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认知在甲午战争中已经形成，经过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后趋于固化，因此可以说是直线发展的。对此，吉野作造写道：“我国已经不再惧怕支那了。庚子事件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国。日本告别了甲午战争后清国复仇的担忧。……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支那等为狗屁不如。”[55]自不待言，这种蔑视型的中国认知，正是日本对华行动选择的重要思想前提。
与此同时，日本的优越型自我认知在甲午战争中骤然提高，进而滋生了“东洋盟主”使命感。这种自我认知和使命感虽因“三国干涉还辽”而一度受挫，但是通过庚子事件和日俄战争得到了两次提升，成为其后进一步侵略中国乃至争霸世界的又一思想源泉。
以上述“自他认知”为根据，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日本时刻不忘对华权益扩张，但在具体的对华行动选择路径上，又明显地反映出机会主义特点，即在“三国干涉还辽”的郁闷中思量着与列强关系如何调整，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盘算着怎样获取自己那杯羹，在戊戌变法时对华“示善”图谋掌控中国，在庚子事变中格外卖力并合伙分赃，最后为了搬开其向大陆领土扩张的绊脚石，傍住英美，震慑清朝，在日俄战争打败强敌，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全面侵华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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