会局面。第二章，塾师的社会构成。认为塾师就其社会身份而言，几乎涵盖了士林的各个阶层与身份群体。这种社会构成状况，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亦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构成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明代社会民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一种优化。第三章，塾师生计。对塾师的经济收入状况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考察，认为塾师的基本社会消费，既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消费，也包括维系其文化人身份与特征的基本文化消费。塾师之经济收入，虽因其内部层次之高低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总体看来，“搁笔穷”仍是塾师群体一个基本的经济生活特征。第四章，馆塾日课与师道兴替。通过对塾师的职业生活内容的梳理，探讨了明代塾师职位的获取方式与途径、馆塾之职的稳定性、及其职业兴趣等。认为明代塾师的职业精神，更主要的还在于“济读”与“资生”，而非自我价值的实现。第五章，西席、生徒与家主。在由塾师、生徒与家主所构成的这一微观社会结构中，确立起了以“塾师”为核心的、彼此间的基本权利、义务与社会关系。在这一看似简单的微观社会交往关系中，却也因礼法、人情、志趣、世风、利益等多种社会、情感因素的渗透，以及社会变迁的潜在影响，常常导致彼此间权力与义务关系的矛盾与起伏，从而也使私塾结构中的社会关系表现的更为复杂与生动。第六章，书生、乡民与官府。塾师以其相对特殊的社会身份，融身于基层社会之中，并通过与各阶层、群体相对有效的社会交往关系的确立，成为基层社会中沟通上、下层社会的一个纽带与凭借。其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维系，既有着“施教化于下”的一面，也有着“言民瘼于上”的一面。第七章，余论。通过明人对“道体下移”感触的解读，探讨了明代社会的教育危机所在。认为中国历史早期“治”、“教”融合的传统，对后世亦有着深厚影响，塾师的终极生存目标，也更趋向于“治”而非“教”。同时，塾师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掩盖在了“生员”或“士”的身份范畴之下。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塾师虽不乏职业道德的完善，但却缺乏相对完整意义上的职业观念与意识，也因这种以职业为核心的内在聚合力的缺乏，而未能趋向于一种职业群体的整合［1］（绪论）。 中国古代之“士”，历来是学界研究之一个热点话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余英时先生的大作《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的梓行，更激发了国内学者从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士”之研究热情。这种研究上溯先秦，下贯民国，成为一时之潮流，延绵至今，且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虽然八十年代之后对中国古代“士”之研究呈现出一种发散性的特征，几乎涉及了与之相关的各个层面。不过，大体来说，这种研究又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两个命题展开，或受 其影响的：一是 “士”是否是 “知识分子”；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之“士”是否具有向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可能。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一书，选题看似微小，却渗透了极强的问题意识。通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该书实际上是围绕着在中国近世社会演变中，传统的“士”是否具有向现代“知识分子”演变的可能，这一深刻的问题而展开的。与许多学者所不同的是，作者更主要从社会生活层面，士人“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而非简单思想层面“为社会而存在”的精神的角度［2］（P42），来解读这种演变的可能与意义。事实上，早在他另一部著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一书中，作者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传统士人群体“职业”与“身份”的某些悖离之处，及其对士人生存状态的影响［3］（第五章《余论》）。可以说，作者对明代塾师与“基层社会”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基础上，通过对“塾师”这一更为具体化的士人职业群体的深入分析，来探讨“身份”与“职业”夹隙中中国近世士人群体的演变趋向。为了能更为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作者选择了从“生存状态”的视角，将塾师看做是一种“社会人”，着重分析了“塾师”的社会功能与角色，正如南炳文先生所云：“从‘社会人’而不单是‘教育者’的角度，来考察明代塾师及其于基层社会中的多元化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可以说是本书一个相对独特的关照视角”［1］（南炳文《序》）。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视角的审视，作者发现：中国历史早期“治”“教”融合的传统，对后世亦有着深厚影响。明代塾师于基层社会中的社会活动，就不仅限于“教”的范畴之内，也包含了一些“治”的内容所在。塾师的终极生存目标，也更趋向于“治”而非“教”，亦使塾师的社会性格与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掩盖在了“生员”或“士”的身份范畴之下［1］（第七章）。因此，在明代社会中，虽然随着私塾教育的发展，塾师之社会规模也急剧增长，但终因这种以职业为核心的内在聚合力的缺乏，而未能趋向于一种职业群体的整合。塾师于基层社会活动中，更多的还是以“士道”而非“师道”自任。换言之，“师”与“士”在“仕”这一文化与社会生存目标的引领下，紧密地胶合在一起，也就影响了“师”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从而不可能趋向于职业群体的整合。而职业化的发展路径，却是近代知识分子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这种职业精神的相对缺失，使明代的塾师更主要地依托、容身于‘士’这一身份群体之中，而未能趋向于一种职业群体的聚合，这也成为影响中国近 世 知 识 分 子 群 体 社 会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所在”［1］（南炳文《序》）。这些视角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可以说是颇为引人深思的。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基层士人群体日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明代的塾师也未能例外。不过，以往之研究，更多还是从教育史或文学史的角度，以一种“客体”的方式将其纳入到研究视野中，着力探讨学校与教育体制之下的塾师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等，因而对“塾师及其社会生活的理解，趋于程式化与简单化”。而该书将塾师“以一种‘主体’的方式纳入自身的研究视野，着重于从更多元化的视角来解析其生存状态与社会生活，将‘塾师’由单纯的‘教育者’还原为更复杂的‘社会人’，无疑增加了研究的生动性与丰富性”［1］（赵毅《序》）。这也使作者对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与理念，得以重新梳理并新见迭出。诸如对塾师“落魄书生”形象的探讨，便通过对塾师群体社会构成的实证解析，认为“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是一个涵盖了‘退闲官僚’、‘儒士’、‘举人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的多种身份并存的职业群体”，绝非简单的文学化想象便能概括的［1］（第二章）。而塾师群体中“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的日渐淡出，“儒学生员”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构成的演变，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明代教育体制的僵化与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明代社会自身对民间教育资源所进行的一种有效配置与优化［2］（第二章）。而对塾师“生计”状况的考释与解析，进一步解读了士人群体“身份”与“职业”的某些相悖性，也使我们深切感悟到了“相较于农、商等职业群体而言，塾师虽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但并不意味着便由此全然确立起了其‘四民之首’的生存状态”［3］（第三章）。这些见解，可以说是颇富启发意义的。 总之，该书使我们透过“身份”与“职业”的夹隙，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明代塾师群体的真实生活样态，以及中国近世士人群体演进的内在趋向。 ［参 考 文 献］ ［1］刘晓东．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